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工厂的一点调查-品论天涯网

七月，开始了这段工厂的调查，这种工作让我有一种北漂的感觉，北漂的大部分是流离失所的工人，他们的心情现在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了。有一个词叫原子化，我觉得这可以很好的说出我们工人的处境。

初到北京至七月十一日间，尚未找到工作，只能暂时寄居在同志家中。我并非第一次到达北京，但进京之初，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城市仍然感到十分的无所适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都市就如同一只不可名状的巨大蜘蛛，顽固的盘桓在土地上，各个触肢肆意的张开，臃肿而震撼。

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四日间，在准备工作事宜，陆续参加厂家入职面试，体检，安排宿舍等活动。谈及面试，我尤以七月十三号那场感到愤懑，到面试当天按照劳务要求，在十点钟之前赶到集合地点等待面试，看到有不少人带着齐头高的行李与皮箱，数百人一同在该处等待所谓的入职面试，这些人年龄偏小，约摸大部分都在十八上下，占比大约九成。在北京三十多度的太阳下，我们为了见到姗姗来迟的面试官，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这些劳务中介实在是可恶，不仅将来应聘的工人们晾在烈日下数个小时，更是在来到之后就对一个个面试者们趾高气昂，面对劳动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但我只得忍受这个过程，等待面试结束成功拿到进入电子厂的资格，就可以告辞同志，进入劳务所安排的房子暂住。

至七月十六日始，开始正式进入工厂。

在七月到八月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大量的暑假工冲击着北京的劳动力市场。这些暑假工所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直接导致六月底到九月初暑期的小时工工价降低，从时薪二十六、七到三十块之间不等，直接降到每小时18左右;第二，劳务中介对于招工资质要求增加。在我所进入工厂工作之前，先后面临两次审查筛选，首先，集中填写面试简历，之后中介会根据简历信息筛掉一部分无工作经历者，并对处于十八周岁到二十二周岁之间的面试者查询学信网信息，证明并未在校学习(或者已毕业)，或有三月以上工资流水证明;第三，对于离职要求增加，劳务会提前说明暑期内工作无法提出正常离职，只能按照旷工离职来计算薪资，这也意味着对于大部分的暑假工、学生工他们的薪资将面临着旷工处罚，往往是扣除三十个工时的劳动时间，并在原有薪资基础上降低每小时时薪。

而这些严苛的变化，也导致了暑假工的抗议与不满。暑假工们宣泄的方式，简单粗暴，相较于有组织有纪律的罢工活动，他们往往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反对这些潜规则式的压榨行为，也就是直接跑路不干。在正式入职之前，通过各个途径，暑假工们在了解到即将被各种压榨后，有近一半的人会在进厂工作之前跑路。

虽然暑假工们通过此等方式抗议，但这只是仅仅只是规避了自身的风险，毫无疑问的不能对解决起到任何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个在劳动力市场昙花一现的微弱力量能够改变这类畸形市场导致的结构性的问题。

在诸多北京的电子厂之中，我所处的这家，在厂房环境上属于相对较好的。所以为了维护这较好的环境，我们的工友们也不得不付出相对的自由。进出车间需要过全身安检，不得携带任何含铁，或磁性物件进出车间，并且需要在更衣室换成静电服与静电鞋(当然这些装备是要付押金在劳务中介那里租借的)，倘若你不小心在干净的更衣室穿上了自己的鞋子，那么不好意思，你将面临打扫卫生的工作和罚款处置。当然，我们对于维护车间环境和保护商业机密方面可以做出适当让步，如果上述所有的条件都可以接受，那么，暑假工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流水线的工作了。

厂家内部的组织架构我们无从得知，单从薪资角度分类，大部分的生产工人(注意此处所说是生产工人，工厂之中往往涵盖生产，维修，物流等多个类型的工人，但其主要职能为生产商品，所以在此处我们以最广泛的生产工人为例)属于小时工，这些小时工基本全部属于劳务派遣状态，一个大型工厂的招工往往由数个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以我所处的这个厂家为例，单手机部一个部门的生产工人就有一千多个。小时工的薪资完全按照时薪制度计算，干一个小时便有一个小时的工资，节假日无补助，夜班无补助，根据产量需要随时调整上班时间，包括节假日与白班夜班，工作时长八小时到十个小时不等。有时产量不足是甚至会出现小时工一个月只上半个月班，薪资根本无法应对开销。小时工是所有工人的最底层，也是受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劳动保障根据中介良心影响略有不同，但基本只有一份每月从工资扣费的商业保险，或是压根没有劳动保障一说。

位于小时工之上的是底薪工，其同样由劳务中介代招。底薪工相较于小时工有一定的学历要求，但并不严苛，往往是中职或专科院校毕业，有一定职业技能，中介会在特定时期招其入厂。他们的薪资构成为底薪加提成，节假日三倍工资，加班一点五倍，在与小时工朝不保夕的生活相比，底薪工的薪资是十分稳定的存在。但在劳动保障方面，二者相差无几。

最后的便是正式工，正式工大多具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大专或者本科毕业，一般在工厂之中负责一条生产线，作为线长管理三、四十至更多的工人，属于工厂管理层的基层职务，其组织架构属于工厂的正式编制，与劳务派遣不同，是具有高底薪和提成的企业正式员工，具有五险一金和社保，在劳动保障方面遥遥领先。

在劳务派遣人员为主要构成的企业生产之中，底层劳工的组织架构是复杂的。他们没有明确的编制，互相甚至属于不同的劳务中介，其中为了便于管理，工厂的生产线之中设立了新的管理方式，即——多能工制度。他们往往由一些资历较老的员工构成，担任相当于小组长的职务，但大部分时候只是在瞎逛与找茬的路上。在他们的眼中，组织给予的威权似乎是区分他们与其他劳苦员工的唯一方式，因而他们肆意的使用这种威权，借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稍有不慎，普工们便会被他们呵斥，或是予以怒骂(当然二者也可以同时发生)。好在我们暂时处于一个较为文明的社会，劳工们不必担心会被他们拳打脚踢，如同奴隶主对待他们的奴隶一样，真是值得庆幸。

在这种精神与体格都被挤压扭曲，并塑造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生产耗材的环境之中，如果说什么是压垮劳工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便是薪资了。

薪资方面，据私下调查，部分正式员工透露工厂转交给劳务中介的小时工时薪在27元左右，而中介对于暑假工开的薪资则是19元一小时(劳务派遣工人的薪资为劳务代发)，也即是说每个暑假工干一小时工作，就要被中介偷去8元，按照每个月工作26天(按照一般工厂的上六休一)，每天工作八小时，那么相当于中介一个月便要在一个劳工身上赚取1664元，加上强制坐班车每月150元，房租400元(六人合住共计2400元一月，按照北京市昌平区房租来估算仍然很高)，以及水电等等，劳工会被中介间接拿走将近两千元的薪资。

于是，在原本融工结束，我按计划准备离厂的前几天，矛盾爆发了。起因是老员工在七月底提交的离职申请迟迟没有通过，而新加入的暑假工按照提前一个月提交离职申请的规定，在七月底提交的离职申请同样被驳回。按照约定，如果没有提前按照程序走正常离职，那么迎接这些暑假工的则是扣除三十工时的旷工离职处罚，以及极低的时薪。部分老员工与暑假工们基于离职失败而联合起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准备借助某种手段逼迫线长或者其他的什么人物同意他们的离职申请，并拿到合理的薪资待遇在九月前完成正常离职。基于这个正当，合理，充分的诉求，我认为劳工们有充足的理由去采用集体协商，劳动仲裁或是非必要不采取的罢工形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为争取自身合法利益而采取强制性手段。

粗略分析此次事件，私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在新开产线背景下，试产线路在逐渐增加产量，对劳工需求量大，因此在不断招揽新工人，即使是暑假工，管理者一样希望尽量让他们留在产线生产，不放行离职;第二，老员工离职对产线影响巨大，需要老员工对新人培训，并且老员工熟练度高，对产量影响大，在量产之前对老员工有很大的需求，因此老员工同样无法按照正常手段离职，只能报旷离;第三，劳务中介在一开始签劳务合同便对暑假工做出了不平等条款的签订，利用暑假工对于离职手续的信息差没收三十工时的劳动所得，以非法手段中饱私囊。第四，在不排除工厂与劳务中介勾结的情况下，合理怀疑其中有利益输送关系，利用暑假工对待薪资不敏感，对于相关法律了解不充分，且大部分是学生涉世未深的情况，在工厂方面扣押离职申请，在劳务方面利用钱数合同强制没收三十工时劳动所得，二者相互配合，完成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

最终，在八月初，我由于各种原因从该厂离职，因而只能短暂的将部分愿意追责的工友联合起来，通过劳动仲裁的合法斗争方式来维权，将离职所扣除的工资讨要回来，至于结果如何，现在还尚未可知。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的感触，那就是工贼。说到工贼，劳动者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在如今，尤其是在暑假工较多的厂，传统概念的工贼实际较少，而取缔工贼原本生态位的一些二等工贼，我大致做了一些归纳总结，可以分为鸵鸟及墙头草两种。

所谓鸵鸟者，就是在面对自身或者集体权益被侵占，不仅对其毫无表示，甚至否认问题存在，面对压迫与剥削，认为其是理所当然，将头埋到沙土之中，一定要等到剥削者们一刀一刀剜尽了血与肉才迟迟恍然过来，逃避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但如果类似的剥削再次发生，只要是不再一次落在自己的头上，便会又一次对他人冷眼旁观，甚至出言讥讽。至于鸵鸟自己，倘若真的又一次受到剥削者的迫害时，他们究竟会再一次将脑袋埋进土里，还是昂首挺胸的同他们斗争，仍然尚未可知，但大概率依旧是前者，即使说其自发的诞生了对那些压迫者的反抗情绪，可对于一只鸵鸟来说，除了继续欺骗自己脑袋埋在沙子之中是安全的之外，没有其他的选项。

我们所说的鸵鸟并不是指对于斗争存在顾虑，受限于家庭，经济，以及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而无法投身于斗争的工人们。鸵鸟的思想本身是脱离客观现实的，是对于现状麻木不仁的认识，这种认识会干扰其他人，会影响已经参与斗争的人们，教唆他们忍耐压迫和剥削，并且以自身为例说教他人，以近乎病态的恐惧向集体传染悲观的情绪，在工厂融工经历之中，某便遇到此等人物。可鸵鸟们，他们难道也是一进入工厂，便自发的转变成此等麻木不仁的状况么?某不敢苟同。鸵鸟们虽然可恶，但是逼迫他们成为行尸走肉的压迫者们更加值得痛恨，正是无数次维权的失败与无数次社会各层次的压力迫使者鸵鸟低下头颅，深埋入泥沙之中，永无宁日。

至于墙头草们，则是指很多人动摇性的体现。劳动者在参与生产过程中往往对于薪资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认为其劳动所得不能受到丝毫的侵犯，只要是自己劳动得到的工资，任何非法的扣除或是压工资都是不可饶恕的，坚决要同剥削者们作斗争;一部分却刚好相反，认为劳动所得被他人非法掠夺虽然可恶，但是也无所谓，不值得大费周章讨要。

人并不是不想要自己的工资，我们对于自己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都很珍惜，可是，这个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往往让我们中的有些朋友不敢去讨要自己的工资。

有些人只是为了在经济上更为宽裕，面对非法扣除工资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并非不能接受，因为其家庭的经济基础让他不必为了生存问题斤斤计较。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讽刺的是，如果他们的家庭真的如此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又何必出来打工?

其次，另一部分人萌生了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面对自身权益带有自觉的捍卫，并且其经济条件又进一步支持了这种斗争的可行性。这点在年轻工人身上尤其得到体现，并且很有可能转化为左翼的斗争意志。

对于墙头草而言，两部分人并非界限十分分明，面对集体情绪的走向，斗争者与怯懦者可以相互转换。从根本上来讲，斗争与否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即使说参与斗争，也只是意外之举，而非阶级利益的较量。但也正因其革命性往往强于一线老工人，且动员难度较低，争取他们加入抗争，对扩大力量、影响老员工均具重要意义。一言以蔽之，疾风知劲草——墙头草们虽摇摆不定，若遇妖风摧折，未必不能傲然挺立。

工人的现状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同样是出身底层，我能够想到这些沉痛的现实，但现实居然与我所预料的那种荒谬完美符合，这真是讽刺。如果这些发生在一个四线的县城，那么我可能不会吃惊，但，这是北京。

此记略成于离京返程途中，聊以存证。所见所感，是以实践求认识，不作纸上空谈。劳动者们，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