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语
化学农业以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转基因种子为核心手段，在短短数十年间极大地提升了粮食产量，一度缓解全球粮食短缺压力。然而这种增产模式建立在透支土壤生命、破坏农田生态链之上，代价日益凸显：耕地有机质持续衰减、土壤板结酸化、水体富营养化、农田生物多样性断崖式下降，微塑料与各类化学残留顺着食物链层层富集，最终端上人类餐桌，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隐形风险。长久以来，各国治理食品安全，大多将重心放在市场抽检、终端检测、事后处罚上，属于典型的末端治理，只能拦截部分不合格农产品，却无法阻止污染物持续从农田源源不断产生。只要农业生产端持续投放人工合成化学品，餐桌污染就难以根治。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自2006年起扎根山东平邑蒋家庄，创办弘毅生态农场，开展20多年生态农业原位试验，系统验证了“六不用”模式的可行性。所谓“六不用”，即在农业全生产周期内，做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地膜、不用人工合成激素、不用转基因种子。这套体系以现代生态学、土壤学理论为根基，依靠秸秆还田、种养循环、天敌控害、与草共舞等技术手段，重建农田内部元素循环与食物网，把食品安全治理关口，从餐桌前移到耕地生产的源头。本次访谈围绕“六不用”的底层逻辑、田间实践成效、面临的理论争议、全球推广价值展开，深入剖析源头治理何以守护人类餐桌健康，回应生态农业能否稳产、可否规模化推广、如何应对全球粮食体系变革等核心问题。
访谈正文
问：蒋老师您好，社会大众乃至很多管理者看待食品安全，都习惯于把重点放在市场监管、农产品抽检，只要检出农残超标就处罚，认为守住流通销售环节，就能守住餐桌安全。您为什么反复强调，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不在终端检测，而在农业生产的源头治理?
答：这是当前食物安全领域最普遍，也是最致命的认知误区。终端检测本质上是事后筛查，只能检出一部分已知的化学污染物，对于多种物质叠加形成的复合污染、化学物质代谢衍生物、土壤迁移带来的微塑料、塑化剂等污染，长期低剂量暴露的健康风险，现有检测手段很难全面覆盖。污染物经由土壤、灌溉水被作物根系吸收，富集在粮食、蔬菜体、水果内，一旦进入农产品内部，后续清洗、高温烹饪都很难彻底去除。只要田间持续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各类生长激素，污染就会源源不断产生。检测只能拦下一部分不合格产品，却不能阻止污染持续发生。这就好比污水不断从源头排入河流，我们只在下游设立检查站捞取污染物，不可能实现水体真正洁净。
源头治理，核心是彻底转变农业生产的底层逻辑。化学农业的思维是对抗自然：杂草是敌人，害虫必须赶尽杀绝，土壤仅仅被看作承载作物、接收化肥的载体，人为割裂农田生态系统内部的元素循环。而“六不用”生态农业的逻辑，是协同自然，重建完整农田生态系统。土壤不是没有生命的固体基质，而是活着的复杂系统，里面生活着微生物、蚯蚓、原生动物、节肢动物等;田间杂草、昆虫、蛙类、鸟类不是农业生产的祸害，而是农田食物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追求彻底消灭害虫、斩尽杂草，而是维持生物种群之间的动态平衡，把病虫害控制在不造成经济损失的阈值之下。从源头停止外源化学物质输入，农产品从生长之初就不带各类化学残留，这才是最可靠的食品安全保障。一句话概括：末端检测是权宜之计，源头生态重构才是未雨绸缪。这就是源头治理的根本含义。
问：请您详细阐释“六不用”六个方面各自的科学考量。很多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六项捆绑在一起落实，只停用其中几项，难道不行吗?
答：“六不用”不是六条独立禁令简单拼凑在一起，而是一套自洽完整的生态系统约束条件，六项内容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拆开来单独执行。
第一，不用化肥。化肥属于速效养分，短期可以快速促作物生长，实现增产，但长期单一施用会严重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造成土壤酸化、板结，土壤有机质持续流失。自然界形成一厘米厚的表层土壤，往往需要上千年时间，而化学农业短短几十年，就能把肥沃耕地消耗成贫瘠土地。化肥只供给氮磷钾少数几种大量元素，忽略土壤中几百种微量元素的供给，长出来的作物营养结构单一。我们用秸秆、畜禽粪便腐熟形成有机肥还田，把农田生产废弃物重新循环回土地，持续提升土壤有机质。弘毅农场试验田，起步时土壤有机质仅有0.7%，坚持多年循环培肥，最高提升至5.8%。健康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强，作物抗逆性自然提升，病害发生概率随之减轻。
第二，不用化学农药。化学农药大多是广谱毒杀药剂，不分益虫、害虫。农药施入农田，在杀死目标害虫的同时，害虫的天敌——蜘蛛、寄生蜂、瓢虫、青蛙、益鸟会同步被杀伤。农田食物链一旦断裂，害虫失去自然制衡力量，就会越打药，虫害爆发越频繁，陷入“药越打越多，虫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我们采用物理防控加生物防控的组合体系：杀虫灯诱杀成虫、田间养鸡啄食幼虫、保护田间天敌种群，构建多层防控防线。害虫允许存在，但不允许大规模爆发成灾，依靠生态平衡控害，而非化学毒杀。
第三，不用除草剂。草甘膦等除草剂不仅灭杀杂草，还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残留成分被作物吸收，干扰土壤生态。化学农业追求田间寸草不生，这本身违背生态学基本规律。杂草可以覆盖地表，减少水土流失，增加地表生物多样性。我们提出“与草共舞”理念，不是任由杂草肆意疯长，而是利用作物冠层形成光照竞争，配合机械、适度人工管理，将杂草控制在危害范围以内，同时保留地表植被，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场所。杂草不再是必须根除的敌人，而是农田生态系统的参与者。
第四，不用地膜。我国地膜使用量占到全球八成以上，大量残膜破碎后留存土壤，逐步分解产生微塑料，持续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微塑料被作物吸收后，最终进入人体。地膜只能带来短期增温保墒的收益，代价却是对土壤造成长期甚至永久性物理损伤。“六不用”模式依靠提升土壤有机质、秸秆覆盖还田实现保墒，完全可以替代地膜功能，从源头杜绝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第五，不用人工合成激素。赤霉素、芸苔素等各类人工合成生长调节剂，强行干预作物生长周期，改变果实发育节奏，一味追求外观整齐、提早上市。作物在人为激素刺激下生长，自身代谢紊乱，风味物质、营养物质积累不足。自然节律生长的作物，按照自身基因完成生长发育，营养积累完整，不会携带外源激素残留。
第六，不用转基因种子。转基因技术的底层设计思路，依然延续化学农业对抗自然的思维，要么抗除草剂，要么自身表达杀虫蛋白，反而会进一步放大除草剂、杀虫剂的使用压力。转基因作物还存在基因漂移风险，污染本土常规种子资源，造成老种子不断流失。本土常规种质资源，是人类数万年来持续选育得到的宝贵基因库，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病虫害变异的战略宝库，必须妥善保护。
这六项必须整体实施。举个例子，如果只停用农药，但继续使用除草剂，田间没有杂草庇护，天敌没有栖息环境，害虫依然容易爆发;停用化肥，但继续用地膜，微塑料持续破坏土壤微生物，有机肥培肥地力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单项减量只能治标，整套体系落地，才能重建完整农田生态循环。
问：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生态农业必然减产，一旦放弃化肥农药，就难以保障粮食供给，尤其全球人口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很多人担心“六不用”模式会存在产量短板。您在弘毅农场20多年的田间试验数据，能否回应这个质疑?
答：“生态农业必然减产”这个结论，是在已经退化的土壤上开展短期试验得出的片面结论。土壤修复存在一个转型阵痛期。长期使用化肥农药的耕地，土壤生物群落已经被严重破坏，如果突然撤掉全部化学投入品，前两到三年地力不稳定，会出现减产，这是土壤修复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并不是生态农业本身固有的特征。一旦土壤有机质提升、农田生物多样性恢复，整个系统进入良性循环之后，产量完全可以追上甚至超过周边化学农田。
弘毅农场是在低产田起步，经过多年生态修复之后，小麦玉米周年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至1250公斤，高于当地普通化学农田平均产量。我们的试验充分证明，农田生态系统恢复之后，依靠健康土壤供给养分、依靠天敌控制病虫害，完全可以实现稳产高产。很多人只盯着短期转型阵痛，却忽略长期系统生产力。化学农业的高产，是依靠持续投入化石能源制造的化肥农药换来的“透支型高产”，是以消耗土壤资本、牺牲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为代价，不可持续。本质上，它是在把地下储存的土壤有机质转化为粮食，不断消耗耕地储备，属于掠夺式生产。
同时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粮食数量安全与粮食质量安全。化学农业可以产出足够多粮食，但粮食当中伴随各类化学残留，营养品质下降。“六不用”模式，兼顾数量稳定与品质安全。放到全球视野看，很多国家耕地退化、农业面源污染十分严重，长期化学农业已经造成地力衰减，这类土地恰恰适合开展生态修复式生产。当然，生态农业转型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完成，需要配套政策、技术培训、产销机制，不能一刀切全面替换，但不能因为转型存在困难，就否定这条可持续道路的可行性。
问：您提出“六不用”是守护人民餐桌健康安全的源头方案。这个判断如何从单个区域农场实践上升到全球层面?当前全球食物体系面临哪些共性危机?
答：化学农业是一套被全球化输出的生产范式，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复制这套模式，由此带来的土壤退化、水体污染、食品污染物、生物多样性下降，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全球范围内，耕地有机质普遍下降，土壤侵蚀加剧，农田益虫、鸟类种群持续衰退;农药残留、微塑料沿着食物链向上传递，污染物没有国界，没有哪个国家民众能够独善其身。食品污染已经演变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的应对方案，大多是制定更严格农药残留标准，开发毒性更低的新型农药，本质仍然是在化学农业框架内部做改良，没有跳出对抗自然的思路。新药不断研发，害虫杂草持续产生抗药性，陷入永无止境的化学军备竞赛。而“六不用”提供的是范式转换：放弃持续向农田投放人工合成化学品，依靠生态系统循环力量生产食物。这套生态学原理具备普适性，无论温带、亚热带地区，只要因地制宜调整种养搭配、轮作制度、选用本土物种，都可以落地。陕西洋县保护朱鹮，全面减少化学投入，大米品质大幅提升，农民增收;山西大宁整县推进生态农业试点;国内120多个基地引进我们的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00多万亩，都验证了这套模式跨区域适配能力。
全球食物体系如今还要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持续冲击。化学农田土壤有机质低，保水能力弱，遇到极端干旱、暴雨洪涝极易减产。“六不用”模式下高有机质土壤，固碳能力强，抗旱抗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农田土壤固碳，助力减缓温室效应。所以它的价值是多重叠加：产出健康食物、修复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固碳减排，一举多得。面对全球粮食安全与公共卫生双重挑战，源头生态治理，是面向全人类的可持续农业方案，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的小众农场试验。
问：但是现实推广过程中，“六不用”模式会遇到不少现实阻力。您认为最大障碍来自哪里?是技术门槛，还是经济机制、观念惯性?
答：在技术层面上，经过20年研发，我们团队已经形成完整配套替代技术，拥有十几项发明专利，整套技术体系成熟可复制。真正的障碍，来自三个层面：思维惯性、产业利益格局、市场价值实现机制。
第一，思维惯性。不管农民、基层管理者，很多人已经默认种地必须用化肥农药，不用化学品就种不出庄稼，目前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几十年化学农业的普及教育，形成固化认知和现实惯性。大家习惯“治病式农业”，作物生病了再打药，缺养分就施化肥，很难接受“养地优先”的生态思路。农业生产的重心，应当从伺候作物，转向养育土壤和整个农田生态系统。
第二，产业利益格局。围绕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种子、医药、医院，形成庞大的全球化农资产业链。这套体系有巨大资本投入、成熟销售网络，相关科研、推广体系长期服务于化学农业范式。生态农业不再大量购买农资，医院病人减少，自然会冲击现有产业格局，因此会遭遇各种质疑、矮化，甚至刻意放大转型期的困难。
第三，市场机制难题。生态农业前期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用于堆肥、田间管理、物理防控，劳动力成本更高。生态农产品自带的健康价值、生态价值，目前很难在市场价格里充分体现。普通消费者只看外观、价格，不了解土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背后的生态成本。优质不能优价，农民投入大量劳动，却得不到合理回报，就缺乏转型动力。这是推广最大瓶颈。
要破局，需要构建完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修复土壤、固碳、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些生态服务产生价值，让生态农产品的健康溢价传导到生产者手里。同时政府层面可以出台转型扶持政策，设立耕地修复补贴，开展农民生态技术培训，完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严厉打击虚假有机产品，重建市场信任。
问：有人提出质疑，“六不用”模式劳动力投入高，在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背景下，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受到人力约束?有没有办法通过机械化简化管理?
答：这个问题非常现实。早期小农场试验阶段，人工投入确实偏高。但我们的研究一直在推进机械化适配，用机械深翻、秸秆粉碎、机械除草、堆肥机械化，降低人工劳动强度。“六不用”不等于回到纯手工农耕，它完全可以和现代农业机械、互联网监测技术结合。我们在河南黄河湿地示范基地，就引入互联网监测土壤墒情、虫情预警，配合机械化作业。
劳动力成本问题，要从全社会全局成本算账。化学农业表面节省人工，但这笔成本只是转移出去了：化肥农药生产消耗化石能源、污染水体、土壤退化带来治理成本、食品污染物引发慢性病带来医疗成本，这些巨大外部成本，没有计入农产品售价，最终由全社会承担。生态农业把外部成本内部化，田间管理投入增加，但是大幅减少环境治理、公共医疗的长期巨额支出。
农村劳动力减少是长期大趋势，所以推广不能一步全域铺开。优先在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重度退化耕地试点推进，成片示范，形成规模化生态农场、合作社，依靠机械化、适度规模化经营降低单位产品人工成本。同时配套社会化服务，组建专业堆肥、机械除草、生态病虫害防控服务队，为小农户提供托管服务，让小农户也可以参与“六不用”生产，不必每家每户独立完成全套技术。
问：从公共卫生角度，化学农业带来的污染物经由食物进入人体，长期低剂量复合暴露，对人群健康有哪些潜在影响?“六不用”源头阻断污染，对全民健康有什么长远意义?
答：现代毒理学研究越来越清楚，单一化学品的急性毒性容易评估，但多种污染物长期低剂量复合暴露，其健康危害远大于单一物质。农药、除草剂、塑化剂、激素类似物进入人体，干扰内分泌系统、损伤免疫功能，影响代谢，和很多慢性病、过敏性疾病上升存在关联。尤其孕妇、婴幼儿，对这类外源化学物质更为敏感。污染物可以跨越胎盘屏障，影响下一代健康。这些健康损害，往往潜伏期很长，很难找到单一因果证据，容易被忽视，但人群层面的累积效应不容小觑。
餐桌安全，本质是国民健康第一道关口。如果源头生产环节杜绝外源化学投入品，食物从农田收获时就没有这类污染物，就从根源切断复合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这不是短期效益，是代际健康投资。持续几代人食用低污染、营养完整的食物，人群慢性病发病风险会逐步下降，减轻全社会医疗负担。
放到全球维度，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差异巨大，低收入国家民众往往无力购买高价安全食品，更容易暴露在高残留农产品风险之中。化学农业带来的健康损害，存在明显的公平性问题。如果能够因地制宜推广低成本生态源头治理方案，不需要昂贵检测设备，直接在生产端消除污染，就可以普惠不同收入群体，保障底层民众食物健康权，这是生态农业蕴含的社会公平价值。
问：您在实践中观察，“六不用”模式除了产出安全食物，在农田固碳、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方面，还有哪些协同效益?
答：生态系统最大特点就是协同增益，一个方向的治理，带来多重收益。
第一是土壤固碳。土壤有机质本质就是碳储存在土壤中。化学农业土壤有机质不断流失，土壤碳释放到大气加剧温室效应。“六不用”模式大量秸秆、畜禽粪便还田，持续提升土壤有机质，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土壤里面。一公顷提升有机质的农田，可以储存大量碳，农田变成巨大碳汇。据测算，如果全国土壤有机质提高增加1%，就可以固定301亿吨CO2。大面积推广，农业就从温室气体排放源转变为固碳汇，助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第二是生物多样性恢复。停止农药除草剂使用，地表保留植被，农田就会重新成为昆虫、鸟类、两栖动物栖息地。我们弘毅农场，经过多年修复，田间动植物物种持续增加，蜘蛛、寄生蜂、螳螂、蜻蜓、青蛙、蟾蜍，以及燕子等各类本土鸟类回归。农田不再是单一作物的绿色荒漠，变成半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反过来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抵御病虫害爆发、极端天气冲击。
第三是水土保持。高有机质土壤团粒结构好，孔隙丰富，雨水下渗能力强，暴雨不容易形成地表径流，减少水土流失。秸秆覆盖地表，阻挡雨水直接冲刷土壤，减少泥沙流入河湖，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化肥大量流失造成河湖蓝藻爆发，在“六不用”体系里，养分全部在系统内部循环，不存在养分流失污染水体的问题。
这些生态效益，全部是附带产出。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生产健康粮食，但生态系统一日修复，固碳、保水、保护物种这些效益自然发生。化学农业恰恰相反，单一追求粮食产量，附带土壤退化、污染、生物灭绝等负面外部性。
问：现在市场上各类有机、生态农产品概念繁多，很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伪。“六不用”和常规有机农业标准相比，核心差异在哪里?
答：常规有机农业标准，主要是禁止使用部分化学投入品，但允许使用部分生物农药、允许地膜、允许使用部分外源调节剂，属于在现有框架下限制有害投入品。而“六不用”是一套完整生态闭环体系，标准更加严格：化学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人工激素、转基因种子六项全部禁止，并且核心重心不在于产品检测，而在于构建农田生态循环系统。
有机认证很多时候是产品认证，重点抽检最终产品是否检出违禁物质;“六不用”更强调过程体系认证，重点核查整个田间生态循环、种养配套、土壤培肥、生物防控整套生产流程。我们不只是禁止某些化学品，而是主动重建农田食物网，依靠生态系统自身力量维持生产。很多有机农场只是简单停用化肥农药，没有构建循环体系，土壤没有持续培肥，生物多样性没有恢复，依然依赖外购生物制剂，这和我们的人不生物制剂，这和我们的“六不用”生态农业存在本质区别。
当然，“六不用”可以作为更高标准生态产品体系，和现有有机认证互补。我们希望建立清晰、透明、可溯源的田间过程记录，让消费者看到完整生产过程，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纸检测报告。减少认证造假，重建消费者信任。
问：很多人担忧，如果大范围推广“六不用”生态农业，会不会冲击全球农资产业，引发粮食市场波动，您如何看待生态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如何平稳过渡?
答：任何范式转型，都会伴随产业结构数，必就有有防底，但不能用头防近价调整，必然存在阵痛，但不能因为阵痛拒绝转型。现在的化学农业模式本身不可持续，土壤不断退化，长期看生产力必然下滑，未来风险更大。长痛不如短痛，主动渐进转型，远比被动崩溃要好。
平稳转型的关键，是循序渐进，分步推进，不搞一刀切。第一阶段，优先选择生态敏感区、水源地、重度污染耕地开展试点;第二阶段，扩大合作社、家庭农场规模化示范;第三阶段，成熟之后逐步扩大面积。同时配套产业转型政策，引导农资企业转型生产有机肥、堆肥设备、生态防控装备，把原来生产化肥农药的产能，转向生态农业配套产业，帮助产业平稳转轨，减少就业冲击。粮食市场方面，转型期间保留现有化学农业产能作为缓冲保障，逐步调整结构。生态农业不是立刻全面替代，而是增加食物供给体系多样性。单一生产模式风险最高，多元化农业体系，既有化学农田保障基础供给，又有生态农田提供高品质安全食物，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粮食体系抗风险能力更强。多样化，本身就是系统稳定的保障。
问：面向全球粮食与食品安全未来，您认为生态农业源头治理这条道路，还有哪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研究?青年科研工作者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答：还有大量理论与实践课题有待探索。第一，不同气候带、不同土壤类型下，“六不用”体系本地化适配技术研究，不同区域轮作体系、种养组合优化;第二，长期生态农田土壤碳、氮循环机制，土壤微生物群落演替规律;第三，农田生物多样性与病虫害调控的定量关系，建立生态防控模型;第四，生态农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量化土壤修复、固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价值;第五，生态农业社会经济学研究，产销机制、农民转型激励政策。
生态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实验室与论文，必须扎根田间，到农田一线去观察、试验。过去几十年，农业科研大量资源投入化学改良、育种、农药研发，偏向对抗式农业。未来应当投入更多资源，研究生态协同式农业。青年科研人要走出实验室，深入农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既要掌握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遥感互联网现代技术工具，也要掌握经典生态学理论，理解农田生态系统整体规律。农业是系统科学，不能孤立研究作物、土壤、病虫害，必须系统思考。
我始终认为，农业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协同。人类依靠土地生存，不能掠夺土地。土地养育人类，人类必须反哺土地。这个朴素道理，是生态学根本，也是农业可持续的根基。
问：最后，请您总结，为什么说“六不用”生态农业，是守护世界人民餐桌健康安全的源头治理方案，它带给人类的启示是什么?
答：食品安全治理，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末端管控：不断完善检测标准，开发更灵敏检测设备，严厉打击违规使用化学品，这是必要举措，但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除污染源头。另一条是源头重构：改造生产体系，停止向农田投放有害人工合成物质，依靠生态循环生产食物，从根源消除污染物产生。“六不用”走的就是第二条路。
“六不用”不是简单拒绝现代科技，不是退回原始农耕，而是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纠正化学农业对抗自然的错误范式。它证明人类完全可以不用持续毒害土壤、杀伤生物的方式获取粮食，在保障稳定产量的同时，修复耕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出无化学残留、营养完整的食物，守护全人类餐桌健康。
化学农业把自然当成征服对象，而生态农业主张尊重自然规律，协同自然共生。这套理念具备普适价值，不分国界、种族。当下全球面临土壤退化、环境污染、慢性病高发、气候变化多重危机，根源之一就是人类长期掠夺式生产方式。“六不用”给我们的启示：人类生存，不能以牺牲土壤、牺牲生态、牺牲下一代健康为代价。食物是人与自然连接最直接的纽带，餐桌安全的背后，是耕地健康，是生态系统完整，是人类文明可持续。
农业转型任重道远，弘毅农场20多年实践，只是一个开始。推广源头生态治理，需要科学家、农民、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共同努力。只有越来越多耕地回归健康状态，人民群众才能够持续吃到安全、健康的食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好的，蒋教授。这次访谈就到这里，谢谢您接受访谈，下次再谈!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