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21）-品论天涯网

在整个的1968年的下半年及1969年几乎一年间，我这时成为了“逍遥派”。在这期间，我给别人装了至少二、三十台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乱看书(不管什么内容的书，有书就看)、夏天去我家附近的人民公园(现为快哉亭公园)下象棋(在这儿还学了下盲棋，也下得不错，现在发现，人在十五、六岁时的脑子记忆力真强，真好使)、几乎天天去二院(现在的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打针(左腿神经传导有点问题，药名叫加兰他敏)，其它时间去各造反组织总部“坐客”，或到位于徐州工人文化宫大门北侧的原售票处的“徐州红工总资料交换室”帮忙接收和发放资料(主要在1968年下半年的几个月及1969年春节后的几个月)。

在1969年的4月1日，召开了“九大”。毛主席在“九大”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我个人认为，这就等于宣告了这场政治启蒙运动的结束。

时光进入到了1970年。这一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是血流成河的一年，也是对“踢派”疯狂报复开始的一年。

首先，是在1970年的年初我被送入了徐州四中西隔壁的教堂地下室关押，让1970年伊始就给我送来了见面礼。

在1970年的1月的一天的一大早，我刚吃完早饭。徐州彭城派出所来了一个人，不说理由，只说，“跟我去所里一趟”，就这样把我带到了彭城派出所。在彭城派出所里，就在这零下的温度里，把我关进了一个小黑屋。黑屋没有炉火，也不让我吃中午饭和晚上饭。

在当天晚上七、八点钟左右，我被两个军人用军用吉普车从彭城派出所带走。吉普车开到了位于徐州四中西隔壁的教堂，然后就把我关到了教堂内的主教堂房子西侧后院的地下室里。

我被关进去时是隆冬腊月，被放出来时已是五月“花枝招展”的季节了。在这几个月里，没有任何人问过我一句话，一直就这么关着我。

关我的这个地下室房间，只有一扇高出地面的小窗户。地下室分为南北两边数间屋，南屋有几间关的是女人，余下的几间和北屋关的全是男人。这些人几乎都是有强奸、嫖人、娼人、诈骗、抢劫、打架、偷盗等行为的(这是关人者的说法)。

我为什么会被军人关进这个教堂的地下室呢?我当时也是一头雾水。事后回忆，极有可能是在1970年的元旦这天或第二天，我在淮海东路与淮海西路交叉口的东北角一处宣传栏前，与几个军人辩论王效禹时，被一个军人带到了沿中山北路向北有五十多米处向东拐的一条小巷子，在巷子的中间地段有个叫徐州交警队的地方。在那里，军人留下了我的家庭地址，然后再通过彭城派出所找到了我，才把我关了进去。

仅凭一句话，仅凭一辆车，仅凭一间屋，就这样把我关了好几个月，抓进去不给任何说法，放出来还不给任何说法。这事，放到现在算不算荒诞呢?

大约是在1970年的阴历八月十五过后没多久，我听人说，杨正祥被抓了。杨正祥被人五花大绑，被人用鸡毛掸子倒到嘴里，他居然咬断了鸡毛掸，在满嘴是血的情况下，仍旧呼喊口号。这个人没说喊的什么口号。据后来的徐州市公安局军管会发的布告讲，杨正祥多次呼喊反动口号，恶毒攻击毛主席。他究竟呼喊的是什么口号，怎么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具体内容，印象中好象公告中没有讲明白。

杨正祥后来可能被判了十几年吧。出狱后他一直上访，要求解决退休和医疗费用等问题。他大概从2000年代初起向徐州中院申诉喊冤，听说当时已被立了案，但就是一直拖着不出结果。后来，杨正祥不停地上访告状，多次到北京、南京和徐州市，以及各级法院上访，另外还在公共场所散发材料。要求平反和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后来我听说，当局迫于各方面考虑，准备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估计，当局实际上从心里就不情愿给他办这个问题，一直好言好语地拖着敷衍，试着把他拖死拉倒。杨正祥至死，他的退休和医疗费用等问题也没能解决。

至少在十几年近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在徐州矿务局门口的公交站台等车，我看到他与几个人正从徐州矿务局对面的大酒店走出来过马路到公交站台。他还是那个被几个人簇拥着的司令。我喊了他一声“杨司令”，他答了声“嗯”。他然后要求我加入他成立的一个什么商业组织(名称我忘了，据我猜想应该是个类似传销的组织)，实际上我也没放心上去，他就坐了公交车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当时就认为，他早晚还是要被人抓到把柄的，被送进监狱的，因为一直有人在等他犯事来解决他的问题。果不其然，我后来听说，他又不知因犯什么事被抓进监狱了。

杨正祥曾在新浪博客上发帖，讲述他的经历，和他遭受的不公，我曾看到过这些内容。他在博客上贴出过他的判决书，还有其它的文字材料。可惜，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在博客上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