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1岁及以上农民工已占总数的55.8%，逐年上升。工人的老龄化趋势越发明显。而在北方的县城，一些人发现，高风险、重体力但高收入的油漆工行业里，很多是40到60岁的中老年女性。
她们大都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还有一个重要共性是，大都还没“完事”：指她们的孩子还未结婚生子，不会让她们忙于带娃，且尚需父母托举。
这些中老年女性油漆工，更早被排斥在有制度保障的工程领域外。近几年，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大型工程项目减少。装修行业的项目往缺乏保障的家装市场集中。与此同时，工地普遍禁止55岁以上的女性油漆工作业，比男性提前5年。她们更早经历职业的向下流动，也被置于更难讨薪的风险之中。
年龄、性别与行业，收缩交织成一道看不见的门槛，将她们推向劳动市场最脆弱的地方。
死胡同
在快五年没收到工钱后，50岁的油漆工张淑玲，终于决定再次去到包工头刘丰源的家中。
包工头的新婚妻子走进来，迎上在家中讨薪的张淑玲和工友。“来干嘛呀？”她绷着脸问她们。
张淑玲说，要钱。对方立马摆出强硬的态度，“要钱你们等着吧，他不是欠你们一人钱，得一点点还呀，他就这么大本事。”
张淑玲不甘心。包工头刘丰源的家在河北农村，算不上富裕，但也有肉眼可见的收入。上门的时候，她看到他住在一栋马路边的两层小楼。临街的一楼出租给别人四间房卖熟食。熟食店老板称，每年租金有几千元。
门店旁边的大门进去后，是刘丰源家的小院子，鸡笼里养着鸡，地上趴着两条小土狗。在二楼除去他和妻子居住的两个卧室外，还有一片空间，用来做台球厅营业。厅内有两张台球桌，打台球一小时15元。2024年，张淑玲还知道他新娶了媳妇，摆了几桌酒席。
张淑玲接着说，“你们结婚那天，我们也没闹，欠我们的钱赶紧给我们吧。”对方听罢，立马扯着嗓子喊起来，“你们怎么没闹呢！你们要闹还不给了！”随后转身上楼。
又是一次无功而返。早在这次上门的两年前，2023年，张淑玲就起诉了包工头。但法院说，他没有财产可执行。
张淑玲很生气。眼前的景象更让她感到矛盾。她不明白，要是没钱，他们家怎么生活呢？怎么会娶到媳妇呢？为什么包工头的生活“该怎样怎样”，却还不上她不足万元的薪水？
这次一同去讨薪的，也是和张淑玲一样五六十岁的女性。被欠薪的项目，多是给个人装修的“家装活”，而不是房地产项目或公共工程中的“工地活”。
近两年，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行，大型工程项目变少。越来越多的工人只能转向家装领域。这些项目长期以熟人介绍和口头约定维系，缺乏建筑工程领域的制度保障，正是讨薪最难的领域。
而这种向下流动，在中老年女性工人群体中尤为显著。建筑工地会设置年龄门槛，对油漆工年龄的常见限制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因此许多女性油漆工，更早被排除在工程项目之外。
劳动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和迈克尔·皮奥里曾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内部有分层，是由保障程度不同的多级市场构成。在经济震荡的时候，劳动者们会从保障较完善、正规就业的一级市场，被挤向保障较弱、非正规就业的二级市场。
对于中老年女性油漆工而言，年龄与性别的共同作用，将她们更早推向缺乏保障的家装市场，更早经历职业的下沉，被置于讨薪更难的风险中。
这是一条死胡同的入口。张淑玲的一位女性工友，曾有过亲身经历。她57岁，家在北方农村，有两个儿子。去工地刷身份证准备工作时，招人的工头看她年龄超过了55岁，打算不要她了。后来，因为车上符合年龄的工人只剩一人，招人的头儿又是同乡，她才勉强被接纳。她明白，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家装活终会变成唯一的选择。
讨薪无果的五年，张淑玲感觉自己已经陷入这条死胡同。此前做工地活时，她也被拖欠过薪水，最终都通过劳动监察大队或住建局讨回了。但在家装领域，以上途径都行不通，只能诉诸法院。
后来张淑玲才知道，即便告到法院，也难以拿到被执行的结果。被相关部门告知只能找法院后，她曾非常有把握。她拿着包工头写的欠条到法院起诉，又告知法院包工头资产的线索，却都没有效果——法律规定只能执行欠债人名下的财产。而那些出租的房屋，经营的台球厅，都挂在了包工头父亲名下。这位父亲坚称，这是他的房子，和儿子没关系。
讨薪的成败，还与一些因素微妙相关。比如不同地方法院的执行力。互联网上，多起相关案件显示，包工头明面上没有可执行财产，却使用他人微信收支。有的法院会进而对包工头采取传唤措施，但有的则不会。
外部途径受阻后，张淑玲也屡次尝试私下沟通。刘丰源总是和张淑玲说过段时间就给，甚至承诺每个月给几百元，但从未兑现。
五年里，为了要到这几千块，张淑玲用尽方法。她搭着人情，询问从事法律行业的邻居，花300元让律师写起诉状和恢复执行申请书。去包工头家讨薪，光路上就花费将近两个小时。
图丨张淑玲工作时穿的鞋上布满白色油漆
更早被排除在有保障的市场外，更难在无保障市场中维护权利。这条死胡同里，站着许多和张淑玲一样的中老年女性油漆工。
这几年，张淑玲有很多工友在做家装项目时被欠薪，孟红是其中一个。2020年，同一个包工头刘丰源，把一栋农村自建房的人工装修包给了孟红夫妇。他没有结算他们的一笔两万元工钱，但欠条打得很痛快。
孟红当时没太在意。作为长期油漆工，她时常经历晚结工资的情况。因为刷漆往往是最后一道工序，通常要业主验收后才会给尾款。她习惯了等待。
出于惯性，以及对人天然的信任，孟红夫妇又接着给刘丰源干了两个项目。最后，他们被欠薪6万元。
“我等得都要放弃了。”孟红说。这笔钱耗时6年，至今没有讨回。
最好的工作
二十年前，张淑玲的手很细腻。那时她常穿豹纹图案的时装、高跟鞋，烫卷发，画细眉，涂红色的口红，像画报里的香港女星。
16年的粉刷后，她的手指关节变得粗大。常年拿抹子的右手大拇指内侧有一层茧。两个大拇指都因腱鞘炎做过手术。
对于和张淑玲一样的中老年女性来说，油漆工是高风险、重体力，但为数不多可选的高收入工作。
张淑玲的大女儿，曾看过一位50多岁的女性工人如何给吊顶刮腻子。她踩在一米多高的脚手架上，仰着头，双手举抹子过头顶，腰部发力，以脚为中心，使身体像雨刮器一样前后摆动。没活干的日子里，她们经常去揉腰。
张淑玲身高一米五二，120斤。一袋腻子粉50斤左右。工作时，她需要用胯部顶着腻子粉，提到塑料桶旁，倒入桶里，双手用力握住水钻搅灰机打腻子。接着，再一只手提着七八十斤重的桶，身体向另一侧倾斜，朝需要粉刷的地方走去，腿边走边打晃。
油漆工的风险之一，是有害的装修材料。磨砂纸时，腻子粉满屋飞。即便戴着口罩，张淑玲的眼角、睫毛、眉毛、鼻根、鼻孔、指甲缝里也都是腻子粉。
“鼻子里经常干干的，都是白灰。”孟红也经常在两三天后，鼻涕或痰里还有白色腻子粉。她往墙上喷真石漆时，沙子粒砸到墙上后，会再反弹到她的脸上、眼睛里。“隔一两天，眼角还能捻出沙子粒。”
老板不发护目镜，她们也不愿意戴。“戴上没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影响干活”、“没有时间擦眼镜”、“老板看你进度跟不上，当天就把你辞了”。
如今，在张淑玲所在的县城，工友们发现，几乎没有年轻人做油漆工了。近几年，大多数低文化水平的年轻人都去送外卖、送快递。油漆工需要经过较长学徒期，不是年轻人的首要选择。
还在行业里的油漆工，多是出身农村，高中以下文化水平，有多子女的40-60岁中老年女性。
她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共性，是“还没完事”。张淑玲的工友补充道。完事，指的是孩子结婚生子。没完事，就意味着孩子还在成家立业的过程中，还需要父母辈的托举。
张淑玲这次被欠薪的起点，是2021年4月。她给包工头刘丰源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做了七个项目，260元一天。最后，她只收到一个项目的钱，1500元。
那时，张淑玲已经离婚五年。二女儿正在冲刺中考。女儿成绩不好，张淑玲想着咬咬牙，托孩子一把，准备两万元补课费。
工资一直不到手，张淑玲着急起来。那段时间，她只能在八个半小时的工作后，再额外找别的工作再干三四个小时，以实现托举女儿的愿望。
“谁有好的工作不去干别的啊？”张淑玲的工友觉得，“这活又脏又累”。但摆在她们面前的选择不多。有人需要给儿子结婚买房，准备彩礼，有人需要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她们面临的责任，是用自己的大半生时间换取积蓄，为下一代铺路，同时照护家庭。
大女儿五年级时，就曾劝妈妈张淑玲别做油漆工。那时，34岁的张淑玲刚入行，回家的时候，腿上常有淤青。女儿看见妈妈的伤，又想到她要一直闻甲醛，很心疼。她一直劝妈妈辞职，做回原先的工作：月入两千，但低风险的超市称重员。
张淑玲不愿意。她说记那么多的菜价让她头疼。此外，油漆工是项目制，可以随时请假，兼顾家庭。张淑玲坚称，油漆工是她认为最好的选择。
直到入行成为油漆工，张淑玲才得以告别低收入的生活。再往前，她做农活，和婆婆一起种玉米、小麦、红薯、豆角、白菜、萝卜、葱，年入1万元。
入行的决心，起源于女儿。那时，在村小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五点起床，走两个村子才能到学校。爷爷心疼孩子，跟张淑玲提出，县城的学校教学质量更高，附近还有步行几分钟就能到的小区。
为了给三个女儿更好的教育，张淑玲一咬牙，和当时做货车司机的丈夫一起，在公婆的帮助下，掏出20多万的首付，在县城买了房。
剩下的20多万房贷，不是务农的一万元年收入就能解决的。在同村人的介绍下，她了解到油漆工，收入比一般工种更高，很多中年女性都在做。
经过两年学习，张淑玲正式入行。几年后，她的工资比从前翻了三倍，直到如今年入六七万元。
粉刷人生
那次上门后的几个月，张淑玲看到包工头发了一条朋友圈，讨一笔债。
张淑玲想起，自己曾听说他的施工材料被偷了。还有其他工友说，“他应该是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工程上被坑钱了。”也被欠薪的孟红则听说，他的一个东家被逮捕了，所以他拿不到钱。
包工头是不是真的没有多余的钱还债呢？张淑玲无从得知。她还听说刘丰源长了瘤子，去北京住院花了十五万。在那栋二层小楼里，刘丰源父母卧室的窗台，放着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的药。
某种程度上，油漆工人和包工头同处于一个行业，共享着一些处境。孟红和丈夫都是油漆工，她说自己上有生病的婆婆、重病刚去世的母亲，下有两个在读书的女儿。做别的行业，挣不了要花的这些钱。
和张淑玲主要刷内墙不同，孟红和丈夫刷的都是外墙。内墙最高需爬到10多米高的脚手架上，而外墙危险系数更高，最高会被吊到几十甚至上百米高。做家装外墙时，工人需要用绳子拽七八十斤重的腻子桶到10米左右的架子上。外墙工人，胆子大，力气大，风险大。相应地，日薪也比内墙多出50到100元。
与丈夫离婚后，张淑玲的生活压力陡增。争吵的起始也是因为钱。做油漆工三年后，丈夫因为工作调动，从原本8000多的工资降为3000。她开始不停地要求下了班的丈夫再去做别的工作挣钱，两人吵架越发频繁。2016年，丈夫出轨，两人离婚。
那段时间，油漆工的工作对张淑玲来说意义非凡。离婚后，她不再有丈夫做依靠，一度对未来感到焦虑，身体越来越差。她只能拼命抓住这份高薪工作。
离婚后的十年，张淑玲始终难以走出那道阴影。她阳面的卧室经常拉着窗帘。前夫留下的柜子占据着阳台，阳光挤不进来。
前夫的钱应其出轨对象要求用来买房，让三个女儿的上学变得困难。2019年，大女儿受妈妈被出轨的负面情绪影响，成绩一落千丈。父亲也拿不出培训班的三千元。她的学历很可能止步专科。2021年，学习不好，但是擅长音乐的二女儿很可能考不上高中。张淑玲阳台上盛放在透明外卖盒里的绿植，即将枯萎。
张淑玲不愿放弃。从2010年转行成为油漆工，到2021年连做7个项目，她始终希冀通过油漆工的高工资供出女儿，不再让下一代蒙受自己的苦。她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三个大学生的母亲，获得别人的认可。
张淑玲铆足了劲。她拿出1.8万元，交上了大女儿的几个培训费。2021年她拿出两万多，为二女儿中考补习。后来，她每年都花费两万多的学费供二女儿上私立高中，又继续为艺考和文化课的培训付费。对于正在上初中的小女儿，张淑玲担心她像二女儿一样考不上公立高中，给她每年寒暑假花两千多补课，又供她学音乐。
那段时间，张淑玲有时在正常工作之外，又找其他零活，加班三四个小时，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如此三年。
她的阳台被女儿的演出服和她的工作服占据。她细心浇灌着那些盛放在透明外卖盒里的绿植。
图丨阳台上，外卖盒里的绿植被救活了
世事没有辜负张淑玲。两个姐姐陆续考上本科，妹妹则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入读重点班，还拿到了另外两所艺术高中的录取通知。
阳台外卖盒里的绿植，最终也被救活了。二女儿大学宿舍的墙上挂着一副艺术插画，桌子上摆着一台彩色复古台灯，黑色花瓶里插着一束橘色的保加利玫瑰，透明的小鱼缸里溪石斑在欢快地游着。这是母亲张淑玲用一把把抹子粉刷出来的。
最近两年，张淑玲胸椎错位，又患上高血压，一向身体虚弱的她不想再去做油漆工。但她还要交社保，赚养老钱，还需要给上高中的小女儿交补习班的钱。
今年三月，在那份家装活还没讨回薪水的情况下，张淑玲又去找了一份家装工作。
在小镇某高层小区的27层，她穿着写满祝福语的红色校服上衣，身上满是白色的油漆点。左手拿铲刀蘸腻子，抹到抹子上，右手斜握抹子，摆动手臂刷墙，再次重复起刷漆的动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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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赵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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