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说，“我的公道不在唐山”。这句话不是在表达地域偏见，而是在陈述一个冰冷的现实：在唐山的权力闭环里，他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为他主持公道的力量。
从已知的事实来看，他说的或许是对的。
一、公道不在唐山的证据
刘全走到今天，不是没有找过唐山当地的救济。
2023年10月，劳动监察部门组织调解，双方签署笔录确认欠薪47200元——这本应是公道的起点。但之后，劳动监察部门仅凭欠薪方单方面“已结清”的口头说法便撤案，面对刘全的追问，只以“领导定的”搪塞，拒绝出示证据、拒绝双方对质。曹妃甸方面后来重新梳理案卷发现，杜春雨方面未提供任何有效银行支付凭证证明工资已支付。
他打过12345，问题被踢回原部门；申请过劳动仲裁，被告知“企业注册地不符”；咨询过诉讼，因金额不高无律师愿接。唐山行政体系内的所有路径，他几乎都走过，但每一条都以“程序正确”的名义，把他推向了无解的闭环。
到了司法环节，情况也没有改观。二审阶段，唐山中院法官多次拒绝律师当面沟通、调阅材料的合理要求；一审中刘全的庭上辩护多次被打断，法官拒绝当场播放现场视频。二审预计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意味着大概率维持原判，也意味着很多内容无法公开接受监督。
从行政到司法，唐山的系统对刘全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免疫反应”。 这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失误，而是一整套权力机器在面对底层诉求时的集体冷漠。
二、为什么需要更高层级介入
当基层政权内部的纠错机制全部失灵，受害者当然只能把目光投向更高处。
目前，唐山市的问责追责行动没有任何公开信息。唐山市劳动监察部门在明知欠薪属实的情况下违法撤案、应移送不移送，已经涉嫌违反《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必须”移送公安机关，没有裁量空间。但至今，相关责任人员未见被追责，曹妃甸方面虽有官员口头表示“重视”，却也同时要求“能不能删稿”。
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是舆情，而不是刘全的公道。
唐山市委书记是河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这意味着唐山的地方领导同时处于省级决策层。在这种权力格局下，河北省介入面临天然的政治难度：省委常委也是唐山的主官，省级监督存在“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制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观察者认为，需要中央相关部门直接介入。
三、中央介入的必要性
中央巡视组在2024年对唐山提级专项巡视后，曾明确给唐山定性为“官商黑勾结”，要求必须整顿政法队伍。这个定性本身就说明，唐山的积弊已经到了需要中央直接“开刀”的程度。
刘全案不是孤例。一个劳动监察部门能够将一个已有证据支持的欠薪案轻率撤销，且长达20个月无人纠正——这背后是内部监督的完全失灵：一条审批链上，从承办人到科室负责人到分管领导，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这种系统性失能，指望同一套班子自我纠偏，显然不现实。
中央巡视组刚走，悲剧仍在发生。 这说明地方治理生态的改变远未到位。刘全案是否涉及渎职犯罪、是否存在“官商黑勾结”的影子、劳动监察的违法行为是否与爆炸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需要超越唐山的力量来回答。
四、公道应该在哪里
刘全说公道不在唐山，那么公道应该在哪里？
在中央巡视“回头看”的视线里，在最高检对渎职犯罪的督办里，在国办对行政不作为的督察里。
不是一个更高层级的人“手伸下来”就解决了，而是一套不受地方利益绑架的外部监督机制，能真正走进唐山，重新审视这个案件——不仅要看刘全的爆炸罪量刑是否适当，更要追问：劳动监察部门的渎职行为该当何罪？为什么一个证据确凿的欠薪案能被“撤”掉？谁在为这样的撤案“拍板”？
刘全已经用六年刑期为自己的极端行为付出了代价。法律对他的否定，无可争议。但公权力在此案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同样不应“缺席判决”。
让公道不在唐山成为一个可以被打破的预言，而不是一个被不断印证的事实——这需要的不是同情，是来自更高处的权力，真正“刀刃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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