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舒尔茨因素”，主要是指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内容的援引和例证。就文本而言，主要集中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Ⅰ”部分，存有大段“舒尔茨因素”，这在马克思著作中实属罕见。关于“舒尔茨因素”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科尔纽曾在其《马克思恩格斯传》（Ⅱ）一书中对舒尔茨的思想进行简要介绍，并明确指出马克思对舒尔茨思想的肯定部分，即“生产的发展和在需要扩大的基础上的分工既决定着各种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的依次更替，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斗争”。苏联学者尼·拉宾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就马克思援引舒尔茨《生产运动》的缘由予以交代，即源自对大资本主义企业运作方式的兴趣。日本学者和德国学者对此也颇有研究，例如日本一桥大学植村邦彦于1981年发表的《从舒尔茨到马克思：近代的自我认识》和德国汉诺威大学米夏埃尔·沙利希于1994年发表的《舒尔茨与马克思：论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运动〉的接受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突出舒尔茨思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力。此后，该研究出现了中断时期。直到近些年，关于马克思与舒尔茨之间关系的研究才又逐渐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舒尔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之中的地位和影响程度。基本观点为：其一，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坐标，舒尔茨的“物质生产”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二，需要基于整体视域和具体语境考察舒尔茨和马克思的关系，舒尔茨最终导向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具有异质性。其三，通过舒尔茨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辨析，能够明晰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之处，进一步确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以上研究为青年马克思思想生成史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性，使得马克思早期哲学的研究更为精细化。然而，就文本内容细节而言，依旧存在一定探究空间。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说法：“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费尔巴哈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这似乎指明这样一个方向，即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展开对“舒尔茨因素”的处理，进而服务于自身思想变革。立足青年马克思思想变革过程，费尔巴哈哲学基础恰恰又构成了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重回原典，针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舒尔茨因素”进行详细语境（马克思语境和舒尔茨语境）的考察与分析，进而明确马克思面对“舒尔茨因素”的哲学立场和内在逻辑，即马克思究竟基于何种问题域而关注到“物质生产”？“舒尔茨因素”在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中的作用及其界限究竟在哪里？这是理解马克思与舒尔茨思想关联的前提性核心问题。
一、国民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工人贫困问题
在“笔记本Ⅰ”《工资》一文中，马克思首先基于国民经济学角度对工资问题进行考察，揭露国民经济学不人道主义的追求；强调理应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对国民经济学内容展开内在性批判。也正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才开始大篇幅援引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的内容。
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工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一是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造成的致命影响；二是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三是不同社会状态下工人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而不同社会状态中造成工人贫困的原因亦不一样：在社会衰落状态中，工人受到的压迫与贫困主要源自社会环境与恶劣形势；而在社会兴盛、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来自劳动自身属性所带来的不幸，即工人阶级自身的劳动产生了贫困本身，这种贫困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自身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以及生产的财富，即“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无论哪一种社会状态对工人而言，皆没有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工人始终处于弱势与贫困的境地。即便是在斯密致力追求的最富裕社会状态下，整体社会的财富积累亦无法保证每个个体的生活富足，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分离态势。同时，工人只能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正是基于此种理解，马克思揭露出斯密国民经济学的无效性，因为社会的不幸反而成为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于此，马克思提出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舒尔茨因素”也正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得以出场，主要内容则集中于《生产运动》“物质生产”一章。从自然段来看，可分为七段，其中前两段和后五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主题。
就第一段和第二段而言，它们所服务的主题是“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在第一段引用中，舒尔茨以两种类型的劳动所对应的工资水平及其变化来予以说明。第一类工作是要求具备特殊才能或加以训练的工作，这类工作是属于少数人的，所对应的工资水平总体比较高；第二类工作是没有技术含量、任何人都很容易进入的机械单调工作，当前劳动市场中，此类工作从业者众多，竞争加剧从而致使工资水平持续下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的工资提升倍数远远高过后者，对于后者而言，工资水平甚至是没有变化。但是在国民经济学这里，他们忽略劳动的不同类型以及对应工资的真实状况，以所谓的“平均工资”来证明社会的进步从而掩盖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贫困状况。舒尔茨进一步指出，工人工资仅仅是估计工人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衡量工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在于工人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但实际上，在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工人收入无法实现持续性的保障。并且，随着机器的使用，以往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发生增加变化，这一变化也没有增加工人的收入，反而进一步加剧富人对工人权利的剥削，并且这种剥削将会扩散到各个地方。在第二段引用中，舒尔茨重在说明，即便平均收入增长属于真实情况，依旧会存在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对立会更加尖锐。因为生产总量的增长虽能带动需求提升，进而可能减少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现象却可能因此加剧。对于一个生产力发展的国家而言，工人工资并没有和生产总量的增加处于同步状态，反而成反比关系。
回到《生产运动》原文语境，舒尔茨这里所谈的主要意思是：物质生产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随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并没有为工人阶级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第一，就“平均工资”而言。舒尔茨认为国民经济学借助统计学所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是在整体上证明繁荣而忽视局部的萎缩。这样所能塑造的只能是工人这样的一个标志，即“工人同社会其他阶级的对抗和敌对的姿态”。在舒尔茨看来，工人阶级完全有权利对自己所处的剥削状态进行反抗，提出自身更多的要求，争取自身更多的权利。第二，就不同类型的工人劳动而言。舒尔茨认为这种经济压迫的职业岗位会产生“专制而恣意的价格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职业声誉等级制度”，这对于数量居多的工人阶级而言，就会导致经济和道德上的压低，从而产生一种历史的正义和非正义。舒尔茨将富人对工人阶级的这种剥削称为“皇家娱乐”。
从第三段到第七段，这五段的引用所服务的主题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其中，第三段旨在说明，精神的自由发展和肉体的奴役是相互不能容忍的；精神的自由发展依托于充沛的精神创造和享受的时间，而争夺这一类时间则依托于劳动组织的努力与进步；在当前的生产状况下，尽管机器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组织的进步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工人的精神享受时间并未随之增加，反而因劳动时间的延长而减少。第四段，连续的单调的活动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都有害；分工具有弊端；人们利用机器进行劳动与人们自身被当作机器进行劳动之间的根本差别，往往被忽视。第五段，未来的情况下，机器产生的盲目自然力终将被人所控制。第六段，劳动组织改组的实现，为女性的就业范围提供便利与条件，经济上才能获得独立的地位；机械的改进虽然有助于人们摆脱单调乏味的工作，但同时也为资本家提供了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多劳动力（甚至包括童工）的机会，他们以此替代机械手段，反而阻碍了机械技术的迅速发展。而这里关于对童工的奴役在《黑奴和自由奴》一文中马克思亦有引用，这种状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止，反而意味着“我们还远未到达贫困的极限”。第七段则集中在谈工人的劳动最多可以满足生存需要。
针对以上五段内容的分析，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以下观点：其一，关于“精神劳动以及增长的精神需要”。在舒尔茨看来，物质生产的最大影响就是存在于“身体活动、感官享受同精神劳动以及增长的精神需要之间整个关系之上”，无论是个体还是总体，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当感性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精神活动也需要在更高的程度上展现出来。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催生自由时间，社会各阶层，包括最底层阶级，都会对这一自由时间提出普遍的争取要求，并要求一种权力来将这一要求贯彻。其二，关于“改变的劳动管理对个体工人的肉体健康和精神教养的影响”。舒尔茨认为，在变化的大工业视野中，不能忽视不同管理方式和特有东西之间的过渡。人借助机器来劳动和人作为机器来劳动是有着区别的。当人们借助机器进行劳动时，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精神压力，但它也能有效减轻肉体劳动对精神和身体的负担，从而改善工人的身心健康，并使他们的劳动活动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和全面。其三，关于“改变的劳动管理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舒尔茨这里主要考察妇女情况和儿童情况。在他看来，“作为在工业发展中要求耗费体力的艰苦劳动越是依赖于外在的自然力，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也就越以更大的比例参加到了工业生产之中”。同样，妇女参与到工业劳动之中的原因和儿童是一样的。其四，关于“储蓄银行的建立和扩张”。储蓄银行，作为一种本质上已发生变革的劳动组织形式，对于深陷贫困泥潭的工人而言，非但不是解救之道，反而是贫困现状的一种反映。要积累资产成为资本家，储蓄是必要条件，然而，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仅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就已十分艰难。
通过马克思的摘录和舒尔茨原文语境的一一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舒尔茨这里所批判的对象正是国民经济学。在他看来，这些国民经济学家的缺点在于，他们只研究物的世界，而不研究人性本身内部的生产本质，不把人看作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而对于舒尔茨而言，他所着眼的主体一直都是人本身，特别是工人本身，一方面立足现实经济活动，揭露工人生产过程中所遭受的剥削状况以及真实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则综合观察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组织、劳动管理变化，对不同类型的工人阶级在身体物质层面和精神活动层面所发生的变化。基于此种角度再来回应马克思在引用之初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抽象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工人在劳动中，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机器、动物存在，这种不属于工人自身的抽象劳动（实际上已经是异化劳动）只会奴役人，因此，它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只能是压迫人、剥削人，剥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将人贬低为工具的存在、牲畜的角色。第二，工资变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综合问题和材料支撑，马克思借助舒尔茨的论述意在强调，工人阶级状况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若忽视物价和生活资料价格变动的因素，单纯依靠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不能改变工人的状况，当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物价的上涨水平时，工人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坏。同时，工人工资的持续性因素也需要考虑，这是衡量工人收入的重要标准，没有持续性就没有生活的保障。而工资的平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由于在劳动过程中，每个人的自然的、精神的、社会的活动都存在一定的差别，这就导致工资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体现，同时，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人的平等与自由，工资的不平等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反映，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在劳动中的异化问题。而这一切的背后皆是私有制所造成的。而这也是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焦点所在，因为蒲鲁东虽然看到了贫困问题背后的私有制根基，但他试图以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平等来反对私有制，这种不彻底的方式致使马克思称蒲鲁东为“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而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批判在《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那里得以更进一步地呈现。
总之，在这一部分的“工人贫困问题”中，马克思与舒尔茨关注的问题具有一致性，并且在国民经济学、社会思潮的批判对象、主旨和内容方面皆具有极高的契合性。但马克思并非仅仅停留于表面的经济现实揭露，而是已经开始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私有制基础，他对经济现实的理解远远超越了舒尔茨。
二、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工人竞争和发展问题
在“资本的利润”一章，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问题时援引了三段舒尔茨的说法，涉及的核心主题是大、小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发展问题。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竞争，一方面是唯一能够有效抵制资本家的手段；另一方面，竞争对于提高工人工资、降低商品价格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马克思却指出，竞争的形成离不开资本的增加和分散，资本的形成离不开积累，而资本的积累也有赖于资本间竞争的扩大。但是，在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积累的资本只能由少数资本家掌控。竞争又是资本向外开辟道路的核心手段。随着竞争进程的加剧和竞争时间积累的加长，在这样基础上所形成的资本，必然会产生大资本和小资本，并且大资本按照量的大小也比小资本积累得快。由此，马克思继续对大小资本积累的过程进行考察。在对斯密的材料摘录分析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因竞争而减少。随着竞争的深入，只会增加招工的难度而加剧工人的短缺，迫使资本家采取工资提升的方式招揽工人，但这也就意味着利润的降低。在这样的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小资本家最终的命运都是陷于负债乃至破产，而大资本家则凭借已积累的大量资本（他们在固定资本的获得、资本的积累途径方面都远超过小资本家，如原有资本情况、信用因素等，都比小资本家积聚和简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大资本家为自己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有效承担亏损，并进一步加大竞争，赚取小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这就是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过程。等到大资本完全兼并小资本后，市场就会出现商品质量问题等一系列恶性问题，垄断及市场霸权行为就是由此而生。同时，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是大小资本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尼·拉宾的说法，“马克思对大资本家的这个胜利者极感兴趣，并且决定更快地查明作为经济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基于此，马克思开始研究舒尔茨《生产运动》中的相关内容。第一处所摘录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工业领域的发展。舒尔茨指出了工业发展的三个因素，即生产的目的、大地产的立法维护和地产分割的立法容许。在工业领域，因为生产的相同目的，使大批物质财富与智力和技能广泛结合；立法对大地产的维护，使过剩的人口拥向工商业，大批无产者成为工业领域的主力军；而地产的被允许分割，推动大小地产之间的竞争，进而促使不再为土地耕作又没有财产的工人又拥向工业。工业领域就是在这种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第二个方面则是关于工人所受的剥削。舒尔茨以棉纺业为例，说明借助人手的机器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使人变成了机器。“他因此服从于成千的知觉，并因此，甚至当其必须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唯一的一种机械的熟练的技巧上时，他也还是一个不完美的机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工人成为承受经济发展恶果的主要承担者，而这种恶果却又是工人所无法决定的。事实上，舒尔茨这里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已经潜在地对无产阶级的遭遇进行揭露。第二处所摘录的内容主要涉及劳动组织中生产力的联合所带来的效应。随着生产部门的密切结合、科技知识和才能的广泛结合，资本家就有可能从多方面积累自己的资本，从而把积蓄延伸到各个领域，有利于打破不同领域之间的利益对立。但是，这种联合的背后加深了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尔茨的这种考察基于他对工业领域的阶段划分。社会化大联合正是处于工业领域的第四个阶段，分工细化，全方位联合。但马克思并没有延续舒尔茨接下来对物质财富的正义分配原则研究的思路，而是又回到贫困和资本积累的问题上：“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的利润都是从贫困中、堕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抽取的；大资本与大地产之间具有同质的联系。
通过对马克思这两处关于舒尔茨内容的摘录的分析发现，其所涉及的核心主题是工人的异化问题以及联合问题。舒尔茨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并借助大量的实证数据，用生产的历史来说明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结合《工资》中舒尔茨对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对不同社会形态中贫困问题的考察，可以看到，马克思肯定了舒尔茨所提出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新制度的问题，即生产的发展和联合、分工的扩大、资本的积累不仅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划分，同时也决定着阶级之间的斗争问题，特别是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斗争。对于舒尔茨而言，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相信国家，采用社会改良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阶级对立。他在“物质生产”一章的最后指出：“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种共同的市民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它绝不是任何一种庸俗的平均主义思想——才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意识之中。然而它也必将进入生活之中，因为那种前提自身，按照生产运动的不可改变的规则会越来越多的实现。”结合舒尔茨的文本语境，他在这里所谈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主要侧重于精神层面的平等的自由精神的享受，他的主张是通过生产的发展，劳动组织的进步，人们将逐渐从烦琐的肉体劳动中解脱，享受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生活。舒尔茨的解决方案本质上就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解放，物质生产最终都是服务于精神自由的。仅就马克思当下所引用的语境来看，马克思并未就舒尔茨的这一立场和观点予以评述，他更多关注的是问题域，是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阶级问题、贫困问题和异化问题。
其实，这也不是马克思第一次关注大小资本、大小地产的问题，特别是其背后所涉及的地产分割问题。在《莱茵报》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并对“地产析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马克思在分析当局官员提出的三项建议时指出，减免税收、种植者转业或限制地产析分等措施，虽然能阶段性缓解种植者的贫困状况，但无法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因为这些措施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换言之，马克思在考察这些问题的时候，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正是贫困问题。同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地租》部分，马克思也重点讨论了“地产分割”问题。但不同于前面的讨论，马克思这里明确提出“私有制”根源问题。“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它只触及垄断的存在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竞争运动的。”这也就意味着，地产分割这一问题尽管是生产竞争运动所致，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要点则是在私有制；虽然是用“扬弃垄断”来作为解决方案，但本质上已经是在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解决垄断问题以及其所带来的贫困问题；至于具体的措施或者应当达到的状态，马克思认为是“联合”。“联合也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采用以农奴制度、领主统治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为中介的方式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自由的劳动”“自由的享受”，这既是解决方案又是理想追求。
马克思的这种理解已经不同于舒尔茨。首先，马克思这里所讲的“联合”不同于上文所言的舒尔茨“联合”。其次，舒尔茨所讲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虽然也都指向劳动，但更多的是集中于实证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而“自由”则更多的是对应精神生产的终极状态或目标。结合马克思在“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内容，马克思所谈的劳动和享受，首先所扬弃的就是“异化”意义上的劳动与享受，其重点在于强调人在生产劳动之中的创造力，强调在对象化活动之中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人人可以自由地从事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皆可归生产者自己所有，具备自主的支配权。而这样的劳动和享受所指向的正是“共产主义”。在这里，“共产主义”是作为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对立面、批判的参照物来设定的，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同人相异化，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其彻底性和理想性，这种“共产主义”通常又被称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对以往野蛮的自然主义的简单复归，而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所谓“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指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自由地改造自然界，而自然界也正是在人的这种实践活动中表现出它的作品和现实，从而使人可以通过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则是指人的对象化活动不再颠倒为维持人的生存的手段，而是自己生命活动的真实展现，这种自主活动、自由活动不仅是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确证，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确证，人彻底消灭了非人化的异化状态而成为真正的人。总之，“真正的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恢复到最本真的意义层面，代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统一，它是基于人类以往全部的历史基础、文明成果而做出的历史选择，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的真正利益。而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批判了法国以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如粗陋的共产主义、民主或政治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论尽管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脱离于真正全面的人类现实历史，只是从片面的历史环节去反对私有财产。从根本上看，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依旧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影响，因此这些学说只能称为“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舒尔茨同样也批判了粗陋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揭露出他们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其只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方面，而没有考虑精神活动及其社会条件，并且忽略了个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这样的理解尽管具有进步性，但他的根本目的又指向他的“精神生产”，靠精神的自由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相较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肯定和人的能力发挥的重视，以及所主张的主体性实践方案和废除私有制的彻底性而言，舒尔茨的理解实则又走向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对面。
三、“舒尔茨因素”在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中的作用与界限
综合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舒尔茨因素”主要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工人的贫困问题和劳动竞争问题。其主题则是剖析不同社会形态、生产状况下工人被剥削的事实，目的在于借以揭露人的本质问题和异化问题，指向的则是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秉承着实证唯物的立场。第一，马克思并没有像抽象的思辨哲学家那样仅从思维的层面展开对工人状况的分析，而是基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生产的具体过程去深入剖析工人贫困的渊源、因素和形态。第二，马克思所选择的援引内容都是涉及具体的历史资料和精确的数字数据，并且基于这种明确的数字进一步展开观点的论述和分析，如棉纺工人的数量、男女人数、儿童人数等。马克思始终是基于现实生活出发去探讨工人的受剥削问题、贫困问题。其次，马克思遵循的是人道主义的立场，涉及的是他对工人贫困问题的关注和分析。这也不是马克思第一次关注贫困问题，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立足贫民的立场为贫民的利益进行过辩护。按照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他在《莱茵报》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造成难以发表意见的根本问题就是贫困问题。马克思承认贫困问题的事实存在，但又无法接受贫困是理所当然的。困难就在于马克思难以找到可以利用的理论去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并未意识到自己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差别，而通过对贫困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发现按照黑格尔哲学推出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法哲学逻辑推演，贫困问题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然而这与马克思自《博士论文》以来所秉承的自由平等的哲学理念完全相悖。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自由是“定在之中的自由”，只有现实、平等的自由个体才是国家的基础。他要破除的也正是例如贫困等这样不平等问题存在的合理性。但在这里，论证的结论恰恰与初衷相违背，而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其他深入的理论能够支撑自己的哲学理念，他陷入理论的两难之状，这也就构成了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要求。在费尔巴哈哲学那里，他以人本主义引导唯物主义的发展，他认为人应当是一个有身体和有思想头脑的人，人所从事的应当是感性的自然活动。马克思在“笔记本I”中所痛批的人的机器化问题就是在彰显人的现实性问题，人不是作为机器的存在，人也不能像机器一样进行抽象的劳动，人应当有自己的现实的感性的生活。其次，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它的一部分。因此，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把握应当从人和自然的角度去考虑，而不应该从思维、逻辑的层面进行建构。然而，应当看到费尔巴哈对人的社会本性和人对自然界的积极实践作用的忽视。再次，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就是追求幸福。幸福是一个善的东西，他所倡导的是爱的宗教思想，在他看来，以人性为基础、以人们互爱为基础的道德应当成为一条准则。暂且不论费尔巴哈这种以爱的形式克服现实世界罪恶的可行性，贫困问题显然在他这里是需要被克服的对象，人应该是在自然生活之中，而不是深受工业的奴役；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幸福的状态，生活应当是对善的追求，而不是对利益的欲望。
费尔巴哈这种对人和自然的基础性强调和对人的自由的重视，一方面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的浪漫主义理想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此而言，费尔巴哈哲学所提供的实证的唯物态度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为马克思分析舒尔茨《生产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对具体的生产运动进行解读，其所关注的重点不仅是现实的人的生活状态，背后的本质则是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新的社会图景。因此，贫困问题和人的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完全秉承费尔巴哈哲学的原则，因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特别是经舒尔茨的实证佐证而弥补了以往抽象的哲学原则阐述，进而从人的实践活动过程开始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问题，这就跳出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突破了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但马克思又不是完全遵循着舒尔茨的理论套路。尽管舒尔茨在对工人现实状况的解读中也是遵循着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舒尔茨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基于社会改良层面的唯物，他并没有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层面把握到私有制的根源性问题，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以现存在的社会状态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所以舒尔茨才认为精神交往活动就能解决社会矛盾，并且寄托于国家的规定。换言之，舒尔茨讲“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精神生产”，他所采取的社会变革之路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变革之道。而马克思并没有走向舒尔茨社会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精神生产”，而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立场上导向了人的现实的感性生活，主张在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中、在社会现实层面废除私有制，实现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自由和全面，这就与舒尔茨拉开了距离。并且，结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看，舒尔茨所主张的这种“国家决定论”和“精神调和”实则又与黑格尔法哲学逻辑具有一致性，以至于有学者强调“舒尔茨的观点颇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色彩”。简而言之，在马克思这里，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由此可见，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哲学立场对“舒尔茨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并借助舒尔茨提出的“物质生产”概念，为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哲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方向。
综上而言，“舒尔茨因素”在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过程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从直接性层面看，它为马克思提供了审视或佐证经济现实、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实证视角，弥补了以往仅仅从哲学层面予以理论论证的有限性问题。马克思借助于舒尔茨的实证考察，实质上是为了探究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私有制根源，但他所坚持的既不是国民经济学般的虚伪掩盖，也非蒲鲁东主义般的不彻底性，更不是舒尔茨般的“精神生产”。在马克思这里，废除私有制则必须回到社会现实之中，必须经受彻底性的革命才得以形成。从间接性层面看，马克思对“舒尔茨因素”的处理，暗含了转向唯物史观的趋势。马克思虽然受费尔巴哈哲学原则影响，但他却是从“物质生产”角度思考工人贫困和社会变革问题，这一思考方式为批判超越费尔巴哈哲学、奠定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方向。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作用的有限性。工人贫困和受剥削问题、现实自由解放问题是马克思接触舒尔茨《生产运动》之前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不是经由舒尔茨的引导或启发所形成。这也再次印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从各种现成或人物的观点中随意拼凑、综合而来的，而是围绕其理论立场和实践目标不断前行的。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其早期思想形成中，所出现的人物因素或著作对马克思所起到主要是进一步巩固他所坚持的原则或观点的作用。（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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