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神圣使命。近年来，人文经济学研究成为学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项重大议程。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布置了一个研究题目：“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同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考察江苏苏州时谈了一席话，点出了苏州样本发展方式的鲜明特点，指明了苏州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出一个重大新命题：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y，Humanomics）。近年来，我国学者紧紧围绕人文经济学这一主题，着力从人文经济学提出的深刻背景和重要意义、核心要义以及体系化学理化建构原则等方面，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多方面的“破题”性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揭示了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关系、新样态，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开了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围绕这一全新命题，为了进一步深化理解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锚定以下着力点：一是以方法论自觉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的原创性贡献。二是人文经济学何以成为科学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人文逻辑。三是全面揭示和系统阐明人文经济学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脉络。四是准确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和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
一、人文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命题与原创性贡献
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着力点，就是要系统梳理和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的出场史，即从《之江新语》提出“文化经济”到党的二十大之后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演化逻辑，理解其针对的时代之问和解答方案，系统总结和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的核心要义，为建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最关键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
文本-文献史表明：人文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命题，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创新过程。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互动关系。早在2006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就提出“文化经济”的概念，强调其“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等多篇文献中强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有机结合中逐步丰富与深化，直至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战略中被凝练为人文经济学命题，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完整话语逻辑。全面梳理这些文献话语逻辑，深刻认识人文经济学新论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选择，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结合的理论结晶与一贯主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为此，我们要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全新命题与原创性贡献根源于实践之问。人文经济学是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经验、反映和表达中国道路本质要求的原创性理论概括。理论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思考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浙江人经济何以成功”。由这一问题萌发，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关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在推动浙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再以“文化经济”作为主题来阐明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观察浙江发展的现实入手，深度分析和全面总结浙江发展的历史经验，强调浙江人既“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又善于“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可见，这一新论断扎根中国大地，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样本支撑，是从实际出发的高度提炼升华的中国之思。
第二，全新命题与原创性贡献表现为研究对象与本质内容之“新”，需要“抓住事物根本”加以彻底反思与理论升华。全新命题研究需要理论彻底。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之江新语》文献论述以“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精神反思穿透感性实践经验，以原创话语精准表达了“文化经济”的基本内涵：“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一“文化经济”的经典概括，破除了西方经济学拜物教之思的痼疾，既以唯物史观“决定与反作用”基本原理阐明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又创新拓展了两者交融互动的新关系，阐明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双向转化机制。不仅如此，这一概括还强调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的辩证关系。
第三，全新命题与原创性贡献表现为理论解答之“新”，必须站在坚持唯物史观原则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以创新解答，全方位阐明“文化赋能”机理：“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一是以文立人，文化使人的经济活动成为主体行为、摆脱“物化”、使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二是以文兴业，先进文化与人的因素结合提高劳动力素质、极大拓展劳动空间、使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数量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三是以文化育和谐，促进人们相互沟通、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竞争力，促进政治、社会和谐，以文化增进共同体功能来化解社会矛盾，优化发展环境。这一全方位的阐释，充分揭示了文化何以为经济铸魂、推动文化和经济交融互动成为“文化经济”的科学机理，谱写了一篇扎根于中国大地，开拓发展文化经济的大文章。
第四，全新命题与原创性贡献表现为研究视域之“新”，必须拓展理论创新。文献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浙江人经济”“立足点是人，更多的是文化概念”。在推进中国城乡事业发展中，“其核心就是人，归宿也都是人”。“人通过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提高了自身价值。”“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
概而言之，这一原典文献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经济”的本质内涵和主要功能，着力强调文化是支撑经济的灵魂，以及文化经济的根本在于人本身等关键内容，勾勒出一幅关于“文化经济”的理论图谱，为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从“文化经济”与时俱进地发展为人文经济学新论断，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新命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提出人文经济学新论断，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结合的视野对“文化经济”问题的不断深化研究，更是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对何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之问”的创新解答。关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等都充分表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顺应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具体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通过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等系列讲话中全面阐释文化思想的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提出以文化重大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突出强调了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命题，从萌发于对“浙江经验”方略背后“文化经济”的专题审思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理论主张，人文经济学终于辉煌出场。
二、实践自觉与“以人民为中心”：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逻辑
深化理解理论创新的第二个着力点，即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阐明人文经济学是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人文回归”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全新命题，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迷思，形成“中国特色”与本质之“新”，客观上就要同时打破反映和表达西方现代化的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构建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人文经济学有效解决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人文悖论”系列弊端，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强调了人文繁荣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共生，解开了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磅礴的精神力量。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实践自觉，其重要意义充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经济学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着力解决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系列弊端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肩负的重大使命在于深刻揭露西方现代化资本逐利本性与根本矛盾导致系列崩溃的必然性，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以追求“以人民为中心”超越西方现代化弊端的必然性。西方现代化“人文缺失”招致系列崩溃的必然性表现在：一是资本盛宴“物化逻辑”既严重阻碍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又因为资本追求增殖而导致与大众根本利益的全面冲突，鸿沟深筑，不断产生危机而造成经济崩溃；二是资本逻辑造成“市场失灵”、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对抗，进而导致社会全面崩溃；三是虚假民主导致“政府失灵”、国家分裂和政治崩溃；四是资本逐利倡导的“自我中心”价值优先导致社会分裂和文化危机，造成人文价值体系的崩溃；五是资本逐利冲动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冲突和断裂，导致人类生存所需自然条件和新陈代谢功能的彻底崩溃；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张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搞得世界不得安宁，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崩溃。六大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根本矛盾、全面异化和人文危机，资本逻辑推崇的“理性人”假设与人文价值的根本背离成为这一根本矛盾的主要表达。解决上述弊端和难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出场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文经济学激发活力来促进高质量发展以解决西方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发展危机；以人文经济学主张的“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价值导向，主张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解决生态危机；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化解文明危机。以此扭转上述六大崩溃的趋势，从而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单纯以“物的现代化”模式对现代化实践的霸权垄断，宣告了西方现代化内蕴的单线式历史观在实践上的破产。但是，实践上的成功要转化为经济学理论话语的成功，主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打破内在固有“人文缺失”“人文悖论”的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构建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经济学。
第二，人文经济学是对反映和表达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诉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造成的“人文悖论”弊端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规定的主体是在经济领域中充满逐利本性的“理性人”，即“资本人格化”。与这一思想相矛盾，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又将人在社会生活中视为文化主体，认为人的社会本性富有道德情怀和人文诉求。然而，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看作壁垒森严的“两个平行世界”，将“理性人”与“道德人”一分为二，将人文要素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人文悖论”弊端困扰的理论病因。这一弊端被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称为“斯密之困”或“斯密问题”，本质上就是人文和经济断裂造成的“人文悖论”“人文缺失”。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企图弥合这一分裂，但是其方法就是将新教伦理归结为“资本主义人格化”精神。20世纪“人本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大分裂，直接撕裂了西方现代性这两大根基，导致西方现代文化没落为“晚期现代性”的荒凉景象，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展示了这一文化矛盾与社会分裂场景。西方现代性危机最终在“人之死”与“理性崩溃”中导向后现代。20世纪历次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宣告了以“理性人”假设追求经济均衡的“市场失灵”。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宣告企图通过资本创新逻辑再生“市场导向”的“根本崩溃”。
人文经济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经济学，超越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私有本位与资本拜物教藩篱。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经济学表达，是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内涵进一步创新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思想”，主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走“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人文经济学“人文回归”的根本宗旨，可以说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第三，人文经济学解开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如此判断，一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唯物史观指明了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大契机，以颠覆性技术带动产业革命，更需要以创新的人文赋能，即以深厚的人文底蕴为支撑、以人文新目标为引领、以人文新赛道和新规则为保障。创新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中心的事业。人既是创新的发起者，也是技术应用的实践者，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没有饱含崇文精工精神之人，没有具备创新素质的人才，也就没有发明、掌控新质生产力的主体，那么，一切高质量发展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文立人，以文兴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二是因为人文主导新动能是全要素生产率演化规律的必然要求。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是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个额外的生产效率主要来自要素质量提升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其他投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源、管理、资本、科技创新、人文等都可能成为促使资源配置变量的主导要素。新质生产力作为主导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演化的新形式、新阶段。然而，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主导驱动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不同。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第一阶段上，驱动要素主要是资源，形成第一产业，成为资源主导型经济。第二阶段的驱动要素主要是资本，形成支配多元化产业的资本主导型经济。资本主导型经济先天具有的逐利导向，与大众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必然发生尖锐矛盾，因此必然被退场。第三阶段为科技革命带来产业革命呈现新质生产力阶段，形成由创新引领、资源和资本要素为从属的格局，这正是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创新时代的必然选择。技术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必须摆脱西方右翼“加速主义”所主张的反人性、反民主的“资本主义+技术革命”的单纯效率主义潮流，以人文新动能有效应对这一方向性、战略性挑战，以人文经济学掌握领跑科技革命的主动权。因此，人文新动能必然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第四个发展阶段的主导要素。三是因为确立人文新目标才能正确指引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创造人文新样态即人文经济形态。西方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链都在资本操控之下，从研发战略布局到产业推广规划，都在为资本逐利服务，充当剥削大众的最新利器。我国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战略不失误、总体进程不遭遇大挫折，就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新目标加以定向引导。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正确引导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战略布局，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主导新动能向人文赋能要素的新阶段迈进。这是人文经济学主张的人文新样态。
第四，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人文逻辑。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文回归、以“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打破西方现代化囿于资本逻辑逐利本性崇尚“物的现代化”必然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断裂，走向“人的现代化”新目标的必然要求。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宗旨。人民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物质富足，而且需要精神富有。因此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物质文明以“物的现代化”为基础，支撑“人的现代化”所包含的精神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人的现代化”诉诸精神文明，提升物质文明的境界和品质。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文化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境界和品质，更是浸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灵魂。以文立人，全面提升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主体品质，进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境界。
三、“文化结合”与思想资源：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脉络
深化理解理论创新的第三个着力点，即要为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全面梳理理论脉络与思想资源。其中主要在三个重要维度上创新：一是人文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魂脉”，需要对人文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体系化学理化之中加以理论定位。人文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的反思批判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梳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资本论》对西方经济学批判性反思的思想脉络。二是全面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开辟人文经济学新论域。三是坚定文化自信与开放精神相结合，开辟与世界各国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对话路径，破除西方经济学知识藩篱，以世界眼光吸收各国人文经济合理经验和思想资源，以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赓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唯物史观的魂脉精髓，这是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本质要义的根本思想前提。马克思写作的《手稿》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开篇之作，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创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开了思想先河，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思想支点和当代启迪。
一是以经济学语境反思批判西方经济学，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反思批判和超越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开了具有学理化境界高度的思想先河。不入经济学语境，不反思、不批判西方经济学弊端，马克思就不能揭开市民社会和资本逻辑的秘密。同样，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入21世纪经济学语境，不反思、不批判21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弊端，就不能创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手稿》作为马克思通向创立唯物史观之途的开篇之作，以坚定的“反思的问题学”和严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话语，明确指出西方经济学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弊端，超越了费尔巴哈、赫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局限于道德化批判的视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话语建构的重大使命，就是要赓续与发展这一思想传统，重走当年马克思的求索之路，在对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和狭隘知识藩篱的双重超越之中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形态隆重出场。
二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研读斯密、李嘉图、穆勒、萨伊、斯卡尔倍克、李斯特等人的国民经济学著作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对人的漠不关心”，根本弊端在于造成了作为劳动者的人的类本质地位的全面丧失。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具有高度理论自信：“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通过完全经验，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以及对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的反思出发，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开辟了通向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建构之路。
三是《手稿》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学“漠视人”即“人文缺失”和“人文悖论”弊端的根本原因归为“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国民经济学，是因为它从私有制出发却无法合理解释一个“反人化”的基本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这是一个“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作为劳动主体之间关系的断裂、对立的集中表现，逐利本性的“理性人”与“原初人”，本质上就是“劳动异化”。马克思高度概括了劳动异化所表现的四重规定性：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异化劳动Ⅰ）、劳动本身的异化（异化劳动Ⅱ）、人的类本质即劳动及生活的异化（异化劳动Ⅲ）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面颠倒与全面异化（异化劳动Ⅳ）。劳动异化造就了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分离和对立，私有制其实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形态。劳动异化的结果使劳动者成为“失去自身的人”，相对应的是“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即人文经济学所表述的“人文缺失”和“人文悖论”。因此，这一本质性揭示为人文经济学解决“人文悖论”弊端界定了存在场域，进而指明了方向。
四是《手稿》第一次以人本学辩证法深度反思和阐释异化和扬弃异化的经济学-哲学逻辑，提出“人文回归”使命。在马克思看来，扬弃劳动异化，就是祛除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分离、异化和走向人的本质复归过程，从而为人文经济学探寻“人文回归”之路指明了方向。
继《手稿》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深化哲学革命。他的思想进程虽然从抽象的人本学辩证法转换为唯物史观，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人文经济学两大关键着力点（对“人文缺失”的反思批判和对“人文回归”道路的探索）的思考，而是以唯物史观深化了对资本逻辑和西方经济学深层内蕴弊端的反思批判，科学发现了实现“人文回归”的道路。从《伦敦笔记》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就对劳动异化的深刻原因作了唯物史观的分析和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物化逻辑，指出人文缺失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是活劳动物象化、资本拜物教和资本人格化的表现。进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从四个方面深入科学解答了《手稿》提出的关于人文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一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完成哲学革命，摒弃人本学辩证法崇尚通过先验“抽象的人”的扬弃异化达到“类本质复归”逻辑，为科学揭露资本逻辑导致人文缺失根源、探寻“人文回归”现实道路提供了最坚实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二是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副本”批判深入走向对资本逻辑这一经济社会形态的“正本”批判。马克思发现，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逻辑的经济学表达，因而是“副本”形式的在场。对“副本”批判为进入“正本”批判廓清地平，但是不能完全代替“正本”批判。因此，马克思一改初衷，以《资本论》命名标识主题，研究的主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表明了两者的主从关系。进而，揭示了“人的缺失”深层现实根源即“正本”是资本逻辑，“理性人”假设弊端只是在古典经济学话语中的“副本”表达。因此，从对资本逻辑“正本”批判来追溯“人的缺失”现实根源，揭示“人文回归”的客观规律性，开辟了通向人文经济学目标的科学道路。三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全面深刻解剖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等“劳动异化”之所以呈现出客观现实的“物化逻辑”，不仅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直观”所致，在更深层次上是因为在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一拜物教与商品生产分不开，“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拜物教机制同样如此。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一旦进入资本宰制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劳动产品一旦变成资本化的商品，那么“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就都变成资本“物化”的对象，“现实的人”无论劳动者或者资本家都不是“人”，而都被物化为被奴役的客体或“资本的人格化”，从而揭开了资本人格化和“人文缺失”弊端的真正根源。四是深刻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逻辑退场、社会主义必然出场的“铁的必然性”规律，从而指明了“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和通向“人文回归”的现实道路。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创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点。
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全面梳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具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第二个结合”中开辟人文经济学的新论域。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丰富的人文经济优秀传统不仅载于数千年儒、释、道、墨的浩浩典籍之中，更内蕴于历史悠久、文脉连续的人文工商实践传统之中。如果说古希腊的经济学原初主要指“家政学”中经营操持逐利物用的智慧，那么，与之迥异，中华优秀人文经济学传统就是主张“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和合经济学。和合经济学主张的“经济”即经世济民。经世济民为古代贤士立世准则，旨在使社会繁荣，百姓安居，这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题中之义。这一宏大抱负旨在践行“为生民立命”的君子厚生之道，饱含为天下富足、社会繁荣和百姓安康之大义。和合经济学摒弃“唯利是图”，主张“义在利先”“义利兼顾”的原则，强调以“厚德载物”等深厚的人文底蕴为支撑打造“天人合一”的营商环境，以“天下为公”“仁者爱人”“敬天保民”“兼相爱、交相利”“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包容天下的胸怀打造发展共同体。和合经济学的营商宗旨就是讲求礼让、以和为贵，因为“和气生财”“和合共生”。和合经济学向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知识跃迁依然需要经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洗礼，需要整体性继承、历史性梳理和反思性批判，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引领。
人文经济学探索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以坚定文化自信与开放精神放眼世界，积极汲取各国人文经济学探索的合理实践与思想资源为我所用，是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必要路径。为了弥合“斯密之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也提出和主张“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但却在其他语义上加以界定。一是指文化产业经济学。这一界定对象虽然进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本逐利本性的“理性人”宰制。二是指“修辞学”，如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所指出的：让西方经济学诉说“甜言蜜语”。三是指抽象的人本主义经济学，致力于讨论如何跨越或弥合人文和经济“两个平行世界”的鸿沟。虽然这一经济学流派也主张“以人为本”，强调反思和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漠视人的弊端，但是，这一理解并未颠覆“理性人”的假设前提，而只是在经济行为分析中强调对行为结果的道德修正。弗农·史密斯和巴特·威尔逊在《人文经济学：21世纪道德情操与国家财富》一书中指出，为了摆脱和超越自私自利的效用最大化，从人的行为预测解释出发，探索人们在行为选择中如何从最大化效用本身通向行为选择的背景和意义考量进而走向人文经济学。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主张的“人文经济学”是在不否弃资本逻辑和“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对于“人文缺失”后果的修正方案，是一种“自觉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修正和道德表达，其中虽然有若干合理思想可以汲取，但在总体上无法根本解决“人文缺失”的弊端。
四、创新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与自主知识体系
深化理解理论创新的第四个着力点，即创新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和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要“创新阐释”，是因为人文经济学虽有“魂脉”“根脉”支持，但是从对象领域到核心要义依然是全新命题，只有创新才能阐释，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使命。所谓核心要义，即关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与主要特征、基本功能和内在规律，以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原理。为此，我们要创新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与自主知识体系，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篇章。
第一，创新阐释首先要准确把握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与主要特征。所谓“人文经济”就是人文文化与经济在总体上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比翼齐飞的一种良性发展方式，是以人文价值为灵魂的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双向贯通、融合发展的发达形态。而“人文经济学”，则是关于“人文经济”的学问，旨在阐明人文经济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主要功能和内在规律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此，为了进一步深化理解和创新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我们需要遵循由表及里五个层次的阐释原则：一是所谓“人文经济”的原初含义即对“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一呈现“两强”共同繁荣奇迹状态的现实表达。文化与经济两者都弱或“一强一弱”显然都不是人文经济形态。二是人文经济学指明“两强”之间并非各自孤立的，而是呈现融合共生、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关系，创造了人文经济新形态，一种代表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发展范式。三是在两者融合发展的关系中，人文经济学更强调如何让人文底蕴支撑经济、人文要素浸润经济、人文价值引领经济、人文规则保障经济。四是人文经济学更深刻地揭示出两者融合发展的根基在于“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双向转化机制。五是人文经济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向“人的现代化”的新目标。
第二，创新阐释必须关注和把握人文经济学的主要功能。“人文经济”具有颇受人们高度关注的以人文底蕴支撑经济平台的功能、人文价值引领功能、人文新目标定向功能、人文主导激发功能、设置人文新赛道的功能、谋划和制定人文新规则功能和创造人文新样态功能。具体说来，一是深厚的人文价值底蕴对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平台的支撑作用表现为文化赋予经济深厚的人文价值，可以通过优势文化对企业、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渗透来实现关联携手，解决制度性矛盾，促进和谐共生，最终让和谐的文化环境转化为现代经济优势；二是文化创意、文化境界具有对经济品质的提升和价值溢出功能；三是人文新目标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定向功能，自主引导经济朝向人文经济目标优化发展；四是人文新动能，凸显出人文要素在全要素生产率第四个发展阶段的主导作用；五是人文新赛道的布局功能，解决传统丛林法则支配下的赛道弊端，打造新的企业治理范式、新的市场范式、新的政府公共治理范式和国际赛道新范式；六是人文新规则的保障功能，可以让经济形态在新的规则轨道上运行，以制度保障人文新赛道的顺畅运行；七是人文新样态的创新功能，让未来的人文经济新形态更美好。总之，人文经济学强调以文化人、以文兴业、文化赋能，为经济拓展开放性的公共发展空间；同时发挥经济发展丰富文化内涵的转化作用，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发展。
第三，创新阐释要深刻把握人文经济学的内在规律。科学认识人文经济学的内在规律，用以有效指导践行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人文经济的良好形态的内在规律主要在于人文与经济双向转化、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机理要优化、正常化、规范化，否则就会从内部瓦解这一形态。人文经济状况既取决于经济和文化“双强”状态的支撑，更取决于双强因素的融合机制和相互转化机制的优化。后两者与人文经济状况同构、同态、同步发展，双向强化、同步进退。总之，发展人文经济需要把握其内在规律。
第四，创新阐释要深度把握人文经济学建构的基本原理。谱写人文经济学新理论需要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原创性概括，着力于体系化学理化建构。研究表明，人文经济学基本原理可能包括：人文历史底蕴前置原理，全面社会价值交换理性的原理，人文赋魂定向原理，全要素生产率递进规律中的人文赋能原理，人文创制和谐发展的赛道设计原理，人文创制的公则原理，人文经济新样态创制原理，等等。限于篇幅，本文难以详解，需另文阐释。在此，我们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各个原理都精准针对和超越西方经济学产生“人文缺失”弊端的传统原理，都着力于从一个重要方面成为学理化支撑建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大厦的关键理论支点，如第一原理即“人文历史底蕴前置原理”，旨在破除西方经济学前置原理“理性人”假设中的非历史性，强调以一定的人文历史底蕴作为现代经济发生的前置条件，然后才能判定这一经济发生的可能性和独特性。二是各个原理之间构成一个纲要性有机整体，我们必须以这些基本原理为依托，才能纲举目张，建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
网络编辑：静穆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