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由此可见，以“第二个结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以此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已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课题。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发展全局，特别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阐明“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基础、方法论构成和方法论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一、“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基础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精髓在于从“新”和“生命体”的内涵切入文化理论。“新”和“生命体”具有内在生成性和有机统一性，体现了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生命体本质。“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是一个不断从“旧的”基底中“突破”和“再生”，不断交汇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把握“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基础，必须从“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本体论入手，探究其哲学渊源和生成路径。
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本体性
康德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主体能动性，需要理顺马克思对康德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性继承逻辑。康德的文化理论虽然强调主体性，但康德所谓的主体性，并不以实践为基础，而是拘泥于“主客二元对立”。康德文化理论的根基在于先验主体性（知性）对现象界的构造性统摄。他在《判断力批判》中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原则，将文化现象理解为先验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的综合产物。“先验统觉”的“我思”是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基点，“时空直观”赋予文化符号以时空延展性，“因果性范畴”建构文化事件的意义链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文化定义为“自然向人生成的终极目的”，“德福一致的至善只能在上帝存在的公设中实现”。“自然向人生成的终极目的”，要求人们摆脱感性欲望的控制而服从“道德律令”。康德对文化的看法是建立在理性概念之上的最高形式“义务论”，其本质是先验自由在经验世界的中介化显现，即通过技术文化突破自然限制，借助交往文化调节社会冲突，最终指向道德文化对理性自律的培育。最后，康德构建了“先验主体性—现象界构造—文化目的论”的三元逻辑链，将文化演进视为理性主体通过认识能力逐步实现自由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对康德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首先，马克思认为，康德文化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其“将主体性囚禁于思辨领域”的认识论前提，康德意义上的文化贯穿着先验统觉的虚幻二元性，本质上是虚幻的文化。康德认为，“艺术是天才通过想象力对知性规则的自由协调。”这种基于天才想象力的自由协调，仅仅停留在幻想领域，未认识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则强调，“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由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创造的。其次，康德将“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悬设为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却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生产与人的异化的现实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道，被康德视为自由实现手段的“技术文化”，在机器大工业中反而成为“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异化力量；其标榜的“审美无功利性”，实质上掩盖了艺术生产与资本增殖的逻辑同构。最后，马克思将文化生产的基础建立在物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揭示出文化现象既是被实践中介的认知对象，又是实践本身的意识形态产物，确立了“物质生产—社会关系—文化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框架，实现了对康德文化理论的根本超越。马克思对康德文化理论的批判，不仅解构了先验认识论的文化虚构，更打开了通过革命实践重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超越。黑格尔立足“绝对精神”理解文化现象，将文化的形成看作“概念的自我运作”，而不是人的“现实的劳动”的结果。一方面，黑格尔“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本体论承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康德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矛盾。但是，黑格尔所谓的实体只是理念和概念，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形成“绝对精神”，并“把现实世界冒充为绝对精神（上帝）的外化”。文化创造被抽象为“绝对精神”自我显现的环节，被归结为“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是通过辩证运动（否定之否定）实现主客体的动态统一。在其哲学体系中，概念经《精神现象学》的意识经验辩证、《逻辑学》的纯粹理念推演、《自然哲学》的外化沉沦，最终在《精神哲学》中复归为完满的“绝对精神”，文化形态的生成被归结为概念系统的自我展开，受制于逻辑学的先验框架。这种辩证法以逻辑学吞噬现实的历史性，用思想的内涵逻辑遮蔽现实的实践逻辑。因此，黑格尔忽略了文化创造的主体，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文化就成为“无人身的理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将文化创造的主体性置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之上，摆脱了黑格尔抽象的“概念自为”，将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现实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现实历史运动，“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将文化的产生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完成劳动的本位复归。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解放这一终极命题。文化的进步性体现为“自由时间”的拓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工人阶级的实践将使文化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类解放的杠杆。工人阶级的文化创造活动汇聚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其目标在于打破资本对精神生产的垄断。马克思在批判康德、黑格尔文化理论的基础上，赋予文化以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本体性，这是“第二个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渊源。
2.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优秀文化资源及其当代激活
传统哲学核心范式的当代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激活，本质上是传统哲学范式与现代文明基因的深度互联，这一过程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绝非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以中国哲学的“生生”之道为内核，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张力中生成的文化生命体，其创新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民贵君轻”到“人民至上”的治理哲学跃迁。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主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传统的民本主张，使其突破“君—民”二元结构，上升为“人民主体性”的民生哲学。其二，从“协和万邦、世界大同”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熔铸。《周易》提出的“保合太和”的宇宙观、《礼记》提出的“大同”理想，在当代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元共生的新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东方智慧，标志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文明对话层面的范式突破。其三，从个体伦理、社会伦理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升华。“孝悌忠信”的家族伦理升华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礼义廉耻”的规范体系转化为诚信社会构建的基石。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激活，使它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历久弥新的精神动能。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第二个结合”深度互动，共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过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也是对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激活。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质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彼此契合，特别是两者在哲学渊源上的彼此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
二、“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构成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方法论内涵，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五个维度的哲学方法论内涵深刻、逻辑严密，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契合历史必然性与时代规定性，更以问题意识为驱动，聚焦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战略思维。“第二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定了长远规划，提供了全局视野，这不仅是理论融合的方法论创新，更是具有全球文明意义的战略思维革命，其建构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破解“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困境、重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第二个结合”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事关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不是独立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抽象存在，而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自觉、有重点、有步骤地结合。当前，世界各国都处在文化交融激荡的洪流之中，如何破解文明冲突、价值认同危机等世界性文化难题，成为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二个结合”，从全球的战略高度思考我国的文化建设问题，“第二个结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解构了由唯心主义主导的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从“文明学习者”到“文明创新者”的战略跃升，不仅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更重塑着全球文化新秩序。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历史思维。“第二个结合”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在处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注重对历史过程、历史逻辑、历史必然的考察，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主体性，以此厚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历史根基。“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华五千年文明基因谱系为文化资源，赋予新时代文化发展历史纵深感。“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宏伟目标，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线性史观”“历史终结论”和“现代性优越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传承创新主体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中国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实现历史性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辩证思维。“第二个结合”坚持从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从实践中把握文化生命体构建过程中矛盾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辩证发展，使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有机联系和互动发展中迸发出旺盛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就是实践着的人们，从根本上说，现实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主张，要从抽象的思维到具体的实践中认识真理，在特殊性中把握普遍性、在普遍性中认识特殊性。这种普遍性“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探索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中国道路，辩证地看待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不同，但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必须从中找到彼此契合的实质性内容，在辩证统一中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特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系统思维。“第二个结合”立足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三重维度，以系统性认知框架指导社会实践，从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高度对文化发展进行统筹规划，以此造就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一，“第二个结合”从整体性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第二个结合”从整体性阐释中华文明基因谱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课题的耦合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二，“第二个结合”是一个相互作用、不断更新的系统。新的文化生命体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彰显了中华文明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开放包容的品格。其三，“第二个结合”考虑各要素之间的互补性，从协同性上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自身文化要素与其他民族文明文化要素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求同存异，注重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这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看法和方法，以一种和平的守护者、发展的推动者、合作的倡导者和共赢的实践者的身份，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新思维。“第二个结合”强调在问题探索过程中以独创性的方式方法思考文化生命体的突破与再生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全新思路，进而不断丰富、充盈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内涵。创新思维不是对旧事物、旧文化的一味否定，而是对旧事物、旧文化的扬弃。实现这种扬弃的关键，在于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尤为重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文化创新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任何与此相悖的所谓创新都不过是标新立异。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化创新不能不加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以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新时代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挖掘文化资源，赋予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内涵。
三、“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功能
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文化形态，更没有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标准。“第二个结合”塑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解构了以西方文化为基石的“西方中心论”，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中国文化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深入把握“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功能，既要明确其在哲学层面上的创造性建构，还要回归具体实践去深究其现实指导意义。
1.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窗口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应对“两个大局”的智慧和力量，关键是坚持“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引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第二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展现出强烈的主体原创性，成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直观窗口。
以“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实践的规律和脉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的文化是充斥着封建糟粕文化的旧文化生命体，它依附的是传统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过怀疑和否定，出现过激进的反传统与“全盘西化”主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改造中国人民精神世界、改造中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进步力量与生机活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精神、思想等文化维度发源于社会生活，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生发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说明要在历史规律中理解文化发展，文化是阶段性、连续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需要传承前人的优秀文化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分析框架，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化建设方针，通过实践辩证法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强调“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立足革命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维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推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文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新确立，不仅为“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理论移植”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深究“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为我们党认识、掌握、运用规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对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对深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其一，战略思维从战略高度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向提升。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全球的战略高度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困境、重塑全球文化秩序，为人类应对文明冲突提供中国方案。其二，历史思维以唯物史观为根基，通过大历史观挖掘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基因，在解构西方“历史终结论”等线性史观的同时，巩固文化主体性，确证中国共产党赓续文明的历史自觉，即以文明赓续激活五千年文化基因，破除历史虚无主义迷雾。其三，辩证思维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实践中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构建兼具历史根脉与真理普遍性的文化生命体。其四，系统思维立足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三重维度，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解构西方文明冲突范式，为全球文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其五，创新思维通过独创性理论建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构建文化引领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文明范式支撑。总而言之，“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从多个层面和角度为丰富文化理论研究、探索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撑。
2.昭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辩证方法
理论的科学性必须立足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并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检验。马克思提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历史与实践场域，而不能抽象地存在于纯粹思想领域之中。“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契合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践要求的理论创新，蕴含着正确处理主动与被动、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等现实问题的辩证考量，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正确处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基之上。长期以来，戴着资产阶级有色眼镜的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其中，奥地利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将马克思主义批评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其他因素（如文化、政治等）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观念上层建筑关系的看法，绝非刻板的客体被动决定论，而是将文化创造活动看作人们能动的主体实践活动。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强调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和延续性以及对经济的反作用。人是具有主体观念的存在物和文化的存在物，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主体。这表明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在继承和融合中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经济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决定作用呈现为结构限定性与历史生成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在人类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文化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促进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具有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论在开放和互动中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文明类型，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丰富了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华文明在自我更新和反思批判的发展过程中完成再创，生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特殊表现，它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特殊的方式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普遍趋势。“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并不是用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去对抗世界文明的普遍性，而是为世界提供一种多样性的普遍性文化形态，它通过开放环境中的多元互动，将普遍性与特殊性视为动态的统一体。这样在保持国家独立性和高度的文化自信的同时，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的五个维度的哲学方法论，层层推进，辩证统一，构成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哲学坐标，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突围，更昭示着全球治理的范式创新。在文明冲突与价值虚无交织的全球语境下，“第二个结合”以“物质—精神”协调发展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以“破”与“立”的辩证法重塑文明对话规则，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基因”破除“历史终结论”的线性叙事；以“整体性—协同性”框架熔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基因；以矛盾分析法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课题，超越资本逻辑的异化陷阱；以“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性贡献全球方案，倡导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5年第8期
网络编辑：马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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