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完了“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10)”后，还要写一写一个小插曲，即利用我学习的无线电技能，在这场运动中“一展宏图”的表现。
在本文中，我将讲述我在这个整个的政治启蒙运动中，在徐州市从开始到结束(结束，是我自己的结论)的这段时间内，利用我热爱的无线电技能，对这个运动作出的微薄贡献。
时光来到了那场政治启蒙运动的1967年。这一年，徐州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又有人要踢开它。
在这年的夏天，我们踢派在彭城路宽段路西的“狗不理包子铺”三楼上，设立了“反到底广播站”。三楼是一家运输(拉平板车的)服务社办公室，他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全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广播站一共有三个人，广播员是个女的，徐州二中的高中生，叫丁淑惠，我称她为姐姐，负责人是哪个厂的我忘了，他姓袁，我称他为哥哥，再一个就是我了，我负责广播设备的维护。
在这个广播站里，平时就我和丁姐姐两个人。我们是早上八点半钟开始广播两个小时，中午三点后开始广播两个小时。我每天提前到广播站后，就开始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丁姐姐一般都会提前十分钟左右到广播站，然后就开始进行口头直播(那时没有录音机进行录播)。这种广播服务，我们至少持续了三个月。印象中，好像是在天凉了后才停止广播的。
在这里，我学到了电唱机、扩音机的使用方法和一般维护知识，学会了广播站的架设，知道了扩音机的定压和定阻输出方式，以及如何与高音喇叭的匹配连接。这些技能让我在以后的广播站架设中，可以说是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我的无线电技能第一次在这里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得到了应用，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在整个的1967年间，我除了在彭城路宽段狗不理包子铺的广播站“工作”外，还参与了位于淮海东路路北手管局(后更名为二轻局，在淮海东路与彭城路宽段交叉口)大楼的广播站的维护，位于淮海东路徐州卫戌区对面的新华书店(淮海东路与民主路交叉口的淮海东路的路北)广播站的维护。
在进入1968年后的3月1日，以“踢派”为绝对主体成份的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在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夜，我一直在原徐州市委大院(即将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的大院)内和其他人，在几辆广播车上安装广播设备。那时没有半导体广播设备，全是电子管广播设备，每台车上都配有一台汽油发电机。这样，我又学会了汽油发电机的操作。整个安装过程，可以说是忙乎了一整夜，我是彻夜未眠。
第二天，天还没亮时，我们的几台广播车，又开往了徐州体育场，为即将诞生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而呐喊。
我所在的广播车是排在游行队伍较前面的，这应该是属于广播指挥车。车上有我、团市委的小何大哥、淮塔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李金霞(大概是这名)大姐和她的一位同事大姐，还有一位年龄较大些的男性，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铜哨子。看模样，象是个指挥的人。
我们的广播车上装了四只25W的高音喇叭，分别装在车的四角。我和李大姐分别为男女声广播员。录音机广播的内容分别是“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通告”和“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致毛主席的致敬电”。在录音机倒带等待重播期间，我和李大姐再分别口播以上内容。广播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带领游行队伍呼喊口号。
待我们回到新成立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院(原徐州市委大院)时，已是快到中午了。我困得只想回家睡觉，也不顾他们让我上食堂去吃中午饭。
回到家后，我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朦胧中好象吃了一点饭，我母亲不让我吃多，怕我窝了食。
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也基本上算是“失业待岗”了。
我曾在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里的北楼一楼，一个很大的房间内有个“办公桌”。那里有至少十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办公，角落里空着一张办公桌，我常坐在那里看无线电书和毛主席的书，他们就戏称为我的办公桌了。当然，我在那里也不是闲坐办公桌的，很多时间也是要去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些主要领导或一些常委那里去送或拿回文件的，有时也会去各个办事组去送或拿回文件的。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3年，在这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处于“无业”状态。
在1968年4月份至9月份，我还比较能常去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北楼“办公”。我除了看书外，还有就是在各个办公室乱窜，俨然是个视察的“领导”。从七、八月份开始，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群众领导”，陆续都去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学习去了。此时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基本上被架空了，很多军人就在这里进出或办公了，我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有“办公桌”了，也不太能随意进入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院了。
在1973年后的“反潮流”运动兴起时，我遇到了1968年“31徐革会”时的徐革会常委，徐州物资局的顾炳华。他希望我加入“反潮流”队伍，我欣然同意加入。从此，我们两人又成为了新形势下的“反潮流”战友。
在1974年的春末夏初时，顾炳华告诉我，他在位于彭城路宽段和准海东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处的留芳照相馆(可能是这个名称吧)的二楼，设了个“反潮流”广播站，让我去管理维护。在此后的时间内，顾炳华设立的广播站几乎都是我架设或维护的。
这个广播站断断续续地广播了至少有半年以上吧，这个广播站大概在1975年的三月初被公安和军队来人强行关闭了。
至此，我在那场政治启蒙运动中的广播站的架设和维护的光荣工作已告结束，我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使命了。
“3.18徐革会”成立后，北京“三司”学生来徐活动。他们认为，“3.18徐革会”不是真正“三结合”的班子，而是一个“三凑合”的班子，必须踢开。(这里说明一点，当时的人们对北京来的人比较迷信，认为他们说的话是圣旨。)
于是，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退出“3.18”徐革会。首先退出的是“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接着“淮海大学(今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医学院”等中的造反派组织也相继退出。一股踢开“3.18”革委会的“踢派”力量开始形成。
4月29日，由“火车头造反兵团”司令杨正祥主持，在“火车头”总部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反到底联络总站”(俗称“踢派”)。自此，徐州市各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中出现了支、踢两派。
至此，在徐州的文革运动中，没有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之说，只有了“踢派”和“支派”这两派概念。在两派各有后台的情况下(踢派后台王效禹、支派后台许世友)，从此也开始了两派之间，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
在1967年，徐州踢支两派发生了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即“5.31”和“8.31”。大体上讲，“5.31”是支派打踢派，而大获全胜;“8.31”则是晹派打支派，而大获全胜。
可以说，“支派”在“8.31”后直至1969年上半年，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半地下党的状态，不太敢公开活动。
“五.三一”武斗事件
5月上旬，“徐革命”在徐州卫戍区召开部分16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徐革会”主任委员、驻徐部队副政委刘汝贤亲自主持。会上告诫与会者，“徐州将有一场或几场大搏斗”，“要有准备”。
为了做好“准备”，5月11日“徐革会”召开部分组织骨干分子会议。会上成立“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徐革会”委员、“造反野战军”司令田超担任“统一指挥部”总指挥，肩负起徐州联防任务。为了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在徐州郊区也成立“批斗刘邓联络站”。要求“统一行动，分片联防”，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逐级建立起专职“抓革命”的班子。并分一线和二线，对一线人员进行专门训练，配备柳条冒、棍棒等做为联防武器。
5月24日下午，由“统一指挥部”主任田超主持，在徐州北关6063部队修械所召开会议。驻徐部队和“徐革会”的部分委员到会。会议研究决定：划分地区，加强联防自卫。各造反总部保留，但要打破框框，以地区为主搞联防，分别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东区，即黄河堰以东地区，由李XX负责;西区，即矿山路一带，由阎XX负责;南区，即中山南路，南关一带，由蔺XX负责;北区，即铜沛路、环城路一带，由朱林负责;中区，即淮海路、青年路一带，由王XX负责。同时成立了以田超为首的七人总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各区力量。总指挥部设在6105工厂。参加会议的一名军队干部强调说：“打不还手是对部队讲的，你们可以自卫嘛!应加强联防，不能各顾各的，要相互支援......”
5月26日下午，在6105工厂召开统一指挥部成员会议，进一步落实各区“联防”工作。
5月27日上午，统一指挥部在市工程机械厂召开各区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会议。由东区指挥李XX向大家传达统一“作战方案”：东区主攻“火车头”总部;西区主攻徐州医学院“三司”;北区和中区主攻老市委院内的“抗大公社”。
5月28日，“统一指挥部”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召开有32个造反派总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认为，“踢派”可能要在6月1日全面夺权，大家要做好准备，立足在“打”字上。会议强调各总部要打破原组织的框框，互相支援，加强区域联防。
当夜，“统一指挥部”成员在徐州卫戍区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次日在6063部队军械所召开各造反派(支派)头头会议，并强调不得缺席。29日上午6点，各派头头准时与会。会上，具体讨论“作战方案”。先是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小打，即局部性武斗;二是大打，即全市性武斗。经研究讨论一致同意第二种方案。会上进一步明确统一指挥系统：总指挥：田超、刘XX、吕XX。
地点：徐州卫戍区接待站二楼。
前线总指挥：李XX(原东区指挥)
地点：6105工厂
淮海路东段指挥：朱林(原北区指挥)
地点：第四监狱
淮海路西段指挥：阎XX(原西区指挥)
地点：工程机械厂
淮海路机动部队指挥：王XX(原中区指挥)
地点：市政工程处
主攻：“火车头”总部一线指挥：王XX
地点：市火柴厂
郊区红农会指挥：郑XX
地点：琵琶山营房。
5月30日，郊区红农会指挥郑XX，调集朱庄、下淀、狮子山、奎山等地4000余名农民准备进城。所调下淀人员主攻机务段和火车站;朱庄人员主攻“火车头”总部;狮子山人员主攻南货场;奎山人员主攻铁路医院。各路人马皆配备安全帽、棍棒等武斗器械。
当日下午，“红农会”、市搬运二社和铁路机务段的“支派”，因贴大字报与“踢派”发生冲突。“支派”联络人员遭到扣留。随后，“支派”以“火车头”压制“四大”和要求放出被扣留人员为由，调动郊区“红农会”进城。18点30分，数百名“红农会”人员，配合市内“支派”人员，手持短刀、木棍、炸药、土枪等器械，向机务段发起进攻。机务段虽有准备，但因寡不敌众，许多“踢派”人员被打伤，时称“血洗机务段”。有20几台机车被砸，并对机务段内的“踢派”人员进行大搜捕。在这种情况下，“火车头”司令杨正祥下令拉响汽笛，向全市“踢派”呼救。当“踢派”各路人马赶到“火车头”总部时，“支派”人员已全部撤走。在这关键时刻，负责铁路执勤部队随也撤回徐州卫戍区。
18点30分，前线总指挥李XX在前线总指挥部发出通知：原定6月1日的全市性武斗，因事态发展需提前在5月31日进行。参加武斗人员手缠白布条作为统一标志，规定统一口令，主攻目标为“火车头”总部。各路武斗队员具体分工是：
铁路“联委”、下淀“红农会”、九中“井冈山”等“支派”组织，首先攻下机务段，而后配合东区攻打“火车头”总部;
北区控制济众桥，向东逼近“火车头”总部，做到围而不攻;
西区在卫戍区以西和北区形成第二包围圈，阻击“踢派”的增援;
6414工厂“支派”负责封锁黄河堤岸“火车头”总部以南地区;
朝阳路和青年路交叉口由交通二公司造反组织承担阻击任务;
天桥西建国路口由狮子山“红农会”承担阻击任务;
“东区”负责天桥上下的阻击任务
“中区”为机动部队，随时听候总指挥部的调遣。
顿时，“支派”各路武斗队员从四面八方对“火车头”总部形成了包围之势。
31日凌晨3点35分，前线总指挥李XX在总指挥部下达进攻命令。此时6105工厂、宝兴面粉厂、橡胶厂和市中心钟鼓楼等地警笛齐鸣，长达17分钟，宣告“5.31”武斗正式开始。各区武斗队员头戴柳条帽，扛着棍子、铁锨、土枪等武斗工具，按指定地点迅速到位。
凌晨4时，开始向机务段发起猛攻。“踢派”武斗队员在里面死守，因修有坚固工事，“支派”一时攻不进去，双方武斗人员虽声势浩大，但并未短兵相接。
上午9时左右，“支派”改变进攻战术，找来雷管、炸药，组织爆破队进行爆破。爆破队分一、二、三梯队，如果一队爆破失败了，二梯队、三梯队前仆后继。9时30分左右，机务段围墙被炸破，大批“支派”武斗队员潮水般涌进机务段，双方开始了短兵相接。由于支、踢双方的实力差距，武斗了一阵子，很快“踢派”就支持不住了，机务段随即失守。
机务段失守后，城里“踢派”几次组织力量试图去增援“火车头”，但皆被北区和西区的“支派”人员打退。在机务段“踢派”遭到“支派”袭击的同时，城里五交化公司大楼和新华书店大楼的“踢派”也遭到“支派”的袭击。致使城内“踢派”无力增援“火车头”。
下午3时，“火车头”总部遭到“支派”猛烈攻击。“支派”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前线总指挥李XX开始对“火车头”逼降，并用电话对“火车头”总部讲，如不投降，就将“火车头”总部大楼炸平。
“火车头”总部也临危不惧，表示决不投降，誓与保皇派(“踢派”对“支派”的称呼)血战到底。十几分钟后，“支派”武斗队员在炸药、土枪的掩护下一举攻占了“火车头”总部。
攻入“火车头”总部的“支派”，把仇视的怒火发泄到被俘的“踢派”身上。被俘的“踢派”别无选择地承受着各种暴力摧残。许多人的伤残不是在武斗战场，而是在武斗结束之后，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断四肢。武斗过后的“火车头”总部一片狼藉，数百名“踢派”俘虏被押送到下淀、朱庄等地时称“训驴棚”里受训，去经受一种新的“考验”。
对此次武斗事件，徐州卫戍区、“徐革会”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他们认为：支、踢两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支派”的自卫还击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武斗结束后，但余波并未结束。当晚，徐州火车站被实行军管。随之而来的，是公安局、派出所在“支派”人员的配合下，对全市的“踢派”组织及家庭进行大清洗和大搜查。“红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抗大公社”、“淮大反到底”、“一中反到底”、“航校”、“徐州医学院三司”、“化工抗大”、“市立一院反到底”、“市级机关反到底”、“教育局反到底”、“毛泽东主义战校(原校名忘记了)反到底”、“团市委32111战斗队”、“6414工厂反到底”、空字008部队等“踢派”组织再次受到冲击。时达十几天的大清查、大搜捕致使许多“踢派”人员有家不能归，有厂(校)不能回。“火车头”司令杨正祥带领部分“踢派”人员逃往济南和南京浦口。
“5.31”武斗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一、支、踢两派人员在武斗事件中伤亡惨重。据统计伤达1200余人，忘6人，武斗增加了两派的对立。
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一)毁坏、损失大批物资。仅机务段一处就损失数万元。详见下表：
机务段“5.31”事件中损失统计表
名称数量价值损失情况
(二)因武斗动用国库粮128000余斤，油340多斤。
(三)造成客运停车28小时，货运停车96小时，停运客车13列，货车175列，积压物资165000吨，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四)工、农业主要劳动力都调去“抓革命”——参加武斗，造成人心浮动，工作松弛，生产下降，供给紧张，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说明】文中所列出的一些人名，除朱林、田超这几位外(因我与他们见过面，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田超家还与我家相距不远)，其他的人因年代久远，而无法复原其姓名了。另外，也希望对当时情况熟悉的人，提供本文疏漏的内容，及对文中谬误之处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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