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写于几年前的一篇关于俄国工人罢工的文章。补发。
20世纪9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造成了社会生产大滑坡，无数企业瘫痪、拍卖和拆解。21世纪初，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工业的布局。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份额，西欧制造部门更积极地向东迁移了，比如汽车业。这一背景下，2005-2010年间，俄国迎来了一波外资汽车的建厂潮，包括福特、大众、现代和雷诺。外资厂的时髦车很受新兴有产阶层欢迎，利润可观。
同时，作为外资在俄车厂的供应链，紧跟着涌现了一批外资∕合资的配件厂，它们大多接收了原苏联国企的厂房、设备和工人，偶尔投点技术改造的小钱。在2010年前后，这一类配件厂的特点是规模小、数量多，员工一两百人，包括大量办公室人员。
本文讲的罢工，就发生在某家外资汽车配件厂。
卡卢加州来了造汽车的德国老板
2010年，莫斯科附近的卡卢加州引进了德资公司BentelerAG，专门为州内的“大众”厂生产汽车悬架。经过了二十年权钱交易的磨合，俄国官员早已学会了如何服务利润。与德资代表谈判时，卡卢加州政府特意要求对方调低预定的基本工资，以免破坏当地的招商环境。
闲话少说，Benteler的悬架厂很快投产，员工三百人，经营上了轨道。2011年，这家厂向州内组装的13万五千辆大众车提供了配件。
与投资俄国的其他商人一样，悬架厂很擅长榨取原苏联国企的残余价值：破厂房、烂机器，能将就一下的绝不翻新。厂里的员工工资分为底薪和奖金，强制大量加班，但不依法支付加班费。产线工人的防护用品能免则免，甚至拖着不给焊工更换防护服。为了节约开支，厂里外聘了部分派遣工，从事设备维护和油漆等工种。相比正式工，派遣工的待遇差了一截：底薪低、休息日少、请病假难。
2011年年底，悬架厂的工人月工资约为一万八千卢布(按当时汇率折合3600元人民币)，实在不高。无独有偶，它供应的大众组装厂工资水平也相当抱歉。2011年年中，大众厂的专家想出一个企业文化的“暖心”点子，为上班员工供应少量可乐与馅饼，却激起一场风波。有些员工把一堆可乐送到办公楼：“你们喝吧!”。总装车间的员工把馅饼扔到了几个在场的主管身上。当天，工人一度在厂区院子里聚集……厂方立即同意加工资，但加过的工资，拢共算下来也不过两万六千卢布(约合五千元人民币)。而且，厂里随后提高了生产定量……
2012年前后，外资车厂及其配件厂的总体特征，是产品购销两旺，工人待遇比较水，资方也无意主动安抚工人。在卡卢加州，虽然大众厂加了工资，旁边为它配套的悬架厂，却听不到跟着加薪的风声。随着耐心的消耗，悬架厂工人有点情绪不稳，只看谁走在前头了。
话说回来，尽管汽车工人很想加工资，可他们也看到了，老板身边站着双拳紧握的国家。国家是不好惹的。
新一波劳资纠纷与压制工人的官方组合拳
21世纪初的外来投资小高潮，给俄国经济注入一丝生机，也带动了一波工人行动。牵涉其中的，有外资企业，也有本国企业。有关研究显示，2012年的五个月内，俄国发生了124起劳资纠纷的抗议行动，包括48起罢工。行动的起因多数是欠薪，其次是关厂、裁员、要求加薪以及改善劳动条件。
显然，工业长期衰朽、凝滞的社会气氛以及斗争经验缺乏，让多数工人行动的目标很有限。虽说如此，普京当局仍十二分警惕，用了一整套的手段打击工人行动，尤其是罢工。
2008年，半官方的国内最大工会“独立工联”副主席涅杰列布茨基不得不承认“按照法律举行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一断言的论据实在太多了，随手举两个例子：2007年，莫斯科某铁路机车组工会宣布罢工，市法院立即裁决罢工违法。再比如彼得堡某码头工会宣布罢工，检察院立即协调特警查抄工会，私人安保大队进驻码头威慑工人，法院裁决罢工违法。
除了官方的压力，资方也不肯轻易向工人让步，每一分钱的争夺都是艰难的。某水泥厂罢工后，老板先是关厂，然后解雇参与行动的工人。某汽车厂罢工后，厂方先把行动的参与者调到低薪工位，再找茬开掉。某外资汽车厂成立工会后，厂方在数年内“未收到工会注册文书”，所以“依法”不承认它。当某国家杜马议员出面转交有关文书，并确认资方收到后，文书又被资方“大意遗失”了……
无论如何，2012年前后的一波工潮，外资汽车工人的身影很是靠前。他们有自信、胆子大，在各厂组织工会，多方鼓动，提出集体谈判、加薪、追讨加班费等“前卫”要求，一时动静不小。2012年3月卡卢加州的德资汽车悬挂厂罢工，是这群工人显示意志的一个显著例子。而汽车厂的行动，与一批工人鼓动者有直接关系。从他们的实践中，可以窥见当时那一拨汽车工人的活力与局限。
来自МПРА(跨地区汽车工人工会)的德米特里·科日涅夫，就是这样一个鼓动者。他对2012年悬挂厂的罢工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是整个行动的知情者。
德米特里·科日涅夫：挫折中总有前进的路
科日涅夫是个八零后退伍兵。21世纪初，他辗转于不同的左翼团体，行动力很强，碰壁了也不灰心。2005年，他与另外几个人在莫斯科附近的特维尔市某公交公司搞鼓动宣传，大体方式是其中一人以打工的名义“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其他人在外面发传单配合里面搞事。警方迅速拿下了他们一伙，科日涅夫以莫须有的“非法持械罪”被判刑一年。出狱后，他在特维尔市某机械厂当车工学徒，尝试在厂里组建工会，又以解雇告终。
回忆这一段经历，他总结说，原苏联国企改制而来的残破厂家，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泥潭，缺少奋发向上的精神：
“(我当时打工的机械厂)那里基本是上了年纪的(职工)，酒鬼很多。而且他们狂饮的不是伏特加，而是50卢布一升的玻璃水。”
这样的老员工，是无力挑战老板的。虽说画面惨淡，科日涅夫还是在那家机械厂折腾了好一阵的工会活动，直到卷铺盖走人。回望当年的扑腾，他认为主要失误在于把工会的形式架子看的太重，一心“搞组织”，没有试着让人们自己动起来：
“我们忙于跑法院写状纸，而没有诉诸人们自身的积极性。我们(的工会)有十个人，大家都说：伙计们，露两手，拿出你们的本事，到时候我们也入伙。于是，我们努力显示自己是有能耐的。这是一条死路。”
在汽车工人当中：鼓动与组织
离开特威尔市之后，科日涅夫加入了МПРА，前往卡卢加州推动汽车工人的行动。不久以后，他成为МПРА的卡卢加州协调员。他回忆说，最初他来到大众厂的门口搞宣传，一股生气扑面而来：
“我看到大量神志清明的年轻人。当我们散发了传单，有人打传单上的联系电话问情况，有人参加了(我们创立的)工会。这让我吃了一惊。”
2011年，向“大众”供货的这家德资悬挂厂建立了МПРА支部，成员达到一百多人。对这一成绩，科日涅夫分析说：
“(在今天)人们不再试图离开(汽车)企业去别的什么地方讨生活，而是开始斗争。要知道，他们有时也乐意干这个行当，喜欢这个集体。(他们)不喜欢的是工资和工作环境。”
悬挂厂的МПРА支部里，人们最盼望的是加工资，最反对的是奖金制，这也成了罢工的主要动力。罢工过后，科日涅夫对采访者解释了工人为何反对奖金制：
“奖金——这是显而易见的恶。奖金是员工挣到了的钱，但(资方)可以夺走。一个人斜眼瞅了师傅一眼，师傅就有权找茬剥夺他的奖金。”
虽然洋老板一直不理睬厂里的МПРА支部，随着组织的扩展，工人更容易与管理搞摩擦了。2011年年底，某焊工班组搞了一次短暂停工，要求换发防护服。2012年2月，支部向厂方发起集体谈判要约，遭到含糊的拖延。3月初，一百多工人用照章操作减慢速度的办法，怠工了一段时间。厂里的气氛变得微妙了，管理们到处盯着工会的积极分子，不许他们下班后待在厂里接触同事。与此同时，科日涅夫与其他鼓动者花了一个月时间反复宣传把奖金并入底薪有多好，给下班的工人放纪录片，讲拉美、韩国汽车工人如何罢工，如何不怕与警方冲突。
2012年3月中旬，按照集体谈判要约的法定流程，МПРА向检察院举报资方拒绝受理要约书。3月18日工会支部投票决定罢工，一百多名会员与几十名非会员工人签字同意。
对МПРА来说，它最期待获得与资方的集体谈判权;对支部会员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一次行动能涨多少工资。无论如何，在3月底的时刻，工会与工人都渴望行动了。
2012年3月29日，悬挂厂的罢工开始了。
罢工的始末
3月29日早上，70多名当班工人在车间里聚集，主管们来到现场，表示公司希望维护整个集体而不仅是某个群体的利益，又说欢迎工人选出代表与公司谈。聚集的工人纷纷举手表示МПРА支部就是大家的代表，已准备了关于集体合同、底薪、加班费等全套要求草案。看到工人的态度，主管们换了一套说辞，声称这样的草率表决不能代表非产线人员和没上班的工人。工人闻声喊成一片，支部主席纳斯京就地宣布罢工开始，工人们涌到车间门外，戴上了工会袖标，打起了МПРА的旗帜。
很快，上百名特警、便衣和着装警察进入厂区，把工人从车间赶到食堂，主管们也不接受任何书面文件。随后，私人保安公司的队伍也应召入场了。
在厂区内，МПРА的代表科日涅夫与劳动部门、检察院人员以及德方总经理卡普曼交流了几句。劳动部门人员张嘴就是“今天就说今天的事，别扯陈年旧账。”，检察院人员要么沉默，要么附和劳动部门的说法。不管总经理说什么，两位官方代表都帮腔，不管工人代表说什么，两位官方代表要么冷对要么反驳。在接触中，卡普曼提出不加底薪、提高奖金的方案，工人代表一口回绝了。
又过了一会，“独立工联”州工会主席赶到了，他向在场工人高呼“你们犯法了!”，可惜没人搭理。
与工人代表的磋商中，卡普曼再次提出召开全厂员工大会选出代表谈判，并断言“某些员工是受了工会压力，才拒绝工作的。”
与此同时，检察院和劳动部门的现场代表宣称应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把支部会员以外的员工包括进来，否则任何谈判“都是非法的”……
与此同时，主管们四处找工人谈话，表示一切都好商量，最好绕开МПРА的那个支部……
与此同时，文员、技术员们奉命下车间站产线了……
与此同时，车间里火速诞生了一个新工会，疑似是跟МПРА唱对台戏的……
与此同时，警方找科日涅夫谈话，要他保证工人不出厂门、不拦截马路……
与此同时，几十位左翼学生和其它厂的工人，来到现场声援罢工……
3月30日，厂方让临时雇来的顶班者进厂，遭到几十个罢工工人的拦阻。同时，工人也不许厂里向外出货。
3月31日，在当地州长的说和下，罢工结束了，资方开始与МПРА展开集体谈判。
2012年4月中旬，附近的法资雷诺汽车配件厂出现工人静坐，要求发还拖欠的奖金。
2012年4月下旬，参与现场声援的某左翼学生，被俄联邦安全局约谈，要求他提供МПРА的内部信息。
2012年5月，另一位参与声援的左翼学生，被征召入伍。
2012年7月，在签订的集体合同中，占工人收入20%的奖金，转入基本工资范畴。派遣工的人数受到限制。
2012年10月，МПРА支部副主席被厂方以“失去信用”为理由解雇。
罢工后的一次访谈中，科日涅夫认为这次行动并不能说多有战斗力：
“人们尽管向前迈出了几步，但还是不愿自己动手，指望着出个英雄好汉，天上掉馅饼或者干脆奇迹现世。”
是的，这只是胜利的瞬间……
202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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