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3月1日，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分别是，主任杨正祥(徐州铁路工人、“踢派”)，副主任祖岳嵘(68军副参谋长)、韩本初(原徐州市委书记)、吴明正(原徐州市市长)、栾昌善(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人、“踢派”)、周美霞(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学生、“踢派”)。看看这个人员名单，是不是具有革命造反性质的“三结合”的代表性。
大概在1968年的上半年，具体哪个月份忘记了，反正是天气快热的时候，我那时还在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有一天，我听很多“同事”们在议论，议论时他们的情绪也都比较激动。我这才知道要在北京办徐州的学习班，“支派”也要去参加。我听到后也很愤怒，一个炸桥破路的反革命组织为什么能参加，这不是变相平反了吗?中央不是在今年的2月6日刚发布了“二六命令”吗，这才几天的功夫，炸桥破路就成为了革命行动了?这样的组织也成了革命组织了。这样的翻转是咋回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南京军区的一个姓许的大人物搞的鬼。
随着天气的转热，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大院内，空气越来越闷热，一些革委会领导和“踢派”负责人的脸上越来越“黑”。这种情况也可以从社会上看出来，我家附近的刀剪厂“支派”头头，以前多是阴沉着脸，现在是有了笑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大院内，军人越来越多，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很多我就逐渐见不到面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被调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去了，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委会很多领导和一些其他重要成员基本被“挖空”，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军人来填充。
在天气渐热起来的时候，我就不常去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了。这期间我曾见到了顾炳华，他是南方人，个头不高，在物资局大概从事技术工作，当时是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的眼中也透出了一些忧郁。后来，顾炳华也被调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去了。
随着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乎所有领导陆续去了北京，“踢派”组织的部分主要负责人也去了北京，徐州成了“无政府”状态、“无组织”状态。越来越多的军人进入了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被掏空，而被军人“接管”了，变成了军人掌权的“军委会”。
在这时，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我们徐州“踢派”是不是快要完蛋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那时的徐州“踢派”正是走在奔赴完蛋的路上。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又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徐州“踢派”是不是被戏弄了。
那时的徐州市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一片“盛世”，实际上桌面底下却是暗流涌动，“一家(支派)欢乐一家(踢派)愁”。
正是由于这种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又给江苏省其它地区受压制的一派造成了错觉。他们认为徐州市就是江苏当代的延安，纷纷投奔徐州而来。如当时的“徐州专区(也叫“徐州地区”)”所下属的县(下辖八个县，即铜山县、丰县、沛县、邳县、雎宁县、新沂县、赣榆县、东海县)，甚至包括连云港方面的人、徐州的“南方”地方的江苏人也来到了徐州市。对于他们的到来，徐州“踢派”是有苦说不出。徐州“踢派”一方面要多少承受点经济上的压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州“踢派”还要承受政治上的压力，徐州“支派”不停地向北京学习班中央办公室方面告状，诬陷徐州“踢派”搞串联，利用外来人员想再发动一场“战斗”，再把“支派”打跑。当时任“徐州专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至少是委员)的刘孝中(他是徐州地区拖拉机厂工人，他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他家住在我家北面的奎河北岸，又称“河北沿”的地方)，我在1969年5月1日参加他的婚礼上见到他时，他曾给我说过，到现在还有些外来人不愿走，又不好赶他们走，对这些人不管，我们会失去了阶级感情，要管，又管不了。
这些外来人员高峰时有千人之众，低峰时也有二、三百人或几十人。这种情况从1967年下半年，一直延续到1969年的上半年。需要说明的是，驻徐部队在一定的时间内，也接待了一部分这些人员，甚至还有一部分的徐州“支派”中故意“无家可归”的人员(实际是驻徐部队特意挽留的)。
在1968年的时候，我曾遇到了连云港锦屏磷校的一个学生，他是连云港反到底的。他非常羡慕徐州的文革大好形势，他说他们连云港反到底一直受压，现在有家不敢回。他其实只是看到了徐州的表面现象。
顺便讲一下，1967年“二月逆流”时被抓的“红工总”负责人栾昌善(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人)、李长荣(大概是徐州市政工程处工人)、王宜玺(徐州公交公司职工)等三人，他仍后来都被平反出狱。但在1968年下半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栾昌善估计是被吓孬了，从此很少露面了。他的“低调”，也为他赢得了1969年“8.1徐革会”的副主任职位。李长荣的情况我不清楚。王宜玺在后来的1973年及其后还参加了“反潮流”活动。所以，对王宜玺我是心怀敬意的、佩服的。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反潮流”活动中，除了顾昌华是头头外，徐州杂品公司(可能是经理)汤可胜也是头头。我曾与几个人去过他在现淮海西路教堂西隔壁，曾经(现址为一座楼)的一个院子里的家。
在1968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踢派”掌权后成立的“3.1徐革会”，还办了一件至今“千古留名”的大事，那就是开始建造“徐州展览馆”(这是后来定下的名称，在我印象中当初的名称大概是“毛泽东思想广场”或“东方红广场”，还要在这里矗立一尊毛主席塑像，而展览馆则是做为一个附属建筑，用来举办展览等活动用的。)。这个说法是我凭记忆而言，还请知情者纠缪。
经过徐州“踢派”群众及市民的日夜义务奋战，“徐州展览馆”终于在1969年建成(具体日期我不详)。
“徐州展览馆”的地址原为徐州军分区的一个下属单位驻地，在我的印象中好象是教导队。因要在其地址建造“徐州展览馆”，所以该单位搬离。“徐州展览馆”的地址位于徐州市区中心的淮海西路，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正对面。
我的记忆中，按原规划，在“徐州展览馆”建成后，要从广场向南横跨淮海西路开通一条大路，直通位于徐州南郊的凤凰山麓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陵园。当时的徐州医学院(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已准备建盖的医疗大楼正好落在规划的道路中，尽管已打好了地基，也因此原因被叫停了。后来，因为这项工程的工作量太大，于是就放弃了。
为什么说建造“徐州展览馆”，是一件至今“千古留名”的大事呢?那是因为“徐州展览馆”在2018年经徐州市文物部门经实地勘察后，确认其符合"建成五十年以上且具有历史价值"的认定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其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令人遗憾地是，由于已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这一原因，所以，“徐州展览馆”在2018年徐州市规划局公布首批历史建筑建议名单时，最终未能纳入历史建筑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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