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18日，经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共同批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驻徐部队68军副政委刘汝贤任革委会主任。
徐州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经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共同批准呢?这里有一个背景介绍。
徐州市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一个东西南北交汇的交通要道。
中国铁路当时的大动脉之一，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徐州铁路分局隶属于济南铁路局，其管辖的范围内有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接壤地区。
同时，驻徐部队68军、坦克二师、空29师等部队属济南军区管辖。
这样，位于江苏省的徐州市，在行政上属江苏省管辖，而在军事上又属济南军区管辖。在当时，江苏省还没有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所以，南京军区就成了徐州市的行政兼军事“婆婆”。
由于徐州在军事上归属济南军区防区。驻徐部队是68军、坦克二师、空29师(7229部队)等部队，均归济南军区指挥。
又由于当时的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同时，济南军区对徐州也有“军事管辖权”，这样，济南军区对徐州也有一种行政兼军事上的“管辖权”。所以，济南军区也是一个变相的“婆婆”。
这样的一个“分割治理”，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对徐州市有“领导权”。所以，徐州成立革委会需要南京批准，同时又需要济南的批准。于是，徐州市革委会的一切工作，一方面要向南京军区“负责”，同时又要向济南军区“汇报”。
为什么会出现“踢派”，这里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先说一下“3.18徐革会”的成立背景。1967年初，徐州市所谓的“造反派”(实际上是官办的文革初期打砸抢“老红卫兵”，也被称为“保皇派”)，夺了徐州市委、徐州市人民委员会的权。这种“夺权”，从实际的意义上讲，就是“老子”把权力传给了“儿子”。
在这些人一月份的夺权成功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徐州的“二月逆流”。当时的徐州卫戌区和徐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大规模地抓捕了从学生到工人的真正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及其骨干百余人。
在徐州卫戌区及徐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的“二月逆流”的强力镇压下，徐州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几乎全部“灭亡”。即使“不灭亡”的，其组织班子成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造反派组织。此后，以徐州卫戌区军人为主体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3月18日成立。
这就是“3.18徐革会”成立的背景。
由于两派在对“3.18徐革会”的态度上对立，形成了支持“3.18徐革会”的“支派”，和反对并踢开“3.18徐革会”的“踢派”。“踢派”又被称为驴派，“支派“又被称为狗派。双方展开大字报辩论，这种辩论几乎都是文明进行的。比如“支派”写“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踢派”就在标语的结尾处加上“个屁”，变成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个屁”!
68军虽然隶属济南军区，但军部和一个师的部队均在江苏地盘。军长张轾秀江曾是许世友的部下。副军长吴怀才与许世友也有交情。这两个人自然会给许世友面子。而许世友更是坚决支持68军，也就是坚决支持“支派”的。
客观地讲，徐州的文革反覆与68军的两面派做法和许世友有直接的关系。
王效禹为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兼济南军区政委，他就依仗济南铁路局的关系，把徐州铁路分局当成了山东省的下属单位。
因为王效禹支持徐州的“踢派“，所以“踢派”对王效禹非常感激。
1967年3月19日，毛主席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1967年5月31日，国务院决定对铁道部实行军管，6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196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该《命令》第三条称：“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1967年5月31日徐州铁路分局实行“军管”。
同时原徐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徐州人俗称“8号”，当时在河清路)也实行了“军管”。
68军负责军管的范围是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连云港、郑州(不含)——潼关段的铁路部门实行“军管”。
由于徐州市被“交叉领导”，所以，5.31事件后，徐州市“踢派”在徐州铁路“踢派”杨正祥带领下“流亡”山东。
由于驻徐部队属济南军区管辖，但又不听济南军区的，而是听南京军区许世友的，极尽全力镇压“踢派”。所以，7月上旬，王效禹强令驻徐68军和空29师(7229部队)思想转弯，由原来支持徐革会和“支派”，转弯为支持“踢派”。7月11日，徐州卫戍区发出支持“踢派”的通告。
印象中，空29师的转弯一事，被中央文革肯定并发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空29师的表态报道。空29师是驻徐部队中第一个公布宣布支持“踢派”的，随后徐州卫戍区、68军也开始转弯支持“踢派”。
8月31日的一场“战斗”，“踢派”在徐州卫戍区的支持下，将“支派”赶出徐州。在1967年的“8.31”后，徐州支派可以说是彻底退出徐州市区。
由于南京军区许世友先前的干预，让徐州“踢派”吃了很多的亏，所以，徐州“踢派”对南京军区的一些驻徐单位很不客气。如，1967年11月28日，徐州“踢派”冲进隶属南京军区的徐州军分区大院，且将军分区的部分干部、战士赶走，并“占领”了徐州军分区好几天。
1967年12月3日，徐州卫戍区、68军和“踢派”的“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联合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徐州革委会主任、68军副政委刘汝贤在大会上作检查。当天，“踢派”大量翻印散发这份检查，标明刘汝贤的职务是“68军副政委，原‘徐革会’主任”。至此，徐革会就被徐州卫戍区、68军和“踢派”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
12月14日，在徐州淮海堂，68军祖岳嵘副参谋长作思想转弯报告。此后，“踢派”组织的慰问团开始到驻徐部队连队以及营房周围的农村、学校作报告和慰问演出。
面对失败，面对失去政权，徐州“支派”是不甘心的。从1967年的12月下旬开始，他们在徐州周边的市郊集聚人马，准备与“踢派”再决雌雄。同时部分“支派”成员，在南京军区许世友的支持下，在一些部队拿到了枪枝和炸药包。
1968年1月29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30(除夕)，不甘心失败的徐州“支派”中的“淮海831”及其他支派组织中的少部分人，开始策划在徐州外围进行爆炸铁路桥、用枪枝袭击列车等行为，面对无辜群众大开杀戒。
1968年2月4日上午11时，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向总理值班室汇报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2月2日，桃山集至三铺站间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到桃山集、曹村、大粟园的调度电话中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客货运输中断。2月3日，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老黄河桥被炸坏，陇海线中断。”
周恩来得知上述情况后，与有关人员紧急磋商，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他同时说：“谁参加炸桥谁就是反革命。”
当夜，周恩来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其中写道：“像另纸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因此，目前必须首先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12军)、开封(1军)各调一团交68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并在明早补报林副主席。”
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并告林彪同志。”
196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以中发[68]26号文件发布《命令》(也称《中央二六命令》)。《命令》中明确指出：“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要求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要立即采取行动，军事包围，坚决镇压和逮捕。”“如遇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进行抵抗和逃窜时，必须进行追击,务期达到聚歼目的。”
到了2月8日，徐州除了东陇海线还通车外，其它三个方向的铁路大桥均被炸毁，铁路交通一时陷于瘫痪。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济南、南京、武汉3个军区野战部队各派一个团围剿炸桥的徐州“支派”。武汉军区下属驻河南的1军2师5团接到命令，行动最快。12军、68军各出动一个团，3个团统归68军指挥。
炸铁路桥的那一帮人很快被清剿，有十几个人被抓，其中印象最深也是我见过的人是，现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当时称淮海大学)的职工黄其甲被抓，后来可能也被判了刑。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创办过大概是一家图片社，专在淮塔和云龙山给游客拍照。
中央军委调驻在青岛附近即墨县马山的67军199师595团赶赴徐州，负责保卫徐州铁路分局管辖范围内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线交通运输安全。部队除了进驻江苏的连云港、徐州等车站外，还进驻了位于安徽的津浦线符离集车站和陇海线砀山车站。
1968年2月21日，济南军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建“济南部队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进驻到连云港市主持工作。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二六命令”，它对徐州“支派”来说是灭顶之灾，也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至此，徐州“支派”在某些人的裹挟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徐州“支派”的炸桥行动，让徐州“踢派”拿到了最关键的一分。这为建立以踢派为主要成份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提供了绝佳的有利条件。当时有个说法，王效禹曾说，建立新的革命委员会“到时候了，要赶快，不要再拖”，“一定要二月底左右建立起来”。
徐州“踢派”在拟定了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后，于2月底赶往济南向王效禹汇报。
1968年3月1日，经济南军区批准，徐州第二届由“踢派”组成的革委会成立，徐州铁路机务段工人、徐州火车头革命造反司令部总司令杨正祥(踢派)任革委会主任。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新华社、中央电台广播和人民日报都刊登报道了。
时光来到了1968年，这一年的3月1日，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的“前途”本应该一片光明，留在这里继续当“革命先锋”和“革命小黄牛”。但在稍后传来将在北京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的消息时，我在这时突然间有了未来一定会黑暗的预感，一瞬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是的，革命已经“成功”，并结出了胜利果实。但，我们能享受到这个胜利的果实吗?还有，那下一个“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迷茫了，我思想上“失业”了。这时，我忽然想到了瓦格拉。
当传来将在北京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的消息时，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军人开始多了起来，我见到很多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和踢派领导人，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在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了我的“办公桌”，我也被“驱逐”出了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大院。
从1968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就在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大院南斜对面的人民公园里“度日”了。每天从早到晚，打扑克顶鞋底、下象棋(我从小学起就会下象棋)顶鞋底，还学会了下盲棋(进步也很快)。偶而也会给亲朋好友们装装收音机，重拾了我在小学时的想当这家、想当那家的梦想。
在这时，我父亲1949年前的“战友”(军医)来我家，说我的左腿有恢复的可能，可能是神经传导出了问题，建议注射加兰他敏(一种针药)试试。于是，我每天早上去徐州二院(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打针。久而久之，在这里认识了这个医院心电图室的医生金岩。闲聊中，得知她的妹妹和我是小学同校同学，比我小两个年级。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她的丈夫赵法慈我也认识，赵法慈在徐州市杂品公司革委会大概担任主任(因为公司的职工称他为主任，我也不知道是正还是副)。由于我已离开“政界”，有很多的“小道消息”，通过金岩我也能知道了。知道的“小道消息”越多，我也就对当时的形势越发不可理解了。事后证明，这些“小道消息”，几乎全是被验证了的大道消息。
就在1968年的11月，发生了一件令徐州市民匪夷所思，又令徐州市民愤怒的一件事。
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物资是要凭票券供应的。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要把这些票券发放到居民手中，以便第二年使用。但是，这些票券一直到了11月底还没发放，眼看进入12月份，徐州市民这时心急火燎。他们纷纷不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原来是许世友掌权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不承认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所以也不能给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辖下的徐州市民，发放由江苏省发放的票券。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徐州跟着山东跑，那就让山东的王效禹给你们徐州发放山东省的票券吧。
看，就是这么一个革命家，竟然为了派性(他支持支派)，而置近百万徐州市民(市民大部分支持踢派)的生死于不顾，来做出这等荒唐事。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1968年年初发枪、发炸药给徐州支派，让支派去袭击列车、炸铁路桥，面对无辜群众大开杀戒了吧。
这事后来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还是由江苏省给徐州市发放了物资供应的票券。
1968年这一年的12月21号还是22或23号，徐州开始断断续续下了近两个月的雪，整个徐州一片冰天雪地，给徐州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鉴于11月份的票券风波的“威慑力”，驻徐部队出动军车，向徐州市的各个粮店和炭店运送粮食和煤炭。
而我在1968年这一年，心情就如同坐了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从1969年开始，直到1973年开始“反潮流”，我一直是思想上“失业”的，心情总体上也是郁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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