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面对深重的“国难”危机，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反日爱国运动。在知识界，“文化救国”的声音此起彼伏，“救亡”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作为舆论先导的新闻界则利用“笔杆”的宣传作用，努力构筑起强固的精神国防战线。
新闻界集结共赴国难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新闻界主动集结起来共赴国难。1936年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在北平宣告成立。大会宣言强调，处在险恶环境之下的平津新闻界同仁不能不急起团结，向同一目的协力奋斗，并将研讨中国新闻事业如何“适应现今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作为重要内容，认定在多难兴邦的原则之下，“国难严重本没有什么可怕，但若严重而政府尚不许国民尽量贡献其救亡图存的意见，这个国家，才有真万劫不复的危惧”，呼吁当局积极扶植新闻事业发展，“上下合作，打开当前危迫艰难的国运”。5月7—9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行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议题确定为“新闻事业与国难”，着重研讨国难时期新闻界应担负的使命。尽管当时中国的新闻力量仍显薄弱，然而新闻界的一系列动向表明新闻人开始将新闻事业与国难直接联系起来，并且集聚力量，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探索“新闻救国”的道路。
1936年8—9月期间，成都、北海、汉口和上海等地爆发民众自发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救亡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企图利用地方事件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扩大侵略权益，中日两国“空气之紧张，真是到了极点”。在此局势下，新闻界迅速集聚起来。10月2日，上海、南京两地20多家报纸发表题为《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的联合宣言，一方面指出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号召国民认清两国关系的严重性，明确自身的责任，呼吁国内各党派消除政见与分歧，从民族存亡的大处出发，认清中日两国关系的形势；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中日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在于日本，希望日本朝野能够充分认识“中日事件”的性质，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慎重处理“中日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谋求两国关系常态的恢复。新闻界同业的宣言在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宣言发表后的短短十多天内，就有广州、汉口、北平、天津、成都、镇江、西安、南昌、洛阳、重庆、香港、福州、河南、湖南等地的新闻界发表通电或宣言予以热烈响应和支持，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新闻界运动。可以说，这是新闻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舆论影响力的一次集中展示，对抗战时期新闻界“新闻救国”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新形势，1937年5月6—8日举办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延续第五届的主题，将讨论会的主题确定为“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从多层面探讨救亡背景下新闻界对于国家的使命。6月5日，感受到责任“一天重一天了”的顾执中在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月刊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号召新闻记者拿起“犀利的战具”，勇敢地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发动全民族卫国保家，争取独立自由平等，为世界和平筑就一座坚固的堡垒。
构筑新闻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闻界的救亡热情更加高涨，很多新闻记者舍弃原来安逸的生活，组织战时工作团、服务队，不畏艰险深入前线采访报道，投身到救亡工作之中，大力加强抗战的舆论宣传。一些新闻学者也大力加强对战时新闻学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1938年两年间出版的直接有关战时新闻学的著作就达15种，其中包括王新常的《抗战与新闻事业》、任白涛的《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以及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9月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还出版了《战时记者》杂志，专门刊发有关战时新闻业务的文章，为反侵略斗争摇旗呐喊。除此之外，各种刊物发表的相关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各地新闻记者团体也迅速行动起来，声讨日寇的侵略行径，发动募捐慰劳前方将士，加强与外籍在华记者的联络，为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战争的进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先后迁到汉口出版，大批新闻从业者也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再加上《新华日报》在汉口的成功创办以及原有的《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宣传的新闻中心，新闻记者云集。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以下简称“青记”）在武汉宣告成立，随后包括延安、香港分会在内的各地青记分会纷纷成立，形成了以总会为引领、分会为依托的庞大新闻记者网络圈层，号召全国青年新闻记者肩负起抗战中的时代任务,拿起手中的武器——笔杆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的新闻统一战线，不但团结了全国的青年新闻记者，而且支撑起了抗战中的新闻工作。
“青记”行动鼓舞人心
为了坚定抗战胜利信心，鼓舞抗战士气，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战时新闻传播的困难，加强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青记专门组织了战时采访团，深入各战区最前线，将抗战的最新消息向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传播，用自己的采访揭露敌人的侵略行为，而这也构成了青记在反侵略运动中的重要活动。青记还依托团体组织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欢送会，一方面对前线脱险归来的战地记者表示慰问和欢迎，分享脱险经历与采访经验；另一方面对即将开赴前线的战地记者表示道别和鼓励，使青记成为各地新闻记者的“家”，这样的场合也因国家主要任务的凸显，实际上成为战地记者临行前的“誓师大会”。
作为加强会员联络、服务抗战新闻工作重要形式的“记者座谈会”成为青记别具特色的活动。1938年初，在以“抗战中新闻记者应有的工作”为主题的“记者座谈会”上，该会常务理事范长江就特别指出，抗战时期的新闻记者应树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新闻材料的选择要“以此作标准”，作为青年记者集合的青记这个组织“更应强调这原则”。该会名誉理事金仲华也强调新闻记者“必须以民族解放作为最大的目标，以抗战救亡作为主要的工作”。正是以这种特殊的座谈形式，不仅集聚了各地的新闻记者，而且也凝聚了新闻界的抗战力量。
此外，面临空前的民族危难，青记还专门创办《新闻记者》杂志作为会刊。该刊结合抗战不同阶段的任务先后组织了抗战建国特辑、战地新闻工作特辑、战时新闻政策特辑以及战地报纸问题特辑，刊发了大量反抗侵略、坚持“新闻抗战”的文章，强调新闻记者“是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宣传、组织与教育的战斗力量”，呼吁“团结，便是力量！”号召在抗战火线上的“每一个新闻战士，更大的发挥战斗效能，增加抗战力量”，甚至还提出建立全国抗敌记者协会，号召“全国新闻记者乃至广义的报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携手，努力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这些凝聚着“新闻救国”信念的话语，既激励着全国新闻记者的抗战信心，又进一步加强了战时的新闻工作，成为“新闻抗战”的一大舆论阵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新闻界主动拿起手中的笔杆作为反侵略的武器，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共同立场，向敌人作无情的反击，构筑了抗战的精神国防战线，对“新闻救国”乃至于坚定全国民众的抗战信念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可以说真正构筑了一条保家卫国的新闻国防战线。
总之，在抗日战争史上，新闻界发挥着重要且特殊的作用。新闻记者不仅恪守着新闻报道的职责，而且在国难危机的重要关头主动肩负起了“新闻救国”的时代使命，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舆论宣传集结号，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8月18日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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