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chardRice
译者：Niccolo
编者：胡商
编者按
本文主要在说战时日本劳工史与战后的连续性，第一是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的劳工政策以及它与战后日本劳动关系模式的连续性，第二是工人运动的连续性。前者表现为实现“产业和谐”的干预主义努力，后者为战后工人运动的繁荣提供支撑。
具体上，日本政府的劳工政策和他们的产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直接联系。战前日本工业是第二波工业化的结果，熟练产业工人的匮乏和军工生产的强大压力使得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不得不干涉劳工政策，除过强制压制劳工运动以消灭罢工和怠工带来的生产破坏与产量损失之外，用国家机器干涉资方的自由化用工模式也成为必须。因此，在缺乏工人运动的有力政治声音的背景下，作者认为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特征推动劳动制度立法的前进，并为战后日本劳资制度提供持续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了话语和叙事的连续性，在战争期间“为国家劳动”的话语能够持续成为在战后日本社会发挥影响的“国家目标意识”，在作者看来算是某种积极影响(在这里需要解释，这种积极印象是某种客观结果，是资本不得不依赖劳动力量完成社会生产和剩余收集的客观事实决定的，日本帝国主义本意当然是坏的，劳动者不能期望用自己交血税的方式换来“国家认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集团对劳动者的深刻敌视和仇恨使得在资源不断匮乏、生产原料稀缺的情况下劳动者成为最先被抛弃的一方，所谓的“劳工政策”的积极影响在战争中反正是看不到的。而为实现政治整合和产业和谐而建立的“产业报国会”也距离其目的十分遥远——这是日本战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后果，是法西斯经济解决其资本主义危机的某种失败表现(法西斯经济是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既是帝国主义国家规制生产危机的系统性反应，又带有国家强制、军事化动员和压制工人阶级的经济特征)。
回到劳工一方的反应。我们知道日本劳动力结构的特殊情况，农民工人的行为特征和高流动性、企业和行业的隔绝、政府的专制主义压制政策都是工人运动的不利因素。尽管如此，在战前的日本，工人阶级的反抗烈度和广度仍在节节攀升，不断增加的工会会员数、劳资争议数等等即是明证。如未被法西斯主义者的恐怖统治所中断，可以想象日本劳动者高歌前进的未来——或许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都因此改变。但是事实上是，巨大的行业和企业隔阂使得大量小企业和孤立无援的工人希望通过对政府整合的顺从换取保护——这自然是工人政治组织弱小、有组织工人运动被压制的结果，我们不能苛求之。恶劣的劳动条件和酷烈的专制管制使得日本劳动者潜行在黑暗的幽谷中，可黎明到来之际，工人运动的繁荣高歌足见日本劳动人民的坚韧和顽强。
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作者对这一连续性的两方面说明都未能很好地展开，特别是作者一开始所主张的对日本劳工史作为“非西方的比较视角”并未在随后的分析中占有相当比重，其次是，作者对材料的组织还是过于松散了，受篇幅所限之余还有过于跳跃的叙述特征。比如从政府的劳工政策到工人运动的反应，再转过来叙述日本政府对工人运动进行政治统合的实例“产业报国会”，在讨论顺序上处理不佳。
总体来看，作者说明了日本战时劳工政策、劳动关系和工人运动的大致特征，并提出关于与战后日本劳资关系连续性的主张，尽管在本文中未得到有力支撑，但至少是一个可接受的视角。
最后，在文章编排结束，整理插图时编者浏览到一则来自日本全国劳工组合交流中心（全国労働組合交流センター）的消息，热泪盈眶之余感慨不已，这则消息批评日本政府不断蚕食独立工会力量，打击反战声音，正在将日本劳动人民拖入战火。在这个组织网站的首栏，赫然写着“8・6ヒロシマ－集会禁圧・機動隊の強制排除を打ち破り、原爆ドーム前での反戦反核集会を打ち抜く！”和“ＪＰ労組第18回大会にむけて 国・会社のために死んではならない”等几个绝对反战和主张国际劳动团结的消息，令人心神激荡久久不得平息!
日本全国劳动组合交流中心
除了理解战时日本工人命运的内在价值外，二战期间的日本劳工史也为我们研究西方的战时劳工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比较视角。为了便于这种比较，我们需要考虑政府政策、劳工运动的反应以及战争期间工人的处境。在日本，劳动和经济史对二战的分期并不符合欧美的观念。对日本人而言，战争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珍珠港事件，尽管于美国而言巨大创伤，却只是标志着日本人所谓“太平洋战争”新阶段的开始。因此，日本劳工史将其战时阶段从1937年算起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要理解1937-45年战争期间的变化，至少需要简要提及此前的发展。
在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都试图控制和激励工人。动员计划是一种意图(使社会)变化的强制性的危机干预手段。在日本，这段经历被视为一个“暗黑峡谷”，正如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OkochiKazuo)在1970年所言。劳动者失去了自由择业的权利，面临通货膨胀、配给、长工时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困境。许多人失去了住房，并在空袭中丧生。由于战争是一种极端危机，旧有的模式和既得利益被迅速扫除。变动的受害者之一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它在战争期间几乎完全解散。工会会员数量的下降，以及政府支持的国家主义协会对工会的吞并，都意味着自治权的丧失。
大河内一男所著《黑暗谷底的工人运动》
然而，许多政府的新举措却无意中为日本战后的劳工制度做出了贡献。在美国占领政策的鼓励下，战后的劳工运动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多样性，这表明它是在战时政策和工作条件的消极与积极双重影响下萌芽的。经济管制、一些劳工实践以及国内前线的艰辛都对战后劳资关系体系的形成有所贡献。劳工史学家安德鲁·戈登(AndrewGordon)称战时劳工管制是“威权主义干预经济的病理学研究”，但他也将其视为孕育成功战后体制的“革命性孕育期”。
安德鲁·戈登《日本劳资关系的演变》
尽管战时劳工史在许多方面构成了与早期趋势的断裂，但其他学者近期的著述也强调，在审视1937-45年期间时，既要寻找变化，也要看到延续性。史蒂芬·拉奇(StephenLarge)、谢尔登·加伦(SheldonGaron)和欧内斯特·诺塔(ErnestNotar)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劳工问题日益增多的文献，以及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对国际贸易产业省(战前为商工省，1943至1945年为军需省)的研究，都呼吁对劳工史进行横跨战争前后(transwar)的分析。
在对战间期劳工运动与政治的深入研究中，斯蒂芬·拉奇(StephenLarge)试图解释为何劳工运动在1937年后如此轻易地屈从于政府的侵蚀。他反对“劳资关系论”的解释，该解释认为西方式的劳工运动难以扎根于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中。拉奇也拒绝了第二种解释，即强调威权国家在保守的资本主义秩序中兴起，并将战前的劳工运动赋予某种“殉难”地位(“他们这样对我们”)。相反，他提出了第三种替代观点：“工会领袖以及工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希望使工会适应现状。”这一观点在缺乏大规模抗议和重大罢工的背景下，显得颇具说服力。阶级意识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浪潮中。政府支持的组织在1937年后能够毫无困难地吞并独立工会。在最近一项更广泛的研究中，谢尔登·加伦(SheldonGaron)也指出了“劳工转向国家”这一事实。加伦指出，政府无需效仿希特勒在1933年摧毁自由工会的做法，因为日本的有组织劳工已经拥抱了民族主义。然而，纳粹将工会纳入国家组织的模式对日本官僚影响巨大，尤其是1934年曾访问德国的岩尾三马(MinamiIwao)，他后来在起草带有纳粹色彩的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蒂芬·拉奇《有组织工人》
书的全称叫《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有组织工人与社会主义政治》
1937年之前，日本并不存在统一的劳动关系模式，因为不同行业之间、甚至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劳动条件差异极大。因此，对劳动条件进行概括性的论断往往值得怀疑。由于劳工运动相对年轻且薄弱，加之工会未能按照工种路线进行组织，薪酬和劳动条件的差距十分显著。在1936年战前的顶峰时期，工会运动共有420,589名成员，但其中仅有6.2%是产业工人，这一比例实际上比1931年的7.9%还要低。工会运动未能组织起1931年后在政府扶持下兴起的大型民营企业，工会主要存在于中小型企业之中。劳资关系常常紧张对立，但大多数企业仍能够控制其劳动力。
日本没有俾斯麦式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传统，可作为其社会政策的基础，以干预最严重的工人剥削案例。但1937年后，随着战争动员需要对劳动关系和生产进行更密切的监督，政府官僚越来越倾向于站在劳工一边以促进产业和平并最大化产出。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持续，政府愈发干预劳资关系，官僚们常常为了促进产业和谐而站在劳工一边。诚然，这并非出于新的社会改革的意识，而是出于对维持工业和平与军事生产的考虑。
没有拉萨尔你还想有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德国保守派政治家，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制度著称。这里说的拉萨尔就是当时和俾斯麦合作的工人领袖，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
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反映了这种关切，因为它为整体的劳动控制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该法赋予政府征召劳动力、强制劳动者与官员合作、规范雇佣与解雇、控制工资与劳动条件、预防劳资纠纷、进行技能调查、并对工人实行强制培训等权力。尽管这并非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更为公平的劳资关系被视为实现产业和谐与提升战时产能的关键。尽管企业领袖多有反对，政府仍介入调解劳资关系。许多中小企业的工人——他们的待遇与工作条件尤其恶劣——期望能借此受益于政府改善劳动条件的努力。
1938年1月，随着军方开始担忧应征士兵健康状况的恶化，厚生省(WelfareMinistry)成立，并倡导为战争努力实现产业和谐。1939年至1945年间，该部门提供了劳动立法的行政框架。1938年，厚生省被授予对所有职业介绍所的管辖权，从而将劳动力导向高优先级的战争生产。1939年3月，它要求雇主设立职业培训计划，并确立了工资管制制度。但工资与培训问题依然是政府难以解决的顽疾。
由于不加区分的征兵和猛烈扩张的战争经济，到1939年，熟练劳动力已经严重短缺。企业之间不得不相互争夺工人。1939年1月首次推出的防止人员流动的立法(即工人登记制度)从未真正奏效。1941年10月，“全国劳动手册制度”(NationalWorkbookSystem)实施，要求工人在更换工作前必须取得原雇主许可，但此举仍未能阻止大批工人因更优厚的待遇而跳槽。战前，日本的工会运动本就不够普及，现存的工会更被解散，致使工人失去了抗议工资与劳动条件的有效渠道。因此，他们往往直接辞去过于苛刻的工作，尽管政府竭力阻止人员流动。正如谢尔登·加隆(SheldonGaron)所言，日本官僚“刻意”模仿纳粹的做法，通过剥夺工人转职自由并推行劳动手册制度来加以控制。当时约有六百万工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三——被要求持有该手册。
然而，一切试图高效利用劳动力并同时最大化战争生产数量与质量的努力，最终注定失败。这是因为日本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反对对熟练工人实行兵役缓征。与美国、德国和英国不同，日本认为将熟练产业工人豁免于征兵是不爱国的。结果是，随着经验丰富的男性工人被派往前线，公司只能被迫在残余劳动力市场上激烈竞争以维持其劳动力的质量。这一制度无意间给予了一些工人有限的选择空间，以及获取更高工资的机会。
珍珠港事件后，政府的经济规划者自然更加关注如何将工人留在关键的战争产业中。因此，1942年1月，一项《劳动流动控制令》(LaborTurnoverControlOrdinance)颁布，以将工人固定在现有岗位上，希望在关键产业中建立起一个或多或少“永久化”的劳动力队伍。更换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尽管这一劳工控制制度为日本工业提供了足够的工人，却未能保证其质量，因为具有战前经验的男性工人，特别是重工业领域的男性工人，仍被大量征召入伍。熟练的机械师被纺织工人、农民、没有经验的年轻女性、学生和被强征的朝鲜劳工所取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厚生省最为有效的工具是1942年2月颁布的《重要产业劳工管理令》。该法令赋予劳动监察员权力，可以决定雇用与解雇、工时、工资以及与劳动相关的其他事项。
训练有素的工人的缺乏在快速扩张且技术要求高的军需产业中尤为突出。例如，电器制造商日立(Hitachi)公司的雇员数量从1936年的1.8万人增长到1944年末的近11.8万人。大多数新工人来自纺织业、零售业以及家庭服务业。战争期间，许多企业试图绕过厚生省的劳工管制，从其他工厂挖走工人。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情况下需要三名工人才能完成一名工人以前的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培训不足，但漫长的工时、住房难题与粮食短缺也无疑对劳动生产率造成了不利影响。政府一贯强调工作场所的“和谐”，于1942年2月发布了针对重要产业的劳工管理规定。厚生省被赋予检查工厂的任务，以确保安全的劳动条件，从而防止工人骚动。然而，陆军与海军却拒绝让其检查受军方管辖的工厂。同时，该条例还取消了先前在工时、童工、女性夜间劳动等方面的限制。厚生省被要求介入劳资关系，工厂运作须依照军事化的管理模式。然而，厚生省监督劳动条件的广泛权力在几个关键方面被架空：军方拒绝合作;此前的劳动保护被全面暂停;而工人福利与军事化生产管理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日益突出。类似的权力重叠与官僚间的内斗在纳粹德国也十分普遍，或许正是这种政权体制的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日本却因经济官僚善于管理经济而声名远扬。
随着军事形势恶化，劳动力动员的重要性下降，对稀缺物资资源的分配才更为要紧。1943年11月，日本设立军需省(MunitionsMinistry)，由东条英机(PrimeMinisterTōjō)直接领导，旨在只服务于紧迫的军事需要，排除经济动员中残存的企业影响。其首要目标是统筹本土防空所需的飞机生产。
战争贩子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担任第40任日本内阁总理、统制派最高领袖。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次位公开支持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国的日本政治人物。他负责下令珍珠港事件、犯下许多战争罪行，被认定为二战的甲级战犯并判处死刑。
1943年12月，又通过了《军需公司法(MunitionsCompanyLaw)》，事实上把一切对战争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都纳入“国营化”轨道。一年之内，几乎所有主要公司——共683家——都被指定为军需公司。理论上，这些企业应在用工上享有优先权，转岗限制也比以往更为严格;但实际上，后方早已恶化到超出行政能力所能控制的地步。随着美国对日本脆弱的亚洲海上补给线发动全面潜艇战，原材料短缺成为最大难题。
尽管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及珍珠港事件后的一系列举措在纸面上赋予了厚生省(WelfareMinistry)很大的权力，日本的规划者们仍无法对劳动力实现全面控制。尽管私营团体满口爱国口号、充斥战时修辞，它们却各自为政，尽力保护本单位的工人和原材料。到1944年，企业、军种与各级政府部门为争夺稀缺劳力，纷纷以高工资招募重点工程(日雇)工人。那些被法律“冻结”在军工厂岗位上的工人，便以“患病”为由离职，转而做日雇工以获取更高报酬。尽管“冻结”并未完全奏效，安德鲁·戈登(AndrewGordon)推测，战后日本管理层与劳动者共同假定的“终身雇用”观念，即源自战时对劳动流动的限制。
与交战国的情况相比，再考虑到日本战后“行政指导”的成功，战时对劳动力的动员却出奇地低效且滞后。战时立法并未有效配置劳力。1945年3月，日本又通过新的《国家劳动动员法(NationalLaborMobilizationLaw)》以取代此前所有法规，并在空袭加剧之际试图实现经济分散化;但此等孤注一掷已为时过晚，收效甚微。可以断定，政府的劳动政策是失败的。
劳工运动的回应
在这个政府对经济干预日益增多的时代，劳工运动的反应是什么?在思考其在战争中完全解体的原因转变之前，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日本工会的历史。
与德国相似，日本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不同于德国，日本在战前并未发展出强有力的劳工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产业结构有关。尽管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就已起步，棉纺厂却长期是日本工业的支柱，而其工人几乎清一色为年轻女性。即使到1934年，女性仍占劳动力总数的44%;相比之下，英国(1935年)为37%、德国(1936年)为28%、美国(1929年)为22%。通常，这些年轻女性从农村被招募到纺厂工作几年，随后返乡结婚。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纪律顺从且流动性强的劳动力，使得组织工会十分困难。(即便在今天，日本女性仍被期待在二十五六岁时为婚育而离职。)一战之前，政府监管和警察行动也在客观上迟滞了劳工运动的发展。
另一些因素同样不利于战前日本形成强势的劳工运动。其一，各行业的工会化率差异巨大：例如1936年，燃气与电力行业的工会成员占比为73.1%，而矿工仅为1.9%;雇员与女性最多的纺织业，工会化率也只有1.7%。其二，政治派系主义削弱了劳工运动的政治潜能，不同阵营分别支持社会民主党或无产劳动农民大众党。1932年9月，这种分裂以“日本劳动组合大会(CongressofJapaneseLaborUnions)”的成立而暂告结束，该大会联合了11个组织、22万名会员，占全部工会会员的64%;但其政治影响力仍远逊于工商界。
如表1所示，日本的工会会员人数在1936年达到峰值420,589人，此后便开始下降，且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出现了最显著的下滑。到1940年，日本的独立工会几乎消失殆尽，但“独立工会代表制”的理念并未被根除。
表1日本工会组织与会员数（1920–1944）
战后日本工会的爆炸性增长，展示了在条件允许时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战前的工会化水平很快就被超越。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Gen.DouglasMacArthur)要求日本政府起草自由化的劳动法;但即便在当年12月《工会法》正式通过之前，全国已新建509个工会、拥有380,677名会员，几乎追平1936年的战前峰值。到1946年末，近500万工人加入了17,266个工会。在获得结社、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后，日本劳工的动员强度之大，出乎占领当局意料。作为回应，占领当局先是在1947年禁止原定的一次总罢工，后又在1950年下令进行一次“红色清洗(Redpurge)”，清除约12,000名工会成员。因而，战时工会的解散应被视为一段中断，而非对工会主义的彻底摧毁。
随着战争临近，日本政府通过爱国主义修辞与官僚干预，切断了工会运动的成长。其主要的整合工具是大日本产业报国会(DaiNipponSangyōHōkokuKai，简称“産报会”/Sanpō)。産报会在1936年由多方力量合流而成：包括劳工运动的极右派、内务省警保局，以及一个名为“协调会(Kyōchōkai，HarmonizationSociety)”的“智库”。“协调会”早在1919年12月作为准政府机构成立，旨在促进产业和谐——一战后通货膨胀与米价飞涨曾引发日本城市骚乱，政府甚至动用了92,000名军警才予以平息。
1936—1937年间，小工厂因长工时、管理僵硬，尤其是工资问题而爆发一波劳动争议，社会与产业“和谐”再次受威胁。1936年2月，政府在不顾通胀的情况下下令大规模军需生产;东京零售物价在1936年上涨4.6%，1937年再涨9.4%，由此工人强烈要求提高工资。1937年，共有109,749名工人卷入罢工、怠工或停工。许多人所在行业(如重工业与交通运输)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这些争议令政府十分不安。
事实上，引发产业动荡的并非工会本身，而是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1936—1937年的劳动争议中，只有40%发生在已工会化的企业。工会早已处于守势：1936年9月10日，军方命令其控制下的军需工厂所有工人退出工会。资方很快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支持压制有组织劳工;与此同时，産报会鼓吹一种包容劳资双方的“家族主义”，其理论基础是“经济—伦理国家至上”，在该国家中，政府通过强制来约束资本家并保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则被号召“抛却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的意识，认识到通过劳动为国家服务的现实”。这种劳动爱国主义的修辞图景，与德国的“劳动阵线(Arbeiterfront)”及其“以欢乐为力量”(KdF)运动颇为相似。
德国法西斯的御用工会：劳动阵线
德意志劳工阵线(DeutscheArbeitsfront)是纳粹德国取缔所有自由工会后创立的官方工会组织，1933年5月2日起，在纳粹党政权高调庆祝完第一个德国五一劳动节以后，就指派冲锋队和纳粹工会成员占领了独立工会的办公地点，没收其财产，拘捕并虐待他们的领导干部。5月10日宣布立法解散独立工会，将所有的独立工会强行合并到劳工阵线中，同时也取消了工人罢工的权利。
産报会主张在所有工厂设立劳资协商会，通过事前讨论来防止问题演化为罢工。理论上，工人代表应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厂方负责人可以亲自挑选工人代表。1938年7月，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支持下，“产业报国会”(SangyoHokokuRenmei)成立。工会运动中的许多人欢迎官僚机构以产业和谐为名改善他们条件的意愿，但管理层只是将他们的公司工会重新命名，并将协商会的议程限制在体育、教育和事故预防上。
图：“产业报国会”是完全反动的！
东京市政工人新闻《团结起来》第22期2010年09月10日发布，大致在批评日本当政者要重新吞并独立工会，裹挟日本工人阶级加入侵略战争。此文刊载在“全国労働組合交流センター”(即“全国劳工组合交流中心”)的网站上，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2月26日。这是在日本“总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解散、工人运动受到沉重打击的背景下成立的。在“总评”解散后，许多传统工会选择加入偏向企业与政府合作的“连合”，而“全国労組交流センター”的成立则旨在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反对工会运动的妥协与右倾，强调独立自主、阶级性与斗争性;在更广泛的议题上注重工人阶级利益与国际主义精神，主张“战争绝对反对”与“劳动者国际团结”，是真正的工人战斗性力量。
1940年12月，这个“自愿性”的产业报国会联盟被福利省下辖的官方组织“产业报国会协会”取代。战争期间，该组织发布了大量声明与报告，倡导工业和谐，敦促企业家按年龄与工龄向工人支付工资，并提供家庭津贴。遍布全国的工厂产业报国会会议，让非工会工首次接触到劳工问题的讨论，鼓励白领与蓝领工人从“企业整体乃至日本未来”的角度思考，而非仅关注个人利益。安德鲁·戈登认为，作为动员全体劳动力投入战争的工具，产业报国会的话语塑造了对“更和谐、更平等的企业共同体”的愿景，对战后日本劳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产业报国会：极权还是改良？
在过去十年中，对“产报会”作用的解释经历了重大修正。科恩(Cohen)和斯卡拉皮诺(Scalapino)在战后初期强调了“产报”的镇压措施，而在1974年，大河内、卡什(Karsh)和莱文(Levine)将其定性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劳资管理体系……”。但年轻一代学者最近的解释则认为“产报”运动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安德鲁·戈登，尤其是欧内斯特·诺塔，认识到在“产报”中存在着改良主义政策的根源，这些政策在战后时期改善了劳资关系。由于诺塔为战时劳工政策的改良主义解释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论证，他的观点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诺塔认为，产业报国会“与其说是极权控制的工具，不如说是所谓‘改革官僚’推行的实用主义创新政策与建设性改革尝试”。尽管工会领袖未被纳入政策制定，但官僚阶层视其为调和劳资冲突以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军队——向来不支持工会或无产阶级运动的势力——也支持产业报国会，因其需要强壮的兵源。早在1936年的一份征兵报告中便警告，适龄青年数量短缺，并指出营养不良、过度加班与职业伤害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商界担忧权力被政府官僚侵蚀，也恐惧赋予劳工话语权，因此不愿全力支持产业报国会发起的工厂讨论委员会等倡议。他们出于明显的利己动机，强调传统权威：“劳工的责任、管理层道德上的权威，以及企业的有机统一性”。商界成功推动产业报国会避开工资等争议性问题，这无疑是“产报”未能激发工人们热情的原因，尽管其名义上的会员人数达到了工会的十倍。虽然并非自愿，但到1939年，“产报”已拥有14,000个协会和290万会员。
1940年后，厚生大臣成为“产报”的会长，所有劳工组织都被置于其管理之下，地方都道府县及警察机构亦提供协助。彼时，中日战争已陷入僵局，美国更以经济制裁威胁日本。政府官僚阶层的改革诉求被全面经济动员的需求彻底淹没。
尽管如此，诺塔指出，产业报国会运动仍对战后劳动关系产生了若干积极影响：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劳资双方的对话机制、制度化的家长式管理模式、低跨企业流动性，以及“顺从的劳工运动”。当然，占领初期美国的影响与日本经济的严峻形势亦起到作用。此外，1940年代末的日本工会绝非“顺从”的。诺塔还提到：“产业报国会既是向精英阶层强加导向性共识的工具，也是大众动员与控制的手段。”这一观点难以成立，因为相较于控制工人，政府对企业主及其公司的监管远为低效。例如，警方需监视煽动者、检查迟到或缺勤的工人;所有工人需组成五人小组或生产单位，对工作失误承担集体责任。与德国类似，监管工人远比控制工业家容易得多。
战争的巨大经济压力，叠加征兵制、低效的战时经济管控，以及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或许比产业报国会运动本身更能推动劳资合作。至1943年，食品与原材料短缺已普遍存在，许多企业为求生存成立了临时性的劳资小组。这些小组旨在解决工厂层面的食物供给、零部件与原材料替代问题，往往无视低效且空洞的产业报国会。这种对劳工和经济政策失败的共同应对方式也延续到了占领初期的困难时期。
政府官僚确实为工人争取到了一些福利，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从1935年到1938年，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立法，始于1936年的一项退休法，该法要求所有拥有五十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建立共同出资的退休计划。1938年的另一项法律规定了社区商店的营业时间，要求它们每晚十点关门，每月全天休息一次。较大的商店被要求将妇女和十六岁以下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十一小时。这仍然是很长的工作时间，但却是朝着进步迈出。同年，《国民健康保险法》颁布，建立了政府补贴的健康保险协会。
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深化，有组织的劳工利益在经济规划中被彻底忽视。随着全体劳动力被吸收到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时，警察直接对顽固的工会成员发出威胁。尽管政府也试图通过成立覆盖所有行业的“统制会(to-seikai)”来控制企业，但企业主仍能在协会中安插商人占据领导职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影响工业政策。
虽然改良派官僚将产业不和归咎于实业家麻木不仁的劳动管理实践，但商界领袖则声称官僚干预导致了严重的效率低下。日本经济联合会(NipponKeizaiRenmeikai)，一个著名的商业团体，在1940年9月发表了以下声明：“今日之官僚经济控制易于导致政府与人民[商界]之间的冲突……产业扩张计划的强制推行不顾及商界的实际情况……因此导致了必要物资和设备分配不畅、程序繁琐以及各种主管机构之间的重复和冲突。”
尽管工人阶级缺乏大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仍以对抗政府劝诫、管控与威慑的方式表达不满。内务省1941年一份令人警惕的报告指出，阴郁的工人中出现了八类行为：迟到、早退、旷工、非法跳槽、兼职、消极怠工、工作中的不当行为，以及对管理层的群体暴力。其中，被征召的朝鲜与中国劳工的暴力行为比日本工人更为常见。
到1942年底，随着工人生活条件的恶化，此类违规行为和罢工变得更加普遍。出勤率下降以及抗议低工资或加班的零星但暴力的爆发，表明士气和纪律的下降。“怠工”(sabotaju)——在日语中指放慢工作速度和做工粗糙，而非破坏设备——变得普遍。1942年后，一些工厂次品率高达产出的60%。名古屋巨大的三菱飞机厂的工人袭击了主管，日立在东京的龟户工厂和爱媛县的波止浜船渠公司也报告了破坏产品和设备的情况。尽管这些及其他事件是孤立的，但它们确实揭示了士气的下降和工人的抗议升级。
如表2所示，与1941年和1942年相比，1943年和1944年卷入劳资纠纷的工人数有所增加，尽管与1940年及更早时期相比，人数仍然较少，且骚乱是由较小规模的工人群体发起的。考虑到政府的控制和对和谐的强调，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竟然还存在任何公开的劳资纠纷，这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低工资、恶化的条件与身心俱疲，皆是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1944-1945年英国与美国的罢工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些并非绝望之举，而是劳工地位提升、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争取权益的信号。
表2.1937-44年劳资纠纷
生活与工作条件
劳资纠纷和生产率下降表明，工作和生活条件正在恶化：恶化到何种程度?对日本工人的生活有何影响?
日本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大幅下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为明显。高喊“和谐”与“爱国”口号的政府机构，未能保护工人。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工人相比，日本工人或许是最艰难的群体(尽管中国工人的处境更糟，苏联工人在自1930年起即处于准战时经济的挤压下)。低工资、长工时与恶劣的饮食条件共同侵蚀着他们的生存质量。1939至1944年间，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仅下降2%，而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暴跌33%。至1945年，实际工资已跌至战前水平的一半以下。如表3所示，日本政府在控制战时通胀方面的成效远不及德国、英国与美国。因此，日本工人面临的生活成本上涨幅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正如托马斯·海文斯(ThomasHavens)在其关于日本大后方的著作中指出，英国与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分别增长了21%与39%。
表3.1936-44年价格趋势(1936年=100)
按西方标准，战前日本的工时已经很长(每日10至12小时)，因此通过加班增产的空间十分有限。工厂工人通常每月仅有两天休息，尽管他们常通过缺勤额外“创造”休息日。1943年后，工人缺勤现象愈发普遍——或是为从事高薪的日间零工，或是为前往农村寻找食物。部分缺勤源于对工厂空袭加剧的恐惧，这并非杞人忧天：1945年6月一次对日立工厂的空袭中，669名工人丧生;加上其他袭击，仅这家工厂就有总计840名工人遇难，360人受伤。日本各地的许多其他工厂和办公室也遭受了B-29轰炸机队的类似袭击。1945年初，工厂搬迁加剧，但搬迁工人却难以在城市外找到住所——尽管逃离城市本身已是一种解脱。
到1943年，即便是勉强糊口也成了大多数日本人面临的严峻问题。早在1941年6月，由于前一年的大范围干旱，大米配给制度就已实行。1940年12月，东京的大米供应量已降至不足一天的储备。衣物也实行配给，且价格昂贵。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棉花进口就受到限制，大型棉纺厂逐渐从纺织业转向战争生产。自然，黑市应运而生。至1944年初，黑市大米价格已达官价的14倍;其他商品的黑市价格普遍飙升至官价的10倍——当然，这仅限于有能力支付高价的人群。
托马斯·哈文斯总结了工人的经济困境：“随着日本局势的恶化，工作带来的回报显然越来越少;物价上涨快于工资，税收稳步攀升，许多雇员被冻结在工作岗位上，强制储蓄缩减了他们的收入，黑市敲诈他们……经济也削减了供他们消费的产出。难怪一些工人会抱怨，政府也害怕更多的人的抱怨。”
约24%的日本住房在猛烈轰炸中被毁，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最后六个月。在主要城市，住房破坏率达50%。早在战前，随着工业中心人满为患，工厂宿舍就拥挤不堪。许多工人被迫睡在没有供暖的厂房里。拥挤的生活条件、长时间工作和糟糕的饮食，共同导致劳动者患病率上升。
最痛苦的经历者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罪犯和战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近乎奴隶制的条件下劳作。1937-45年间，近130万朝鲜人和38,000名中国契约工被带到日本。外国工人约占日本战时劳动力的4%，而德国为20%。主要在煤矿、码头和建筑工地工作的外国工人受到雇主的恶劣待遇。哈文斯估计，被迫在日本从事奴隶般劳动的6,830名中国人和38,000名朝鲜人死在了那里。
尽管日本女性为战争做出了贡献，但父权制和传统的性别模式阻碍了她们的充分参与。首相东条英机(HidekiTojo)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守护家庭、抚养子女的温暖根基……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这是帝国女性的天然使命，必须永续传承。尽管日本女性在后方承受的苦难与男性无异，但官方态度导致日本女性角色的社会经济变革远逊于其他参战国。不过，战后的美国占领与经济增长，最终推动了日本女性地位的提升。战时日本性别角色的僵化程度远超其他动员国家，尽管德国“儿童、厨房、教堂”(Kinder,Kuche,Kirche)的口号与之有相似之处。
直到1943年，男性动员一直为工厂提供工人，尽管他们的经验和素质在下降。1943年，随着劳动力短缺，政府“敦促”女性到工业部门工作，要求女性为战争努力做出贡献。然而，日本政府始终没有采取强制动员的措施。相比之下，英国政府曾招募20-50岁女性参与民用战时服务，新增的投入战争努力的280万劳动力中，220万为女性。
到1944年初，略多于1400万的日本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占所有工人的42%)，但很少有女性从事农业和小型商业等传统领域之外的工作。在从事工厂工作的女性中，大多数在民用工厂。由于劳动力短缺，日本在1944年1月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运动，号召女性自愿到飞机及其他重要工业部门工作。即便如此，1940-44年间，日本女性劳动力的数量仅增长了10%，这一数字与美国职业女性50%的增长相比相形见绌。尽管她们的努力很重要，但日本女性作为战争工人的全部潜力从未被实现。足有60万女性仍然是家庭佣人。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新增的五百万女性、三百万学生、一百万退休男性、数十万在日的中国和朝鲜劳工，以及两百万被缓役的男性，被投入到战争努力之中。然而，日本的主要劳动力仍依赖从非关键产业转移的男性。
在没有工会代表其利益的情况下，这些工人通过缺勤、跳槽或做日工、怠工甚至破坏活动，来暗中抗议工厂里日益恶化的条件。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工人坚忍地承受了战争年代的苦难。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工会运动的迅速复苏表明，劳工运动不过是在密布战时动员和国家主义产业和谐的呼吁声的“黑暗谷底”中暂时蛰伏的休眠状态。
我们该如何总结战时政府政策、劳工意识与工人状况的关系?是否有充分依据支持超越“事后归因”的跨战争分析?尽管美国军事占领增加了复杂性，但现有大量被引研究的核心证据表明，战时劳工政策的正负特征及影响均在战后延续着。
战后劳资关系的积极遗产包括：国家目标的共识意识、雇主的家长式管理传统、产业报国会(Sanpo)积累的组织经验、劳资双方的对话机制，以及政府干预与福利措施。工人的阶级意识与对工会的支持虽被压制却未消亡，以至于前工人领袖甚至共产党人在战后又迅速重新活跃。战争末期，工人们被迫着为自保发展出一定的主动性。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
尽管战争带来了许多变化，但战前日本的某些方面至今仍然存在。日本女性的角色和自我想象并未真正发生太大变化：职业女性仍然表现出年轻未婚者的特征，战争没有为女性带来任何持久的福祉。此外，尽管以战时爱国主义的名义呼吁共同牺牲，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之间在工人地位和工资方面的巨大差异依然存在。日本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战后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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