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荐语:
我们曾在公众号"将被消灭的"发布<<工人的人类学与工厂调查:现状总结与问题>>、<<导读拉撒路:工人的人类学与工厂调查>>，以探讨工厂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本文则是通过扎实的在地实践中深化了此类研究，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此类研究-实践中来。
以下文章来源于Kritik人文社，作者Moscovium
如果艰苦的工作如此美好，它早就被有钱人据为己有了——某工会活动家(转引自《后工作理论》，凯西·威克斯《马克思主义、生产主义与拒绝工作》)
可能的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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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是山姆云仓?A：接受只干到年前的短期工、日结工岗位不多，长白班更少，没得挑。
Q：怎么只干了一周不到，是不是不想干?A：空闲时间总共两周，找工作、体检、拿证加上班占据一周时间，过年占据一周，没有更多空余。
Q：既然没时间，为什么不选择用工时间更灵活的KFC、麦当劳等?
A：首先没有那么灵活的可支配时间;其次，KFC等宣称上班时间灵活，时段可自行决定的常见店面并没有表面那么灵活，KFC直接要求春节加班。
Q：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写出来?A：本职不是文字写手，被各种事情挤占时间，是这个乱世害了我啊!
作者：Moscovium
校对：k社编辑部
(本文约16000字，预计阅读时间4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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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5年1月23日正式入职山姆云仓起至27日，笔者于东莞南城山姆云仓进行了五日的劳动(尚且不能称之为劳动调查或融工，也不应如此称呼)，相较于长时间深入调查，短期经历所能提供的工作状况认识确实不多，但考虑到短期工的流动性与年前用工荒几乎必然带来的临时工扩招，不妨把视角转向同样于年前寻找工作的临时工，这构成了笔者主要的交流对象与本文关注之一。
东莞南城山姆云仓是山姆会员店于东莞设立的第一家云仓，位于交通枢纽旁(有助于货车快速卸货)，坐落于工业园区边的一个不起眼店面内，附近为较为冷清的大型商业中心。与山姆一般仓库不同，云仓为山姆设立的小型仓库，如果采用会员店营业模式的山姆会员店超市门店旨在为中高端消费群体提供附带人工服务的购物体验，那么云仓则专注于为山姆App或京东山姆官方店下单的网购会员客户提供快速送达服务，可大致分为一小时内送达、超时赔付，覆盖范围为云仓方圆五公里内的“小时达”服务与送达速度较慢但全东莞可送的“全城达”或“次日达”(部分门店支持外省配送，但东莞南城山姆云仓不支持)。
21日笔者于鱼泡的微信小程序与中介谈妥了入职相关事宜，对于没有张贴任何招聘信息的云仓来说(或许张贴告示有碍门店形象，关于山姆对规范的要求将在下文提及)，依托招工平台发布信息确实可有效招募熟练使用手机的年轻人，而23日前后陆续入职的临时工也的确多为年轻人。此时正值春节前，订单数量大量增多，云仓存在对人手和单量的持续需求，因此21日当天便进行了面谈。工作要求持有食品健康证，此时这不过是某种正规要求的体现(其实后来也没有仔细查)。然而正是常见且员工习以为常的规定产生了令人困惑的效果，使其有别于劳动控制过程一贯关注的主题，即控制如何被成功实施，而此处将聚焦于控制的实施如何失效。由于自27日下午起订单数量减少，原定于除夕当日结束的日结工作于27日提前结束。
笔者入职时云仓的日结工工资为23元/小时，每日工作十小时(不包括午休时间)。据云仓管理人员描述，23元/小时为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1月27日的临时政策，其余时间日结工的工资为20元/小时。与正式员工的交谈得知，正式员工的工资为19元/小时，每月享有100余元的补贴，节假日发放三倍工资，同时达达秒送的专送骑手工资约为日结工的两倍。考虑到20元/小时左右的时薪在如今的东莞日结工作中已属工资最高的一档，不难想象为何临近过年仍有接连不断的人员加入，即使面临着不定期的时薪变化，对于少数不将云仓作为工作上的中转站的人，日结转长期也是可接受的选择。同样，日结工与正式工的转换在于二者签署的劳动合同一致，均属劳务派遣，前者向后者的切换只需口头生效(至于后者向前者的转换笔者没有了解，这确实是笔者的疏忽，但与工友的交谈透露出这种转换似乎并不容易)。
云仓内的工作与多数类似模式的仓库或超市并无太多不同，可以想象成没有顾客的超市，但与超市不同的是，为山姆提供物流服务的网捷物流的员工，也在仓库工作人员之列。因此，根据需要，工作人员大多分属两个岗位——打包员、拣货员(名称均源自“云仓”程序内的工作角色名称)，打包员就像超市里的收银员，清点到手的商品并装袋打包，打包好的商品存放在货架上，由骑手取走;那么拣货员的工作就如同顾客，不同的是顾客有挑选时间，而拣货员没有，还有时间限制。在限时的要求下，拣货员自是无力承担顺手补货的工作，因此云仓内配备了专门的补货员填补货架空缺。其实补货员的工作从员工全部下班的时间段后才正式开始，所以白天即时的商品补充实际上主要由控场员承担。至于控场员，也就是老员工口中的“老大”，一共有两位，顾名思义，负责处理仓库内大大小小的事务，除了补货外，在单量较多时，也需要负责拣货和打包。
排班表一览：紫框标记部分为山姆控场员排班，黄框标记部分为网捷控场员排班，红框标记部分为笔者排班，红框以下部分均为日结工排班;蓝色部分为夜班补货员排班;8:00-22:00为多数正式员工排班;中午休息时间一小时。
对于被要求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拣货的拣货员来说(是“要求”而非某种硬性规定，这将在下文解释)，拣货是一项基本不含要求的简单劳动，同时也意味着它无法被进一步复杂化。借助仓库内货物摆放的示意图，可以大致描述整个仓库的工作流程：
首先，拣货员根据派发到手持终端UROVO上的“云仓”程序的信息，前往对应货架储位拣货，将货物扫描后放入购物车中，在拣完所有货物后，再交由打包员装袋。其次，打包员应当根据打印的小票清点商品数量，如有少件或多拣的情况，则需要通知控场员，再由控场员将商品放回原位或补齐。此外，当拣货员找不到商品时，也需要由控场员负责帮忙拣货，而在订单较多时，控场员也负责兼顾拣货和打包。最后，打包员负责将商品装袋(冷库商品则需要使用保温袋包装并添加冰块)，并将打包完毕的商品交由京东专供山姆的达达骑手送达，而大宗商品则通知货拉拉运送。
仓库储藏区分为四部分：存放常温零食杂货的A区(其中包含许多货架放不下而堆在各处的商品)、存放常温水果蔬菜和山姆自营新鲜面包的B区、存放冷鲜商品的C区和存放冷冻商品的零下十八度冷库D区
在熟悉工作时，由熟练员工转述的仓库工作流程虽一目了然，却也掩盖了某些显而易见但在转述中缺席的深层问题。在网购高度发达的今天，顾客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电子设备在山姆App与京东山姆自营店内下单，但提供“小时达”服务的山姆App却并不会告知顾客，在那层屏幕背后，与他人共享同一套生活节律的劳动者们，是如何调整下单与发货工作之间的节奏间隙的。通过网络的宣发，用户们现在不必开通山姆会员服务就能获悉相关内容：早八左右至晚八左右下单的订单支持当天一小时左右送达，其余时间段下单的订单隔日送达，配送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这项服务条款中处处体现着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也完全没有规定休息时间。仓库没有采用交替午休的规定;而在午休结束后的时间段内，仓库内的员工们也总是面临着订单积压引起的劳动高峰期，往往几个小时后，订单量才会显著减少。
“小时达”服务的硬性要求与员工们生活纪律之间的矛盾虽然并未影响仓库内的时间节奏：云仓依然遵循着与多数工作场所类似的上下班周期。但时间不等人，加上顾客订单量的不可预测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时调整成为了仓库内的常态。如果说在其他仓储中心，这种超出纸面规章制度的补充说明尚且能被称为针对规则的灵活调整，那么在山姆，在手持终端上一分一秒走动的倒计时的约束下，实时调整下的规则总应被首先视为某种程度上潜在的优先规则，因为此时拣货员们面临的不再是现场新增的柔性要求，而是根据算法指派的硬性规定。
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中谈论劳动者与规则的相互作用时，通过借用游戏参与者是如何同意游戏规则的这一例子，来说明劳动者在劳动中是如何再生产出对工作的同意的：
参与游戏行动本身生产和再生产了对规则以及某种预期结果的同意。于是，人们不能在下棋的同时质疑它的规则和目标。参与游戏确立了那些界定游戏规则和目标的条件的合法性。在资本主义工作环境下，那些条件如果不是生产关系——必须去工作、对无偿劳动的占有，等等，又能是什么呢?此外，工人在那些规则和目标中形成了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可以在管理层插手以改变或破坏这些规则与目标之时看出来。
——《生产的政治》
布洛维的类比不难让人联想起维特根斯坦对游戏的描述，而布洛维对同意再生产的描述也确实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因为布洛维仅仅回溯性地观察了游戏如何在运动中维持自身而不瓦解，以至于规则和同意的再生产在顺序上要滞后于游戏行为本身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同意和规则是在游戏或生产进行之后被后验地确认的。这样的视角不能算错，但明显与一般视角之间存在错位，它缺乏对规则发生的说明。而在游戏和生产开始前，人们不会认为这样的颠倒具有合理性，因此，布洛维与此处关注的都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谈到自由出卖劳动力时，自由就像消隐的中介一般，是一种被迫的自由，它淹没在了从出卖劳动力到被剥削压迫的完整转变中，但它始终不能消失：自由总是与雇佣劳动制成对出现而非与奴隶制成对出现。如果不谈论严肃的劳动，而仅仅谈论轻松的游戏，由于拒绝参与游戏没有什么严酷的惩罚(如果有难以承担的代价来作为拒绝参与游戏的惩罚，那么它对参与者的吸引力也应体现在事前而非事后)，因此，在游戏中退出游戏与同意游戏应当一样容易，所以游戏行为要么同时为规则的确立和破坏提供了等同的依据，要么没有为任意一方提供任何依据。
然而，即使不谈论已经出现的矛盾，生产的游戏也总已是场非对称的游戏，但这里并不打算抛弃这些针对规则的可能互相矛盾的说法，因为维特根斯坦完整的描述是：
我们很容易设想有一些人在一块场地上玩球取乐，他们想要开始各种通行的游戏，但许多游戏都没有玩完，而在其间他们无目的地将球抛向空中，拿着球互相追逐，抛掷取乐，如此等等。这时有人说：在整个时间里他们在玩一种球类游戏而且在每一次抛球时都遵循着确定的规则。难道不是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吗?其时“我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甚至还有这种情况，我们一边玩一边改变规则。
——《哲学研究》
在考察生产维度的制度安排与国家机器的再生产时，或可对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理论进行齐泽克式的修正，即国家机器恰恰是通过其例外和故障来维系运转的，关键在于，国家机器本身即处于某种“既已失效”的状态，而规则所表征的合理与理性也总是一种谬误。在此语境下，有必要引入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者罗马诺·阿尔夸蒂(RomanoAlquati)的观点：即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总是需要包含工人的“越轨”行为。唯有将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对抗、博弈以及时刻产出的“异议”纳入“共识”的框架内，生产机制才能转化为一种类似于游戏的运行逻辑。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描述生产的可能构成，而不记录实际的劳动过程，那以上说法就毫无根据。
对于接收订单的系统，它可以将过剩的“小时达”订单依次延后处理。在高峰期，顾客端可见的配送时段也会随之顺延。即便系统拥有一套防止超时、以维护品牌规范的自我调节机制，也不代表这套办法能与拣货员的工作流程之间形成任何顺畅的对接。一旦终端机接收到下单信息，便会在“云仓”程序中即刻派发任务，在完成拣货或该订单被取消后，新订单会立即顶上，系统层面的暂停手段极为有限，要么是登出“云仓”程序，要么是顾客下单量的减少。“一小时”是规则的上限，而非山姆追求的效率上限。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比如30甚至15分钟内——完成从出库到配送的全流程，这无疑十分有利于山姆的品牌形象营销，那些媒体宣传中关于山姆快速配送的宣传便是由此而来的。此外，对于仓库主管的业绩考核来说，单量自然是越多越好。1月23日当天，南城云仓负责人组织了一场以“关怀员工、提升企业形象”为名的春节摆拍活动。她提到2024年该仓库日均单量大概为1000单左右，并希望在2025年内实现翻倍。这意味着，冲击单量的压力被直接转嫁到了全体员工身上。显而易见，真实的单量增长与仓库员工的主观劳动并不挂钩，而仅取决于顾客的消费需求。在入职山姆的这段时间内，笔者还尚未见过哪个订单出现了因超时风险而被系统取消派送的情况，即便山姆早已预备了应对超时的机制，可正是由于这种机器程序与实际操作之间的非对称性，迫使拣货员乃至其他员工必须时常做出一系列的“越轨操作”，来维持仓库的表面运转。
下单时间的集中与订单的堆积，导致拣货员接到的订单“剩余打包时长”总是长短不一。因此，难免面临剩余打包时间不足、在倒计时内无法拣完全部商品的情况。虽然此类订单看起来像是偶发的少数例外，但如前文所述，拣货员与“越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结构性的。笔者在工作期间曾接到过一个剩余打包时间仅剩十多分钟、但商品数量却多达四十余件的订单，笔者显然无法在倒计时结束前完工。而如果时刻监控终端拣货状况的“控场员”发现某个订单面临超时的风险，这种紧迫感便会转移到他们身上。通常在某项任务长时间未完成或剩余时间告急时，控场员会催促拣货员;而当他们意识到仅靠单个拣货员可能无法按时完成时，便会直接接管拣货员的终端与购物车，亲自上阵。这意味着，在系统派发不合理且订单进度低效的同时，仓库内部的劳动组织在竭力满足机器的管理调控。在这种机制下，人为的系统性补充，填补了算法“远程在场”而非“实地在场”留下的规则漏洞。换言之，那个“确保无订单超时”的一般规则，本身正是靠着控场员们处于例外和越轨的状态的即时介入才得以维持。不超时的原则作为一种“构成性例外”，反过来支撑起算法的倒计时规则，使其在表面傻瓜仍能被能被拣货员们遵守。
拣货员终端上的剩余打包时长
在“不超时”这一口头要求的催促下，具备多重保障的订单已极少面临例外状况。但如图中的笔者手上的这笔订单所示：由于商品实在数量多、种类庞杂，即便是在控场员接手后最终也只能宣告超时。从控场员那里得知这一结果时，整个仓库内无人对此表现出波动，毕竟，比单笔订单超时更重要的是确保“拣货-打包”流程的持续运行而不致中断。这种逻辑早已内化在了控场员随时待命的接管准备中，剩下的顾客善后则交由后台管理人员处理。除此之外，当出现终端电量耗尽、或是拣货员始终找不到某样商品等突发状况时，控场员也需及时介入以例外状况，维持流程。控场员的核心职能之一，便是在常规监管之外行使决断权，去完成各式各样的非标准化任务。与其说控场员是劳动过程配备的“越轨”职能，不如说劳动场所中的规则(乃至一般的法律)都依赖例外状态才得以持续运作。进一步说，规则本身从未像它表现得那般“坚硬”，反而始终处于持续的拉锯与对抗中。不仅如此，规则实际上是空洞的：并非其意识形态化的内容或共识构成了规则，而是规则仅仅将其对象间的关系形式化。在劳动场所中，唯一被界定为规则的，正是生产关系的持续矛盾冲突所划出的例外状态。既然规则的断裂构成了规则的全部，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论断：规则记录了阶级斗争失败的历史。回到前文关于“要求与规则”、“柔性与硬性”的区分，当某项规则被归入“口头要求”时，便已经说明生产规则如何持续以越轨的例外状态运作的——也即劳动者们的实践总是要超出系统自身设定的范围，而这种“越轨”本质上正是劳动者对自身智力的主动运用。
终端对超时的说明
当笔者忙里偷闲与刚来不久的日结工友A谈及订单超时问题时，他提到自己刚刚也接到了一个商品数量三十余件的大单，好不容易才抢在倒计时结束前完工。随即当笔者问起他是如何看待“剩余时间”时，他认为剩余打包时间应该是指拣货完成到订单发出前的这段窗口期。笔者当即意识到，自己先前对该指标的理解可能存在误区。在山姆云仓内，由于打包与拣货的任务业已分离，因此当打印机打出订单小票时，该订单对于云仓拣货员而言在逻辑上已经结束;对比京东七鲜分拣员的工作(分拣员的「拼命」9分钟，一单挣3毛)，在分拣与打包基本由同一人完成的情况下，终端上剩余时间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拣货耗时过长，意味着留给打包的时间将被压缩。这意味着，在山姆云仓内，许多在拣货完成时倒计时将近见底的订单，其实并未实质性地影响打包环节(笔者后来偶然得知，后台甚至可以人为修改剩余时间)。真正影响打包节奏的，仅有已到店的骑手对未完成订单的催促，这种压力经由打包员向下传递。同时，在笔者向同日入职的日结工友C询问时，她表示自己从未在意过倒计时，只要按部就班完成拣货，其余事务便与己无关。由此可见，如果由话语构建的“不超时规则”其效力领域在于意识形态，那么从劳动者的反馈来看，这种意识形态并未在统一水平上实现再生产。在认同感缺失的情况下意识形态规则仍能发挥效力，这正指向阿尔都塞所言的：的仪式性行为先于意识形态。此外，规则是在语言和理解的水平上组织的，应被首先视为某种社会关系。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Lazarus)曾指出，每个工人的内在想法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应在与官方话语断裂的情况下予以考察。因此，当京东七鲜与山姆云仓的拣货员均面临着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优化拣货路线的实际问题时，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非来自照本宣科的规则或熟练工的技能培训，而是来自劳动者的个人心得，也即那种始终异于规范化知识的“一般智力”。
PDA页面右上角的红色数字，意味着分拣员已经超时。图源：在算法中奔跑的生鲜电商分拣员https://mp.weixin.qq.com/s/LaIcgslUuw9IFqfleNR9eQ
仓库内的入职培训仅表现为控场员指派一位熟练工示范一遍拣货流程。事实上，这种口述与示范与前文描述的工作流程基本无异，也即示范过程往往无意识地省略了大量工作中的实践细节，而这些细节唯有在亲自参与劳动时才会得到浮现。不妨将这种无意识的遗漏称作叙事的“症候”：唯有在个人经验缺席前提下，工作叙述才能呈现出符合一般要求的正规性。虽然拣货员不被要求具备相关经验，但实际上已经被加上了前文提到的种种隐含要求，例如必须熟悉掌握货架布局与编号，而非仅仅依靠自身体力对抗高强度的拣货任务。新手拣货员最常遭遇的典型困境之一，是无法为订单选择合适的购物车。仓库准备了带轮购物篮与大型购物车两种款式。在尚不明确商品的总体积时，除非遇到极端大单，新手拣货员们(包括笔者在内)往往倾向于使用轻便的购物篮。笔者初期为节省购物篮空间，经常将冷藏蛋糕竖放，这一操作起初未被察觉，直至打包员因塑料盒而开口抱怨时(开口处没有胶纸密封的盒子确实容易打开)，控场员对其进行的告诫明确了“塑料盒食品必须平放”的禁令。由此可见，仓库中非正式的规范并没有通过“应当做什么”的方式被积极构建，而是以“不应做什么”的消极方式滞后性地显现。类似的提醒或禁令——如随手关冷库门、先取重物、严禁商品落地等——总是在“事故”发生后才被追加。与将这种规则的模糊性归咎于老员工的示范疏忽，不如将其看作系统的内在属性。在货架间，时常能看到拣货员由于判断失误或设备短缺，扶着远超载重的货物在货架间穿梭。控场员曾告知笔者，“10商品件以上应使用购物车”的规则，仅是一个模糊的概略，即便是控场员自己也得应对购物车不足的情况，规则的执行者(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制定者)都无法明确说清如何合规处理某些状况。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工作流程的一般描述中，具体的执行技巧总是处于“缺席”状态：因为处理各类复杂状况的个人经验——也即一般智力的个体化表现——本身就呈现为一种模糊不清、且与既定规则不断拉锯对抗的状态中(在要求更多的环境中，一般智力被放大了，比如京东七鲜分拣员的工作：在算法中奔跑的生鲜电商分拣员)。
在随后的日子里，当笔者通过非正式的闲聊将部分心得传递给新工友时，这种经验流动实际上与官方的“培训”流程形成了互补。资历较深的员工反而表现出对模棱两可规范的某种漠视(即便笔者也没来几天)。控场员们一边要求不得倾倒商品或落地存放商品，但在与补货员协作补货时，却又随意摆放货物;即便盒装商品倒下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其摆回原位。受此影响，工友们都潜移默化地学会了通过随手丢掷商品来减少弯腰次数。若不慎摔坏了外包装，便不动声色地将其放回货架——反正事后也无从查证是员工责任还是运输损坏。由此，与惯常结论不同：员工并非因掌握或认同了“高效”的规范流程而成为熟练工;相反，是老员工们回溯性地将这些非规范性的个人经验，重构为了通往“熟练”的必经之路。在自认逐渐熟练的过程中，员工们将解决例外状况的个人能力视为熟练的表征，实际上，这种逻辑在此处恰恰排除了人们在劳动中始终运用、却未被系统承认的能力。此处既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熟练，也没有绝对的规范，只有基于生产关系上的权宜划分。带领笔者熟悉打包的工友D，在职时间不过两月左右，控场员便已惯于将仓库内的各种琐事(从打包、补货到新员工示范)交由其处理。而笔者似乎也成了新工友临时求助的对象。此前在规范中被排除的“越轨”，又在非正式规范形成中重新回归。
打包员的工作环境，图源：在算法中奔跑的生鲜电商分拣员https://mp.weixin.qq.com/s/LaIcgslUuw9IFqfleNR9eQ(由于笔者并未拍摄工作场景的照片，因此使用京东七鲜的照片代替，但打包员的工作环境基本相差无几)
保罗·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与工人的实际智力水平、人类知识的总和或凝结在机器和资本中的死劳动解绑，用其指代活劳动中集体主体的潜能。他认为，即便一些劳动者极度拒斥学院式的书本教育，也不代表他们无知或缺乏精湛技艺。不妨进一步认为，智力本就与知识无关。但与其全盘采纳维尔诺的说法，不如跟随马泰奥·帕斯奎内利(MatteoPasquinelli)在《大师之眼(TheEyeoftheMaster)》中的结论，将一般智力视作集体工人与机器的结合。因为工人主义老前辈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Panzieri)在《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中明确指出，机器及新兴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完全出于消除阶级斗争的目的。新技术的引入代表了对阻碍生产力的旧生产关系的克服，然而这种克服仅仅将生产关系矛盾视作技术层面应予改善的“缺陷”，而非工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回应了帕斯奎内利的观点，即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视作单纯的物，而应视为生产关系的代表。集体工人与机器的关系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同样地，一般智力应属于集体关系，所谓潜能即是相对于操作指南的例外状态。通过一般智力相互联系的劳动者们，实质上是通过生产中的交往和创造互相联系。但维尔诺搞错了一点：一般智力的发生场景始终深嵌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大众的潜能恰恰是在解决与劳动相关的矛盾时才得以迸发。当人们面临着将脑力劳动纳入量化的新型抽象劳动衡量法时，与其认为人们有办法重新占有一般智力的创造力，倒不如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下，一般智力才呈现出多样化的超常样貌。没有劳动者与规则之间那种垂直式、控制式的非人关系，就不会有劳动者之间作为补充的水平协作关系。换句话说，没有规则，就没有超出规则的例外——正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
此处仅举一例笔者熟悉的例子作为说明：在平台外卖兴起前的华强北，许多快餐店通过电话订餐为距离不远的周边写字楼提供外送服务。与如今骑手的工作不同，当时的送餐员缺乏导航软件的辅助，亦无量化送达时间的计时限制。因此送餐员的任务要求呈现出一种目标清晰而手段模糊的特征：清晰在于必须将快餐准确送达指定办公室，模糊则在于规约并未为配送过程提供任何实质帮助。送餐员为完成任务，需要在缺乏导航指引的情况下亲自熟悉周边环境，需要动用一切可行达成目标。但同样不能认为，摆脱了算法限制的路径规划就必然是最优解——一条捷径可能因地铁施工或人流量波动而不再适宜。结果是，任务要求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合理，一般智力亦未展现出更强的潜能;它的出现迟于规则的要求，并作为规则内部的不一致性存在。而在如今的外卖模式占据主流后，严格的算法规则将配送流程切分为了两部分劳动。受制于时效压力的平台骑手往往只能将外卖存放至特定地点便匆匆离开，在计时原则的逼迫下，华强北始终存在的“跑楼”业务才得以愈发灵活。自由职业者们填补了骑手难以送上摩天大楼的空缺，只要将外卖递给专送某栋楼的跑楼送餐者们并支付几元的小费，他们便会完成剩下的分工(华强北的外卖都是怎么送上楼的?)。“订单按楼层重组，采用‘电梯+消防梯’相结合的方式”(华强北“跑楼大妈”：算法之外的生存智慧)，不仅产生了持续的分工合作关系，乃至未成年人都加入了跑楼大军(一周赚三四百!“跑楼小孩”被叫停!深圳华强北：约谈平台)，这种兼具工具理性与非理性特征的高灵活度，在过去由快餐店划片经营的模式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外送金额一般较高，过去华强北的人们更愿意送货时顺手买一份)。
若前述论证的焦点均在于劳动规则的断裂而非生成，那么接下来的核心议题则是规则何时发挥其效力。上文已表明，劳动规则的实质内容，恰恰是使其中断与失效的阶级斗争。但这留下了两个问题，其一，规则如何从这些内容中显现?其二，规则为何没有被彻底撕碎进而永久失效?对这些问题的最佳说明，莫过于列宁的论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后世一切针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难以逾越这一精准定论。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全人类不仅并未陷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陷入永无止境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反而从中诞生了“国家”这一产物。对列宁而言，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一个阶级反对另一阶级的持续一分为二的场域。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阶级斗争的形式、构成及诉求始终在动态演变;但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无产阶级唯有在与资产阶级的差异中方能获得识别。当阶级斗争被历史进程识别为既定事实时，国家才回溯性地显现，作为识别阶级斗争结构体系或规则场域。国家是两个场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场域，却总被误视为先在的、先验的产物。似乎只有当这一场所出现后，斗争的历史才获得了意义和依据。然而，这种超越性视角本质上内在于观念的抽象：为了使国家的观念成立，不得不强行抹除阶级间的不可调和性，从而令作为国家基础的、矛盾的持续存在的矛盾变得可理解、可识别。由此可见，国家是具有物质性存在的观念产物，规则亦然。尤其在劳动场所中，规则正是本地阶级斗争在观念抽象中回溯性建构的结果。
现需明确说明：当规则被推向其内在极限时，它何时生效又何时失效。笔者入职首日恰巧遭遇了一起事故：由于操作不慎，打翻了一盒价值六十余元的蛋糕。在仓库内部，针对受损货物的常规处理并非通过正式的惩戒程序，而是由损坏货物的员工私下“买单”：控场员负责善后，拣货员继续任务以维持订单流转;控场员下单同款商品以替代受损货物，拣货员则通过私下转账清偿。仓库在此类违规处理上，并不希望将其界定为“违规”，而仅仅将其视作一段“越轨的插曲”。但下班后，笔者确实接受了控场员的单独谈话。令人在意的是，当违规发生时，话语的焦点始终围绕着消费、安全以及倒计时，唯独排除了“劳动”本身。换言之，拣货员平时为了省时省力而采取的风险操作，虽以“例外状态”的形式常态化存在，但在某个特定时刻，这种依赖例外状态的规则会突然重组，否定先前的行为并形成新规范。在这种新规则形成与对违规做出“决断”的时刻，日常行为不再场。常规状态下，规则内含着对某种行为的判断(即“符合”与“不符合”);但在规则真正起效的时刻——即对规则的决断而非仅仅是对规则的判断——事实上是对“判断条件”本身进行的判断。这类似于罗素悖论在ZF公理系统中的消解：规则通过一种“一刀切”的决断来终止逻辑的无限递归。由此可见，在对构成规则的劳动进行判断时，劳动不可避免地处于“缺席”状态。因为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审视，劳动始终锚定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之中，以至于系统根本无法给出一个让劳动者与资本家共同认可的、共时性的规则。
与其孤立地空谈规则逻辑，不如将其重新置于生产关系这一发生学语境中考察。当代意大利工人主义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在《资本憎恨所有人》中指出，当代管理人员并非基于对工人及实际劳动的理解来设计流程与软件。因此，管理本质上是资本意志的外化：规则的制定与重构旨在优化抽象价值的生产与榨取。它虽不参与价值创造，却确保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存续。换言之，当我们探讨为何规则在生产中不可或缺、而非任由雇佣劳动者自我发挥时，必须意识到规则已成为衡量抽象价值的必要手段。没有某种形式的规则，就不会产生可被识别的抽象价值。这种形式可以表现为价值形式、工资形式，亦或是主管行使罚款或扣薪权力的处分形式。这些形式最终指向双方的不对称关系，并界定了商品与劳动力商品中包含多少抽象价值。据此，山姆线下会员店的规则被“云仓”所挪用。在一个注重服务性质的实体店面中，保持整洁与穿戴工服不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专业性”体现，它关乎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衡量，以及这套抽象时间计算机器的控制与奴役。同样，这种表面上“无用”的要求也延伸到了仓库内部——强制穿戴工服、闲暇时清扫地面或整理纸壳、严禁随意摆放个人物品。这些纪律化的要求，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全方位捕获的表征。
实际这种处罚从未生效，因为难以判断旧日期冷藏食品是积压导致还是送过来就如此，但它的确是优化剩余价值提取的手段
不言而喻，规则的判断者比规则的遵守者享有更多的决断权。因此，27日笔者因一副对联缺货而在监控屏幕前无所事事地滞留了十来分钟，这在奉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仓库里显得尤为滑稽。起因是控场员确认了缺货，但他无法在系统中直接标记并跳过，亦无法自行取消订单。于是，陷入僵持的笔者被移交给了一位坐在监控前、身着安全服、具有大学生气质的管理人员。该管理人员一边操作沃尔玛的“飞云”系统核对库存，一边不紧不慢地致电顾客告知缺货，并补偿了一张25元的代金券。他以一种完全异于一线员工的节奏、时空性与劳动强度进行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不隶属于拣货与打包的严苛规则(正因这种超脱，他处理例外状况的决断才具备了合法性)，更因为资本体系本就需要这种内部的时间性差异。虽然各类劳动都被统一在“抽象劳动”中进行衡量，但处理时间指标——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性与实际操作计时的现实性之接合——的技术手段却并不通用。拣货与打包岗位沿袭了工业时代以来不断强化的精确计时，节奏快、间隔短;而管理岗却呈现出某种“时间性的缺失”，对刻度反应迟钝，回归了某种自然节奏。詹姆逊在《时间的种子》中将其称之为“对世俗有机时间的伟大初始经验”的恢复。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这种旧有时光经验的复现，不过是某种“已被忘却的记忆”，其前提仍是管理岗必须遵循到点打卡的考勤节律——即通过对倒计时的集体遗忘，来维系系统的运转。
马西米利亚诺·通巴(MassimilianoTomba)在《论形式吸纳的非同时性》中，将不同时间性的混合配置于全球市场的不平衡逻辑中。一方面，差异化的日常时间表征了劳动强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时间内部的错位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异，进而产生剩余价值的级差，驱动着竞争与剥削的持续。即便不诉诸全球视野，单论仓库内部，资本主义不仅吸纳了劳动者差异化的历史时间，更重构了时间自身的结构。可以看到，管理岗那种已遭重构的历史时间在仓库内并未经受进一步的压榨，他们无需适应倒计时，而是在外部操纵时间的衡量规则：通过为控场员设定单位小时内的任务量，来调控拣货员的提速频率。这种历史时间从外部介入日常时间，对应着生产方式的重组。两种时间——异质的历史时间与同质的日常时间——在抽象价值尺度上达成统一，于同一空间内相互交织，而非简单地以一方取代另一方。阿尔夸蒂对菲亚特工厂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的重组是分层且缓慢的。菲亚特的培训在不同层级上塑造新工人，新老工人之间并非简单的替换关系，而是双方都具备对方“不知道”如何执行的功能。企业利用这种分层使工人相互对立，以维持资方的“家长”形象;而工人则利用同样的过程来阻碍管理计划的实施。如果说阿尔夸蒂揭示了什么，那便是不同劳动者的节奏与流转周期存在差异，时间同时产生着神话与破灭。时间最紧迫的岗位，往往也是山姆工资规划调整最频繁之处。少有年轻人愿长期从事拣货，随着时间推移，长期工逐渐发现在时薪模式中，薪水的增长潜力与长期保障这两方面的红利，山姆均未给予。笔者调研的五位工友中，三位日结工均明确表示云仓工作仅为年前的过渡，工友B对日结工不享受春节三倍时薪表示不满;两位正式工中的工友D年后亦打算离职，而工友E在得知日结工时薪更高后，也对留任产生动摇。除此之外，仅有一名新入职的中年日结工表达了继续留任的意愿。山姆利用这种分层来维持劳动的过渡性质，将“临时性”与“再生产”同时维系。然而，劳动者同样可以利用阿尔夸蒂所谓的“隐型组织”选择出走——像任何一位临时工那样在多个工点间跳跃。过去这种流动依靠同乡传闻，现在则凭借社交软件实现。
为避免将前文山姆对规则的运用误解为某种德勒兹式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压迫性的等级制社会与生产才是维系剩余价值的核心——此处需继续沿用阿尔夸蒂的思路：等级制仅仅是生产组织的名称，它并非单纯自上而下实施的压迫，而是差异化生产的各个环节，并作为不同再生产模式的实现路径。这并非否认压迫的存在，而是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阈：压迫的核心在于剩余价值的榨取，以及生产率与交换价值的层化。这大致可分为三类并对应着仓库中的三种劳动：负责调和仓库与企业计划、且其再生产主要通过学校教育体系完成的管理岗位;承担计划实施与劳动力调解职能、且再生产直接于劳动现场完成的控场岗位;以及对应基础操作要求、其再生产依赖于社会化临时工市场的体力劳动岗位。这意味着，家长制并非一个关于“它是什么”的抽象定义，而是一个关于“它由什么构成”的动态过程。在控场员面对员工时，存在着将其构成为“家长”的特定时刻。例如，某次控场员与一名骑手发生激烈争执，骑手认为送错单源于打包员的失误，而控场员坚称打包员没错。在维护仓库利益时，控场员将自己构造成了员工口中的“老大”。即便骑手与仓库服务于同一套流程，控场员仍会根据“山姆”与“京东”的机构边界，将自己划归为山姆的代表。控场员的家长形象并非天然生成，而是源于其工作的协调性质。补货员与拣货员的工作差异导致了知识模式的差异：补货员因接触实物而更熟悉商品本身，拣货员则更依赖货架编号，而控场员则承担了这两类信息的转换职能。当拣货员因找不到货而寻求帮助时，这种互动在每日的更新中一遍遍再生产出了控场员的权威。最终，控场员的家长形象是在劳动中被建构出来的，而非由某种预设的身份决定了其劳动内容。
工作角色一览
但同一构成过程并非单向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事实上，生产各环节中涉及的中介要素，至少有一半应被视作“阶级构成”的过程。阶级同样并非由某种静态物质所组成，而是由特定的动态过程所形塑。正如潘毅所论述的：流水线上的女工们在对抗工厂管理的实践中，经历了从个体的解体到集体重构的主体化转变。(潘毅、郑现莉：深圳女工生存状况调查)：
这些年轻女工们有时也会采取消极的方式对工厂的管理进行对抗。锡焊室的管工就曾经告诉潘毅：当这些女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她们就会慢悠悠地把零件装好，再慢悠悠地传给下一个女孩，慢得简直像乌龟一样，如果你催她们快一点，她们就会故意出错，害得你重新返工。
潘毅在这家工厂工作时，也曾亲身观察到一场围绕收音机展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了，工人开始发牢骚，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放慢了工作节奏，流水线停了下来，工人们开始悠闲地说笑。组长们被叫去开会，9点钟，工人准时下班。第二天晚上，收音机照常播放，生产线也恢复了。
同样的不服从与对抗亦在仓库中上演。若认为云仓内仅允许指令信息的自上而下单向流动，以及明面上对规则的绝对服从，那便大错特错。“仪式性行为先于意识形态”的另一重维度，是“言说”先于“语言”：哪怕这种言说并非由规范化的语词构成，单纯的倒计时、定额任务以及话语中的催促，并不能单边决定劳动节奏何时转入高速或跌回低速。这实质上是一个资方与劳动者双方共同将劳动过程整合为整体的过程。清晨开工之际，拣货员们往往维持着一种慵懒的工作步调，即便订单时限告急，也无法带动整体节奏。这种状态将持续至骑手陆续到场。骑手的压力经由控场员传递至打包员，打包员一改慢节奏并将催促向下传导，进而带动拣货员实现整体提速。相反的动态亦在发生：当订单量衰减、控场员失去催促理由时，打包员便自觉放慢速度，依傍货架休憩，拣货员则会巧妙躲避监管，在货架间攀谈。在这种经由规则调节的周期中，原本具有一致目的的劳动者被分解重组，计划的实施时刻受到劳动者“磨洋工”等抗逆行为的掣肘。劳动者隐性地拒绝规则安排，将不服从以非直接可见的方式组织起来，再次构成一个目标一致的“反对劳动”项目。即便云仓极力推行原子化的劳动，试图让员工将合作视为阻碍，但规则的压迫式颠倒也由此产生：规则本应是对劳资冲突的调解与描述，可一旦这种描述被固定为准则，便演变为“唯有服从规则才能符合描述”，导致冲突向不对称的暴力臣服。云仓内的休息区形同虚设，在连续不断的订单轰炸下，笔者亲见五天内竟无一人在工作时间离开岗位。仓库内不设洗手间的事实，赤裸地宣告了在规则对“不服从”的调解中，禁止出现任何对称的表述，唯有企业对阶级的单向重组。笔者有理由断言，将劳动者构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山姆内部将首先从“要求上厕所”开始。若山姆将此视作对劳动的打断，那么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恰恰是这种毫无征兆的阻碍与破坏——通过破坏劳动组织及其自身的再生产，彻底拒绝那套将无产阶级囚禁其中的劳动逻辑。
回到开头的问题，这并非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融工”或调研。现有的调研往往面临两种困境：要么预设无产阶级因遭受某种阻碍(无论是同意机制还是暴力胁迫)而未能起义，进而试图挖掘这些阻碍因素，但这无非是带着现成结论进场，结果早已被理论预演;要么如利奥塔那般，臆想工人在劳动中体验到了某种受虐狂式的享乐，甚或效仿新唯物主义，去研究工人与机械装置之间构成了何种“人机共生”的装配关系。对于前者，笔者已论证了阶级斗争如何内在于每一个看似平稳运行的环节，斗争的爆发无需阐释性的动机，而在于具体的时刻。至于利奥塔，他不过是在构思一种撇除痛苦的“享乐”，通过模糊界限将痛苦强行转译为快乐，全然无视了受虐越轨机制的前提。如果快乐与痛苦是对称的，这种结论根本轮不到利奥塔或弗洛伊德来宣讲。这种非对称性被遮蔽在“快乐”的可理解性中，痛苦的真实意义被过滤。然而，一旦将工人置回斗争现场，意义便只在事后出现，现场没有可识别的快乐，只有对管理安排的不可理解——这才是真实的创伤。“如果艰苦的工作如此美好，它早就被有钱人据为己有了。”工友A不止一次提到十小时劳作后的腰酸背痛，笔者下班后亦是坐着就能入睡。此处无需再谈论什么“物质情动”的生成，四肢与松果体已然在向身体“造反”。难道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反将痛苦留给无产阶级，是出于某种施舍?若工人与机器之间存在关联，其首要性质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论是潘齐耶里所揭示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如何将自身的复制强加为工人活动的强制性参照;还是阿尔夸蒂将机器的技术史审视为阶级斗争失败后的屈辱记录;抑或是所谓“人与物”的关系，其本质上都昭示着一种“关系的不可能”。双方是操持着互不通约之语言、彼此无法理解的“他者”，所谓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可理解的“非关系”，始终被囚禁在资本主义那套包容差异的伦理表象下。双方是不使用同一套语言的不可理解的他者，关系本身都是不可理解的非关系，所谓的关系永远处于一套包容差异的资本主义伦理，你死我活的斗争被轻易简化为物质流的相互作用，逃离了物质疯狂内核不可侧视的恐怖(【布拉西耶】机翻/关于人-|(炮轰后人类主义与德勒兹))。菲亚特工厂的野猫罢工已经彻底拒绝了一切关系形式，工人们自行组织巡逻交替切断生产，面对工会和老板的工资谈判拒绝提出任何要求(《菲亚特铸造厂的野猫斗争》，见《无产阶级闹天宫》)再也没有温情脉脉富有灵性的交互。
因此，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记录，而是遵循阿尔夸蒂的要求，将理论视作一种动态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因脱离政治关联而滑向反动。而在那之前，它必须充当直接冲击学术建制与资本主义理论再生产的武器。笔者深知文中的诸多局限，例如未能深入介入打包环节，以考察仓库内部显著的性别化劳动分工(打包岗几乎由女性全员承担)。这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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