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友之家
解决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倾向。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只要正确实行，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政策'...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倾向。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只要正确实行，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政策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实行主席在建国初期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方法，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要将维护劳动群众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以此培养劳动群众的企业主人翁思想意识，调动其工作与劳动创新精神，提高效率，复兴国有企业。一、国有企业效率为什么会低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中国社会上存在着多种矛盾问题。例如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更重要的是，影响所及，因而社会消费力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影响劳动者就业和收入难以提高，形成恶性循环。正是因为国内存在着如此之类严重矛盾问题，国外美西方认为有机可乘，挑衅持续不断，妄图像对待前苏联那样，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再捡一次便宜。显而易见，上述内外诸多矛盾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将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发展，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那么，诸多矛盾问题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我认为，中国现在产生的诸多严重矛盾问题，根源都在于国有企业表现不如人意，相对于私有企业效率比较低下。也就是说，其它矛盾如腐败严重和贫富悬殊问题，只有普遍提高了国有企业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国民经济重新以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解决。进一步问，国有企业效率为什么难以提高超过私有企业?我断断续续锲而不舍地研究六十多年，终于有了一得之见，发现原因在于社会上有五种思想观念上的难关，人们都过不去。哪五道难关?其一，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上，不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因为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也是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本来，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上，两者应当是一种相辅成的协调统一关系，但却畸变为相互对立，难以兼容关系。什么原因顾此失彼?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西化派经济学家们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需要，便有意识地宣扬国有企业之所以低效(单指企业资产利润率)，是因为其先天不足，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未成熟而早产了，症状俗称“国企病”，属于绝症，无法治愈。这一论调只有鼓吹者和默认者，而无反驳者，因而成为人们的观念共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如果无法兼顾，人们会选哪一种?上自经济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数会选择前者，然后才会选择后者。道理浅显，毋须多说。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社会无法分好蛋糕，致使蛋糕难以再做大了，该怎么办?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其几百年历史早已表明，必然要周期性发生经济发展停滞、衰退，甚至危机。前车之鉴，我们如何避免后车之覆?必须正本清源，转变思想观念。我认为，“国企病”的产生缘于后天失调，完全能够设法改善，直至消除。根据何在?有事实为证。我是前武汉印染厂一名退休老工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就曾听说，本厂特别赚钱，每年上交国家利税足以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新厂，但不知具体数据详情。后在1987年，厂党委办了一张特刊，纪念本厂1957年从上海内迁武汉，1958年正式投产三十年。纪念特刊名曰《天雁翎报》，珍藏至今。“天雁翎”是本厂主要产品印花布的一个品牌。该报记载，我厂投产三十年来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2.8亿元，实现利税7.17亿元，是现有固定资产的28.3倍。利税总额7.17亿元除以三十年，平均每年2390万元。但是，最后一年，即1987年只实现利税1650万元。据我所知，最后五年，即1983年至1987年，我厂利税比前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大幅度下降了。也就是说，如果以之前计划经济时的二十五年计算，武汉印染厂每年的资产利润率百分之百以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武汉印染厂就是一家普通的国有企业，它的效率低吗?为什么不能将它高效的成功经营经验推广于全国?也是因为还有多种思想观念上的难关，人们都过不去。其二，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但两者的关系是有区别的。相对于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是目的;而相对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是否运用得法，唯一标准是看它在实现目的时的效果，即能否“尽”可“能”地调动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在理论上，凡是有效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及其方法，不应有人反对，但实践中，却可能碰到过不去的难关，也是思想观念上的。让我现身说法，讲一个陈年故事，让人明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产权赎买归公，转为国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解放初，旧中国留下来的经济社会上，劳动者的技术素质普遍低下，国有企业若要实现高效率，当务之急是先要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以适应中国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怎样提高?当时的中央劳动部找到了一个迅速而高效的方法。传统学徒实习期为三年，满师后从一级工干起，再随工龄增长而逐渐升级。1956年重新规定，要求学徒工干了一年后评为三级工。但如此“大跃进”工资升级改革有一个前提条件，各行各业需要列出各工种级别的“应知应会”具体技术标准，一年后组织考核，考上几级就是几级，上不封顶。甚至于有老工人不限于科班出身，评为工程师。这在世界上大慨是独创。如此改革评级新方法，一时间在中国经济建设各种门类的企业领域，掀起了大规模空前的学习技术热潮，特别是在当时大量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中。考得好比别人高一两级工资，也不过是每月多几元或十几元而已，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与当时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即那一两级的“含金量”很高。同样工龄，你比别人级别高，表明你努力学习，追求进步，能得到领导器重，入团和入党会对你优先考虑。年轻姑娘也会对你格外青睐。我当年刚进厂参加工作，被派往外厂培训，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影响，悬梁刺股，殚精竭虑，也像别人一样苦学技术，因而进步很快。全国技术工人积极学习技术，集中表现，科技类书籍热销。例如当年华中工学院教授赵学田编写的《机械工人制图》，一版再版，供不应求。毛主席还接见了赵教授，赞扬他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由此可知，主席当时在一线直接关心和领导经济工作，工资升级新规，可谓绝妙高招，一举大大地缓解了当时技工严重缺乏的情势，很可能是他想出来的，指导实行。他在中国革命年代，往往出奇制胜，这方面广为人知。但解放后建设时期，他为提高公有制国营企业效率而谋划，则少有人知了，上述新规仅是一例。但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最可怕的势力，习惯观念也是如此。这道难关，伟人也未能闯过去。这个改革故事结果却不妙。仍以我为例。苦学技术一年后，经过培训厂考核，各方面成绩满分，评为三级工。同时培训的另一位师兄弟因为贪玩，不好好学习，考核不及格，评为一级工。不料，咱俩回本厂后，领导宣布，最近上级指示，考核不算数，学习了一年，都定为二级工。原来，升级新规遇到了麻烦，由于之前缺乏经验，考非所学。如有人是某种机械操作工，讲究工作产品质量，却考机械修理;而修理工又考的是如何操作机械。两者当然考得都不理想，未达到各自工种的三级，于是要求调整项目重考。此类问题很多，领导不胜其烦，便重新规定不考了，一年后都是二级工。但已考上或有把握考上三级的人不满了，坚决要求兑现一年前的承诺，不答应要求便闹了起来。如我厂机修车间就有十多人去上级机关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交涉，在局办公室里睡了一夜，誓言不达目的，决不收兵!1957年春，有些地区部分工人闹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偏巧当年时值右派鸣放，有政治敏感人士便将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了起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严重了。后来，事件终于平息。习惯于懒政的官僚领导感到，还是统一按年限升级的旧方法好，筒单易行，不会产生矛盾，有利于稳定，从此固定下来，再没有人敢在工资升级方面改革了。我因势孤力单没有闹事，但降了一级，心里很不舒服，再无动力去钻研技术了。当时，我这种心态行为，可能代表了大多数青年工人。几十年后，恶果逐渐显现。曾见报载，有位老工人，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工作中的高招绝活编写成书，却苦于未能出版。后在一位领导同志帮助下，才得以发行。出版社为什么不愿接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此类科技书籍长期无人问津也。同时又有记者报道，我国高级技工在总技工中占比仅5%左右。我甚至怀疑这百分之五的准确性。例如，我后来是最高八级工，完全是凭熬年头混上去的，可能是将我这个滥芋也充数于其中了。总之，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目的和手段两者关系未能处理好。因噎废食，皆因习惯传统观念作祟之故也。其三，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主席为了提高经济建设与国有企业效率，又高瞻远瞩地主张，坚持政治挂帅。经济效率与政治挂帅有什么关系?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还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理论，其中都无论述，是他的独创。所以有西化派经济学家称毛泽东是“经济外行”，如同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毛委员那套钻山沟的游击战法，被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洋顾问李德视为“军事外行。”但是，“军事外行”尽打胜仗，“军事内行”却打败仗。主席倡导的政治挂帅在建国初期是怎样产生了提高效率的作用?人们大概都莫名其妙，但我略知一二。欲使政治挂帅产生高效作用，有个前提条件，须从培养劳动者的企业主人翁意识入手。也就是说，要使劳动者具体地感受和体会到，自己就是企业主人翁。这是一项复杂的思想观念上的系统工程。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咱们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是最受敬仰的人。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劳动者普遍地欲奋发有为，报效党和国家。这时，就需要领导者加以引导了。具体怎样进行?解放初期，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开那么多会干吗?要求你发挥企业主人翁作用。我于1956年进厂，随即被派往汉口宗关水厂培训技术。我是小学肄业，该厂有的师傅却称我为“小秀才”，因为我能在小组会上作纪录员。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师傅们发言的主要内容。一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1年，曾在街头报栏上看到中共中央一份公开文件，题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通知》，从此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曾听到一位师傅笑着说，“过去我们工人经常被国民党官僚训斥，现有反过来了，共产党领导干部要我们对他多提宝贵意见，不提还不行。”更因1952年有个一次“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了防止有人故态复萌，需要有一种手段制约，这种手段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时代，全国除了被枪决的刘青山与张子善两人，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没有听说过又出现了大贪污分子。那时，可谓无一人未做到不敢腐，不想腐和不能腐，因为有着群众性常态化的批评监督，起到了反腐的防微杜渐作用。小组会就是一个批评场所。二是讨论如何使企业降本增效。 该厂工人原来的工作态度是“混点”，怎样省心省力就怎样干，毫无成本核算观念。自从有了企业主人翁感觉后，学打算盘了。这是家自来水厂，供应汉口全市几百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需使用大量净水剂原料。以前只要保证水质，不惜大量浪费原料，以便抽出空闲时间休息。将浑浊的江水泵送进厂后，第一道工序是粗加工澄清，再进行细加工沙虑。他们在实践中发现，澄清后水浑浊度控制在25--40之间比较理想，既保证了细加工沙虑的质量要求，也最大限度节约了矾耗。但如此一来，大大地加强了工作强度，必须不断地在各个水池部位巡回观察水纹变化，随时调整投矾量，再难有空闲了。若无高度的企业主人翁责任感，会这样做吗?听说，工人们自从在小组会上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和探讨改进方法，制定出了巡回检查法及其水质标准规则后，该厂原料消耗成本比前降低了一半以上。这在当时并非孤例，而是普遍现象。主席的以虚(政治挂帅)带实(降本增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方法大获成功。下班后还要开会，劳动者有意见吗?不仅没有，还乐此不疲，因为能空前地享受到当家作主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活福利方面的改革也相应地日新月异，好事频频。例如，工作时间从十二小时缩短为八小时，减时不减薪;成立工会，会员职业有保障，“铁饭碗”由此产生;病休不扣薪，药费还能企业报销;年老离职，开始可领退休金。。。。。。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长期严重通货膨胀，还在抗美援朝军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竟被彻底地遏止住了。工资收入方面，以我为例。1956年当学徒，工资二十四元，我很满意，因为物价很低。油条三分钱一根，电影票价一角，去医院拔牙，手术费五角，还能回厂报销，个人只花了挂号费五分。曾见到旧社会和解放初，私营工厂学徒起早摸黑，缺衣少食，而我现在衣食无虞，还有余钱零用。当年第一次工资改革，涨到了三十元，从进厂之日补起。第二年升为三十八元，我反而不满意了，因为同时进厂的师兄弟们大多已是三级工四十多元。他们一年后工资几乎倍增，这只有在当时生产力异乎寻常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后来主席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新的一线领导人遇到了一道思想观念上的难关过不去，被阻关下。原来，中国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历来认为上智下愚，应当以上驭下。古代有一种官职曰“牧”，如荆州牧，视老百姓为羊群而牧之。毛泽东雄才大略，唯其一人敢于破除这牢不可破的传统思想观念，革封建文化之命，改为以下督上。新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治国理政上反向而行另搞一套。其中详情，一言难尽。简而言之，首先就是废止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对领导干部提意见了，政治挂帅从形式到内容也都完全变了样，开大会，喊口号，贴标语，表决心，后来人们认为的所谓“政治挂帅”，大慨就是这些。小组会上，先传达上级指示，每人都要表态拥护与支持，照着去做。不再讨论如何降本增效了，那是错误的“业务挂帅”，重点转为加强教育，填鸭式灌输，要你“思想革命化”。劳动者逐渐失去了企业主人翁感觉，“混点”的人相应地也多了起来，企业效率还能提高吗?其结果是，除了1963年每人加了几元钱，工资冻结了二十多年。企业经营从良性循环变为恶性循环。其四，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志，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前文己述，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高居全国榜首。我曾以为，只要将我厂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中，独一无二的两种经营机制予以推广，便能将中国国企的效率问题彻底解决。但是，又一次遇到了思想观念上的难关。人们认为，这两种机制，一种不合理，另一种不合法。也就是说，表现为高效率的企业经营机制，削足适履，要统一于表现为低效率的企业经营机制中去，不可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这就需要介绍我厂两种在全国绝无仅有的企业经营机制了。一种是工资分配机制。我厂原为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社会主义改造后内迁武汉，改为公私合营，实为国营武汉印染厂。工资分配一厂两制，全国独有。原上海职工保留私营时的工资，同样技术操作和工龄，约为武汉职工的三倍。同工不同酬，显然，人们认为不合理。另一种是劳动组织机制。我厂保留着一种名亡实存的机制，即工头制。1952年，全国开展过一次民主改革运动，打击对象是企业中欺压工人的工头。从此，工头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消失。但唯独在本厂继续存在，旧工头反被吸收入党，并被提拔为企业中层干部。因而，人们认为这不合法。但我在工作实践中长期观察，深入研究，反复琢磨，认为这两种机制，其实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原则。企业效率与其经营机制密切相关。两种观念，谁是谁非，应以什么标准评判，客观效果，还是主观意志?结果，当时上级官僚的主观意志占了上风。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官僚们制定了自废武功的政策，并实行之。一失误成千古恨!1961年，为了缩小工资差距，减轻沪汉两地职工矛盾，全国唯独我厂一家搞起了工资改革。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市场上计划外物资高涨，不是加薪，反而减薪。先要上海职工中的42名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一般减半，最惨的一位，上海来汉总工程师，原薪560元，减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这次减薪试点，引起上海其他职工恐慌，生产直线下降，被迫中止。1964年，四清运动，将我厂那位“混进党内的旧工头”清理出来，打成“封建把头”。此人名叫陈沛霖，漂炼车间主任。他在那个年代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主持和带领工人们大搞技术革新。中国自近代洋务运动机器生产以来，他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天一厂关键生产设备丝光机，进出布由单头改为双头，产量利润倍增，从而有财力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前线。二是内迁后，在我厂独创了“满负荷工作法”。为保持此法长期正常运行，与众不同，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车间巡回检查，现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他是我厂首屈一指的功臣。第三点更令人惊奇。旧中国和解放初，在体力劳动者中，如果单靠工资收入，全国绝无一人能成为“万元户”(当时指家庭财产总值)。但是本厂，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却有一个人数达数百人的“万元户”群体，大多是他属下工人。共同富裕，其实早有先例可循。所幸那两种机制只是部分被破坏损伤，整体保存下来。否则，此后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不可能高居全国榜首二十多年。陈的冤案，后来平反。可笑我不识时务，还希望将我厂那两种“反动”的机制向全国推广，逆领导的主观意志而行。但是，领导的“好心”意图未能得到好报。仅举正反两例证明。本厂1957年内迁，第二年便投入正常生产，大赚其钱，根本原因在于有那两种机制存在;1980年代初，本市新建武汉第二印染厂，复制先前成功的经验，由本厂抽调熟练工人去支援，但因领取的都是全国统一八级工资制的散兵游勇，该厂生产一直不正常，多年亏损。其五，产权体制与经营机制，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由于前四种思想观念上的失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当时的领导人不思纠正自己制定和实行的错误企业经营机制政策，反而讳疾忌医，将国企低效的原因归咎于其产权体制，搞私有化改革。张冠李戴，“国企病”的根源搞错了。有人会说，私有化以来，工资解冻，甚至增加了上百倍，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不是很好吗?有什么必要恢复以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制度?问题在于，这种改善再难持续了，而且副作用危害巨大，甚至可能动摇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本。如果有一种方法，能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的效率，以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企业还要快的速度提高，在生产力不受阻碍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将会永续不断地改善，并且没有副作用，你对这种方法感兴趣吗?人们可能认为，古今中外，从未见有此奇迹出现，天方夜谭，你是在无根据地凭空瞎吹吧?稍安勿躁，且让我摆事实，讲道理，举出一件实例证明。二、介绍国有企业改革第一人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某些人陷入了一个误区，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不相信更不认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企业可能实行市场化运作，因为前所未有。既然，国内无此改革先例可循，便求教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果驴唇不对马嘴，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不知闭目塞听，还是别有用心，眼睛向外，舍近求远，却责难于国内土生土长的市场化企业改革成功经验，并废弃之。这是一种成效非常显著，保留原产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专注于在企业经营机制上，公有制经济范围内自我完善的改革横式，也是一种不会产生贫富差距悬殊副作用和埋下社会消费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后果的改革模式。失之交臂，令人叹息。我是个在经济学领域学识浅薄，见闻狭窄的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批评广闻博见的专家学者眼睛向外而不向内，竟然不知道国内先前已有国有企业进行过自我完善经营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原来，武汉印染厂曾是全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市场化改革第一厂。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近在工作实践中知道本厂改革的成功经验，因此有资格反向宣传。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为上海天一印染厂。私营时代，当时全国工人普遍收入微薄，生活贫困，唯独天一厂有一个人数达几百人的“万元户”富裕职工群体。他们是怎样做到的？与该厂杰出的企业家唐永昌先生独特的经营机制和理念相关。仅举一例。旧社会较大规模的工厂，劳动组织实行的是工头制，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造，都改为生产小组组长制。为什么要改？因为工头欺压工人。本厂工头却与众不同，毫无欺压行为，反而与其属下工人利益与共，亲如一家。这也是私营天一印染厂特别高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武汉印染厂首任老厂长张佩英同志，我认为他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代，杰出的无产阶级企业家。本厂计划经济时代，长达二十多年资产利润率百分之百以上，高居全国榜首。这与那个时期，张佩英厂长(后又兼任厂党委书记)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有关。萧规曹随，似乎容易做到，其实不然。如果张厂长没有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和品德，决不可能抵御得了传统习惯思想观念的影响。举例说明。在当时名义上公私合营时期，他月薪一百几十元，而上海来汉的非党员财务科长则是四百元。科长是他的顶头上司厂长工资的三倍。更有一位代表私方的平姓副厂长，有职无权，闲得发慌，却是代表公方整天忙得精疲力竭的厂长工资的约五倍六百元。世界上绝对没有第二家企业的工资分配如此奇特离谱。上海职工相对的高工资，个别性地产生于过去的市场经济社会，武汉职工的低工资则是现在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是一对矛盾，怎样统一解决?有两种方法，一是削高就低，另一是以高带低。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至少不能使矛盾加剧而降低效率。1961年采用过前一种方法试点，结果失败而中止。后一种方法，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法单独实行。于是就只能维持现状了。但是，对于张厂长来说，维持现状压力很大，因为他是领导，武汉职工都希望首先从他身上打破突破口，随后跟着提高工资沾光。但他不为所动，反而竭力平息低工资职工的躁动。我有位同事，有天在他面前抱怨沪汉两地职工工资不公平，被他厉声训斥：“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哪像领导阶级工人的样子!”本厂有个民兵武装部，部长是部队老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后转业进入本厂，与那位财务科长同一级别，工资却只有其四分之一，非常不满，多次在厂长面前发牢骚，提出意见，不被接受，便到市局机关反映情况。上级指示本厂，要求工资进行削高就低改革。张厂长不得己遵令而行。但他要求先在上海职工不足十分之一的党员干部中试行，结果生产直线下降，因此又要求上级停止薪改。过了几年，上级官僚又来折腾，派工作组进驻本厂搞“四清”运动。张厂长也受到牵连，因为他在过去的工作中，非但未搞阶级斗争，反倚重于那个被揪出来的“封建把头”，是他的下级车间主任。对此倚重行为，也被人们批评为“右倾”。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好坏参半。例如，四清运动在我厂搞，起的是破坏作用，因为制造了冤案;但在他厂，也有好作用。我经过长期观察思考，认为外行领导乃是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而这原因又与路线有关，包括用人路线及其是否择优采用经营机制方法。我是个经济学外行，只知实践，不懂理论，所以，经济内行们可能不懂我的外行话，文字表达难免词不达意，敬请费点精力琢磨。我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经济领域实现高效率的领导者，只有两人。一是被今天西化派“经济内行”称为“经济外行”的毛泽东。确实，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外行，但他是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内行，而且是开创新路的内行。怎样区别内行还是外行?应当以其领导下的经济和企业取得的效果为准。宏观上看，建国初期，国内外社会条件极其严峻恶劣，“一五”计划却提前超额圆满完成。当时的一线领导者主席采取了哪些措施?前文已述，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让他们空前地发挥了当家作主的创新工作精神。但仅有这点还不够，另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措施，即礼贤下士，不拘一格聘任内行人士。例如，请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担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因为他是这方面的内行。这么重要的职位，当时如果没有主席同意，总理会一而再地登门请他就职吗?微观上看，国民党留下来的官办企事业单位，其领导人大多是靠有后台上位。新领导人的标准，一是要求思想进步，其二，必须内行。例如，我被派去的那家培训厂，即汉口宗关水厂，原厂长是个后台很硬的大流氓，不务正业，企业搞得一团糟。解放后厂长换上该厂一位老职员，加上他走群众路线，厂貌焕然一新。我当时读小学，校长也换了人，是本校一位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当时，重视内行的一个客观效果，社会秩序在经过长期战乱的基础上迅速恢复正常，为国家开始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遗憾的是，后来新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忽视了内行对于企业效率的相关重要性，在选拔与任命企业领导人的问题上，另搞一套。公私合营以后，原私方老板聘用的厂长，有的保留副职，也是有职无权。新的正职人选，大多为部队复员，或是其他部门改行者，共同特点，企业经营管理门外汉。学习苏联老大哥现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先进经验，依样画葫芦，凡是下达计划，统一实行。例如工资分配，搞八级工资制。还有，原材料上级安排计划调配，成品统购统销等。对于新的外行领导者来说，简便易行，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但是以牺牲企业效率为代价。因而，当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我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才知道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运动频繁，增产节约运动更是接二连三。这些运动背后动因，反映了当时一线领导者的焦虑心情。经济效率上不去，没有条件改善民众生活，影响到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效率更上不去了，形成恶性循环。领导者面对集中表现为“国企病”的顽疾，欲靠运动将其治愈，主观愿望无可厚非，但因不得其法，吃力不讨好，甚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革命导师列宁有句名言，大意是说，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前者比后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在一线领导时期，学者们在其文章中经常引用此言;换了一线领导，后来就逐渐少人引用了，直到全都避而不提。前后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你知道主席是用什么方法领导经济工作的吗?非常简单，纲举目张。什么“纲”?一是实行群众路线。这一个纲尽人皆知，不必多说。二是不拘一格，重用内行人才，任命民主人士黄炎培为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可见一斑。1958年，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出版。主席在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他在文中引用了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表达了他对人才出现的渴望，可能是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外行们在“大跃进”中因缺乏经验而瞎折腾，有感而发。在计划经济时代，领会了主席“纲举目张”经济领导方法之真缔者，只有一人，就是资产利润率长期高居全国榜首，武汉印染厂首任老厂长张佩英同志。为什么其他人不效仿?因为有政治风险，容易被人扣上“右倾”大帽子。但他公而忘私，不顾风险，坚持我行我素。张佩英原是战争时期南下干部，也是一个外行，勉为其难当上了厂长。但他遵循主席教导，很快变成了经营管理企业的内行。这一外行变内行的速成方法，我了解部分情况。企业效率的构成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即增产和节约。张厂长在增产方面，倚重于车间陈主任，因陈是“满负荷工作法”的创建者，并使之连年正常进行。虽然64年陈被撤职，但他以前按排的劳动组织模式，即担任生产小组组长、轮班长和新的车间主任人选，张厂长仍然保留，都是上海内行工人。老张在节约和其它企业经管方面，则倚重于财务科长(忘记其名)。我是怎么知道这一情况的?四清运动迸入“清思想”阶段，驻厂工作组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我是小组代表，与会参加。驻厂工作组组长，是位劳动局局长。他在会开始时发言，认为我厂领导犯了两个严重的右倾错误，一是热衷于搞“唯生产力论”，二是用人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局长比厂长官大，但张厂长的革命资历比局长老。可能会前批评厂长时，老张拒不接受，公然顶撞犯上。于是局长另走曲线，按排我厂那位民兵武装部长在会上发言，举例为证。厂长办公室、民兵武装部和财务科等部门同在一栋楼里。部长有时向厂长汇报工作，经常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欢而散。厂长则喜爱往财务科跑，同科长交谈甚欢。两人经历不同，方言各异，有什么可谈的?科长是什么人?一个以前被私方厂长笼络结拜为兄弟的旧职员。更荒唐的是，兼任厂党委书记的张佩英有次交谈后，竟然动员旧职员科长申请入党。科长因怕入党后像本厂其他上海党员干部一样，工资减半，脸都吓白了，婉言谢绝。很多代表听了部长揭发，忍不住笑了，这是多好的事啊，一般人求之不得。因而，有人私下里称张厂长是“右倾分子”。他之所以没被撤职，我的猜测，可能是顾忌武汉印染厂这株大摇钱树，失去护树人后倒下。我当时想，一个账房先生，向他有什么可讨教的?百思不得其解。二十年后，有一件事启发了我。八十年代中期，传闻我厂机修车间，工人和设备闲余，开始对外揽活。例如，加工一件设备，综合成本七万元，对外要价十万元，可赚三万元。这本是一件好事，能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双方经手人私下勾结，对方给我方经手人贿赂两万元，我方便只要价五万元，双方损公肥私，企业反亏了本。此事你知我知，他人不知。因而这种腐败现象逐渐蔓延开来，后来成为我厂倒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时财务科长已退休。如果他还在工作，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因为他能从财务账面上，发现问题所在而予以制止和纠正。计划经济时代大搞节约运动，大轰大闹，一阵风吹过就算了。国有企业有哪一家像武汉印染厂讲究成本核算，常备不懈地挖掘企业潜力?有的厂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没有内行人才参与其中。其实，我对张厂长开始并无好感。前述我的一个小组同事曾被他训斥，官腔十足。进厂十年，避而远之，怕一言不合也挨训。文革爆发，张是当权派，也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冲击。造反派胡闹，给他戴上纸糊高帽，游行示众，并被解除了职务，下放生产车间同工人们一起三班倒劳动。有次一位同事搬家，我去帮忙。不料，落难厂长不请自来。同事家离厂较远，当时公交不顺路，也无的士，路上需走一、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