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围绕“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命题提出新论点，阐述新思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梳理“两个结合”的缘起，分析其内在逻辑并解读思想宏旨，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尤为迫切和重要。
“两个结合”溯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是《毛泽东选集》中正式出现“第一个结合”的论断。
只要我们细心研读，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说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指的就是民族的文化形式。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显然，“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即是同民族文化特点相结合。
如果说“两个结合”含义在毛泽东上述论述中需要解析的话，那么，这一提法的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则是明确的。如，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也被收录在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此处讲到了“三个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如果把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体，那么这就是“两个结合”的原始出处了。
这一思想作为党的最大法宝被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中所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胡锦涛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直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又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理论上的新突破和新飞跃。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两个结合”也有探讨。早在1987年12月，方克立就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92年12月，张岱年也写道：“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这两位学界前辈都明确地说到了“两个结合”。还有笔者于1999年初版、2015年再版的专著中也讨论了“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问题，如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结合实际上是在实际、实用、实践层面和理论、思想、精神层面上的结合。第一种结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革命行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第二种结合是从思想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两层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表现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第二个结合表现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经过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经过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会通和超越了已往的一切中西文化、代表中国新时代精神之新的主流文化。”这些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致。
“第二个结合”中的战略思维和辩证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论述，深化和发展了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极富思想性、政治性、实践性，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尤其是前所未有地把“第二个结合”同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联起来，展现了高屋建瓴的理论创新精神。
体现重大的文化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把“第二个结合”放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和文化发展的深邃视域下加以思考，具有很强的政治思想性和现实指导性，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以一种高大宏阔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气魄审时度势，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以此作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和历史担当。这一战略思维将指导全党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促进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阐明“两个结合”的辩证思维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只有彼此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有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由彼此契合到有机结合再到互相成就，是一个由逻辑前提、逻辑中项和逻辑结论构成的逻辑过程。“结合”的三个环节密切相关，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直至“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段话言简意赅，充满辩证法，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生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第二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生成了当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位和主体的新文化体系；第三层是造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不等同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又不等同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体系，而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新的本位文化体系进一步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逻辑范畴，其丰富内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与当代中华民族新的本位文化体系两大元素在更深层次上有机统一的总体。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第一层级的两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则是这两大成果进一步“结合”而生成的第二层级的总体性成果，显示了两大元素不断深入的有机结合——这实际上是融合、化合和生生不息的辩证发展进程，并非一种机械的静态因果关系。
揭示“第二个结合”的三维向度。首先，“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这是历史向度。中国道路的根基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经由“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新的发展道路和进取平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其次，“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这是未来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都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前提下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其逻辑进程表现为“现在和将来进行式”，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只要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我们就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理论创新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创新。
再次，“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是现实向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文化主体性最有力体现就是“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换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本位文化主体创造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三个“表明”引出三个“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自我认识、文化自信和创新自觉方面都已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那么，作为中国社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新的本位文化，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究竟表现为何种关系呢？方克立曾把前者称为“马魂”，把后者称为“中体”。“魂”指灵魂，“体”指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可以看出，“马魂”与“中体”之说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一致。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定义“第二个结合”，意义非同凡响。
思想解放意味着理论创新要敢于突破思想禁锢。何来禁锢？从以往的惯性思维看，只要一提到现代化和现代性，往往都离不开西方话语。这些话语一度充斥并禁锢了我们的头脑，又不足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变革和伟大实践，因而需要突破，也必须突破。如何突破？那就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其相关范畴为话语主轴，去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独立的理论体系，以此总结中国经验，展现中国特色，阐明中国道理，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要把“第二个结合”所成就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思想解放意味着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另一方面要坚决抵制一切鄙视和抹黑中华文明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行，尤其要批驳那种丧失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的虚无主义思潮，抵制崇洋媚外和褒西贬中的错误倾向。要同分裂势力作坚决斗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思想解放不仅要破，还要立，破中有立——要破除西方主义、虚无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要树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还要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用体现当代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下，让“第二个结合”不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党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而且成为建设和平世界、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精神动力。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逻辑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理论创新命题。“第二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纵深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崛起指明了方向。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前线》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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