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8”革委会成立后，这个革委会的成员中也有群众组织(大多为运动初期的保皇派)、革命干部(实际为运动初期的打压造反派的那帮人)、革命军人(也是支持保皇派的、看造反派不顺眼的那些人)的三结合，但与毛主席要求的三结合，从本质上讲是不一样的。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徐州的文革造反派也都很郁闷。
可以说，运动初期造反派对文革的贡献，以及他们对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支持、捍卫及忠诚，现在变成了一地鸡毛。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反派成了牺牲品。徐州的文革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徐州的文革运动进入了“良好”阶段。由于对造反派的抓捕和镇压，使得一些造反派组织及支持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而敢怒不敢言。他们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了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的红卫兵身上。
大约是在1967年的四月厎，淮海大学的红卫兵分裂为支持和反对“3.18”革委会的两派。反对“3.18”革委会的一派，重新成立了踢开“3.18”徐革会的“淮大反到底兵团”，他们要“踢开徐革会，彻底闹革命”。这是学生方面的反对派。与此同时，工人中的反对派，也在酝酿着“起事”。
这时之前的徐州铁路系统的工人，已在机务段火车司机杨正祥的带领下，成立了“火车头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杨正祥为总司令。由于徐州铁路系统归济南铁路局管辖，因此他们在此之前极少参与徐州市的文革运动。
当时的实际地域管辖也是很有趣的。徐州的地域管辖权是归江苏省，而在徐州的驻军几乎都归在山东济南的济南军区管辖，同样，几乎遍及徐州地区的徐州铁路系统也归位于山东济南的济南铁路局管辖。这种管理体制，在平时没什么问题，但在文革运动中，这种管理体制就受到了挑战。
据后来徐州的“支派”揭发说，当时的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要求驻徐68军支持反徐州革委会的造反派，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同意。于是，王效禹转而要求徐州铁路系统造反派组织“火车头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支持徐州的造反派踢开“3.18”革委会。
至此，徐州原来的保皇派与造反派，又以“3.18”革委会为“标杆”，进行了重新站队。基本上是，以前的保皇派支持“3.18”革委会，成为所谓的“支派”;以前的造反派反对“3.18”革委会，成为所谓的“踢派”。支派的原始称呼为“支到底”，踢派的原始称呼为“反到底”。后来又分别称为“支派”和“踢派”。后来称呼又演变为“舔派”和“驴派”，但这两种称呼中，只有“驴派”流行了起来，但流行时间也不长。但从彭城路宽段南端的环街松树圆盘以北，至过淮海东路后到彭城路北端的宽段这一带，由于这一地段是“踢派”聚集之地，也就被“支派”称为“驴市”，这个称呼到是被流行了起来。
从此以后，在徐州市，没有了所谓的“保皇派”与“造反派”一说，只有“支派”和“踢派”一说了。
我这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踢派”。在当时的徐州市，“踢派”占据了主流，在徐州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和支持“踢派”的。
在围绕徐州“3.18革委会”的分歧上，踢支两派产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一开始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越争论越激动，就产生了武斗。所以在1967年从“3.18革委会”成立后，仅在市区从5月至8月底之间就有“5.14”、“5.20”、“5.30”、“5.31”、“6.1”、“6.6”、“6.10”、“6.11”、“6.18”、“7.12”、“7.24”、“8.8”、“8.27”、“8.31”等大大小小的冲突近二十起，象这样的冲突事件，有的时候一天内可发生多起。在这段时间内，位于徐州火车站旁的徐州宝兴面粉厂(现在的朝阳市场)的汽笛声经常此起彼伏。而“5.31”、“8.31”等冲突，只是其中较大的武斗事件而已。这些武斗事件的起因大多是“支派”挑起的，从“8.31”武斗支派退出徐州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发生过武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毛主席老人家“造反有理”的理论指导下，徐州市一些主要的市级造反组织相继成立。在5月到8月间，尤其是8月前，那时各单位成立所谓组织都是以“革命”或“造反”的面目出现的，大多以各种的“小组”的组织建构组成。进入8月份，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才陆续在各校中出现“红卫兵”这个名称，而各单位的所谓“红卫兵组织”，大多是用“红卫军”、“赤卫军”、“红色职工”等名称。
我根据手头上现有的资料，梳理出了徐州市红卫兵及其他组织的成立及发展过程，以供大家参考，同时也请知情者补充或指正。
1966年9月12日，成立了“徐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
1966年9月17日，成立了“徐州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1966年10月26日，成立了“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6年11月26日，徐州铁路成立了“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
1966年12月3日，徐州工人成立了“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工人纠察队”;
1967年元旦，徐州农民成立了“淮海工农”和“红农会”。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群众造反组织相继“揭竿而起”。有的一个人拉起一面大旗，称其为“某某造反队或兵团”，由于手下没有兵或极少的兵，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可以说，在这些众多“司令”中间，他们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造反，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拉起大旗就是“革命”了。
这些革命或造反组织成立后，在观点和认识上的分歧逐渐出现了，由此而产生的争论和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
1966年12月5日，“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被砸，我印象中好象是“工人纠察队”砸的，“红总”认为是市委挑动的。为此，“红总”12月14日上午8时，向市委提出五项要求：“立即停止一切群众斗群众”;“揪出制造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等。限市委24小时内给予答复。
24小时过后，他们并未能得到市委满意的答复。于是，“红总”便又发出“勒令”和“最后通牒”。但仍无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红总”劫持市委副书记(具体人名忘记了)进京评理。这一举动遭到了“工人纠察队”的反对，并发生冲突，造成火车停车21小时。
12月28日，“工人纠察队”、“红卫军”等群众组织数万人，兵分几路，包围和袭击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五个群众组织总部，打伤50余人，时称“12.28”事件。
1967年1月2日市委发出《通报》，将“12.28”事件定为“打击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并且指示：参与这次事件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受了欺骗和蒙蔽，极少数在幕后策划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造反派，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的《通报》引起了“工人纠察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给革命群众组织定性，把自称20万名(实际不足10万)纠察队员打成了反革命。
1967年1月7日，数万名工人纠察队员集会，强烈提出废除市委关于“12.28”事件《通报》。会后，劫持市委书记韩本初进京告状。路上，韩本初被迫在工人纠察队事先拟定好的“四项协议”上签了字，否定了“12.28”事件《通报》。
韩本初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市委成员中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韩本初的签字是无效的，为此，徐州市委又发表了《告徐州市革命工人纠察队全体队员书》，再次肯定“12.28”事件通报是正确的。要求广大纠察队员要与一小撮事件挑动者划清界限，不要再上他们的当。
自此，在市委内部，在市委与造反派，在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1967年1月，上海出现了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21日晚，市委部分领导干部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八一红卫兵总部”的部分头头，在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秘密召开夺权会议，通过了事先起草的夺权《通告》。到会人员逐个在《通告》上签了名。会上宣布：从即日起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两总部接管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次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红卫兵”联合“红色工人造反总部”、“淮海工农”、“造反野战军”、“文艺界造反联合总部”等六个组织成立接管委员会。
24日，“徐州日报”刊登了“徐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造反总部”、“徐州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关于夺取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委一切权力的紧急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紧接着徐州铁路“火车头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等10个全市性群众造反组织，在驻徐部队的帮助下，于2月2日成立了“徐州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以后，新的矛盾又随之产生，参与“筹委会”与来参与“筹委会”的群众组织间产生了对立观点。由于各派观点等不到弥合，一股反“筹委会”的情绪在日益高涨。
此种情绪被“筹委会”称之为“反动势力”、“反动逆流”。因此，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相继取缔了“红总”、“淮海工农”、“市第一人民医院红色造反队”、“新红卫军郊区分部”、“红卫兵三司”等31个群众组织，并拘留了这些组织中146名骨干。“筹委会”以此种形式，取得了它的巩固和发展。
不久，“筹委会”又联合26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解放了一批干部，并得到驻徐部队的支持。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后经济南、南京两大军区批准，于3月18日在徐州体育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时称“3.18”徐革会)。革委会主任由驻徐部队副政治委员刘汝贤担任。
“徐革会”成立后，陆续有北京“三司”等学生来徐州串联。他们认为，“徐州革命委员会”不是真正“三结合”的班子，而是一个“三凑合”的班子，必须踢开。
于是，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退出“3.18”徐革会。首先退出的是“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接着“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学院(今徐州医科大学)”等院校内的造反组织相继退出。一股踢开“3.18”革命会的“踢派”力量开始形成。
4月29日，由“火车头造反兵团”司令杨正祥主持，在“火车头”总部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徐州反到底联络总站”(又称“反到底”，俗称“踢派”)。自此，在徐州市单位里的群众组织基本上形成了支、踢两派。
【说明】以前的连载编号排序混乱，造成了阅读不便。这次重新进行了排序，以方便阅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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