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70年|上海工人的百花齐放No.100-品论天涯网

1957年春天，一场规模惊人的罢工浪潮席卷了上海全城。上海的这些罢工，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已酝酿一年多之久的劳工抗议总爆发的顶点。若把1957年的罢工浪潮放到历史脉络中看，其规模尤其令人震惊。1957年春，上海有587家企业发生了严重的劳工骚乱(“闹事”)，涉及工人近3万人。其中，200多起事件包含工厂停工离厂，另有大约100起则是有组织的怠工。此外，还有700多家企业出现了较轻微形式的劳工骚动(“冒烟”)。即便与民国时期的上海相比，这些数字也极不寻常。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内战年代的抗议，使上海成为世界历史上劳工运动最激烈的城市之一。然而1919年上海也不过只发生了56次罢工，其中33次与五四有关;1925年发生175次，其中100次与五卅有关;而民国时期上海罢工活动最频繁的一年——1946年——总数也只有280次。

1956-57年的劳工骚动，在英语学界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很少被提及;但它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若干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发展过程的通行假设。通常人们把1950年代中期看作中国城市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时期，而这场罢工浪潮表明，更恰当的看法也许应当是：这是一个根本性社会裂痕开始显露出来的时代。学者和普通中国人都很容易把1950年代视作一种“黄金时代”——一个异常和谐、充满善意的时期，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府之间关系格外亲近。据说，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公民和干部都因革命胜利而充满自豪，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相互合作。

当然，50年代初并非毫无风波，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曾使社会剧烈震荡，但这些运动针对的是阶级敌人、干部或资本家。十年的末期又有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以及次年发动的大跃进，但这些主要牵涉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于是，人们往往认为，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领导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摩擦很小。尤其是反右运动之前那段时期，常常最令人怀念。正如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所概括的那样：二十年后，当人们回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大多数人都怀念1956年，认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称之为“黄金年代”;有些人认为，要不是第二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社会本来会以一种更加人道的方式发展。

1956-57年的罢工(刘宾雁曾坦率报道这些事件，并因此遭到共产党谴责)其实正是那些先于反右清洗而存在、并促成反右清洗的严重社会紧张的征兆。罢工者要求改善福利，谴责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他们也由此暴露了中国工人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的深刻分裂。这些裂痕，一方面部分源于1949年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党治下工业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这种裂痕，随后几十年间都将持续塑造中国的劳工运动。

同样地，1950年代中期的罢工，也要求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几次民众抗议爆发的理解作某种修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所谓1989年的“民主运动”，常被看作共产党中国历史上的前所未有之事。与更早的那些爆发——如1956-57年的“百花运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乃至1978-79年的“民主墙运动”——不同，天安门抗议通常被描绘成一种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事件：与先前那些事件不同，它既不是由最高领导层发动的，也不是由其精心组织起来的。于是，王绍光认为，“1989年工人参与抗议运动，标志着阶级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中国工人阶级不再是连续性的支柱，而是变革的力量。”AndrewWalder与龚小夏也把1989年的工人参与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一种新的政治抗议类型”，它不同于以往那种“各派别政治领袖动员其地方追随者进行政治斗争”的工人行动模式。这种解释也被更广义的比较研究者吸收了。JackGoldstone就断言：“不同于主要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其它对抗事件，例如百花运动，或某种意义上由政权策动的其他事件，例如文化大革命，天安门标志着知识分子与民众第一次独立行动、共同挑战政权。”然而，早在50年代中期——当时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处在最亲近的阶段——工人的行动主义就已经显示出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下而上的主动性。

1989年抗议的另一特征，无论在新闻报道还是学术研究中都屡被强调，那就是它丰富多样的抗议手段组合：既借鉴了中国自身的五四传统，也吸收了国际上的做法。天安门的抗议者张贴大字报、递交请愿书、散发传单、威胁举行工业罢工和怠工、组织自治工会，还进行绝食、游行，甚至在外国政要(戈尔巴乔夫)来访时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JosephW.Esherick与JeffreyWasserstrom曾把1989年的这一面向分析为一种政治戏剧。而在这一点上，1956-57年的骚动同样也有极其醒目的先例。

因此，研究这些更早的事件，可以纠正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端时期(1950年代)和当代场景(1980、90年代)的一些既定看法。关于共产党中国异议的研究——无论关注的是百花、民主墙，还是1976和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都过分集中于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是，在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抗议爆发的同时，也出现过一些鲜为人知却极其重要的劳工运动。事实上，国家用何等严酷的方式来终结这些抗议——1957年的反右运动、1979年对魏京生及其他民主倡议者的监禁、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在这种被遮蔽的工人阶级反抗历史之光照下，就多少变得更容易理解了，尽管当然绝不因此而更可原谅。

而且，如果像本文结论部分那样把1957年的上海罢工浪潮置于历史和比较视野之中，它对于一般的劳工抗议模型或许也有某些启发。理论文献中很少强调“罢工浪潮”与“总罢工”的区别，而这一差别却突出了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凸显了1949年前后中国劳工运动之间的反差。

资料来源

据我所知，英语世界迄今还没有对这些事件的专门研究。不过，关于1950年代中期劳工骚动的零散证据，其实早已存在。首先，关于这些抗议规模之大的某些线索，可以在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看到。毛泽东在他1957年2月那篇著名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1956年，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而在1969年供内部流通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相关提法更多。例如，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里，毛提到罢工相当普遍，并指出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现，只有25%的工人是可靠的。RoderickMacFarquhar等人后来整理出版的《毛主席秘密讲话》中，也引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56年的一份报告：根据并不完整的统计，最近已经发生了大约50起罢工，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有1000多人参加。

1956年12月，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处理罢工和请愿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答案。到次年春天，当劳资纠纷数量呈指数式增长时，刘大胆地提出，工会和党委干部应该亲自参与罢工，以便重新赢得工人的同情。

第二类资料来源是中央的报告与指示，其中许多转载在内部刊物《中国工运》上。1957年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上一年它处理了29起罢工和56起不满工人的请愿。报告还说明，这只不过是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全部纠纷中的一小部分。以上海为例，1956年前三个月发生6起劳工骚乱，第二个四个月19起，第三个四个月20起，最后一个四个月则有41起。1957年3月，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处理罢工问题的指示。指示承认，过去半年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请愿和示威都大幅增加;中央甚至估计——也许略带夸张——全国在这一时期爆发的罢工超过了一万起。

第三类、也较容易取得的资料来源，是官方报刊。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载了本地发生的罢工、请愿和其他类型劳工纠纷的报道。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长篇社论《论闹事》，把罢工和请愿问题归因于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

一位法国学者最近完成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依据的正是中国官方媒体。FrancoisGipouloux的《工厂里的百花》(Lescentfleursàl’usine)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它把1957年强调为中国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断裂点。但他几乎完全依赖官方报刊——中央和地方报纸、工会报纸和共青团报纸。他的发现很有启发性，但也相当片面。正如他本人指出的，报纸只有在事件被妥善解决之后才会报道个案。决定是否见报的标准，并不是事件本身是否典型，而是它是否得到了“成功解决”。因此，他详细叙述了200名上海澡堂工人的抗争——这一事件在上海和中央报刊中都被当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很好例子”。然而，尽管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它在若干方面其实并不典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年春天，由遣返回乡工人发动的罢工，占全部骚乱不到1%。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超越讲话、中央指示和官方报刊来研究这一主题。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着数百份详细报告，它们由上海市总工会及其遍布全市各区的分会在1957年春编制，记录了各自辖区内爆发的事件。这些丰富材料为理解这场罢工浪潮提供了新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提出一些以前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抗议究竟源自何处，其目标又是什么。

罢工浪潮的成因

正如百花运动研究所强调的那样，毛泽东在鼓励这一时期的异议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于对当时正在席卷东欧的不安局势的担心，毛希望在中国释放社会紧张，以避免国内爆发民众起义。无论主席是在给自己的敌人设套——多数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还是他最初确实出于善意而行动——西方分析者通常这样看——毛显然都急于缓解国内矛盾。在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讲话中，他都一再提及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并表示希望中国的罢工能够帮助防止更大、更严重的叛乱发生。

国家鼓励的重要性无可否认。若没有主席的明确鼓励，这场罢工浪潮几乎不可能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此外，工人在此前国家主导的监督资本家运动中的动员经验，也为这一时期劳工骚动的爆发作了准备。党内高层领导圈的派系化，同样也推动了普通民众中的异议。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把1957年春天的这些事件描述成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档案材料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市级或中央更高当局曾直接煽动这些抗议。虽然这些抗议无疑受到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刺激，但它们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并给管理层、党委和工会干部都造成了真正的难题。

对劳工骚动大爆发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当时的经济重组之中。1956-57年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因为国外有匈牙利事件、国内有毛的百花举措;它也是中国大部分工业完成社会主义化的时期。私营企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公私合营企业”。在这一安排下，原来的所有者成了国家雇员，按其在企业中所占股份的价值领取利息。资本家不再享有利润，也不再真正行使任何管理主动权。除了原所有者还在“剪息票”这一点之外，公私合营公司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了国营单位。

只看几个数字，就能说明上海经济的根本转变。1950年秋，也就是新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一年之后，全市工业劳动力中，仍有75%以上受雇于私营工厂，而国营企业只占21%。到1957年12月，72%的上海劳动者在公私合营企业工作，另有27%在国营企业工作。私营工业已经成为过去。

1957年春天绝大多数罢工都集中发生在新成立的公私合营企业，抗议在这些企业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保障下降与政治发言权缩减。多数情况下，随着公私合营企业的建立而实施的工资与福利改革，意味着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例如，在永兴布厂，工人失去了拾取剩余棉絮的权利，失去了节庆时的特别伙食补贴，也失去了全勤奖和升级奖金。平均下来，每人每年损失超过400元。又如，在振华油漆厂，有18种工资和福利补贴被取消。虽然看起来，其中不少补贴其实出现得并不久，乃是1949年以后私营企业主在国家压力下才设置的，但工人对这些补贴被取消的反应，却带着一种“传统”道德经济崩塌时才会有的义愤。在振华厂，工人把导致人均月损失45元的这些削减称作“十八刀”，并讽刺厂里的干部是执行苦日子政策的“老和尚”。当上海自来水公司停止向全体雇员发放免费厕纸时，工人就改用公司抬头信纸来代替!在天华煤气灯厂，54名工人原本每年都能享用一顿丰盛的筵席，而这一惯例在公私合营后被取消。工人们遂自己订了五桌酒席，把账单送给管理层。新任国家经理拒绝买单，于是骚乱爆发。

工业社会主义化还导致普通工人失去了政治参与权。1949年共产党接管之后，多数私营企业都被迫实行一种群众监督制度——在企业工会主持下，工人在生产计划、管理程序、工资、奖金等方面都有一定发言权。但在公私合营建立以后，这套工人监督制度往往就被废止了。更使工人不满的是，与他们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管理人员的奖金一般并不受社会主义化过程影响。

在1957年3月至6月初这大约100天内——这是上海劳工骚动的高峰期——发生的1300多起事件中，近90%都集中于新成立的公私合营企业。绝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工人数不足100人的小型企业，在这些地方，工作条件尤其恶劣，干部与工人的关系也相应更为紧张。

公私合营企业罢工数量(相对于国营企业)高，并不是单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1957年，上海公私合营工厂工人的平均实得工资，实际上还高于国营企业工人。但在福利救济、住房补贴、奖金和就业保障方面不断扩大的差距，明显有利于国营职工，这自然使公私合营企业工人心生怨愤。他们的斗争性，可能还因其教育程度略高于国营工厂工人而得到增强。

从动机上看，接近一半的纠纷是由要求增加收入或改善福利驱动的——通常是回应转入公私合营时施加的削减。另有约三分之一是学徒发动的，他们抗议国务院最近的一项指令，该指令把他们的学徒期延长到超过原始合同所规定的期限。大约7%的骚乱，完全是由干部恶劣的工作作风所引发。其余则与刚刚形成的户口制度密切相关;这种制度威胁要以一个人的永久工作安置所在地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新封建等级秩序。约4%的事件，是由不愿被调离上海、去全国其他地方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发动的。另有2%是临时工要求取得固定工身份。不到1%的罢工，是由被遣返回原籍的“倒流工”发动的——例如Gipouloux特别关注的那些澡堂工人——但这些农民/工人的抗议尤其激烈，因此当局在解决这类事件时也投入了格外大的精力。

尽管公私合营企业的形成触发了1956-57年的骚动，但有些工人的怨愤其实在爆发前几年就已不断积累。在许多工厂里，抗美援朝那段困难时期，工资曾被拖欠，往往一拖就是六个月甚至更久。后来谈到补偿时，上海市劳动局坚持，补发不得直接交给个人，而应作为“集体福利金”由各个企业为整个工人群体的共同利益使用。这笔基金的使用方式，在许多工厂都引发了相当大的摩擦。有些工厂工会公布了修建新宿舍或食堂的计划，但这些设施从未真正建成;另一些工厂虽然建了宿舍，却只对新招工人开放，尽管建宿舍的钱其实出自老工人被扣发的工资。面对这样的不公，工人愤怒地要求把福利金发下去。

抗议的方式

通常，一场纠纷会从反复向厂领导“提意见”“提要求”开始。若这些意见没有得到处理，工人就会向上级当局正式“告状”。他们给出一个期限，要求在此之前得到满意答复，并且往往召开喧闹会议来公开自己的不满。工会当局把这些初步步骤归类为“冒烟”。但如果他们的要求没有迅速得到回应，抗议就会演变成“罢工”“怠工”“集体请愿”，或者“包围干部”——这些活动被归类为真正的“闹事”。

许多抗议者确实表现出希望留在法律框架内的意愿。人力车夫在提出他们的三项要求之前，会先寻求法律意见，以确认这些要求是正当的。工人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以给当局留下“他们的抗议是合乎规矩的”这一印象。比如，在选举工人代表之后，凡是具有不良阶级出身(资本家、地主)的人，通常都会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抗议还是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不再只是简单地围绕福利待遇或领导态度提出要求，而是走向了更大胆的行动。

抗议者展现出了极其丰富的行为“多样性”。许多工人贴大字报、写黑板报来说明他们的不满;有些人绝食，有些人威胁自杀;有些人举行大规模示威，举着本单位的旗帜，沿着南京路高声呼喊而行;有些人静坐并向政府当局递交请愿书;还有些人组织行动委员会、纠察队和联络员，以协调不同工厂和不同区之间的罢工。在许多情况下，工人包围工厂、党组织和工会干部，提出要求，并规定一个必须给出满意答复的期限——在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拒绝散去。

外国影响的重要性也十分明显。正如19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的例子激励了中国工人一样，在更早的这个节点上，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劳工骚动的强大刺激。1957年上海抗议中的一句流行口号是：“再来一次匈牙利事件!”人们意识到——就像1989年一样——中国本身是国际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1957年的另一句口号是：“我们要把这件事从区里闹到市里，再闹到党中央，最后闹到共产国际。”一些工人听说赫鲁晓夫将访问上海，便计划直接向他陈述自己的不满。虽然事实证明，这位苏联领导人直到第二年才真正来访——那时反右清洗早已彻底粉碎了罢工工人与之直接对峙的可能——但这与1989年抗议者向戈尔巴乔夫陈情之间的相似性，仍很醒目。

同样像1989年一样，随着时间推移，抗议策略越来越成熟。在很多情况下，罢工者会安排不同参与者分别扮演“好警察/坏警察”的角色;工人们称之为“唱红脸/白脸”，像京剧中的红脸英雄和白脸奸角那样分工。到后期，工人散发传单宣传自己的要求，并成立自治工会(通常称为“平难会”，即申诉冤屈的组织)。在提篮桥区，有一万多名工人加入了由三名本地工人组织起来的“民主党派”。有些抗议者还使用秘密口令，自制公章。在不少事件中，人们设立了“统一指挥部”，以军事化方式领导斗争。

工人之间的分裂

大约五分之一的骚乱，涉及某家企业的全体工人;在少数情况下(比如染布这一手工业行业)，甚至是整个行业一起参加。可通常而言，参与一座工厂骚乱的还不到半数工人，其中年轻工人的活跃程度特别高。

大多数骚乱中之所以并非人人参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在于：工人内部的分裂，本身就是许多抗议的重要诱因。比如，在太昌制钉厂，具有农村背景的工人要求：他们仍住在乡下的家属，也应享有与那些家属住在上海城里的工人同样的福利。类似地，驻扎在建筑工地的理发员，也要求享有与他们所服务的建筑工人同样的福利待遇。

因学徒期被延长而深受打击的学徒，表现得尤其不驯。当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通过广播解释国务院那项无限期延长他们“学徒期”的新指令时，全市的学徒都当场痛哭。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他们曾答应家里，一旦学徒期结束、升为正式的三级工，就寄一部分工资回家。许多人还欠着债，原打算在原定学徒期满时偿还;还有人原本打算那时结婚。

这些学徒非常善于建立跨工厂联系。5月10日，全市各厂约800名学徒在蓬莱区一家俱乐部静坐。5月12日，虹口、闸北两区10家工厂的300多名学徒聚集在一间工人图书馆，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并在学徒期满后保证升为三级工。卢湾区的学徒则印制传单，召集同伴到本地公园开大会。榆林区几家机器厂的学徒，还组织了“统一指挥部”来推进他们的要求。

学徒遭受的恶劣待遇，正是新社会主义工业秩序的一个表征：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固定工，与处境较差的其他劳动力成员之间，存在着尖锐分隔。1957年5月上海化肥公司的纠纷，就很好说明了这种工人内部的分裂。前一年夏天，该公司招收了41名临时工，原计划让他们在三个月试用期后转为固定工。然而，意外的生产收缩使管理层决定改为解雇他们。此后不久，厂工会宣布要给固定职工发会员证，这让已被解雇的工人误以为，拿到工会证就能确保自己取得固定工身份。于是他们走到工会办公室去申领证件。当然，他们遭到拒绝，因为他们已经被厂里辞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出最后期限，要求工会必须把证件发给他们。工会未予照办后，这些愤怒的前工人把工会主任和副主任拖到黄浦江边，把主任的头按进污染的江水里。这样每隔两三分钟来一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主任满脸都是泥和血。副主任害怕自己也会没命，跳进江里想游走逃生。一个划船人前来搭救，却被工人用石头砸;一些在江边试图施救的掏粪工，也被棍棒打退。厂医赶到现场时，恰好来得及宣布主任和副主任都已濒死，这时这些被辞退的工人才终于把他们交给当局。

两天之后，化肥厂工会和团组织的小组长开会，宣称如果党委领导把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视作“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作为非对抗性矛盾，不需要严厉惩处——那么他们就要自己动手，以暴易暴。固定工对此强烈赞同，甚至开始囤积武器，准备去杀掉那些发起此事的临时工。他们对这些被辞退临时工所表现出的唯一“同情”，竟然只是表示：那些人被杀后，他们愿意负责照顾其家属。所幸，当局决定自行处理此事，把主谋逮捕，并将其定性为“对抗性矛盾”的制造者。

临时工确实有充分理由觉得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善待自己。1957年，上海针织内衣行业的4200名“临时工”中，有691人已经工作了一年以上，但他们仍没有任何就业保障。一个在同福袜厂工作了四年多的“临时工”——而且还训练过许多学徒——仅仅因为生病，就在被转到城里另一家袜厂几天后被解雇。在一些情况下，失去固定工身份的工作调动，也引发了抗议。比如，复兴面粉公司相当一批工人被转到本地一家汽车厂，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固定工身份，工资减半，又因为不熟悉新工作而遭受异常多的工伤。还有一些情况里，参加公共工程项目也加深了工人的怨愤。1955年冬，一大批原先的流民在上海一所职业训练中心受训后，被派往皖北帮助治理淮河。人们曾答应他们于1956年7月回上海后，进入上海第一建筑公司获得正式工作;但在拖延近一年之后，他们却被告知，因为在治淮期间染病，公司将不再录用他们。

工人内部的分裂，是这一时期骚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裂痕并不是以往对共产党中国政治参与研究中所预想的那种“积极分子”对“非积极分子”的二分。相反，比起政治身份，更突出的分界线是社会经济和空间性的：固定工与临时工、老工人与年轻工人、本地人与外来者、城市人与乡村人。

在多数情况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的行为，看起来并没有与普通工人有什么明显不同。在大同油厂，40名签署请愿书、要求补发工资并恢复先前计件工资率的工人中，有6人是党员、团员或其它积极分子。请愿和停工离厂运动的3名主要发起人中，一人1949年前曾是红学会的秘密会社头目，也曾在国民党治下担任黄色工会干部;但另外两名主要煽动者，却是在革命时期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游击队员，其中一人还是当时厂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那位前秘密会社头目据说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工人只要劳动人民组织，不要工会。”另一名游击队员、同时又是厂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人——换言之，也就是“积极分子”——则提出口号：“大家都回厂‘坐吃’，在那里等着解决。”因此，一个工人的政治身份——党员、团员、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或坏分子——虽然在官方报告中都会被认真记录，但似乎并未在决定其是否参与罢工方面起到主要作用。

国家—社会关系

经济裂痕与社会忧虑是这一时期劳工骚动的根本原因;但这些问题又与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密不可分。中央指令如今规定着从工资率到学徒期限的一切。工人当然非常清楚，工业政策和工厂管理的责任完全掌握在国家干部手中。因此，尽管他们提出的要求主要仍是经济性的——增加收入、改善福利——但他们愤怒所指向的，却很大程度上是工厂、政府、党和工会中的干部。

公私合营带来了厂内管理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在多数企业中，管理人员膨胀到占全部职工三分之一以上。结果就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所承担的财政负担更重了，于是他们对那些“不生产”的职工也产生了相应更强的怨愤。工人谴责官僚机构的扩张——在荣华染料公司，这种扩张意味着全职行政岗位从1949年前的两个半，一跃增至公私合营后的52个。工人还批评一种做法：被提拔到行政岗位的，是共产党员，而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要想坐到楼上去，先得入党。”

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日益加深，也加剧了人们对官僚化激增的愤怒。1955年末，曾有一项把工业工人转移到全国更边远地区企业、并把服务业工人(比如报刊特别报道过的澡堂工人)遣返回原籍乡村的努力。当时，干部往往夸大这些边远地区生活的舒适程度，并虚假承诺：等经济好转，转移和遣返的工人就可以回上海。有些情况下，干部甚至还动员“积极分子”假装自己是自愿下乡，好骗普通工人也跟着去。但工人去了之后，却对农村地区恶劣的条件和低微的工资大失所望。到了1957年，随着上海经济确实有所好转，这些人便纷纷回流上海，想拿回原来的工作。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受了骗，根本不会被恢复原职。工人说，干部当初把乡下描绘得那样美好，简直就像“和尚念经”;至于干部现在的态度，则是“冷粥冷饭还可吃，冷言冷语难下咽”。

国华煤球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56年末，该厂要迁到天津。上海的干部骗工人说，那边工厂和舒适的宿舍都已经建好了;而事实上，到了1957年春——也就是他们北调一年之后——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被调过去的工人没活干，工资也只有一点点。到当年6月，108名职工中有43人回到上海，请求被永久调回本市。其中10人甚至威胁说，宁可自杀，也不愿再回天津去。

当时一种普遍的情绪是：干部对工人的困境漠不关心，若不把他们“震一震”，他们就不会履行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干部应有的职责。那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领导像蜡烛，不点不亮。”工会领导尤为频繁地成为攻击对象，也因此在罢工中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处境。

在许多情况下，抗议工人表现出一种愿望：要从工会手里夺回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利。他们组织自己的会议，并把工会官员、管理层和党支部领导排除在外;他们在工会广播时剪断车间电线，或干脆自己接管工厂广播系统。区党委和工会干部前往宏发螺丝厂解决纠纷时，守在门口的工人拒绝放行，因为这些干部拿不出罢工工人发放的臂章证明。党委和工会干部去联益金工厂时，抗议工人则嘲笑他们：“皇帝下来了，皇帝的孙子也陪着下来。”在上海钢笔公司，罢工者甚至主张把工会的财产——电风扇、放大镜之类——都卖掉，然后把所得分给工人。

这些抗议给工会造成了真正的两难。一方面，工人常常批评工会干部不关心他们的利益，有时甚至直接把斗争矛头对准工会。几乎一半的纠纷都包括发放集体福利金这一要求——而这笔钱正是在工会控制之下。拒绝照办的工会主任，会遭到愤怒工人的咒骂，在许多情况下还会挨打。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站在工人一边的工会干部——例如上海针织厂工会主任——则可能因此丢掉饭碗。上海工会十名成员写过一封公开信，表达他们的恐惧：如果他们过于积极地为工人利益发声，就会被指责为“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或“尾巴主义”。

即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工会参与、甚至工会领导，都是纠纷扩大的关键因素。联益机器厂就是如此。那里的工会负责人是党员，但在其作为富农的哥哥于农村合作化中遭到斗争后，他对共产党政权产生了幻灭感。他领导下的整个工会组织都被动员起来，帮助指挥该厂的抗议。在这个案例中，对共产党政权的失望推动了一位工会领导人的行动。不过，多数情况下，工会其实是真诚地想履行其社会主义下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责。

像1989年一样，许多工会官员也把这场骚动视为一个机会：摆脱自己作为政府工具的形象，与工人建立一种新的亲近关系。一份关于1957年春大同油厂起义的工会报告，赞许地记述道：当罢工工人聚集在茶馆里、用拳头砸桌子、放声大骂干部是“工贼”——连茶杯都被震得直晃——时，工会干部却安静地坐在一旁，恭恭敬敬地听取批评。结果，工人与干部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纠纷也以和平方式解决。

全国总工会很希望通过成功调解劳资纠纷来提高工会系统的地位。1957年7月1日，全国总工会向各省市工会发出通知，指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者已使其不堪重负，而由于不了解地方具体情况，它往往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它要求，今后如果地方辖下工人打算赴京请愿，省市工会应尽可能事先通知全国总工会;而且地方工会还应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北京协助处理。

工会领导层这种带有同情的态度，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了严厉批判。清洗中的一个重要靶子，就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运动发动前不久，赖若愚在上海一个基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给了最近震动全市的大量“闹事”相当程度的正当性。在那句令人难忘的话里，他说：“所谓闹事，就是因为有事才闹起来。”上海工会领导人对罢工也表现出类似的同情。1957年8月，上海市总工会在一份总的工作报告中得出结论：绝大多数骚乱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在随后的镇压中，国家和市级两级工会官员都因“否认阶级斗争”而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直到毛后时代，他们才恢复名誉——赖若愚则是在死后才获得平反。

实际上，这位被打倒的全国总工会主席，是1957年中国劳工局势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当年5月，赖若愚在对工会干部的讲话中，非常坦率地承认：工业社会主义化之后，在很多工人眼里，工会已经成了无用之物——工人说，工会与企业行政“一个鼻孔出气”。赖反驳了一些干部的说法，这些干部认为，劳工骚动之所以暴增，是因为最近进入劳动力队伍的新工人太多，而这些人不成熟、不纯洁、阶级觉悟又低。赖承认，青年工人、调出上海的工人和复员军人确实特别容易抗议;但他坚持认为，这恰恰说明罢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工人的“落后”，而在于领导的官僚主义。赖说，正是这些类型的工人，在反抗不公和官僚主义时尤其大胆。

赖若愚还进一步指出——这一分析方式与本文完全一致——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分裂：新工人与老工人、本地人与外来者、普通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都有裂痕。他指出，当时的国家政策正在加剧这些差别。由于晋升考试更重书本知识而非实际能力，新工人往往比老工人升得更快。结果就是，受教育更好的年轻工人变得傲慢，轻视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技工;而后者——生产的骨干——则越来越愤懑。此外，新建工厂往往从东北或从上海内部招工，而这些人与本地工人相处不佳。沿着年龄、教育、经验和籍贯划出的这些裂痕，为许多抗议提供了燃料。

结论

正如赖若愚的分析所表明的，1957年的罢工浪潮源于劳动力内部深刻的分裂。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我在研究1949年前上海劳工运动时就指出，中国劳工的碎片化，是其斗争性的重要解释。

以往的劳工研究者——无论研究欧洲、美国还是中国——通常都把工人阶级的碎片化视为一件令人忧虑的事。20世纪工人没能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赋予的崇高期待，这让研究者深感失望;于是，他们转而把工人缺乏斗争性的原因归结为碎片化。工人沿着性别、年龄、族群和技能等界线分裂，被描述成很少能像共产党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以一种凝聚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方式行动。男人与女人、老人与青年、熟练工与非熟练工、北欧与南欧工人、美国黑人与白人工人，或者在上海语境下的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矛盾，据说都阻碍了工人展现出本可能出现的阶级自觉党派性。照这种看法看，阶级内部的分裂会给劳工行动主义踩下刹车。

而我在关于上海的研究中提出，劳工的碎片化本身也能够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性提供基础;它不仅能使工人支持某个政治党派，甚至也能推动新政治政权的出现。在中国的案例中，碎片化并不意味着被动。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并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人在籍贯、年龄和技能等级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中国工人阶级才显示出惊人的进攻性。这不仅适用于1949年前，也适用于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百花时期的工人行动主义、文化大革命、70年代中后期的罢工以及1989年的起义，都可以与工人阶级内部的裂痕联系起来。

关于人民共和国下城市中国的主流想象，强调的是企业“单位”在收编工人阶级、从而稀释其抗议潜能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AndrewWalder在其影响广泛的中国工业研究中所说：“庇护关系网络……为工人的联合反抗提供了一道结构性屏障……这张由私人忠诚、相互支持和物质利益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为政权创造了一种稳定的默许接受和积极合作模式。”但必须记住，Walder据以构建其“共产党新传统主义”模型的那些大型国营企业，从来都只雇用了中国工业劳动力中的少数。此类企业工人可以获得的选择性激励，以及由此在“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造成的对立，或许的确能解释国营工人的相对沉寂——至少在最近的工业改革威胁到他们的特权地位之前是如此。然而，正是这少数受优待工人所享有的福利，持续构成了对多数被排斥在这种家长式安排之外的工人的怨恨来源。正因如此，在公私合营企业工作的工人、合同工和临时工、学徒等——他们既得不到国营企业工人享有的补贴，又不受那种控制——才会在命令经济时代走到劳工抗议的最前列。同样，毛后时期的市场化改革会激起原本沉寂的国营部门的防御性反应，也就毫不令人意外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骚动激烈爆发的每一个时期，围绕国内外形势发展的争论，都会在统治精英内部制造严重分歧。中央政策方向上的不确定性，进而为民间异议创造了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爆发出来的抗议——尽管它们往往受到国家内部某些力量的推动，而且参与者通常也不把它们看作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否定——还是成了国家施加压倒性镇压的借口。因此，劳工的碎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工人斗争性的来源，也是他们在政府镇压面前脆弱性的来源。

即便中国工人在抗议，联系他们与国家机器的纽带仍然十分复杂，因此，要把他们的劳工骚动概念化为“市民社会”的表现——也就是把它理解为个人与群体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就显得很别扭。官方工会在这些斗争中的暧昧位置——无论是民国时期的“黄色工会”，还是人民共和国下的总工会——都进一步说明，要把“国家”与“社会”清晰分开，其实相当困难。与其把劳动者想象成一种整齐划一的社会利益表达，准备对一个单一国家发起对抗，不如把工人斗争性的根源理解为：在一个分割化的劳动力内部，那些工人愿意与能够回应他们的国家代理人结成共同阵线。

社会主义国家在塑造这种分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1957年对各种行业实行统一规章，讽刺地创造出一种情形：像学徒这样的工人群体，如今反而发现自己有理由跨企业、甚至跨行业地联合起来。与此前关于中国社会分裂的分析不同，我并不认为主要裂痕是“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裂痕——那只是共产党党-国人为强加的政治类别。相反，这些分裂的线条反映的是一种早于人民共和国的、丰富而悠久的劳工骚动历史。

正如其他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裂痕，是文化大革命派系化的核心。在那场运动的早期，上海所谓保守派“赤卫队”的队伍中，充满了年长的国营工人，他们大多来自江南地区，并且有1949年前劳工运动的经验。他们的领导者，主要也是来自同一地区的原地下共产党组织者。相较之下，王洪文领导的革命造反派，主要由较年轻的工人构成，其中部分领头人是50年代初从苏北下派而来的干部;他们的追随者中，也有不少是“非熟练”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不过，尽管这些工人内部的分裂相当持久，它们也并不是那种不受任何变化影响的“原初性”裂痕。今天撕裂工人阶级的断层，同样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当代建构出来的东西。

情势变化的重要性，从1957年和1989年主导抗议的工人群体截然不同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如前面所见，早期这场罢工浪潮，是由那些特别感到社会主义化过程威胁自己的人发动的：小型公私合营企业里的工人、临时工等等。他们被剥夺了人民共和国初年私有制度下尚能享有的许多福利待遇，同时又得不到大型国营企业固定工所拥有的那些特权，因此特别觉得自己在50年代中期的工业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反，在1989年，抗议的骨干则是那些最关心“去社会主义化”后果的工人：大型国有企业的固定职工。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工业的受益者，感到自己最受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威胁。

劳动力内部最显著的分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工人构成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改变而移动。新的社会主义结构创造了新的赢家与输家，而百花、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抗议的经验，也为人们提供了对劳工行动主义之可能性与边界的新理解。但与过去并无二致，中国劳工依然是碎片化的;而且也与过去一样，他们的斗争很可能仍会沿着这些分裂线展开。

关于共产党执政前中国劳工的研究，曾强调知识分子的催化作用——无论是共产主义革命者，还是国民党左派成员——在激发民国时期骚动中的重要性。正如NymWales在其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专著中所说：“学生告诉工人什么是工会，工人于是便行动起来。”这类分析固然低估了中国工人无需外来引导、独立行动的能力，但它们确实也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民国时期历史上的那些里程碑，是工人与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五四、五卅、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内战岁月的总罢工，都表现出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紧密的协同。

与此相反，共产党中国的劳工骚动，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生参与的缺失。除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短暂时期——那时红卫兵奉北京指示进入工厂——之外，1949年后的中国工人都是在没有知识分子指导的情况下行动的。因此，尽管知识分子极大地促进了百花时期的异议，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试图与当时席卷全国工厂的那场罢工浪潮联合起来。

不过，1957年的劳工抗议并不是一种像五四、五卅、三次起义或内战年代那样的总罢工。它并没有一个居中的、能够凝聚公众舆论的政治事件，例如五四所围绕的凡尔赛条约条款、五卅所围绕的日本和英国警察杀害工人学生的事件、三次起义时期军阀统治的侮辱、或内战时期国民党的腐败。工人们在1957年抗议的，是工作场所中的问题：劳动报酬、管理作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劳动史和产业关系理论家很少清楚地区分“总罢工(generalstrike)”和“罢工浪潮(strikewave)”，但上海劳工骚动的记录表明，这一区别很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剥离次级文献中附着在这两个概念上的某些含义。其中之一，是GeorgesSorel那种充满浪漫激情的看法;在他看来，总罢工“在无产阶级中唤起了他们所拥有的最高贵、最深沉、最动人的情感;总罢工把它们汇聚成一幅协调一致的图景……它给呈现在意识中的整个构图的每一个细节，都染上了强烈的生命。”另一种需要剥离的含义，是EdwardShorter和CharlesTilly那种狭窄的数量主义定义：他们把罢工浪潮界定为“某一年罢工次数与罢工者人数都比此前五年的平均值高出50%以上”的情形。尽管关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本身并不一致——例如Sorel以及Shorter，Tilly都会交替使用“总罢工”和“罢工浪潮”这两个术语——但Sorel的诗性路径与Shorter，Tilly的散文性路径之间的反差，确实提示了这两类罢工之间一个核心区别。总罢工之所以会呈现出强烈而广泛的激情，是因为它围绕着一组政治要求而展开;这些要求激发了跨阶级的广泛热情，并且矛头直接指向国家。相比之下，罢工浪潮往往围绕工作相关的事件发展起来;参与者通常局限于工人阶级成员，他们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工厂管理层。

当然，在实践中要严格维持这一区别并不容易。总罢工即便由全国性政治危机所触发、由外部知识分子领导所发动，也可能同时刺激出重要的“工作场所”诉求。而在社会主义之下，由于工厂管理者同时也是国家代理人，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往往密不可分。即便如此，考虑到这两类罢工对中国现代政治史进程所产生的截然不同影响，区分它们仍是值得的。

民国中国的总罢工，是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直接导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预示了一种新的民众文化与政治风格;五卅运动和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加速了军阀统治的驱逐，并促成新的国民党政权上台;内战时期的罢工则帮助瓦解了国民党对城市的控制，并为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开路。相比之下，在“无产阶级”的人民共和国之下，劳工骚动的命运就远没有这样光荣。抗议所招致的，是国家的严酷镇压——1957年的劳改营、1989年的坦克——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在于共产党国家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反抗与知识分子的异议隔离开来。1956-57年、1974-76年以及1980年代的罢工浪潮——尽管都受到同时发生的学生抗议的某种鼓舞——却都没有得到受教育外部人士的重要支持。考虑到历史上知识分子在中国抗议运动中的突出作用，他们的缺席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后果，也就不令人惊讶了。不过，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粗略考察其它国家的罢工，也会发现类似模式：罢工浪潮往往在工人内部“自发”产生，而总罢工则倾向于在外部组织者的引导下发展。知识分子领导可能会削弱工人内部的分裂，并使他们围绕统一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以圣彼得堡为例：那里在1896-97年、1901年，当然还有1905年，都曾被罢工撼动。1896-97年的罢工浪潮局限于棉纺工人，他们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熟练金属工人那样的程度;1901年的浪潮，则是由受到新政治观念吸引的金属工人发动。1905年的总罢工，则把熟练工与非熟练工的关切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套连贯一致的要求：要求更大的公民自由、结社和罢工自由，也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与此前那些浪潮不同，这场总罢工是由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和磨坊工人联合会组织起来的;这个工人俱乐部与社会民主党有着紧密联系。工人们因旅顺港惨败于日本而深感震惊和羞辱——这一触发点与五四运动颇为相似——从而敢于明确表达政治诉求。而“流血星期日”的屠杀——也很像五卅惨案——则进一步激发了俄国无产阶级，发起那场历史性的总罢工。

类似地，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的舞台，也是通过中央劳工理事会与地方工会之间高度合作而搭建起来的。进步却又务实的劳工组织者们的共同努力，在这座城市为工人阶级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幸的是，罢工爆发时，整个工会领导层恰好都在芝加哥开会。缺乏集中的领导，使得罢工者无法提出一份明确有力的要求清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运动为何迅速瓦解。

总罢工是一种罕见却极其强大的事件。由于它要求非常不同、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彼此竞争的工人群体共同参与，这类事件通常是为那些超越工作场所分裂性关切的事业而战。能够号召总罢工的，不是工资和福利，而是民族屈辱、物价飞涨和政治腐败。工人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往往是由那些在职业上特别关心此类问题的人推动起来的：知识分子。

1957年的上海罢工浪潮，则属于一种更常见的劳工抗议类型：一种由工作相关诉求引发、带有传染性的运动。正如不少劳工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生产现场的政治本质上就是分裂性的。实际上，恰恰是工人对彼此之间重大差异的意识，常常鼓励他们采取激烈行动。根据他们在工作等级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工人可能会为了缩小、维持，或者扩大他们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的差距，而采取斗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都会在劳动力中制造赢家和输家。决定这一点的，不仅是庇护主义网络——正如Walder指出的，这种网络在大型国营企业中最为明显，而这类企业只雇用了工业劳动力中的少数。对多数工人而言，更重要的分裂，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有者”与“无者”分隔开的结构性鸿沟。1957年的罢工中，那些被排斥在社会主义改革收益之外的人——边缘化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走在前面。到了近来的时期，发声最响亮的抗议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受益者——国营企业的固定职工。作为最可能在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做法时失去最多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的斗争性是可以理解的。

区分这两个时期的，不只是工人的社会构成差异。1989年的抗议者还比三十年前的前辈更有意识地努力发展自治工人组织。尽管存在这些差别，但在这两个时期，劳工骚动与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抗议之间的联系，都仍然相当薄弱。从这个重要意义上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这些罢工浪潮，不过只是民国时代总罢工的一抹黯淡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