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与失落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主体性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问题，彰显不同特征。近代以前，中华文化遭遇过佛教、基督教等“他者”文化的冲击、碰撞、裂变与融合。尽管历经多次更迭与变革，中华文化从未中断，始终贯穿着同一性的价值理念。只是这种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价值理念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呈现不同样态。“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明实践与思想创造之间形成了一个非线性因果律的反馈回路，从而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个性自我’的文化姿态与生命意境。”然而，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与冲击，弱化、消解着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到前所未有之危机。
1.“中心”尊立与统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
文化主体性彰显着一个民族创新发展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形成的文化，其孕育、生成、发展与创新根植于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与宗法制度，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先秦百家争鸣、诸子之学蜂起，初步形塑并夯实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汉武帝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开启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历史。“天下”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指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由“天下”观念逐渐演变而来的“天下主义”包含着丰富的秩序构想，规范和指导着古代王朝对外关系、文化发展实践，反映了中心文化统摄融合边缘文化的发展理路。“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既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内在张力，也在“中心—边缘”的秩序建构中体现了中华文化嬗变式的自我延续，彰显文化主体性。
“天下”包含诸夏、蛮夷，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体系。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天下主义”中“中国”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是“中央之国”“天下中心”，正所谓“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扬子法言·问道》）与中心相对的周边为“四土”“四方”“四海”，其人则为“蛮夷”，“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尔雅·释地》）同时，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是礼仪之国，践行礼乐生活方式，拥有以仁、义、礼、乐为主导的精神文化，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与之相对的则为缺乏文化教化的“蛮夷”。不过，“天下主义”的“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理空间，而是具有动态演变性，反映着中华文化较强的融创能力和包容性。“天下主义”并不主张通过武力征服而是主张德治，通过教化“化夷为夏”，使“他者”成为“我者”，“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可以说，是否能够成为“中国”之一部分，最终的衡量因素是文化与价值，即能否被礼仪习俗所教化、遵行仁义。面对外来文化，一方面，中华文化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如唐王朝对待外来文化奉行“夷夏如一”“华夷一体”；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在统摄、支配与融合“他者”的过程中凝聚四方，实现自我超越，获得生命的延伸与扩展。“天下主义”蕴含着中心主义、整体主义倾向，中华文化是核心，以统一的尺度与价值不断实现对“边缘”的统合。而“夷夏之辨”也凸显了文化主体性，华夏文化作为主体的“我者”较之“他者”具有优越性与先进性，“夷”是教化的客体，“天下秩序擅长于安置、吸纳、收编和同化‘外部’，将外部纳入华夏文明结构之内，或吸收融合，或置于华夷之辨的差异而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
总体来说，鸦片战争前，中华文化主要孕育与服务于封建统治，尽管多次经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中华文化在不断自省、自主与自为中发展，始终表现出自主性与能动性。中华文化既有仁、礼等核心性的文化要素与独特的价值体系，又不断融合“他者”重塑自身，体现承道与革新的辩证统一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近代以前并不缺位。
2.“中心”更替与转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失落
鸦片战争后，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让中国人关注到西方现代化背后的文化力量。西方文化依托现代化形成的文化先进与否的判定标准，彻底解构了中华文化的“中心”势能，使其从以往的“中心”位置跌落，以往历史赋予的“优势”“先进”不断被质疑，主体性日渐式微。
任何文化的融合与创新都有其惯性，以往以“华夏”融合“蛮夷”的思想范式依然存在，西方人也曾一度被中国人视为“蛮夷”。利玛窦对此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人把所有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只是近代以后中华文化在统合“他者”文化中更多地显现出“无力感”，甚至不得不“被动涵化”。事实上，17世纪中叶后，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辐射与统合力不断减弱，东亚各国渐渐互不相容甚至相互鄙夷，看似同一的文明体内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原来朝贡体系中的周边国家逐渐从中华文化体系中“脱嵌”。
近代西方文化的入侵也彻底改变了文化优越、先进的标准。封建时代所形成的评判标准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先进器物创造能力、现代化融合能力为核心的新评价体系。可以说，传统文化所持的文化优劣观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步步紧逼下逐步让位于西方文化强弱观。近代西方在工业发展中开辟了“现代文明”的宏大图景，并借此获取了对“现代”“文明”“进步”等话语叙事的解释权。为满足殖民扩张的需求，西方国家将地域性、具象性的标准普世化，建构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价值幻象。这种价值幻象隐匿于彼时西方技术进步、物质发达等国力强盛的表象之下，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此陷入“现代化即欧化、西化”的认知迷思，赋予西方文化先进和优越色彩，反之对中华传统文化存在诸多贬抑。总之，巨大的器物差距将中华传统文化推下文化“神坛”，中华文化被放置于西方现代化所缔造的文化价值标准之下“重新审视”，作为“我者”的文化主体不断弱化、消解甚至否定，转而成为有待改造和扬弃的“客体”。
同时，西方概念、范畴、判断与话语等不断涌入，彻底颠覆了中华文化在“天下主义”“夷夏之辨”观念中形成的文化发展理路。“天下”作为概念被“万国”“世界”所替代，“去中国中心”的新世界观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中华民族从以往开化的民族变成有待觉醒的民族，成为有待被现代文明教化的“对象”。中华传统文化被知识分子质疑、批判甚至否定。“五四运动”前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异常激烈，严复的“适者生存”进化论、胡适的“西洋近代文明”参照系和“全盘西化”论等都推动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解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被文化自卑所取代，文化的自为性、自主性和创造力等不断弱化、衰退，文化主体性陷入危机。贺麟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当然，文化主体性并不会立刻解构、消散，而是作为复线、辅流存在，反映出近代部分知识分子复调式的挣扎。但总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被视为“旧文化”，被作为质疑批判甚至是全盘否定的对象，深陷文化主体性危机。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夯实与巩固
文化主体性的失落让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跌落谷底，文化焦虑与文化自卑一度蔓延，如何重新建构、夯实与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带领中国人民不断重塑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1.辩证取舍：理清文化创新之“主体”
“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影响深远，彻底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否以传统文化为“主体”进行文化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必然面临的问题。不同党派、团体持有不同态度。“西化派”在“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认识基础上，完全抛弃中华文化这一“主体”；“文化本位派”要求立足“中国本位文化”进行建设，提倡“恢复固有文化”，认为“过去的病症既是由于违反儒家的教义而来，今日的病症，正可以实践儒家的教义以图矫救”。国民党则要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提倡尊孔读经、恢复祀孔、大修孔庙、优待圣裔，“国文教科书，必须以四书五经为重要教材”，湖南、广东等地的小学开展读经活动等。
中国共产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运用辩证法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肯定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在场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主张在既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发展新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全面、系统、历史、辩证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逐渐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进行文化建设、重构文化主体性不可或缺的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延安等地开展文化建设，确立了辩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以确立“主体”的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应该把“民族的”放在首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是创新发展的“主体”，艾思奇指出，“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无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毛泽东更是提出了评判中华传统文化“优劣”的标准，即封建性的“糟粕”，民主性的“精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出“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分析、甄别、选择有当代价值的文化。既反对不加批判、全盘接受的“国粹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明确提出辩证对待文化遗产“要细心地选择、保护和发展它的一切有益成分，同时要老老实实地批判它的错误和缺点”。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政治与阶级分析的同时，从科学性、人民性等多个维度加以分析，比如主张用“现代科学观点”整理文化遗产，具有人民性的传统文化理应被社会主义文化吸收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辩证、历史地对待传统的方法得以延续，“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中国共产党调整文化政策方针，提出了对待文化遗产“钻研、吸收、融化、发展”的八字原则。同时，强调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实践中进一步夯实与巩固文化“主体”性。
2.择善而从：涵化“他者”以彰显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的强弱主要表现在与“他者”文化的关系方面，也就是文化主体能否有效抵抗“他者”文化的冲击、侵蚀、渗透，涵化“他者”文化以推动自身创新发展。对待外来文化，近代以来就存在不加辨析予以接受的全盘西化派，“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改革开放后，“全盘西化”的主张沉渣泛起，有人提出要融入西方的蓝色文明，这显然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彻底放弃。中国共产党主张辩证对待外来文化，既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又要“为我所用”，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正确对待“他者”文化的态度，反对文化霸权，主张文化多样性，在辩证对待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文化创新。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反驳了醒狮派“推翻本国文化”的观点，反对文化决定论，反对文化霸权。恽代英认为，应该不卑不亢地对待外来文化，“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羡慕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主张根据文化不同的性质、目的区隔化对待。一方面，抵制以侵略与殖民为目的的外来文化，明确提出要“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文化机关”。另一方面，自觉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肯定外来文化存在“长处”，并强调要在吸收借鉴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要将文化建设权、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应以中国文化建设之实际需要为着力点对外来文化进行筛选、剥离，有针对性地吸收，反对食洋不化、照搬照抄。周恩来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1964年9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于一度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西方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进行辨认与区分，肯定“优秀文化成果”的价值，如“对西方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要学习”，“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随着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等大量涌入中国，国内也一度出现了“崇洋媚外”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提升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一方面，主张现代化道路、文化发展具有多样性，纠正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推动现代化的错误认知。文化的发展应该尊重各国文化传统，“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的差异”。另一方面，明确了对待外来文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主张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进行统合与涵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
3.革新创造：塑造新文化以巩固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最终体现为能动地开展文化创新，需要回答“如何进行文化创新”的问题。对此问题，国民党曾提出“唯生哲学”“力行哲学”等，企图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取若干精神与思想，通过“复归传统”形成新的文化秩序。不过，他们主要是择选与照搬，并没有实现对其实质意义上的改造与创新。他们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等，认为这些是欧洲社会的产物，是“仅仅适合于欧洲”的“舶来品”，“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在“结合”中不断巩固与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推动文化创新的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整理中华文化资源并赋予其时代意涵，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整理经典著作，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先秦诸子学说、中国历史等进行整理与辨析，实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郭沫若从唯物辩证角度审视《易经》，认为它“从自然的观察所得出来的一个辩证的宇宙观”；吕振羽认为墨翟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民主主义”是“伟大的”，“在今日，也还有其积极的进步因素”。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与发展中华文化，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继承与发展中国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当然，文化主体性最主要的表征之一就是能够创造出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不仅赋予了中华文化现代性，而且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中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目标。该时期延续了上一时期既肯定又超越、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方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创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珍惜、保护和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小康”“和谐”“荣辱观”等都是在“结合”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概念、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形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不同时期形成的新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强化与发扬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进入了体系化、理论化的新阶段。之前主要是如何让近代以来风雨飘摇中难以维系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新时代以来则主要解决如何彰显文化主体性，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现代化过程中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深化“自我”认知：从关系维度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之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仍集中于是否应该成为“主体”、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前提性讨论，在肯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多个维度深化对“自我”文化的认识。
新时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如何看待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存在困惑与分歧。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全面批判，其消极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即使今天，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很大分歧。”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反传统”思潮，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仍需要进一步从传统文化的价值、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深入探究。
为了消除对传统文化的模糊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从多维度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是从历史高度赓续中华文脉，夯实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理解中国，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华文化塑造“中国”的重要作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从“文化自信”的开局破题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布局落子，诸种改革举措既不断夯实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性，又强化了大众的文化身份认同。二是从价值维度审视中华文化，清理和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赓续历史文脉并不意味着代际重复，“继往”亦需要特定的评价标准、资源体系和方法。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这一表述明确了人民群众在评判文化价值中的主体地位，“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则确立了从价值维度来评价、鉴别、取舍传统文化的新标准，“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厘定了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明确了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路径方法。基本态度、鉴别标准、路径方法等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完善了以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针。三是从实践效度明晰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正向关联。现代化方案的选择离不开对本土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可以说，“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正是对现代化实践场域的具体空间指认，是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同时，这种“文化主体性”并非封闭的自我指涉，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检验下决定文化评价的标准与文化创新的方向。总而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简单怀旧，而是指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生命体，主体性正是在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有机互动中得以确证和深化的。
2.摆脱“西方”羁绊：在解决现代性问题中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
“任何文化主体性的坚守，都需要通过自我性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彰显自身独有的风格与气派。”新时代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了批判借鉴地对待“他者”文化的态度。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已从以往如何汲取与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转换为如何提升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为现代化中的普遍、共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西方文化主体性源于文艺复兴后“自我意识”的崛起，表现在人作为主体开始认识自我、肯定自我、追求自我，注重从人的视角描绘世界图景，主体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国家不断建构起以物质优势为核心或以“物质中心主义”为基本要素的文化主体性，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后又演化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层面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论，强调西方价值观、制度在世界历史中的普遍性和优越性。西方在将自身文化打造成可效仿的样本同时，以俯瞰的姿态看待其他文化，将其视为客体或异类。
然而，这种建立在“物质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一元化的主体性，在“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变革中不断“衰落”。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日渐崛起。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一元性、统摄性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对各国民族文化的“佞妄”受到质疑。一是主张一元化、中心化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逐渐失去市场，多元文化论逐渐获得认同。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进化式的，而是复合式的，任何文化都不具有与生俱来的通约性。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容易导致文化冲突，滋生民族自我与文化确定性标记丧失的危险。而各国在现代化实践中亦逐渐肯定本土文化在自我认同、民族振兴方面的独特价值。“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美美与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评价文明“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二是为解决现代化中存在的普遍、共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让不少西方学者关注中华文化，承认“儒教”有利于现代化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化中出现了人与人关系紧张、价值虚无化、精神空虚化和意义碎片化等问题。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致力于道德自我的内在超越，形成以“仁”“礼”为核心的超功利性伦理体系。其中，“孔颜乐处”所表征的安身立命之道，有助于解决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精神价值问题，为解决全球普遍面临的现代化发展问题提供了反思性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以“仁爱原则”为根基的价值立场是对“物质中心主义”的反拨，以“仁爱精神、责任意识”为核心的行为规范是对“秩序意识”缺位的纠偏，以“协同社群、合作政治、王道世界”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则为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中国智慧”。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通过构建对外传播矩阵，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在回应世界现代化发展难题中得以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文明对话交流中得以高扬。
3.“两个结合”：创新了强化文化主体性的方式方法
如果说19世纪中华文化在“外在冲击”下被西方现代性审视与批判，被动地进行文化现代化转换，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高扬与提升，从被动转化为主动，自觉、主动地进行“内在转换”，开展文化新形态的建构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五四运动”时期曾一度出现“互相冲突，互相简单否定”的认知，改革开放后学界形成了“对立说”“并存说”等。“对立说”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研究对立起来”，也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与“国学”之间是否相融的质疑，“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并存说”则提出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两种观点日渐式微，但唯古、复古、崇古的思潮仍时有涌现，出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割裂的观点。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迫切需要澄明的问题。“两个结合”的提出，一是彻底廓清了以往对中华文化与现代化、中西马关系模糊、单一化、僵化的认知。“两个结合”使人们从以往僵化、错误的认知中解放出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认同，实现了广泛而深层次的文化觉醒。二是“第一个结合”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强化锚定了方向。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是一种纯思辨的建构，它在西方现代化扩张的冲击下产生危机，也必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以重塑。文化主体能动性、自觉性的革新与创造建立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与解答上。文化主体的创新方向离不开对中国实际的观照与把握，只有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化才能真正彰显自身价值，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三是“第二个结合”是巩固与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还在于对传统文化精髓要义与思想基因的传承与弘扬。以往“第二个结合”以一种非显性化的方式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以往结合维度下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从一种隐性自在、自发的辅助性存在，转化为一种自主、自觉的显性方法论自觉。总之，“两个结合”推动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转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支撑。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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