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Part1
当布鲁斯·考夫曼（BruceKaufman）第一次告诉我，他正筹划为《工会是做什么的？》（WhatDoUnionsDo?，以下称WDUD）举办一次二十周年回顾，让研究者能够根据这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实变化的背景来评估书中的发现和论点时，我既感到荣幸，也有些担忧。荣幸的是，他以及如此多的劳动问题专家认为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重新评估与批评；担忧的是，其中一些批评也许会相当尖锐。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对工会的认识在不断推进；经济与工会本身也已发生变化。我自己比1984年时懂得更多，评审者们亦然。要是能在评审开始之前让我重写几个章节……再添一章……改几个句子……做些改进、更新与订正……我会踏实得多。若能借助事后回望的修订优势，我几乎可以保证那些评述将化作一片溢美之词⋯⋯“万岁”⋯⋯“太棒了”之类的。
这时，一位友善的“弦论学家工会”的成员给了我千载难逢的机会——乘坐他那台十一维M‐膜“弦扭机”（stringtwister），通过最近的“戈特环”（Gottloop）回到过去，对这本书加以改进与修订。“想想你可以如何出奇制胜，挫败你的批评者，让他们心神不宁！”我的工会朋友说，“这简直就像重新录制尼克松的白宫录音带！”我回答道：“可万一弦论家们——即便是已经组织起来那一群——其实错了，时空只有四维呢？”说这话时，我对把信心寄托在最新的M‐膜弦论上多少有些不安。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更信任“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实操性经济工程”；也像其他劳动问题研究者一样，我更偏好证据而非理论。“别担心，”他答道，“弦论学家工会能降低人员流动、提高工资、提升生产率、降低不平等、改善附加福利。而且，万一时空真的只有四维，这台M‐膜弦扭机也不过是把你的大脑搅成一团混沌扰动，最坏也就如此。”那对物理学家来说或许是场灾难，但谁知道对劳动经济学家会有什么效果呢？大脑被搅乱、陷入混沌扰动，说不定反而能激活神经元，让你的人生焕发新生。如果你能写出关于卡拉比–丘空间（Calabi–Yauspace）中的经济学论文，你甚至就有资格加入我们的工会了。我们的医疗计划也涵盖“大脑搅乱”这种状况。”
于是，我认真思考了，假如那台十一维M-膜弦扭机真的有效，我会在书中做哪些修正、修改与变动……而如果世界的维度其实少于十一维，我又该如何开展工会主义的下一阶段研究。为了梳理这些思考，我阅读了《工会是做什么的？——二十年回顾》中的文章，并查阅了在本书出版后美国及其他国家关于工会的大量研究文献。
正如研讨会论文所明确指出的，《工会是做什么的？》中的一些发现与解释，经受住了时间与不同情境的检验。但这本书也确实有所遗漏，而且（小声地说）也可能有些地方是错误的。自本书问世以来，在众多研究者，包括参与这次回顾的学者以及在岁月洗礼后多少更加成熟睿智的我本人的努力下，我们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而且改变了人们对工会主义的理解。在那些我认为本书结论是正确的领域，即使仍存争议，我也会证明证据支持《工会是做什么的？》；在那些评审者正确指出薄弱之处的方面，我将承认并作出相应修正；如果十一维M-膜机器无效，那我就只好投降认输。最后，我将尝试把这些被搅乱的念头重新理清，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基本主题
Part2
《工会是做什么的？》（WDUD）围绕三个主要主题展开。正如许多评论者所强调的，第一个主题是：如果仅仅把工会对工资的影响当作教科书上的“垄断”问题来研究，就会忽视工会行动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事实上也忽视了任何在工作场所中起到民主化作用的制度所做的事。
沿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1970）的“退出—发声”（exit-voice）术语，我将这一被忽视的部分称为集体声音。这一命名把工会作为社会制度放在了舞台中央。超越标准的“退出—发声”模型，WDUD尝试通过强调管理层对工会主义或工人声音的回应在决定结果上具有关键作用，从而捕捉集体谈判的双向性。要使员工的声音在工作场所真正有效，管理层必须愿意倾听；要使员工的声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有效，国家和社会也必须愿意倾听。WDUD中对“声音”作为沟通和信息渠道的强调，与1980年代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十分契合。
工会能够通过收集工人对非工资性福利的偏好来改善薪酬方案的观点，受到了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在产业组织和新产品开发方面研究的影响。信息通过声音传递，而工会的谈判力量则保证管理层必须倾听工人关切，这种结合使得工会有潜力改善企业层面的经济结果。
台北市某接骨职业服务工会结构图(来自官网)
来自《美国劳工运动简史》1980年5月第1版
我现在认识到，但在当时却未能注意到的是：在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中，集体声音可以、并且确实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法定的工作委员会为集体声音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却并不以工作场所的“垄断工资”为代价。随着美国和英国的工会密度下降，企业建立了员工参与委员会、联合协商委员会等机制来让工人参与决策。我与乔尔·罗杰斯（JoelRogers）在《工人想要什么》（WhatWorkersWant,1999）中的分析强调，许多工人希望工会或其他劳动制度帮助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决策中发声——这正是工会主义的“声音”面向。我承认对WDUD忽视非工会声音的批评确有其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考夫曼（2005年冬季刊）所提醒的，早期制度经济学家曾强调，组织高层往往忽视缺乏权力支撑的声音。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对工会制度的利弊评估，必须权衡两方面因素——既要考量垄断性工资或薪酬设定带来的成本，也要权衡工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降低员工离职率、提升生产效率、优化工资与福利的分配结构、缩小劳动者薪酬差距，以及工会主义在广泛提升工人福祉方面取得的政治成就。WDUD的观点是，工会通过工资或补偿所获得的收益，会给经济带来效率损失，这种损失表现为“哈伯格三角”（Harbergertriangles）。这实际上否定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资方与劳方能够就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达成有效协商，在将企业收入转移给工人的同时避免就业或产出的损失（Leontief,1946）。即便缺乏科斯式的有效谈判，实证计算也表明，工会主义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性损失相对有限，其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工会带来的收益抵消，甚至被超过。近年来工会工资差距的缩小（Hirsch,MacPherson,andSchumacher,2004；BlanchflowerandBryson,2004）进一步表明，工会“垄断面”的负效应对整体经济的损害变得更小。然而，该书在分析工会制度的经济成本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其社会权衡分析几乎完全建立在比较静态的配置分析框架之上。WDUD对工会在促进增长——无论是就业增长，还是通过投资、研发推动产出增长——方面的作用着墨甚少，而这本应纳入任何关于工会主义的社会性评估中。
第三个主题是：当工会化的工作场所与非工会化的工作场所竞争时，工会主义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竞争对企业有利，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但工会与其他制度形式之间，或不同工会之间的竞争是否对劳动力市场有利，则存在争议。在一个极端，一些工会主义的反对者难以相信工会化率高于零会对经济有益；在另一极端，一些分析则认为集中化的谈判最为优越。研究北欧劳资关系时，曼瑟·奥尔森（MancurOlson,1990）认为，全覆盖的工会是最优的，因为它们能内化工会加薪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通常表现为失业增加）。类似地，Calmfors与Driffil（1988）主张，覆盖面适中的工会反而会导致最大的资源配置损失。与此相对，我与拉齐尔（Lazear,1995）的研究则认为，工人权力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曲线呈现倒U型，因此工人权力的理想水平应介于工会与管理层所偏好的区间之间。考夫曼以及研讨会中的其他学者也批评了WDUD过于简化地处理工会化率最优水平这一复杂问题，这一批评方向是正确的。
正如Pencavel在其研讨会论文（2005）中所指出的，关于工会化率最优水平及其相关集体谈判模式的实证证据是存在分歧的。有时，采用高度工会化和“新社团主义”安排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奥地利，在经济表现上优于其他国家，但这些毕竟是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必依赖国内竞争来维持效率。另一些时候，工会化程度居中的国家，如爱尔兰或荷兰，则通过覆盖全部劳动力的社会契约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表现同样优异。而工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美国，在某些时期（例如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则优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
作为竞争的拥护者，我当然希望证据能清楚表明，工会在竞争性环境下能为经济带来更多积极效果。然而，学者们用跨国时间序列回归来分析不同工会化率与制度形式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得出的结果正如Pencavel的慷慨所言，是“反复无常的结果”（fickleresults），无法支撑任何有效的普遍化判断。若真能借助M-膜“弦扭机”，我会对关于工会最优水平的讨论做出大幅修改，强调我们拥有的坚实证据之少，并提出理论观点：制度细节可能十分重要。我还会强调，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科斯式的问题，即制度是否帮助或阻碍劳资双方达成有效的谈判结果，而现有理论对此几乎没有提供多少帮助。
考夫曼对工会化率最优水平的评估提出了另外两个关键评论，同样值得关注。第一，尽管承认工会能降低人员流动——这是多数企业所乐见的——他指出我们缺乏证据证明：在整体经济层面上，若没有工会，人员流动率是否真的会“过高”。考虑到美国极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如果有人说这劳动力流动性没有达到最优水平，我会感到惊讶；但即便如此，这个观点依然成立：对企业有利的，未必对整个经济有利。而且，人们对经济体最优流动水平的看法随时间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劳动经济学家担心，流动性的下降正在造成“产业封建主义”（Ross,1958；Kerr,1997）；到1970与1980年代，许多人称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在经济上是有益的，因为保障任期能促使劳动者与企业更多地投资于专用人力资本；而在2000年代，许多人又认为美国的高流动性优于长期雇佣。这些观念的转变并非根植于关于“高流动性宏观经济利弊”的研究，或许只是因为没有人设计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策略来识别美国或其他经济体中的最优流动率。
第二，考夫曼指出，工会化率的最优水平还取决于两个WDUD未予涉及的因素：其一，是否存在其他工人发声的制度性机制（以及是否有效）；其二，工会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与国家政治体制中平衡谈判力量的有效性。若存在其他有效的工人发声制度，工会化的最优水平将会降低——正如欧盟的法定工作委员会可能已经实现的那样；而若工会在提升工人谈判力量方面有效，则会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工会化的最优水平，至少在Freeman–Lazear的企业内工人权力模型能适用于整个经济时是如此。
在我的M-膜弦扭机修订版中，我为“工会化率最优水平”增添了一整章，但不得不承认：即便经过再多的数学推演与扭转，即便利用卡拉比–丘流形的对称性，也无法得出唯一答案。
三、遗漏之处
Part3
在《工会是做什么的？》（WDUD）中至少存在三个严重的遗漏。
1.世界其他地区
第一个遗漏是：本书几乎完全局限于对美国的讨论，仿佛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没有工会，或仿佛我们无须从美国以外的工会实践中学习。如今回头看，很容易对当年那种美国式的自负感到失望：竟然给书起名叫《工会是做什么的？》，却对世界其他地区鲜有关注。此后我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美国之外的工会与劳工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我才深切意识到，不同发达国家在管理劳工实践的规则上的差异，更体会到美国对抗性的劳资关系与欧盟国家——请容我直言——更文明化的劳资关系之间的鸿沟。如果要出版2004年“弦扭机”版的修订本，那么我首先会做的改动就是将书名改为《美国的工会是做什么的》，并承诺后续再出专门讨论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卷册。
作为对忽视其他发达国家的忏悔，我必须指出：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比较劳动市场”项目启动之前，美国劳动经济学本身就是高度“美国中心化”的。我们把其他国家的经验留给区域研究学者、社会学家、比较产业关系学者，或少数遗留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研究。要评估WDUD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对工会主义的普遍性分析，就必须同时考察美国之外工会的作用。然而，当年确实存在一个重要的实际限制，使得WDUD只能局限于美国：那就是难以获取其他国家的微观数据，而这些数据正是我们研究的核心。也许难以置信，当时的《工作场所产业关系调查》尚未广泛可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未出版其《就业展望》，而后者推动了对发达国家劳动问题的分析与微观数据收集。如今则大不相同：课堂上的国际学生、遍布世界各国的劳动经济学同行及其掌握着的各国的微观数据集、笔记本电脑随时可查的完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基于网络的跨国调查，都让当年的借口不复存在。
无论如何，Pencavel在研讨会中从国际视角讨论工会主义的论文切中要害。关于工会主义，我们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能学到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有着更加中心化和国家干预更深的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亚于从美国的去中心化经济体制中所学到的。许多OECD国家工会密度的下降表明，发达国家的工会处境存在一定的趋同性，但Pencavel正确地拒绝了“劳动制度整体趋同”的观点。各国集体谈判覆盖率事实上出现了分化：那些实行合同强制延伸的国家，依然依赖工会与管理层的谈判来决定薪酬。法国的工会化率甚至低于美国，但其几乎所有劳动者都在集体谈判的覆盖之下。
走出OECD，还能从发展中国家的工会主义经验中学到许多，但这既在WDUD中被忽视，也未在研讨会评论中得到重视。曾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一度认为工会与集体谈判不利于良好的经济政策；国际劳工组织（ILO）必然持相反立场。但随着研究进展，世界银行（尽管不是IMF）逐渐靠近了WDUD的立场。1995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写道：“自由工会是任何有效产业关系体系的基石——这种体系旨在协调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需求与工人提高工资的诉求⋯⋯工会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并减少职场歧视。”2003年，世界银行出版了Toke与Tzannatos的综述性研究《工会与集体谈判：全球环境下的经济效应》，其结论是工会更可能改善而非损害发展中经济体。世界银行部分观点的核心是：在发展中国家对工会的压制往往伴随着国家的过度干预与管制。
当我们超越WDUD及相关研究中的微观经济分析，还能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还凸显出另一个WDUD及研讨会评论中缺失的元素：工会作为民主发声制度，在争取民主与自由市场中的历史角色。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帮助推翻了苏联帝国；南非工会大会（COSATU）促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津巴布韦的工会反对穆加贝总统掠夺私有财产、摧毁经济的行为；庇隆主义工会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危机后帮助稳定局势，并在随后复苏中发挥了负责任的作用。
将世界其他地区纳入WDUD分析的重大启示是：工会是可变的社会制度，它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运作方式各不相同。工会既有“垄断的一面”，也有“发声的一面”。二者之间的组合，以及工会对经济与政治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工会所处的环境。美国是其中一种环境，还有其他不同的环境。
2.公共部门
第二个重要的遗漏是：本书几乎只关注私营部门的工会，完全忽略了公共部门工会。警察、消防员、教师、各类政府雇员——他们在书中没有任何身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乔治·米尼（GeorgeMeany）曾经的说法——“公共部门劳动者不可组织”，而是因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环境迥然不同，亟需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模型。
在这两个部门中，工会与管理层都存在共同利益，即希望扩大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同时也存在冲突，即围绕收入分配的博弈。但在私营部门，工会几乎无力提升消费者对由工会劳动力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因此，大多数管理层普遍反对工会，将其视为一个会减少利润的机构。而在公共部门，情况却大不相同：工会往往是推动公共服务增加的有效倡导者，这也塑造了管理层截然不同的态度。警察工会与警局会因安全预算的扩大而获益；教师工会与教育局会因教育资源的增加而受益；其他公共部门亦然。因此，对公共部门工会的现实分析，必须纳入它们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游说立法机构或市政当局、发起公共运动来说服公民需要更多公共服务，以此推动公共服务需求的转变；二是通过政治压力使得财政预算向劳动者倾斜。
考虑到美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工会密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保持稳定，而私营部门的工会密度却持续下滑，忽视公共部门显然是WDUD的一大硬伤。如果今天我们依照集体谈判覆盖率或会员比例来分析工会主义的影响，几乎一半的研究精力都必须投向公共部门。换言之，WDUD实际上只讨论了美国工会化劳动者中日益缩小的一部分。布兰奇弗劳尔（Blanchflower）和布赖森（Bryson）在他们的分析中纳入了工会对公共部门工资效应的估算，冈德森（Gunderson）也综述了其他关于公共部门工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仍沿袭了WDUD聚焦私营部门的局限。
在随后的研究中，我尝试弥补WDUD忽视公共部门的问题。例如，我考察了公共部门工会主义的成长（Freeman,1986）；通过前后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公共部门工会对工资与福利的影响（Freeman,Ichniowski,Lauer,1989）；并且与NBER的同事合作，力图揭示公共部门工会在结果上为何与私营部门工会表现不同，以及它们为何会走上如此迥异的发展路径（FreemanandIchniowski）。
3.动态、增长与宏观经济
在《工会是做什么的？》（WDUD）中，最严重的遗漏，莫过于对工会在“增长与动态”方面影响的处理过于草率。就在全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曾匆忙做过一组行业层面的回归，用工会密度去解释生产率增长，结果显示工会化率的系数为不显著的负值。回顾该领域的后续研究（其中以Hirsch〔1991〕最为重要），Hirsch的结论是：“并不存在有力证据表明工会对生产率增长有直接影响”（2004：431），这一点与WDUD的分析是一致的。
然而，“生产率增长”并不等同于企业或行业层面的“经济增长”。标准的增长核算公式将产出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以及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增长。Hirsch对美国实物本投资和研发（R&D）支出的研究表明：与可比的非工会企业或部门相比，工会化的企业与部门在资本与研发上的投资更少，这意味着经济中“有组织”的部分呈现较低的增长率。投资减少的逻辑在于工会对利润与“准租”（quasi‐rents）的影响：若因工会将部分利润在谈判中转移给劳动者，致使既定投资的利润率下降，那么对工会企业的投资意愿就会相比于对非工会企业的投资意愿更弱。上述结果在美国不同的数据集、模型与时段中多次得到重复验证。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还发现，工会部门的就业增长落后于非工会部门；这进一步勾勒出这样的图景：工会主要是通过影响要素投入的使用而降低了企业或部门层面的产出增长。与此相对，关于英国的研究并未发现工会对投资或研发有明显的不利影响，或许是因为英国工会对工资、从而对利润的影响较为温和。即便如此，在英国，工会仍与较低的就业增长相关联。正如彼得·库恩（PeterKuhn,1982）在其博士论文（写于WDUD临近出版之时）中指出的：在“现有成员”与“未来潜在成员”之间作取舍时，工会往往倾向于前者，宁愿牺牲增长与未来成员的利益以维护当前成员的福利。该观点也与一系列发现相吻合，包括Freeman与Kleiner（1999），以及DiNardo与Lee（2004）：尽管工会会抑制就业增长，但工会化并不会提高工厂或企业关闭的风险。
当然，工会在美国确实会侵蚀准租、压低研发与实物资本投资、降低企业或部门层面的就业增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会主义会削弱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若企业A因工会降低了预期利润而放弃某项投资，非工会的企业B可能会转而进行该项投资，从而全国的投资与增长率未必受到影响。相反，在美国，工会或许能通过另一条截然不同的机制对宏观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工会谈判达成的“确定给付型”（DB）退休计划，进而提高了美国劳动者的储蓄。我的一项基于1979年住户现况调查（CPS）的分析显示，83%的工会工人拥有养老金计划，而对非工会工人来说这一比例为39%（Freeman,1985）。Budd在研讨会论文中利用2002年CPS得到相似但略小的差距：受工会合同覆盖的工人中有76%拥有养老金计划，而非工会工人仅为46%。既然养老金资金属于延期支付性质，即为储蓄，那么这些数字表明：工会提高了美国劳动者的储蓄率，从而增加了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本供给。鉴于各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Feldstein–Horioka,1980），这有理由会转化为更高的投资与增长。至于“工会通过提高储蓄所带来的增长效应”，与“工会通过占用利润而在企业或行业层面压低增长”的效应相比孰轻孰重，这仍是一项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值得学界认真研究的问题。
转向宏观经济层面，米切尔（Mitchell）与埃里克森（Erickson）指出，WDUD并未充分探讨工会在工资制定及其他政策方面对宏观经济调整的影响，尤其忽视了利润分享型薪酬模式的普遍性，而这种模式有可能帮助维持充分就业与低通胀。确实，一些工会曾通过谈判争取到较大规模的利润分享，例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与福特汽车公司的谈判中。但总体而言，工人和工会普遍更倾向于工资支付的确定性。考虑到1990–2000年代法国和日本的经济表现都难言出色——前者是欧盟中利润分享比例最高的国家，后者则在春季与冬季奖金制度中大量依赖利润分享（FreemanandWeitzman,1987）——我很难相信利润分享是决定宏观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不过，就像大多数微观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宏观经济学本身问题重重：它试图在极少的数据点上做出概括与理论裁断，因而其可靠性颇值得怀疑。
从国际视角来看，工会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政治发展的影响，往往远大于其在美国的影响。在某些环境下，正如Pencavel指出，工会确曾支持过灾难性的民粹主义宏观政策。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工会一直走在前列，将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宏观政策相结合，旨在强化市场运行，并在这些问题上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前沿发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交谈时，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他们对工会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怀有深深的怀疑；而与北欧的经济学家交谈时，却鲜少有这种疑虑——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当地工会经常与最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进行磋商，并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作出决策。
即便在欧洲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鲜明的差异。麦克伦南（McLennan,2005）将英国良好的宏观经济表现归因于撒切尔工业关系改革之后私营部门工会的衰落。但在同一时期，爱尔兰则采取了欧盟框架下的社会契约来决定工资水平，维持了工会的密度与影响力，其经济表现甚至优于英国。经合组织（OECD）在多期《就业展望》中所发表的关于集体谈判与工会化对宏观结果影响的分析，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
再次，我从这些比较中得到的启示是：工会是可变的社会制度，它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运作方式与影响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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