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全年就这样过去了。
在1968年的年底和1969年初，我除了去徐州二院(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阮)打针外，冰天雪地中的我，“蜷缩”在家中只有一个煤球炉的两间屋的家里，手脚都冷得伸不开身。
就在这时，我也常去我家大院里(我家的房门改到了大街上，但另一间屋的窗户还开在大院里)四哥(姓名贺法嵒，忘记了是1964年还是1965年毕业的徐州四中高中生)的小屋里玩。虽然屋里没炉子，但有很多儿时的小伙伴，大家一叽喳起来也就不觉冷了。
在这里，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书看，各人看的书也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是外国人写的书。他们这个“读书会”在1968年就“成立”了，他们还经常交流各自看书的体会。这等好事，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原来只是因为那时的我正在“投身革命”，所以，近在咫尺，我却浑然不知，成了一个局外人。
我向他们借书看，他们一开始不借，后来借给我了，但要求两三天就还。天哪，谁有那本事能看完几百页的书，再拼命看，也看不完呀。我硬着头皮看，不知不觉中竟练出了“一目十行”的本领，用囫囵吞枣的跳页N次的方法，把一本书用三、四天时间看完了。
有一次，我借到了一本书，书名叫《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行侠仗义、游走天下，全书充满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他一人持长矛，挑战大风车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的这种精神，渐渐地使我成为了不怕死亡的理想主义者，且一直延续至今。
顺便说一句，我那时认为，堂·吉诃德是真有其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看的一些红色书籍，书中讲得全是真人真事。所以，我认为书还能虚构吗？所以，我认为堂·吉诃德是真有其人的。大家伙儿看看，那时的我是有多么地傻呀。
在一次闲聊中得知，他们经常到徐州图书馆去“偷”书。不对呀，那时的徐州图书馆自1967年起就不常开门了(印象中好象是星期一、三、五开门，后来又改成了只上午开门)，即使开门也是借阅一些红色革命书藉、马列毛著作，哪有什么这些外国人写的书和国内“封资修”的书借阅。他们是如何“偷”的呢，我处于“无知”中。
后来我得知，他们原来是趁着大雪给徐州图书馆“封门”(这时的徐州图书馆闭馆了)时，从徐州图书馆爬进去，去“偷”的书。于是，有一天，我也去“偷”书了。
顺便说一下，从1968年的12月的21号(也可能是此后的两三天，我记不清了)开始，徐州开始下起了大雪，一直下下停停的下到了1969年的三月。那时的徐州可以称得上冰天雪地，天上的雪到地上化成了冰，成了天然溜冰场。
徐州图书馆位于徐州大同街的西端，它的西隔壁是个浴池，名叫“老浴德浴池”，与彭城路的宽段“接壤”。徐州图书馆的东边有个很窄的巷子，印象中好象是个死巷子。巷子的东边是个高一些的围墙，也就是现在的彭城饭店的后门了。
徐州图书馆的围墙比较矮，很容易踩几块砖头就翻进去了。存我“偷”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艺术哲学》(当时也没记住作者是谁，现在知道了)。《大众哲学》我好象看了好几遍，《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下一次“偷”书时，我就把它还回去了。需要说明的是，我“偷”来后看的书，下次再去“偷”时，我就都会还回去的。
印象中我还“偷”过其它的书，大部分都是外国的书。比如《红与黑》、《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一千零一夜》、《海底两万里》等，还有一些书现在马上也回忆不出来了。
由于天气太冷，无法在家里看书，我就去了我家斜对面的澡堂子去看书。每天早上十点挂灯我就去，晚上九点熄灯我就回家。因为是邻居，再加澡堂子的周经理和我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所以我在那看书，也不会有问题的，有时还能免费洗个澡。这家澡堂子的店名叫“毓秀池”。
大概是从1969年仍3月上旬开始，我就不去“偷”书了。因为，“偷”书毕竟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不论还不还书)，不还回去那于情于理也更说不过去。一个原因是，因为书中的人名太难记了，故事情节的叙述也不象中国书那么有“顺序”，跳来跳去的也让人眼花燎乱。我那时的年龄还较小(十六、七岁)看了书中的一些内容，却不甚了解，就是为看而看，但也能知道个大概。有些书看就看了，也不会理解出什么来。这也是我不再去“偷”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进入当年的3月中旬后，天气渐暖，地上化冰有水了，不好再去“偷”了。
至于我的小伙伴们还去不去偷书，还不还书，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些网友肯定要质疑，这些书你能看完吗？告诉大家，我只能是囫囵吞枣看完；一页只看几眼看完；跳页式看完。我只是为了看书而看书，只是为了不让自己虚度时光或心情郁闷而看书。没有经历过我当时的那种心情，很多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1969年4月1日，“九大”开幕了。毛主席在会上发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我知道，这场政治启蒙运动就要结束了。那时，各省市、自治区和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直至基层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也都已成立，一切将要走上另一个“世界”的轨道。
在“九大”闭幕后不久，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思考。什么思考呢？那就是要多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总结这场政治启蒙运动的得与失。现在看来，我那时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狂妄啊。
马列的书我看得很吃力，理解不透彻，也可以说几乎看不懂。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或没在那个年代的边缘生活过，是很难理解透的。但看毛主席的书，那就容易得多了。
随着看毛主席的书越多，我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再后来，这种思考就变成了一种“深(度)思(考)”。
有一次，我在思考毛主席为什么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时，突然想到，当时的省一级、市一级甚至县一级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军人组成时，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要是反戈一击，再弄出一个政权来，那可怎么办？那毛主席怎么办呢？用一句文言文来说，那就叫“挟天子以令诸候”。还有，他们要是用军权对“踢派”进行反攻倒算，那可怎么办呢？这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栗呀!
为什么我会陷入这种恐惧呢？这来源于列宁的一本书，书名叫《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话：“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其本质特征体现在军队、警察、监狱等特殊武装力量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上。这些暴力机关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核心工具，体现了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特征。”(我当时只能记起这些话的大概意思，现在又在百度上才找到的原文)。在我以前没“思考”时，看到这句话没什么感觉，但当“深思”后再看这句话时，会有一种身上冷汗直冒的感觉。
这时，我突然感到，他们一定会对“踢派”进行反攻倒算的，只是时间还未到。为什么会进行反攻倒算呢？这是因为我从他们在1967年及1968年的表现来看，就可以得出这个判断了。果不其然，在1969年的年底后他们就开始动手了。
在毛主席1969年发出“7.29批示”后，徐州市当年8月1日又成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也被称为“8.1徐革会”。
“8.1徐革会”的主任是张銍秀(68军军长)，副主任分别是，吴怀才(68军副军长)、刘汝贤(68军副政委)、韩本初(原徐州市委书记，“革命干部”)、夏云芝(原徐州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革命干部”)、栾昌善(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人，“踢派”)、孔庆荣(江苏铝厂工人，“支派”)。这样的“8.1徐革会”，还能称得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吗？
看看这届徐革会的主要组成人员，是不是我上面所说的“当时的省一级、市一级及县一级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军人组成”。这是不是算“一想成谶”了。这就是日后对“踢派”进行反攻倒算的权力基础。
“8.1徐革会”成立不久，记忆中，大概在1970年的年初之后，就陆续开始把“8.1徐革会”中的一些踢派委员和原“3.1徐革会”主任杨正祥及原“3.1徐革会”中的部分委员和常委及副主任，和一部分踢派头头相继隔离办了“学习班”。“学习班”的地点好象是在徐州六中(现的徐州高级中学)对面的徐州市委党校内；还有一说，是在驻徐的某个部队内；还有一说是，在位于西郊韩山的江苏省工人疗养院内。我倾向于这最后一种说法，因为那个地方是徐州西郊，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是农村的菜地，白天人很少，晚上更是黑灯瞎火的，便于他们行动。
这种所谓的“学习班”，打的旗号是名曰“消除派性”，实则为进行反攻倒算进行铺路。
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胆量呢？主要的原因是，在1969年的年底时，山东省革委会的主任王效禹倒台了，也就是说，徐州“踢派”的靠山没有了。
1969年全年也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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