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民公社散了，周家庄却更富了——共富密码到底是什么？（一）-品论天涯网

“打仗靠全村民兵抱团才能活，种地就得靠全乡农民抱团;当年17条命，就是教训：农民一散，就受人欺负、就穷、就回到旧社会;只有攥成一个大集体，才能护着所有人，不让一户掉队。”

【题记】

“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坚持做下去也是一种幸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乡村经济基本单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可以成为缓冲就业压力、助力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房地产泡沫调整、人工智能快速普及挤压大量传统就业岗位，全社会就业承压。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能够缓解发展内卷、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稳固就业底盘、维护社会稳定。在法理层面，目前仍可通过集体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入股等模式重启、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但已很难复刻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全面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普及的发展局面。

真正的集体经济，核心是社员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当前许多名义上的集体经济，将土地长期租赁、流转给社会资本，集体仅收取少量固定租金，彻底丧失了土地的控制权、规划权、收益主导权。这种模式并非真正发展集体经济，本质上是变相实现集体土地资产私有化，既无法稳定解决农民就业，也不能盘活土地资产、获取持续收益。等本轮土地流转的农民老去后，他们的后代普遍缺少农耕技能、缺乏土地情怀，长期的土地流转现状会让资本逐步掌控土地资源，最终导致集体土地彻底被私有资本侵占。

发展集体经济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需要集体成员围绕共同富裕目标，潜心谋划、全力推动，逐一破解发展难题，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当前已经有地方尝试走集体经济道路。本系列文章通过呈现周家庄及其他乡村集体经济关键时期的发展抉择，为各地的实践探索提供参考与助力。

周家庄是个乡村，但周家庄的故事绝不只是一个普通乡村的故事。这是属于普通人的故事，朴实接地气、贴合老百姓的生活。但再普通的故事，都得有核心人物撑着，没有核心人物，整个故事就会松散、没有条理。说白了，一个集体要是没有核心、没有灵魂人物，人心就聚不到一起，也没法形成完整、有价值的发展脉络。一群人心不齐，最后只会走上自古不变的衰败老路，根本闯不出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子。周家庄的故事，核心就是靠合作社抱团发展致富，但它的发展源头，比正式成立合作社(互助组)还要早。之所以追溯更早的过往，一方面是为了做前后的历史对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套发展模式的核心思路，早在合作社成立前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周家庄的故事是依靠艰苦奋斗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真实范本，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值得我们深度体味、深入思考。河北省原省长、雷金河挚友李尔重在《送别老友雷金河》一文中写道：“实现共产主义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百仞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谁也不能设想：人民今日取得政权，明天就实现‘按需分配’。谁也不能设想：等到生产力大发展之后，忽然来一个‘按需分配’。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公有制的道路，由共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它不是空想，它是由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李尔重和雷金河，在文革期间都受过打压、遭遇过磨难。也正是这两个吃过苦、历经风雨的人，死死守住了周家庄“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真的非常不容易。

讲一个集体的发展故事，肯定会牵扯到很多人，这些人物形象鲜活、特别接地气，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因为这系列文章主要围绕集体经济发展展开，很多值得一说的人物和故事，没办法全部详细写出来。大家如果想深入了解周家庄从古至今的人物事迹，可以去看张庆田的《周家庄春秋》《平原花朵》《新人列传》、刘国运的《中国农村奇迹周家庄》，还有一些新出的权威著作。

回顾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探寻前行道路。1956年2月，涵盖6个村落、1509户群众的周家庄高级农业生产联村大社正式成立，其管辖范围除公社化初期短暂调整外，长期保持六村联社格局。周家庄乡级统一核算体制自1956年延续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并在农业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典型范例。对于周家庄合作社而言，其发展历程中的所有成就与磨难，均源于其独特的体制模式——实行“三包一奖”生产管理的乡级统一核算的集体经济。“三包一奖”是贴合农村生产场景的生产责任制，与西方泰罗科学管理理念相近，但服务于按劳分配的集体经济，这是与泰罗科学管理最根本的不同。由于土地、生产工具均归集体所有，不存在依靠资本、厂房、设备等生产要素攫取高额收益的经营者，全体社员均按劳动量参与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勤劳才能致富。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公益福利建设，主要依靠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以丰补歉待分配基金保障。其中，公积金用于扩大生产，公益金用于发展集体福利事业，以丰补歉待分配基金用于应对生产经营中的各类不确定风险。

“三包一奖”生产管理模式的核心前提，是科学核定劳动定额，即明确一个劳动日对应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要求，通俗来说，就是制定单日劳作对应的工分核算标准。定额管理是一套精细的管理方式，要参考以往的生产数据，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和不断更新的生产技术持续优化。劳动定额并非固定不变，需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动态调整。

生产过程中，工业、农业、副业的工作内容差别特别大，所以要把各类工作按类别、按工序梳理清楚，制定出一套详细完整的劳动定额标准。这个过程需要长年积累生产数据，不断调整、优化、完善标准。周家庄合作社的劳动定额，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只有193项，1955年增加到230项，1956年涨到542项，1980年之后基本稳定在320项，2014年重新修订后调整为372项。(以上数据出自刘国运《中国农村奇迹周家庄·第十一篇》P56)合作社从1953年至今的账目档案之所以能完整保存下来，和长期推行“三包一奖”精细化管理模式有直接关系。

民营企业要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集体经济也是一样，同样要面对很大的生存发展压力，而且有时候集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比普通市场化企业还要严苛。集体经济想长期稳定、良性发展，难度非常大，原因主要有两点：集体经济要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遇到经营难题时，不能像民营企业一样靠裁员减负;除此之外，集体经济对管理者的能力和公心要求特别高，如果负责人私心太重，很容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被掏空。

西方经济学存在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理论概念，借来分析集体经济经营规模可以发现，乡级统筹核算相较于生产队(单个行政村)核算，具备显著优势。

在生产队核算模式下，土地、资产、收支、分配的权限，都只局限在一个小队，也就几十户农户的范围里。而乡级统筹核算是把整个乡当成一个大集体，生产队只负责一线生产干活，没有财务收支、收益分配、资产处置的权限，真正实现全乡收支、分配、资源调配全部统一。

乡级统筹核算主要有六大核心优势：

第一，全域统筹调配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单个生产队规模太小，只有几十户人家，土地零散、地块四分五裂，遇到干旱、洪涝、虫害等自然灾害，根本扛不住。而乡级统筹可以把土地连片统一规划，统一修水利、修机耕路、做农田灌溉;统一调配全乡劳动力，抗旱、防汛、抢种抢收的时候全乡联动，彻底解决有的小队人手闲置、有的小队人手不够的问题，同时还能上马单个小队无力承担的大型农机、水利、电力基础设施。

第二，实现工农互补、以工补农，破解村级发展局限。乡级统筹能集中全乡的积累资金，开办砖瓦、轧钢、纺织、五金等各类社队企业，工业收益由全乡统筹分配，用于补贴农业生产、购置农资农机、给村民分红、发放集体福利，这是单一生产队无法实现的。村级小队仅能开展传统种植，无资金、无能力发展工业产业。

第三，缩小队内发展差距，实现公平分配。全乡的土地、劳动力、农业收成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平衡好好坏土地的产出差距，彻底解决因为土地条件不一样，各个生产队贫富不均的问题。

第四，保障按劳分配真正落实，杜绝基层以权谋私。乡级统一制定劳动定额、工分标准和奖惩规则，生产队只负责干活，没有财务支配权，从制度上杜绝了小队干部瞒产私分、乱记工分、搞小圈子福利、以权谋私等问题，让“三包一奖”的按劳分配模式真正落地见效。

第五，统筹建设公共资源，保障民生福利。乡村基建、教育、医疗、养老、优抚、困难补助这些公共事业，单个村级小队根本承担不起。乡级统筹可以用集体积累统一投入建设，让所有集体成员都能平等享受公共福利。

第六，注重长期发展规划，不搞短期逐利。乡级统筹可以制定5到10年的中长期农业发展规划，持续改良土地、植树造林、打造长效特色产业。这类项目投入大、回本慢、见效慢，小规模生产队只看重当下收成，普遍不愿意投入长期建设，而乡级统筹刚好弥补了这个短板。

当然，乡级统筹核算模式想要落地，条件也很严苛，对管理者的综合能力要求特别高。这种模式的管理链条比较长，如果没有严格的“三包一奖”制度和定额考核机制约束，很容易出现全乡吃大锅饭的情况，打击集体成员的生产积极性。

周家庄合作社当初之所以选择乡级统筹核算模式，和创始人雷金河的人生经历、革命过往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结合他年轻时的成长环境，找出一些周家庄选择集体经济模式的考量因素。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雷金河(1921—2001)，河北晋州周家庄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周家庄集体经济奠基人，被群众誉为“老坚决”。1937年参加抗日人民自卫军，投身冀中敌后抗战，是周家庄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返乡开展敌后革命工作，主导当地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扎根基层履职，牵头创办农业合作社、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初期，他顶住改革浪潮压力，经全体村民公决，坚持保留集体经营模式、不分田到户，守护了全国唯一完整存续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带领全乡群众走上共同富裕道路，2001年病逝。

雷金河成长于战火纷飞、战乱频发、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其出生地晋州市地处冀中平原，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代管的县级市。清代雍正年间到1913年，称晋州;1913年全国废州改县，晋州改名为晋县，归保定道管辖。抗战时期，辖区建制多次拆分合并：1940年以石德铁路为界，分设晋北县、晋南县;1941年先后组建晋藁县、晋深极县、束晋县等联合县;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晋县原有建制。新中国成立后，晋县建制多次调整，1958年12月撤销建制，并入束鹿县(今辛集市);1961年7月从束鹿县析出，恢复晋县建制(含深泽县域);1962年3月析出深泽县，晋县辖区恢复原状;1991年撤县设市，正式定名晋州市。

革命胜利前的旧中国，到处都是兵痞、土匪、劣绅和贪官，在乡里横行霸道。地租繁重、捐税又多，再加上没完没了的抢掠，层层压迫让底层老百姓日子苦到了极点。晋县地方志里有明确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部路过当地，大肆骚扰百姓、作乱扰民，搜刮民间粮食物资超20余万。民国十六年(1927年)，奉军骑兵攻打石门(今石家庄市)失败后，窜到晋县肆意烧杀抢掠;国民三军别动队霸占县城，肆意扰乱地方秩序，后来队伍溃散沦为土匪，老百姓整日担惊受怕、睡不好安稳觉。当时官府官员大肆搜刮百姓钱财，各类捐税暴涨六七倍，还强行提前征收下一年的钱粮，农民的负担重到了极致。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友三的残部往山东逃窜，路过晋县时大肆劫掠，百姓损失的车马、财物数不胜数。那时候官匪勾结、狼狈为奸，各种苛捐杂税层层加码、没完没了，最后搞得当地十室九空、民生萧条。

周家庄的恶霸地主刘泽奉，拉拢了6个帮凶，号称“六大金刚”，其中有人当过国民党军队营长、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部长。刘泽奉养的土匪刘洛在，专门颠倒黑白、欺负穷人、讨好富人，随意欺压、残害普通百姓。这伙人勾结官府、在乡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七七事变”后，他们投靠侵华日军，成立了伪“维持会”和武装“自卫团”，由刘洛在当自卫团“司令”，到处抓捕、殴打老百姓，随意残害人命，制造了多起惨案：1937年，打死贫苦村长赵双根，活埋村民包子娃，逼死、残害了多名普通村民……他们还私自印伪钞、设非法机构，一年强行摊派13次捐税，把当地变成了敌伪统治下的“模范爱护村”。

压迫越重，反抗越强。早在1926年12月，周家庄所在区域就成立了中共晋县特别支部，三个月后升级为中共晋县委员会，专门带领老百姓反抗苛捐杂税，成功逼着奉系县长取消了提前收钱粮、新增各类苛捐杂税的政令，还在全县20多个村子成立了农民协会。1930年，周家庄迎来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分别是孙顺合、雷三娃、雷小四。上级派来的干部冯化南(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带领当地成立“贫民会”，开展革命群众工作。1930年秋天，中共顺直总行动委员会安排全省武装斗争工作，保定特委派韩永禄(当地百姓都叫他“张同志”)到晋县筹备武装暴动，当年12月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宣传活动。1931年1月，因为叛徒告密，这场武装暴动最终失败。

1937年，雷金河加入了抗日人民自卫军。这段革命经历，和后来周家庄合作社的发展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人民自卫军和晋察冀边区的成立过程。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规模往南进犯”。9月24日保定失守，蒋介石下令全军向南撤退，驻守平汉铁路(北平至汉口铁路)的西北军、东北军各部只能奉命南撤。1937年10月梅花镇战斗结束后，国民党53军主力向南逃跑，上校团长吕正操(中共党员)在晋县小樵镇召集全团官兵，当众宣布不往南撤、脱离国民党第53军，把691团改成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当地跟日军打游击战”。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边区所有抗日队伍。同年12月，为“把各地抗日力量整合起来”，吕正操带着人民自卫军主力赶到晋察冀核心区域阜平，面见聂荣臻，部队正式编入八路军，冀中抗日武装从此归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为进一步稳固根据地、统筹安排抗战工作，1938年1月10日，边区在阜平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选出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华北地区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意味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政权实现了完全统一。

冀中早期的中共党组织活动，帮吕正操的部队顺利编入八路军，还让队伍快速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冀中早期党组织的核心活动区域，包括保定、定县、深泽、晋县(晋州)、安平、饶阳、安国、高阳、蠡县。

王任重在80年代农村改革时，对保住周家庄人民公社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在抗战初期，他担任中共津南工委宣传委员。1937年2月，津南工委成立，统一领导景县、献县、饶阳、沧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王任重身为工委宣传委员，负责饶阳等地的抗日宣传、建党组织、发动群众等地下工作，是饶阳地下党工作的上级负责人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周家庄的老百姓在共产党带领下，跟敌人展开了顽强斗争。1943年初冬，雷金河大闹保甲所，和日军教练官当场动手，争取过来雷白娃、雷小七，瓦解了自卫团;枪毙了敌教练官，打掉了自卫团和所谓的“模范爱护村”，建起抗日政权，组织民兵跟日伪军武装对抗。1944年，雷金河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当上了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1944年春节，敌伪特务进周家庄反攻倒算，被全部活捉。之后又多次粉碎敌人的阴谋，壮大了革命队伍。开展地道战之后，刘泽奉派人混进民兵队伍，打探地道路线。1945年5月28日(农历4月17日)，县伪联队长勾结汉奸伪联保主任，带着300多名伪军闯进周家庄，把躲进地道的雷白娃等17名村干部和民兵点火用烟熏死。雷金河靠乡亲们掩护，才侥幸活了下来。

1945年9月3日，共产党领导的冀中部队(包括晋县大队、晋深极县大队、束晋县大队和安平县大队)打下了晋县县城，周家庄才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经过反奸除霸、追浮财、查黑地、土地改革、土改复查等一系列运动，周家庄的封建势力被彻底清除，恶霸地主刘泽奉被公审枪毙，全乡农民彻底翻了身。1947年冬天，周家庄开始搞土地改革，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户，落实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经过土改复查和三榜定案，到1948年12月，全村234户贫苦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拿到了土地证。

雷金河和周家庄还有一段早期革命往事，值得专门说一说。1947年11月，党支部书记雷金河遵照晋县县委指示，组织担架队和运粮车辆，支援解放石家庄战役和攻打正定县城战役。此次任务获锦旗一面、奖状两张。12月2日，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来到晋县周家庄，召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党支部书记雷金河组织民兵、群众热情接待，妥善安置，日夜警戒，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晋县县委表扬。

后来搞农村改革时，周家庄人民公社能保留下来，“跟雷金河早年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正是这些早年经历，让他认定：只有靠集体，大家才能活下去、才能发展好。

看着17名民兵牺牲，雷金河悟出一个道理：“不是抱团错了，是当年咱们集体太小、太弱、装备差、没大后方，才让敌人钻了空子;要是一家一户单干，连挖地道、抵抗的资格都没有，早就被杀光了。”

后来坚持走集体道路时他说：“打仗靠全村民兵抱团才能活，种地就得靠全乡农民抱团;当年17条命，就是教训：农民一散，就受人欺负、就穷、就回到旧社会;只有攥成一个大集体，才能护着所有人，不让一户掉队。”“当年我看着17个兄弟死在地道里，我要是再让乡亲们拆了集体、单打独斗，我对不起那17条命。”

周家庄合作社这种乡级统一核算的体制，跟冀中抗战时期的民兵组织模式特别像。就是把民兵分队改成生产队，队长还是原来的民兵队长，用军事化管理加上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形成了这套乡级统筹核算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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