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西奥多·阿多诺于1967年发表的公开演讲《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首先以德语原文付印出版。鉴于阿多诺1969年去世，所以演讲内容恰好在其离开半个世纪后发表。而如今的时代背景则表现为，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全球范围内右翼政府的数量亦倍速增长。但是，反观这篇演讲，令人惊讶之处并不在于阿多诺如何努力表明右翼势力将给今天带来怎样的恶果，而是他在很多年前就以惊人的方式明确、清晰且有效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尽管构建实际策略去抑制或阻止右翼运动及政治活动的破坏在今天仍显得困难重重。一方面，这些困难可能表明，法西斯主义的号召力及其赢得支持的能力正是现代社会问题的症候表现，其内在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和结构之中，例如持续存在的诸多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号召力显示出形式民主的局限性，但如今人们却从更普遍的维度错误地将其视为对实质民主的有效替代和近似理解。在对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必要的区分后，本文将把阿多诺的演讲还原到1960年代西德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借此指出其与德国当前境况的相似之处。接着，本文将总结阿多诺对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诊断结果，尤其是“恐惧”所扮演的角色，并根据他提出的抵制、反抗右翼民粹主义观念和各种极端主义形态的实践策略和主张，梳理出相关建议要点。尽管阿多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但本文还是打算简要地呈现他的诊断和实践主张如何与美国当下的政治现状具有契合性。虽然阿多诺在1967年的演讲中没有明确提及教育问题，但该演讲已经深刻地表明，要想充分理解他试图表达的内容，就必须关注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教育类型(以及必要的思维模式)，这恰好与他发表关于新右翼极端主义演讲处于同一时期。如果不熟悉这种教育类型，人们就无法创造性地面对、尤其是把握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也就无法以不同方式做到有效地契合他们的价值观及人生目标。阿多诺提倡的教育类型旨在培养人们以明确的、批判的和反思的态度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既包括个体在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的自我定位，也直指其所处社会中的阴暗面。简言之，如果要避免更多可预测的灾难，并且将这些灾难的先决条件转化为有益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模式，从而有利于真正的(而不是日趋异化的、反常的以及逐步幻灭的)个体、社群以及公共和社会生活形式，那么阿多诺1967年发表的演讲——受其美国经历的影响和启发，也是他诸多作品的典型代表——就可能有助于我们加强对诸多政治和教育困境的理解。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当更加明确地、非抗拒地、批判地以及反思性地面对这些困境，过去如此，当下亦如此，未来更须如此。一、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
阿多诺的演讲汇集了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各个方面，虽然他既没有明确也没有必要以相关方式厘清其直面的诸多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一方面，阿多诺的演讲中并没有提及民粹主义，这一术语在当时并不像今天那么流行；另一方面，阿多诺的演讲中穿插着对“人民”（people）和“民族”（thepeople）的引用和观察。这些评述、引用和观察将人民视为主体，即能动的——尽管并不必然是自控的——诸个体，他们属于社会或国家这种更大的集合体，但却持有特定的观点，拥有特定的经历，并代表了社会或国家赋予他们的各种选项中的特定实践，这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和定位他们与自身、与彼此以及与社会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关系，也影响到他们如何应对其中的诸多挑战。此外，阿多诺也承认，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人民”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被“塑造”为客体，比如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宣传的目标，他们被一些力量——包括具体的行动者群体和抽象的过程——所引导，自以为追寻着自己的理想，而这些力量通常并不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认知，因此必须被揭示出来并得到确认，才能使个体成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除此之外，在演讲的德文原版中，阿多诺使用了“右翼激进主义”（Rechtsradikalismus）一词，但在英文版中却被翻译成“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extremism，毫无疑问，该词对应的是Rechtsextremismus，而阿多诺并未使用这一词汇）。然而，这种区分与其说是明显的概念差异，不如说是时间和空间上不同的术语习惯：联邦德国的前20年恰逢阿多诺人生的最后20年（1949年他从美国回国后），当时的固定用法是“右翼激进主义”（right-wingradicalism）；而到了1970年代初——新左翼和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时期——则被“右翼极端主义”所取代。
进入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成为政治及文化话语分析领域中的常见词汇，以此关注、描述、回应、主张或评估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巨大转变和重要转向，抑或这些转变和转向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讨论、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中,对这些术语所指的现象、起源以及它们在公共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兴趣，一直在不断增长。然而，即使在学术界，非精确地、甚至互换地使用这些术语的情况也并不罕见，而且它们通常达不到那些被精心创造和区分的概念所具有的清晰度。事实上，正是这些术语的本质决定了演讲者或作者在使用它们时所表现出的差异会引起混淆，部分原因在于它们通常指的是相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现象，原因还在于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也被用来指代一系列议程、活动和行为。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使用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其使用者及其议程，而非现象本身，这并不一定有助于澄清特定的社会运动、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以及现代性和民主的重要先决条件的独特性。此外，这些术语不仅没有起到阐明重大且有争议的问题和挑战的作用，反而还被用来拒斥所有未直接且强烈地重申传统或主流观念——包括在特定的情况下如何行动或在特定的问题上如何站位——的观点。以“民主”为例，其不需要具体说明所暗指的民主类型，不考虑细微的差异和具体的情况，或者民粹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所表达的某些不满是否可能或确实有现实基础、生活经历或某种合理性。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区分，才能对一系列不属于同一类别的现象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
近年来，在这三个术语所指称的现象中，对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研究与讨论远远多于对激进主义的研究与讨论，其中民粹主义尤其适用于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社会中的趋势。从概念上讲，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指的是抽象的范畴，追求的目标往往具有全球性质，其实际意图是要改变或创造一个总体（如社会、人类或地球文明）。抽象范畴的应用或目标的追求往往坚定不移，有时还带有道德正义感，但却忽视了它们是否建立在共同承认的基础上，也不管这些目标从现实角度看是否可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行动的动机甚至可能是认识到将抽象范畴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小。相比之下，民粹主义与主张“人民利益”或最能满足民众需求的努力一脉相承。
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能等同于这样一种立场，即在特定的条件下，面对特定的情况，任何不激进的立场都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激进的立场意味着有可能对以下方面进行了明确区分：一方面是关于如何评估某种情况，例如通过理论的、分析的、与研究相关的、或意识形态的视角进行诊断；另一方面是根据诊断得出一系列可能的结论，例如是接受还是忽视这种情况。
然而，这种区分并不适用于极端主义立场：既不关心诊断的准确性或合理性，也不关心诊断可能产生的证据。极端主义者存在于一个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sies）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能证实和强化极端主义的立场和目标，而且没有任何东西真正需要诊断。在这方面，特别是从词源学上来说，激进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激进主义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思性，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区分表面现象与深层原因；而极端主义者则不允许在善恶之外有任何关键性的区分，善恶之分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一目了然的，所有行动都必须重申这一点。
回到阿多诺关于右翼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演讲：如前所述，我们需要认识到，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差异往往会受到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术语习惯不断变化的影响；同时我们还需要承认，阿多诺对右翼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分析是在西德时期作出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后统一的德国仍然会产生强烈共鸣。
阿多诺在1960年代所说的“右翼激进主义”等同于如今对“右翼极端主义”的用法，因此我们不必关心他的演讲中关于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区分，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记住，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重要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可能会对更严格地区分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产生影响。二、阿多诺与《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
阿多诺在更早的时候所作的公开演讲《回溯过去的意义》（1959）中强调了正视德国历史的必要性。因为在纳粹时代，上至国家政府，下至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许多德国人以整个德国的名义在社会和官僚组织的各个层面犯下了难以言状的暴行。忽视社会过去和现在的阴暗面和黑暗时期，会不可避免地付出巨大代价，导致的恶果会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相互交织的多种形式下表现出来。阿多诺尤其谈到了西德政治、文化和教育中的悖论，并阐述了西德践行其政策主张——即西德社会致力于以建设性的方式迎接挑战，解决过去的问题，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并加强社会中防止相关趋势的力量和规模——时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然而，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些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决策者已经发展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技能，为的是拒绝或消除与这些主张的对抗，并避免或破坏这些主张的实现。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化的过程和教育的优先事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好人”和顺从的社会成员，他们热衷于以支持和巩固的方式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他们有益于并强化了既定社会的主流特征（如社会结构和经济不平等），而这些是社会的普遍特征，现代社会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孩子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意味着什么，包括他们从何处来以及如何而来，应以何种方式界定和引导他们，他们应该或者被期望完成何种目标和职能，并且对于不同的机构和特定的人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毕竟，个体不仅倾向于重温自己的过去，也倾向于重温他们祖先的过去。这是蕴藏在所有社会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在这些社会中，社会结构与身份结构是充分兼容、互补且一致的，以确保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经济不平等得到维系，同时弱化现行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与使该秩序得以运行并为此付出代价者之间的社会、心理、情感、身体和政治分歧。
可以说，阿多诺的《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与今天最为相关的方面（特别是在社会理论的语境中）可能是个体的能力和意愿。尤其对那些被独特的社会化模式和教育模式造就的群体成员而言，能力和意愿就是对不断增加的各种期望做出回应，就是抓住机遇，就是承受生活在21世纪初所担负的种种压力。阿多诺在演讲中谈到了新右翼极端主义的不同方面，而像红线一样贯穿其中的唯一主题就是恐惧。显然，伴随着个体在二战后的现代世界、特别是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得不面对、应付和处理诸多需求时的日益不知所措感，支持或赞同右翼极端主义的倾向与对个人既定身份的威胁之间发生了内在关联，因为它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既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反映，也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功能。有证据表明，近年来，这种热衷于右翼极端主义的倾向，其广度和强度一直在增加。换言之，个体如何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是否有能力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可以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偏好，并在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偏好中表现出来，而后者反过来也可以作为前者的指标。阿多诺在1959年的演讲中指出，“回溯过去”（在战后的德国，它曾被作为维持道德准则、精神和情感健康以及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健全的社会”的必要手段被提出来）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已经退化为：
在过去的几年中变得相当可疑的（一种时髦的）口号。在这样使用时，“回溯过去”并不意味着认真地研究过去，即通过清醒的意识解除过去的魅惑。相反，它的意图是合上那些研究过去的书籍，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将其从记忆中删除。对于遭受不公的人来说，一切都应当被遗忘和宽恕的态度是恰当的，可那些实施不公行为的政党支持者们却采取了这种态度……
人们想要摆脱过去:这是对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因为只要罪恶和暴力被还之以罪恶和暴力，那么恐怖就不会结束;之所以说它错，是因为人们想要逃避的过去依然鲜活。三、对右翼极端主义的诊断
在《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的开篇，阿多诺接续了他在1959年的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主题：“右翼极端主义的起因，或者这种右翼极端主义的潜力，此时虽还没有真正显现，却正是法西斯主义持续存在的社会条件。”并且，“尽管法西斯主义本身已经垮台，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即便这些条件不是政治上的”。他解释说，这些社会条件与经济以及资本日益集中的现实进程存在因果联系。然而，正是这种“集中趋势”产生了一种非常基本且普遍的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一系列恐惧。因为，
(它)仍然造成了社会阶层不断降级的可能性，而从主观阶级意识的角度来说，这些阶层显然就是资产阶级。他们想要保有并尽其所能地强化他们的特权和社会地位。这些群体仍然倾向于憎恨社会主义或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把自己可能被降级的责任归咎于导致其降级的机制，而是归咎于那些对支撑他们地位的制度持批判态度的人，至少在传统的意义上是这样。至于他们今天是否仍然秉持批判精神并付诸相同的实践，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贫困威胁”，右翼极端主义绝不会如此活跃。在导致其可能产生的诸多原因中，“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持续困扰着社会，以至于在自动化时代……即便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人们也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可能是多余的——我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们真的感受到了潜在的失业危险”。阿多诺预见到许多人正在经历全球化，他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国集团的时代”（当时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国家的作用必将减弱，这对许多个体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及现实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担心被这些集团所吞没，并在这一过程中严重损害个人的物质生活。”由于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或以国家认同为基础，在20世纪末被描述为即将到来的“民族国家的终结”确实令人恐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反全球化的态度。在冷战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现实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国家做出独立决策，阿多诺将这一情况与反宗教改革时期对天主教女巫的审判相提并论：这两个事例——国家和天主教——所描述的现象都处于影响力减弱的过程中(而且可能从未像怀旧的想象力那样具有影响力)。正如女巫审判并未发生在天主教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世纪，而是发生在天主教需要抵制新教萌芽并捍卫和维护自身的近代早期一样，国家也是在1960年代这个重要性下降的时期受到追捧的。“可以说，这种起起伏伏，这种处于过度的民族主义与对民族主义的怀疑之间的矛盾心理，必须加以掩饰，才能说服自己和他人——这一点（在1959年）已经可以观察到。”
阿多诺随后得出一系列初步结论，这些结论都与新右翼极端主义的核心——对社会发展后果的恐惧——有关，这是一种对丧失身份和无力（或充满愤怒地不愿）面对现代境况的恐惧。伴随着这种恐惧，新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变得无处不在（无论他们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地位如何），城乡人口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同时，新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了老牌纳粹分子或同情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业已形成身份认同并且害怕德国崩溃投降的年轻人。
在论及与美国“极端分子”有关的研究时，阿多诺承认，所有民主国家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可能会抵制或抗拒民主社会的期望、标准和价值观，他指出，这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社会经济标准和条件而言，所有现存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不完善的和流于形式的。他拒绝将右翼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商业周期联系起来，因为经济衰退可能会使这种极端主义更具吸引力，而经验证据也没有证实这种联系。
此外，虽然恐惧（fear）是新右翼极端主义的核心因素，但矛盾的是，对恐怖（horror）的预期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使人们注意到恐惧社会灾难与对社会灾难前景的奇特兴奋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担心一旦发生重大危机“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同时，有这种担忧的个体也往往渴望灾难，并从对世界末日的幻想中得到满足。对灾难的无意识渴望的力量不应被低估，因为它不仅出于心理动机，而且具有客观基础:
一个看不到未来且不希望社会基础改变的人确实别无选择，只能像理查德·瓦格纳笔下的沃坦（Wotan）那样说:“你知道沃坦想要什么吗？终结。”这个人基于自己的社会处境而渴望灭亡——尽管不是自己群体的灭亡，但却是尽可能多的所有群体的灭亡。
新右翼极端主义的某些方面是德国社会的固有特征，例如，对高效组织模式的强烈向往，对团结的青睐，对独来独往者的排斥，以及“那种认为政治妥协本身就是某种堕落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表现得十分强烈——他们害怕因与对手合作而背叛自己。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新纳粹容易假装或夸大所谓的成就，这让那些不愿意加入其中的人担心自己会落后。此外，德国人“似乎生活在对国家认同的永久恐惧中——这种恐惧显然导致了对国家意识的高估”，比如在面对德国分裂为东德与西德两部分时。
阿多诺强调，我们不能因右翼运动的智识水平低下且缺乏理论基础而低估它们；相反，这些运动在运用和倚靠可行的传播手段方面通常能够做到超乎寻常的完美，尽管它们的行动和目标通常没有连贯、清晰的理论作为依据，智识修养水平也不高，并且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张力充满着特有的盲目性和未知性。然而，这种(被有意识、有目的地使用的)理性手段与非理性目标的组合是可行的。因为：
（它）符合文明的总体趋势，促进了技术和手段的完善，但整个社会目标却被抛在一边。这些政党和运动使用的宣传手段，其高明之处在于，它平衡了……真实利益与它们提出的虚假目标之间的根本差异。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纳粹也是如此。当手段日益成为目标的替代品时，人们几乎可以说，在这些极右翼运动中，宣传实际上构成了政治的实质。
鉴于政治团体具有在制度和灾难中生存下去的能力，“这些(右翼)运动所进行的一切操纵和胁迫，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幽灵的幽灵（theghostofaghost）这一事实”，均表明它们有可能成长为妄想性制度（delusionalsystems）。在《威权人格》一书中，阿多诺提到，“操纵型人格”——那些“兼具冷漠、缺乏人际关系、思维方式严格技术化”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很疯狂”，他们代表着“某种妄想性制度与完美技术的怪异统一”，这种统一“似乎正在崛起，并再次在这些运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右翼极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往往会对“文化部门”做出及时回应，因为“文化部门”是他们最能表达愤怒、而且肯定会不断尝试表达更多愤怒的领域。
阿多诺继而重申了新右翼极端主义的如下特点：新右翼极端主义缺乏可以依赖的理论；存在主义在使猖獗的反智主义合法化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反美主义具有独特而自相矛盾的突出表现；新右翼极端主义采取了依赖和利用反犹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扭曲方式，以及对民主的奇怪的颠倒态度。他指出：“公开的反民主立场被抛弃了，相反，他们不断地援引真正的民主，并指责其他人反民主。”“当然，就其内容而言，这种(右翼)意识形态只要是一种独立的、充分发展了的意识形态（并且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政治意愿）……其本质上就仍然是以纳粹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令人惊讶的是，在旧剧目中几乎没有添加新元素，可见这是多么次要和老调重弹。”
然而，在高度分裂的意识形态与宣传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统一，其基础是对被权威束缚的人格——右翼运动和政党的真正受众——的诉求，与此相关的是对精神分析这种揭示无意识运作的手段的共同敌意和深刻恐惧。右翼极端主义者无意了解他们是如何被无意识驱使的，任何试图传达这种可能性——或者传达认为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俘虏——的尝试都会立即引发愤怒。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综合症的病兆：右翼宣传无意、也不会把无意识倾向公之于众，而是将其进一步推向无意识——人为地将其固定在那里。明显执着于对符号的依赖是这种综合症的症状，并且“这种症状的本质在于，权威包裹下的那些特征是难以接近的，他们不会让任何东西触及它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反复出现的、标准化的、且完全客体化的伎俩就其自身而言非常贫乏和单薄，但却通过不断重复为这些运动赢得了一定的宣传价值”。总之，“右翼极端主义并非心理或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右翼极端主义自身错误的、不真实的本质，迫使它以意识形态手段来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就采取了宣传的形式”。四、如何应对新右翼极端主义
在论述了意识形态、宣传、权力、反犹主义、反智主义、反美主义、共产主义、威权人格、无意识、民主、幽灵、末世等主题后，阿多诺还就如何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地应对1960年代的新右翼极端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呼吁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不是充满恐惧、而是坚决抵制右翼极端主义现象及其根源的方式去面对挑战。正如他在演讲结束时所说：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会问我，或者想问我，我对右翼极端主义的未来有何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它更多的是沉思默想。这种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事情看作自然灾害并对其做出预测，就像龙卷风或气象灾害一样，这已然表现出一种顺从，使人们从根本上消除了自己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在旁观者与现实之间，它呈现出一种有害的关系。事情将如何继续，以及如何继续为这些事情担负起责任，最终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阿多诺强烈反对“诉诸道德和人性，因为‘人性’一词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会让人陷入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恐惧和软弱”。阿多诺指出了
如何抵抗这一运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唯一能打动我的有效手段，就是警告右翼极端主义的潜在追随者们要认清自身的后果,让他们知道这种政治运动将不可避免地给自己的追随者带来同样的厄运，而且这种厄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它的一部分,正如希特勒很早就开始说，“我宁愿把子弹射向自己的头颅”，然后一有机会就重复这句话。因此，如果人们要郑重地反对这些事情，就必须考虑宣传对象的核心利益。这尤其适用于年轻人，必须提醒他们注意各种渗透，注意对他们的隐私和生活方式的限制。
关于如何面对新右翼极端主义现象及其“伎俩”和技巧，阿多诺在演讲中给出了如下建议：
●要仔细研究并积极抵制那种复杂巧妙的“反犹主义新手法”，即那些暗示和影射，尤其是其累积效应。
●一旦发现有人使用操纵性的反犹主义手段，就要“努力找到民主国家能够进行干预的法律手段”。
●要发展一种“反对(右翼极端主义者用真理为谎言服务的倾向)的艺术，这种艺术主要在于识别出滥用真理为谎言服务的现象并予以抵制”。
●要仔细审查那些对民主政治建制和支持民主的政党的攻击，这些攻击给右翼运动的支持者“提供了这样一种感觉，即通过这场旨在废除自由的运动，此刻他们正在重新获得自由，即决策自由和自发性”(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反美主义联系在一起)。
●要分析“符号的自主性与它所代表之物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点”。
●要避免“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这种策略从未奏效，并且由于(新右翼)已经走得太远而无法奏效”。
●要诉诸个人的实际利益而非道德说教，因为《威权人格》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偏执的人格，当然也就是那些专制的、压迫他人的、且在政治和经济上反动的人，当涉及到他们自身一目了然的利益时，他们的反应也会完全不同。例如，虽然他们是罗斯福政府的死敌，但对于那些与他们利益攸关的制度，比如租户保护或廉价医疗，他们就会立即终止反罗斯福主义立场，行为也会相对理性。在我看来，人的意识的这种分裂是对抗我所讨论的那种发展的最有希望的出发点之一。”
●要关注“需要了解和改变的真正研究对象……右翼极端主义者，而不是他们煽动仇恨来反对的人”。
●要“通过反思他们以及反思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结构之间的关联来厘清这些以这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行事的（专制）人格的社会心理问题……（以便消除）社会风气中的某些幼稚病”。
●要明确指出右翼极端主义者使用的各种“伎俩”，“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定性，准确地描述它们，说明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努力让大众免受这些伎俩的伤害，因为没有人愿意当傻瓜”。
●要表明“整件事都是基于一种巨大的心理……欺骗”。
●“除了用纯粹的政治手段避免政治斗争……还要在（右翼极端主义）自己的地盘上与其对抗……我们不能用谎言对抗谎言，不能试图像谎言一样投机取巧，而是必须用理性的全部力量、用真正非意识形态的真理去对抗它”。
今天，我们解读《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可以有许多视角，其中两个视角最引人注目。就第一个视角而言，阿多诺提请人们注意几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右翼的崛起及其日益增长的号召力而逐步显现。在被忽视了几十年后，社会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开始重点研究它们。此外，阿多诺的思想与其拨开现代社会的面纱透析其本来面目——包括形式上民主的政治制度（没有这些制度，现代社会就无法存在和运转）——的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就这个视角来说，阿多诺在他最后的10年间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和观点（涉及白人特权、末世论、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拒斥以及无意识等），都证实了他通过实践得出的这种诊断式分析在今天有多么必要。即使我们没有面临这些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的进步和各种成就（如民权、民主、法治和繁荣）似乎还没有受到威胁时，我们仍须奋力保持类似的批判性关注。毕竟，现代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这些成就永远都面临着威胁，而且不仅受到某些群体和行动者的威胁，更受到现代社会依靠其维持秩序和“发展”的逻辑——资本至上的反常逻辑（即社会逻辑）——的威胁。
就第二个视角而言，阿多诺坚定地致力于审视现代社会，揭露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存在的那些墨守成规的、意识形态的、非批判性的、完全错误的以及毫无根据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社会成为可能，而且还强化了这种扭曲的、充满内在矛盾的现实社会。阿多诺的这一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审视提供了一种研究社会世界——事实与规范在这种世界中不断碰撞，在没有发生重大质变的情况下难以期待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达成和解——的模型。他宁愿摒弃尤其存在于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中的那种普遍观念，即所有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人都关心和关注他人的福祉，除非特殊的经历或环境阻碍了他们发展出这种关心以及与他人平等地或富有成效地交往的能力，使他们无法产生共鸣；因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许多其他事情上都形成了一种无法发展出这种关心和能力的激励机制。相反，阿多诺认为，伴随着上述普遍观念产生了许多社会、政治、文化成本和经济利益，这是因为这种观念与现实相冲突(正如包括近代史在内的大量历史证据所表明的)，并且一直在转化为现代社会的运行——其成本和利益在整个社会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且为其提供支持。可以预见的是，阿多诺秉持的坚定批判立场足以持续地解释他的著作和批判理论类型要么会受到欢迎和赞赏，要么会被视为最令人恼火的、使人不安的和肆无忌惮的傲慢无礼——不仅在某些政治群体（比如另类右翼）中，而且在学术界（他们追求的研究和坚持的方法符合官方和主流的观点并与现代社会的表述相一致，并且不需要有明确的批判承诺）也是如此。五、作为批判的传播者和教导者的阿多诺：以论文和演讲的形式进行抵抗
阿多诺对作为其批判理论核心和焦点的同一性思维的批判，以及他对那些阻碍欣赏和尊重非同一性世界的相关机制和方式的拒斥，都是针对与世界和他者联系的现代方式如何伴随着异化和物化的过程，并强化、扩大和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过程。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态度也与经典的社会理论有着高度的一致、兼容和互补，并对其进行了扩展。当马克思描述资本积累产生了更高程度的异化时，当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日益明确的劳动分工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失范现象时，当马克斯·韦伯将一切现存事物的不断合理化（仿效日益缺乏意义的新教伦理）导致了世界的祛魅时，这种密切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这些过程——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不受控制并任其发展，那么现代社会的尽头就不是“人类千禧年”（humanmillennium）的开端，而是社会甚至人类文明的削弱或毁灭。阿多诺的研究受到经典社会理论家的类似关注的驱动，而他的回应更加坚定地推动着对现代性的激进理解，旨在阐明社会成员通常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有能力)通过一种为了避免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被洞悉而设计和维持的庞大激励结构来把握的那些活动和矛盾，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并未受到鼓励去做相关的努力，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被积极地劝阻这样做。只要个体顺从或屈服于这种劝阻，他们的经历就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而是现代社会——作为至少部分倒退的社会制度——的运作方式被移植到个人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行为中，以及社会互动的形式和主体间性的形式中。
如果我们参照阿多诺对论文写作形式的偏好，并结合他对口头语言所持的保留态度，用以评估他关于新右翼极端主义的演讲与其整个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篇演讲是他允许自己明确而直接地阐述其整个研究的动力的少数例子之一：现代社会保持持续进步的潜力正面临着被人类和社会生活的倒退所颠覆的危险，尤其矛盾的是，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社会既促进也有赖于后者。严格来说，尽管上述假设——《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首先论及的是新右翼极端主义在所谓民主社会中的持存问题——有可能言过其实，但这篇演讲仍然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呈现了阿多诺作品中的关键主题，以及今天应当如何解读它们，即便这是在他去世两年多和距今半个多世纪之前、且这个世界越来越令人感到不安的情况下发表的一篇演讲。
与阿多诺的许多其他公开演讲相比，他为《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所做的笔记涉及广泛：有7页密密麻麻的手写笔记，通常是完整的句子(这极不寻常)，简直可以从字面上预见他想要阐述的内容。阿多诺对这次演讲的用心准备表明，他对其异常重视，这不仅仅是他同意并甘愿或迫于完成的又一项义务。显然，他所提出的观点都紧密关联于其核心立场，因而有效地澄清那些观点对他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就目前而言，除了阐明阿多诺1967年的演讲和分析与当下的相关性，这篇演讲还显示出，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和兴趣的多样性如何非常适用于阐释右翼极端主义及相关的民粹主义形式在21世纪初所表现出的挑战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寻求复杂性和广泛性，以便预测我们已经面临且无疑迟早要面临的当前和未来的种种挑战。那么，如何构思当下以及今后迫切需要关注的实践呢?这种实践并不源于对表面现象的关注，而是需要下定决心去把握是什么样的力量产生并维持了这些表面现象，例如右翼运动和右翼政府。将《新右翼极端主义的诸方面》视作一种通常所用的手折扇的扇钉，其统握了阿多诺整个理论的诸多不同维度，可能是最富成效的一种研究视角。原因在于，这篇演讲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关键维度息息相关，从个人经历到文化工业，到艺术和音乐，以及它们在“被管治的世界”（administeredworld）、社会学、否定辩证法和教育中的倒退的、异见的作用和命运。六、结论
在众多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批判理论家中，阿多诺由于各种原因无疑占据了独特而显赫的位置。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其他杰出代表特别是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相比，或者与米歇尔·福柯、让·鲍德里亚、朱迪斯·巴特勒等后来的理论家相比，阿多诺在他的作品中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严谨性和广泛性，以逻辑严密且思路清晰的高水平产出为特征，至今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与现代社会赖以运作且特别坚持、拥护和推进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紧密相关。然而，更重要的是，阿多诺致力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拒绝屈从于各种诱惑，包括为了迎合时代氛围而将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单一化，或者采取权宜之计，或者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或者像他周围的人那样趋炎附势。例如，战后时期的很多人都屈从于当时的政权（实际上是西欧和北美的现代社会），避免批评“西方民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视作支持苏联共产主义。而阿多诺却坚持认为，有必要基于当时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完善和聚焦更严谨的批判，就像对“被管治的世界”的批判一样。正如他在音乐领域所做的那样，在理论上，他没有向任何体制妥协。在音乐方面，他将“无调性的挑战”（thechallengeofatonality）视为拒绝放弃“面对自由的挑战”（thechallengeoffacingfreedom），并且拒绝建立某种政权来“逃避自由”（这里使用了弗洛姆的著作《逃避自由》）的书名），而这是对时代要求的背叛。结果，阿多诺本人——连同他的作品——不断招致不满。而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证明了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和学者，以不妥协、不向权力献媚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描述社会现实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至少可以牢记我们应该如何书写现实，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阅读阿多诺，并将他的文章和评述移植到后来的或者晚近的现实环境中，会面临一个主要问题：它们批判了传统的假设，那么传统主义的解释和应用如何才能公正地看待阿多诺想要表达的东西呢？“公正”在这里很重要，也是阿多诺的努力方向：不是把我们研究和考察的东西变成今天所谓的满足“欲望”的功能（根据我们的诸多局限而把世界转化为能够为“我们”所用的功能），而是让世界保持原样，以它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面对它，并得出相关结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激进思想不仅与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格格不入，而且还与它们完全对立，无论它们代表的是右翼还是左翼。阿多诺反对用政治议程来“框定”他的见解，包括他本人的左翼学生需要他支持并加入他们的事业时也是如此。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背道而驰，在本世纪尤其如此。如果我们面对令人不快和不安的复杂性、矛盾、悖论和困境，那么想要世界重新变得简单的那种一意孤行的、或多或少带有侵略性的决心——哪怕只是为了利用它——是不会成功的，而且更有可能加剧和推动这种充满张力的现实（我们全都身处其中）走向“不归路”，而这一前景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现实。已经出现的各种情况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理性的”解决方案，这显然使“非理性的”应对方式更具吸引力，甚至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右翼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者认为，至少在短时间内，这是一个有可能实现他们抱负的机会，虽然从中长期来说对所有人不利；与此同时，左翼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者的动机似乎是以建设性的方式面对迫在眉睫的挑战，认为自己的策略将带来质的和终极的改善，并形成一个政治参考框架，从而有利于以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方式解决紧迫的和新出现的问题。然而，近年来的趋势表明，右翼与左翼的拥护者都忽视了两大群体及其支持者之间日益严重的根本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将他们分离开来，他们不会销声匿迹，而且双方的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各自无法克服的惯性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阿多诺代表的是一种毫不妥协的决心，即无论是否会有切实的回报，都要揭示在一个后辩证的（post-dialectical）时代正在上演的这种动态冲突，因为只有这样的决心才能保持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那种无所畏惧的理解所具有的潜能。
最后，对阿多诺和其他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除外）的主要“批评”之一是他们“过于悲观”。然而，乐观主义的核心是现代社会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双双造就出来的产物，它认为我们应该保持乐观，应该希望事情能顺利解决。这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远离现实的具体情况，即使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并非总像计划的那样把事情解决好，但终归还是为了某些目的以及某些群体或个人的利益而运行。乐观主义连同它对悲观主义的禁戒是一种应对机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下意识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我们本“不应该”承认的），我们永远无法掌控世界，是那些匿名的力量(由某类人群把握)掌控并决定着我们的命运：这些力量要求我们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深入探究现代社会是如何产生、如何扩张以及如何以我们很难理解的方式改变我们生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是它的产物，也是它的延续者。法西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意识到他们并未掌控世界，但他们并不接受这个世界不利于人类“掌控”的事实，而是坚持认为他们能够掌控世界。尽管就其本质而言，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的影响，但却无法被我们控制，虽然这些方面在现时代应该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以“我们的”目标为蓝本并由我们来塑造，反映并符合“我们的本性”，以及服从于“我们的”决策。然而，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或满怀怨恨，事实却是：社会通过日常生活、现存的不平等结构、权力体系以及(日益官僚化的)机构和组织来生产和维系我们，而不是相反。只有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获得所需的知识，从而塑造我们共同的命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互动的和主体间性的方式——认识到，我们如何成了各种力量的产物，而这些力量的机制是难以把握的，如果不借助必然且持续的集体努力、鼓励和支持，我们就难以理解和超越这些力量。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现代社会中实现持久的改善以及持久地改善现代社会，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是由现代社会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坚定的意愿和决心去战胜我们自己的、被社会塑造的、天性倒退的自我。
（作者：哈利·达姆斯（HarryF.Dahms），美国田纳西大学社会学系；编译者：齐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本文原载《披露》（disClosure）2020年第29卷。发布时间：2023-11-030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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