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名网红峰哥去马驹桥拍了视频，他的视频及相关讨论一时成为热点。我十分支持让这里的生活被更多人看见和理解，也希望这些关注能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打工者的处境，认真对待他们面临的困难。
与此同时，峰哥的视频，以及最近许多与马驹桥相关的视频，也让我想起自己在这里调研时反复遇到的一个问题：面对镜头，有人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也有人十分排斥。在我看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被拍摄，同样是理解这里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把这条注释发出来，从自己过去的经历出发，谈谈那些不愿被拍摄的人，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顾虑。)
本注释合适的位置：第六章第二节，第204页，“一些昔日的马驹桥网红，都是这样终结了他们在这里的发财梦”后。
随着马驹桥慢慢出名，这片土地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采访、拍视频的人。有的人是记者，来这里拍摄打工者的生活;有的人是学生，来这里完成一份艺术作业。还有一批人，是短视频制作者：他们有的来自外面，有的就是马驹桥城中村内的打工者;他们要么记录自己的生活，要么拍摄街头的热闹，要么抒发自己对这里生活的感想，要么也做一些慈善(例如给街头等工的打工者们发些早餐)。有人凭借这些视频获得了许多关注，也挣到了钱。但是，马驹桥这片土地似乎不太欢迎这些“揭发秘密”的人。一些人面对镜头出了名，却也因此遭到辱骂，甚至挨了打;还有一些人试图扛着摄像机拍摄这里的生活，拍摄过程也不甚轻松。就我所见到的情况看，这些对拍摄者(有时还包括出镜者)的敌意，在打工者的口中通常有三个可以辩护的理由：
图峰哥最新的视频，关于马驹桥
第一，这些人是在侮辱人。确切地说，这些人是在侮辱这些生活于马驹桥的人。如果去搜一搜网上的各类与马驹桥这些打工者相关的视频，就会看到视频中虽然有许多人在感慨生活不易，但也有许多人站在街头，对着镜头痛斥着马驹桥打工者的“懒”和“坏”。有的人会说，这些人都好吃懒做，救不了;有的人会说，这里有很多坏人，只会占便宜，欺负人;还有的人会说，这里到处都是混混、“大神”，这里就是个坏地方。面对这些指责(无论指责者是来自马驹桥内还是马驹桥外的人)，许多打工者们便会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在侮辱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在用侮辱自己来换钱，而这又构成了更深的一种侮辱：这些人甚至都不是所谓“刀子嘴豆腐心”，而只是为了利益。
第二，这些人是在侵犯隐私。不愿被拍到，可能有十分具体的现实原因。在这里生活的人当中，有的人有过违法犯罪经历，有些人正欠着债。对其中一些人而言，面孔和活动地点一旦被公开，就可能带来他们不愿面对的后果。不过，当然不能因为一个人拒绝拍摄，就推断他属于其中的某一种情况。然而，确实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使他们羞于见人。他们吃的不好，住的不好，简而言之就是没“混出个样子来”。正因如此，他们不愿告诉亲戚朋友他们目前在哪住、在做些什么工作。编造一些工作，或者干脆模模糊糊的一句“在外打工”，他们本可以躲过大多数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来这里拍视频，那就可能让他们的生活状态彻底暴露。他们认为，一旦视频里拍到了他们的脸，而视频又被传到网上，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被亲戚朋友们发现，而自己过去掩饰生活状态的努力也就会化为一场空。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难判断，但我确实在街头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我被拍到了脸，到时候一播出，家里亲戚和老乡之类的看到自己混成这样，丢不丢人啊。”还有一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经历需要隐藏，也未必因为自己的处境而羞耻。他们就是不愿在公众面前露脸，不愿让自己的样子成为陌生人观看和议论的对象。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拒绝拍摄，就认定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被看见”。一个人站在街头，会被同处街头的人看见;但当他被拍成视频，又被发布到网络上时，观看者、观看的时间和解释他的方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他原本只是站在街头等活，却可能被放进一段关于“懒汉”或“大神”的叙述中。他可以离开那条街，却未必能让视频随着自己一同离开。因此，身处公共场所，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公开传播。这里讨论的是他们对生活边界的理解，至于具体拍摄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则是另一个需要结合情境判断的问题。
第三，这些人是在给中国抹黑。这粗听起来不可思议，却的的确确也是我在街头时常听到的说法。他们认为，马驹桥不是什么光彩的地方，是中国的“底层”和“阴暗面”。这些视频一旦被拍下来，发到网上，那就是给中国抹黑。更有甚者，还会直接指控某些拍摄者是“间谍”，认为这些“间谍”拍下视频后就会发给外国人(通常是美国人和日本人)，让外国人毁坏中国的形象。不过，这种指控一般既不针对官方媒体的记者，也通常不针对学生和随手拍下视频的打工者或路人。但是，那些来这里拍视频的独立记者或自媒体的媒体人，就很容易遭遇这样的麻烦了。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理由背后还有别的情绪，比如对他人借此挣钱的嫉妒，或者对生活条件更好的人的不满。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些可能，就把他们说出的顾虑都视为借口。就他们口中所表述的最直接的理由看，他们确实相信他们的生活是不好的，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他们是弱者，是边缘群体，但是他们不希望被别人看到。对他们而言，被看到不会带来帮助，而可能带来羞耻，无论是对他们自己的，还是对国家的。他们过去的种种经历，使他们很难相信所谓同情的价值，或者自己可能被社会重视、被他人帮助以至于改善生活状态的可能，至多只是希望某位“大哥”带着他们一起干活挣钱发财。所以，当他们可能被外界看到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警惕，以至于产生敌意。
有人担心行踪暴露，有人担心亲友认出自己，有人反感别人借自己的处境挣钱，也有人只是希望保有拒绝出镜的余地。这些顾虑不必来自同一种心理，却都可能使拍摄成为一件需要警惕的事。这些顾虑还涉及同一个问题：进入镜头之后，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形象如何被使用?拍摄者留下哪几句话，剪掉哪些解释，给视频起什么标题，观看者又会怎样评论，往往都不掌握在被拍摄者手里。对拍摄者而言，这可能只是一段素材;对被拍摄者而言，它却可能进入自己的亲友关系和日常生活，带来持续的影响。双方从拍摄中得到的收益、需要承担的后果，也未必相同。
过去的经历，也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这些后果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很少感受到被关注能够带来帮助，却经常经历误解、嘲笑和损失，那么，他就更难仅凭一句“我们想记录真实生活”，相信这次拍摄会对自己有益。在镜头真正带来什么之前，他已经需要决定是否接受它，而这一决定只能依赖既有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预期。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在意的是隐私，为什么面对自媒体或独立记者时较为排斥，面对某些正式媒体、研究者或学生时，却可能较少提出同样的指责?这不意味着前者拍摄必然侵犯隐私，后者拍摄就不会侵犯隐私。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他们如何辨认拍摄者，以及如何借助拍摄者的身份，推测拍摄的用途与后果。对他们而言，某些正式媒体有可以辨认的机构名称，研究者和学生有相对明确的身份与来意。这些信息未必能够保证结果符合他们的期待，却可能让他们觉得，对方的行为受到一定约束，至少自己大致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对方也可能因此被理解为来完成报道、研究或者作业，而不是专门利用自己的处境挣钱。相比之下，一个陌生的自媒体拍摄者，可能更难获得这种信任。他拍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会不会专门挑选难堪的场面?会不会把自己剪成一个供人嘲笑的角色?如果视频受到关注，收益归谁，麻烦又由谁承担?对于已经见过种种马驹桥视频的人而言，这些疑问并非全无来由。拍摄者即使自认是在善意记录，也不能保证这种善意会被对方感知和接受。
图正规部门或正式媒体拍照片，基本没有人会阻拦
不过，也不能把对正式媒体的较少反对，全部解释为信任。有些人可能觉得，对方既然来自正式机构，自己就不方便拒绝;有些人未必愿意，只是不想为此发生争执。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辨别的可能。没有公开反对，并不能直接证明他们没有隐私顾虑，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愿意出镜。换言之，是否提出隐私要求，既取决于一个人想保护什么，也取决于他认为面前的人是否可靠、自己的拒绝能否被接受，以及拒绝之后可能发生什么。对一个拍摄者说“你侵犯了我的隐私”，而面对另一个拍摄者保持沉默，未必说明他对隐私的理解自相矛盾，也可能说明，同样的要求在不同关系中具有不同的表达条件。
这种判断也会随交往经验而变化。比如，许多人在接受过采访或跟拍后，拿到了钱，他们也就会对这些媒体抱有积极的态度。这至少说明，最初对某类拍摄者的排斥并非总是固定不变的。当拍摄的条件经过协商，自己能够决定是否参与，并获得可以理解的回报时，拍摄便可能不再被视为一个完全由别人支配的过程。当然，报酬也不能消除关于传播用途的所有顾虑。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某些正式权威的执行者对这种拍摄行为的态度。书中写道，我曾和一位做独立记者的朋友一起来这里拍摄纪录片，并接触了“韩叔”这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打工者。有一天清晨，她扛着摄像机拍摄街头等工的人群，我则混在等工的人群里看着四周的情况。她的拍摄并不顺利，而没有记者证这一点使她遭遇了更多麻烦。她不仅遭遇到了围观甚至性骚扰，而且有许多人站在远处，充满敌意的议论着她：有人说她会让打工者丢脸，有人说她可能是美国间谍。有一位镇上雇佣在此维持秩序的“蓝马甲”走了过来，劝她别在这里拍，理由是会造成拥堵，以及“不让在这拍”。这位“蓝马甲”年龄大概四五十岁，个子不高，脸上满是皱纹，阻止完拍摄后，他转身走回十字路口，一边走一边念叨：“这都可能是间谍，现在这情况，到时候让美国人看见了，就发到网上说你不好”。
过了几天，我离开马驹桥，她继续留在马驹桥拍摄。过了两天的一个下午，我看到某个临时工群里传来消息，说有个拍视频的被警察带走了。我连忙给她打电话，电话接通，果然是我这位朋友被带走了。她本来在街头拍视频，但是有一个大姐突然冲过来拽住她的摄像机，并且对她开始大骂，说她这么做怎么怎么犯法，并且拿起电话报了警。警察来了，把她和那位大姐带到了派出所。这位朋友说，警察对此很尴尬。她说，警察和她说，他们过去也遇到过这种事，不想管，但是这位大姐报了警，他们也没办法。所以，警察只是最后劝了劝她别在此拍，就把她放走了。最后，她只得放弃了这种在街头直接拍摄的做法，而是支付报酬，征得对方同意后单独跟拍一天。为此，她需要支付几百元，有些人的要价还会更高。
从她的转述看，警察没有按照现场一些人的说法，将她作为所谓“间谍”处理，而是以劝说她停止在此拍摄的方式结束了这次纠纷。仅凭这段经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接到过相关行政要求，也无法直接判断具体行为的法律性质。但至少可以看到，现场不同参与者对同一次拍摄的理解并不相同：有人担心暴露生活，有人认为拍摄损害国家形象，而处理纠纷的人还需要考虑，怎样让已经发生的争执平息下来。因此，最后采取的处理方式，不能被直接视为对其中某一方全部说法的认同。
最后，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某些打工者为什么会对间谍问题(或者说国家形象问题)如此敏感。当然，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只是很排斥有人拍摄他们，而这个理由会使得这种排斥正当化。不过，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个理由背后的逻辑。这些打工者将自己视为某种社会秩序中的阴暗面(或者至少认为自己会被当作阴暗面)，认为自己是社会底层。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存在就是为这个社会抹黑吗?恐怕不会，但是当某种外国目光可能投射过来时，他们便会主张这将带来一个抹黑的结果。我们似乎可以说，他们面对着一种施密特意义上的敌友关系(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版，第32-35页)：当目光的发出者被理解为敌人时，这些目光便可能被预先理解为带有敌意。所以，他们即使面对自身生存的各种问题，也要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掩饰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避免让敌人获利。这一解释有其力量，不过，担心外国人看见，是否必然意味着把外国人视为敌人?希望呈现良好形象，与担心被别人利用负面形象，可能导向相似的行为，却未必出于相同的判断。仅凭“不愿被看见”这一结果，还不能确定其中的逻辑。
图毕竟，这里看起来确实符合某些“刻板印象”
马驹桥在通州区，而在通州区档案馆内，我找到一份1986年的文件，名为《北京市通县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建议办理情况：通县公安局关于县各饭馆建立治安员的答复》。公安局的答复内容很简单，就是收到建议，将加强各方面工作。但是，这份由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自身却很有趣。提案字迹扭曲，语法混乱，有许多错别字和难以辨识的字迹，尽可能照原文特录如下：
“在本县东至xx，南至xx对外开放的各饭馆里经常可看到一些流浪汉以拾饭吃为职业，他们的穿代(戴)手脚都很脏，广大用饭者很厌发(烦)这些人，如果叫外国人看见，给照个相片在(再)写份报道那还了得，不x这些人都是周围的村民、居民，xx为什么不管呢?为了不影响广大民众的健康利益和人格x言x发，特建议如下：
有关领导们应要求县各饭馆立即建一个治安员，佩戴红袖章，对不花钱人员应一律向外清除。
治安员要给人大权力和公安局保持联系，对不走者应及时报公安局，由公安局批下来，问清名姓、地止(址)，最后说下xxx。在这一天里，被x人只准喝水去便所，晚间放人。”
排除掉那些混乱不清的表述，我们这里能看到的，是一位人大代表在提议严厉控制流浪人员。他的要求不可谓不明确，手法不可谓不强硬。不过，他举出的重要理由却是，不能叫外国人看见，特别是不能让外国人发布在媒体上。那么对他而言，外国人是抹黑的敌人，还是好奇而照实直录的中立者呢?抑或是，外国人的“看见”，只不过是他用来要求解决问题的某种“危言耸听”?打工者和人大代表，他们的身份差距极大，但是在这里，他们却似乎在某些观念中形成了共识，或至少是得到了相近的结论。
相近的结论，仍然可能包含不同的关切。对于打工者，问题可能是自己的生活将被怎样呈现;对于提出治理建议的人，问题可能是某个地方将以什么形象被外界认识。这里既有对观看者意图的猜测，也有对传播后果的预期。我们不能只从他们拒绝拍摄时说出的某一句话，便认定自己已经理解了这种拒绝。
回到街头的镜头前，一个人是否愿意被拍，往往需要放在他与拍摄者的具体关系中理解。他想保留什么，不愿让谁知道什么，认为对方会怎样使用这些画面，又是否相信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尊重，这些都会影响他的反应。只有把这些问题问得更具体，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同一条街上的人面对同一个镜头会有不同态度，以及为什么同一个人面对不同镜头，也会作出不同选择。
回到街头的镜头前，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观看者，都需要反过来问问自己：我们究竟是在面对一个个真实的人，还是在寻找一些能够证实自己立场的论据?我们可能从他们的生活中看到了懒惰，也可能看到了不公;可能想要批评他们，也可能想要替他们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只挑出那些符合自己判断的片段，对其余部分不闻不问，那么，即使怀着同情，也可能把他们变成某种抽象观念的例证。他们的困境证明了我们的正确，至于他们自己有什么顾虑、需要什么帮助，反而不再重要。我们当然不可能毫无立场地观看，但至少应当允许眼前的人和事修正自己的判断，并继续追问：他们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困难可以改变，我们提出的办法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解决问题，就需要让这些问题及其实际后果约束我们的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也体现在这里：讨论之后，他们仍要继续生活，而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究竟能不能让这种生活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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