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民主工会-品论天涯网

译者按

卡车司机因为长年奔波在公路上，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而经常陷入无组织无福利的被动状态。在我国，卡车司机仅仅存在颇具江湖意味的卡车司机互助联盟，如“中国龙”和“东北虎”卡车司机联盟，而在美国，由于劳动结社权利的保障，卡车司机工会绝非新鲜事物，并且因为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多元化而最终成长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工会之一。

美国卡车司机工会，英文名为：InternationalBrotherhoodofTeamsters,IBT，起源于1901年，最初是由马车夫组建的工会。在1934年IBU通过参与明尼阿波利斯罢工证明了自己是劳工运动中的关键力量，其还帮助促成了承认工人组织和谈判权利的立法，包括《全国劳动关系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

在1964年的时候，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和雇主签订了《全国货运总协议》，这份集体合同为全美国超过45万名货运司机提供保护和福利。然而，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历史不仅伴随着基层抗争也曾经一度因为民主制度的缺乏而存在严重腐败，以至于美国政府长期对其财政进行监管。但在进入1990年代并且经历了工会内部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后，IBT愈发走向多元和进步，甚至不满于AFL-CIO(美国总工会)的高度建制化而脱离其加入“变革致胜联盟”。

本次笔者从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官方网站的历史栏目中选编了三篇短文，借助来自IBT的视角看待近半个世纪以来IBT如何不仅仅局限于劳工权益维护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议题。选编的短文“卡车司机工会和DRIVE运动”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IBT通过DRIVE运动来让卡车司机的妻子或者女性卡车司机也参与到社会运动中，让流动的“卡嫂”力量也能够影响到社会变革。

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标志

全国货运总协议

1964年1月15日成为卡车司机工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第一份《全国货运总协议》(NMFA)在芝加哥签署。这份合同将为全国超过45万名长途司机和本地货运司机提供坚实、标准化的保护和福利。这份合同被劳工的批评者和朋友同样描述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成为了各地工会的里程碑。詹姆斯·R·霍法是该协议的设计师、首席谈判代表和整体能量风暴，他将其视为自己在卡车司机工会任职期间的巅峰成就。

梦想成真

1964年的《全国货运总协议》将比劳工历史上任何其他单一事件都多的工人带入了中产阶级。霍法(译者注释：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工会主席)决心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增进对长途司机等“非技术”劳动者的尊重。该协议是实现全国性工会合同这一更大梦想的第一步。它彻底改变了各类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方式。长途和货运司机——通过经济收益、稳定性和强大的卡车司机工会获得力量——成为美国政治格局中的一支力量。政治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关切和利益必须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可以前所未有地动员成一个强大的投票集团。

赢得全国货运总协议的杂志封面

未来的道路

霍法相信，工人维持他们已经达到的标准、工会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卡车司机工会所有行业部门中实行总协议。正如雇主在全国层面上组织起来一样，劳工也必须整合其力量，而这正是1964年《全国货运总协议》的突破所在。该协议赋予卡车司机工会与大型卡车运输公司同等甚至更大的力量。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和贸易世界中，这一蓝图仍然是所有工会必须走的道路，以确保他们来之不易的遗产在未来不会被削弱。

卡车司机工会和DRIVE运动

1959年，在《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及其他反劳工立法通过后，卡车司机工会认识到需要在工会内部制定全面的立法和政治计划。同年11月，詹姆斯·R·霍法成立了立法和政治教育部。霍法呼吁该部门制定一项由会员支持的政治行动计划。D.R.I.V.E.——民主、共和、独立选民教育——由此诞生。D.R.I.V.E.于1960年正式启动，有两个主要目标：【1】选举对卡车司机工会会员利益友好的公职候选人；【2】推动对卡车司机工会家庭特别关注的立法的通过或否决。

D.R.I.V.E.委员会通过筛选和推荐友好候选人、发起选民登记活动以及在初选和大选中制定投票动员计划等活动来实现这些目标。资金严格来自自愿捐款，与会费分开管理。

卡车司机工会女性掌舵

D.R.I.V.E.的第一任主任西德·扎格里很快意识到，工会最好的资源之一是会员的妻子和女性成员，她们作为政治组织者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与总主席的妻子约瑟芬·霍法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创建了一个女性辅助政治行动计划。最终目标是在每个联合委员会中建立一个主要的辅助组织，并使每个D.R.I.V.E.单位在选区和街区层面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霍法夫人亲眼目睹了丈夫和其他人在试图改善工人生活时遭到身体殴打和不公正的法庭斗争。她知道工会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和持续警惕才能在艰难困境中坚持下去。她是最早认识到政治行动是抵御20世纪50年代工人权利受到侵蚀的最佳防御手段的人之一。

“劳工的敌人不会停下来吃午饭——所以我们也不能，”她说。她知道承担像D.R.I.V.E.这样的任务不是胆小者能做的。许多女性似乎根本不关心政治问题。许多人甚至不投票。1960年和1961年初，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参加只有寥寥数人出席的集会。她和她的家人因她的行动而遭到负面社论和恶毒的社论漫画攻击，但她从未停止尝试创建D.R.I.V.E.小组。“工会不是由那些受了伤或第一次失望就放弃的男女建立的，”她说。

1961年4月9日，詹姆斯·R·霍法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电话会议，与超过100万名会员通话。他关于D.R.I.V.E.的信息和对女性委员会的鼓励被接入170多个城市的会议厅和剧院。终于，潮流开始转变。到1963年，她的集会和午餐会的出席人数从1200人到5000人不等。

D.R.I.V.E.在行动

霍法夫人的努力还包括“D.R.I.V.E.在行动”项目，其中包括《D.R.I.V.E.》杂志、针对特定议题的政治行动工具包、写信运动和politicalaction培训项目。

活动工具包中包括“D.R.I.V.E.参加聚会”的女主人资料包。卡车司机工会女性被要求举办邻里聚会，谈论D.R.I.V.E.的目标，并讨论与她们家庭和社区直接相关的问题。然后她们会在聚会上教朋友和邻居如何在其选区和选区启动选民登记活动和其他活动。聚会想法受到D.R.I.V.E.成员的热烈欢迎，聚会在全国各地的社区都很成功。

霍法夫人最重要的成就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举行的D.R.I.V.E.车队游行。1962年至1968年间，来自卡车司机工会联合委员会、州会议和辅助组织的15000多名女性代表——不同种族、来自不同社区和州的女性——登上巴士，长途跋涉数小时，与她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谈论劳工和社会正义问题。回到家后，这些女性访问学校、教堂，甚至挨家挨户谈论这次经历，并评估政客们对当地社区需求的理解或满足程度。

赢得尊重

起初，国会山上的领导人对这些女性不屑一顾，但后来逐渐尊重她们的奉献和知识。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说，他从未见过比卡车司机工会女性车队更有效的政治行动计划。

这些女性也不羞于让参议员和众议员为他们的竞选承诺负责。对政客们来说尤其令人生畏的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卡车司机工会“评分宴会”。D.R.I.V.E.代表会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给政客的投票记录打分，往往被聚光灯照着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就坐在桌旁。媒体喜欢这些活动，大量出席。D.R.I.V.E.迅速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治行动团体之一，至今仍然如此。

1963年《商业周刊》杂志的一篇报道引用一位反劳工国会议员的话说：“我们可能不喜欢那些D.R.I.V.E.女性，但她们很有效。”D.R.I.V.E.的信息很快在国会山被称为“伟大的对话”。“伟大的对话”提出的问题很快成为约翰逊政府政策会议上的讨论话题，许多被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所采纳。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放松管制和经济困难时期导致D.R.I.V.E.车队游行和其他活动减少，但该计划尽管困难重重仍继续推进。卡车司机工会仍然通过D.R.I.V.E.对抗反劳工立法，并努力保护所有劳动者家庭。自D.R.I.V.E.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卡车司机工会大大磨练了其政治技能，已成为华盛顿劳动者的主要声音。但D.R.I.V.E.坚守其原则，仍然依靠会员的自愿支持来提供资金;它仍然利用普通会员的基层活动来实现其目标。

卡车司机工会与民权运动

职场尊严不仅仅来自好的合同。它来自平等，而这是卡车司机工会从一开始就为之奋斗的东西。

妇女权利、民权、移民工人的权利、对未成年、老年和残疾工人的保护，只是卡车司机工会以公平之名所从事的众多事业中的几项。通过立法、捐款和行动主义，卡车司机工会在这些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北美任何工会或单一组织。无论工作男女在哪里为工作、民权或正义而游行，卡车司机工会都站在前线。

这并不意味着对少数族裔或任何肤色的女性来说，这条路一直很容易。但总体而言，卡车司机工会努力做正确的事，保护其所有成员。而且它通常领先于其他工会和整个社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卡车司机工会有一个良好的历史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有色人种参与的美国卡车司机工会游行

人人同工同酬

卡车司机工会不只是谈论平等，他们践行平等。早期的卡车司机工会不允许南方地方分会遵循种族隔离的做法，事实上还威胁在违反此规定的情况下撤销其特许状。新奥尔良的第一个地方分会由一个由黑人和白人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到1906年，卡车司机工会杂志的社论已经在激情呼吁所有地方分会——尤其是南方的分会——组织非裔美国工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也早在早期就倡导妇女权利事业。以下文字刊登于1917年7月的《卡车司机工会杂志》：

“同工同酬应当成为所有行业所有雇员中一个持续而有力的口号。妇女和女孩的力量与才智在全世界被剥削，尤其是在美国。所有工作男女都应当积极——必要时甚至激烈地——为争取无论性别完成何种职责都获得同等报酬而斗争。每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都因薪酬上的性别不平等而降低，两性应当团结起来，将这一诅咒从地球上所有存在它的地方彻底清除。”

同年晚些时候，卡车司机工会在一份女洗衣工合同中赢得了一项条款，要求无论种族一律同工同酬。这是一项巨大成就，成为第一份“色盲”的工人合同。这一行动给工会及其领导人带来了批评甚至威胁，但他们不会被吓倒。到1919年，卡车司机工会将“人人同工同酬”作为其全国口号。

民权运动

随着民权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展，卡车司机工会深度参与其中。工会向许多民权组织提供了资金和物资，包括生活在“自由村”的700多个家庭——他们因1960年登记投票而面临报复。卡车司机工会与马丁·路德·金博士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在民权委员会和委员会中派有代表。而且，在被认为有风险、甚至对任何组织来说都极其危险的年代，工会成员和领导人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

1963年历史性的华盛顿大游行中，超过20万人参加，其中就有数十名卡车司机工会成员。载着卡车司机工会成员的巴士从远近各地赶来，有些彻夜行驶以准时参加活动。参加的成员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示威”。其他人则报告说，为工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感到无比自豪。

但卡车司机工会对社会事业的参与并非没有后果。维奥拉·柳佐，一位卡车司机工会业务代理人的妻子，于1965年在驾车送游行者前往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时被谋杀。金博士以及许多普通成员、詹姆斯·R·霍法和其他卡车司机工会领导人参加了她的葬礼。

工会继续为政治和社会正义而奋斗。卡车司机工会有许多不同的核心小组，密切关注职场和华盛顿的不平等现象。工会的人权委员会包括来自各核心小组的代表——卡车司机全国黑人核心小组、卡车司机西班牙裔核心小组、卡车司机妇女核心小组和卡车司机LGBTQ+核心小组——都在努力支持卡车司机工会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