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殊情况，农户几十箱草莓滞销，我帮忙寻找销路。”
“等会儿有人送货，农户又有草莓滞销，托我想想办法。”
2026年春天，当这两条来自某水果电商的聊天截图被转发至班级的微信群时，网络上正热议浙江茶园的外来采茶女工的生存困境：简易大通铺、简陋食宿、长时间户外高强度劳作，女工们触目惊心的境况令人担忧。而恰逢上游鲜茶叶收购价持续走低，茶农利润不断压缩，又让整个产区陷入“卖价上不去-工钱涨不起-劳动条件更艰苦”的恶性循环。同样在3月，广东的果蔗集中上市却遇冷，地头收购价跌破种植成本，不少种植户最终放弃清园，任由甘蔗倒伏腐烂。进入5月，河南蒜苔也遇到丰产滞销，按期采收则卖一斤亏一斤，放任不管又会损耗未来的大蒜收成，让农户陷入两难矛盾之中。季节性农产品普遍保鲜期短、上市窗口期集中，再加上市场行情、产业链路、天气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很容易出现滞销的情况。
在了解到城市周边的乡镇上也可能遇到了草莓滞销的问题，群里的小伙伴们立即意识到，草莓作为农产品同样高度依靠人工采摘，身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者，是否正遭遇相近的生存难题？当有人提出不妨深入城市边缘的草莓园实地察看时，成员们一拍即合，大家都带着一连串待解的疑问：当地草莓滞销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种植农户是否因农产品价格走低陷入经营困境？他们平时的生活境遇况又是如何？这条偶然收到的微信消息，便成为了我们奔赴田野调研的起点。茶园困局远在他乡，而更加鲜活真切的生计百态，就近在城市边缘。
我们说干就干。
但面对即将进入的田野，迷茫也同样存在。此行的初衷更多源于对陌生生产场景的好奇，报名参与的成员大多缺乏实地调研经验，因此缺乏完善的调研指导框架;同时由于草莓的生产也即将过期，为了赶上最后一波草莓供应，调研便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成行。调研初期的议题缺乏精准聚焦，所得认知也更多源于直观感性观察，因而无法形成统计层面的普遍佐证。可恰恰是踏出实地走访的第一步，让我们在大都市辐射圈的边缘，在诸多被数字化日常所忽略的细碎的个体脉络中，得以勾勒一幅更大的关于城郊农业、农业工人、合作社和治理机构的彼此交织相连的图景。
在出发前往上海青浦A镇之前，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种类似于社交媒体中带着强烈悲情色彩的图景：满面愁容的农户看着地里烂掉的草莓束手无策，甚至不得不倾倒即将腐烂的果实。然而，当我们真正深入田野才发现，面对合作社和产业园、甚至是智慧工厂等不同形式的生产方式时，这种预设的“果贱伤农”叙事在更加复杂的产业现实面前迅速失效，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了更多问题。
踏入田间调研没多久，我们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草莓滞销是否属实，便得到了颇具颠覆性的答案。上海郊区的草莓产业由于极度贴近庞大的超大城市消费圈，其产品在流通层面上基本“不愁销路”。真正的痛点并不在末端的“卖不掉”，而在于前端生产成本的高企与终端价格周期性下滑所形成的“双向挤压”。前几年草莓零售价尚能维持在每斤四五十元的高位，而今年则跌落至十几元。
因此，所谓的“滞销”，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彻底的市场断裂，而是小农户在面对价格暴跌时的一种防御性策略——当天的批发价过低或遭遇短暂的市场波动，农户会主动选择延迟一到两天采摘，或通过“自产自销+市区分销”的私域流量进行化解。环境处境远比简单的危机叙事更为复杂，它所折射的，是在城市消费需求与生产要素流动的共同作用下，城郊农业所展现出的灵活顺应与多重面向。
但令人惊讶的是，草莓的生产链其实比想象中复杂。当地既有个体散户，农业合作社，也有现代化的大型产业园，更有科技赋能后的智慧工厂。面对多种多样的生产模式，我们先前默认的“果贱伤农”这套简单叙事，已经很难概括真实的产业现状，与此同时也延伸出一系列新矛盾与新问题。
在现代农业转型的话语体系中，“科技赋能”在政府和主流叙述中被赋予一种天然的正义感。然而在白鹤镇的田野图景中，我们看到了技术、资本与地方治理权力相交织的复杂图景。
从地铁站出发几公里，便能看到一座投资高达千万的“数智草莓工厂”。这座基地的技术参数极高：通过AI全流程闭环管理，依靠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并尝试自主决策水肥调控;车间内部空气经过多层过滤，并配备相应的杀菌设备，以维持洁净的生长环境。
然而，在这套精密的技术外衣下，是另一套与传统农业截然不同的经济运行逻辑。工厂运行需要承担较高的能源成本，除管理和市场人员外，每个车间还需配备一名负责植株管理的工人，多为外地嫁入当地的妇女，基本工资5000元加500元绩效。高额的建设投入与持续的运营成本，使得单纯依靠草莓销售难以支撑整个项目的经济运行。尽管其高端产品能够进入山姆、盒马等高端渠道，并获得较高售价，但对于年产量仅约50吨的工厂而言，草莓销售收入显然难以成为支撑整个项目的主要来源。
技术人员周先生对此并不避讳。他介绍，工厂更重要的竞争力并非草莓本身，而在于“资产运营模式”与“技术输出”：基地由政府投资建设，企业负责运营，期满后资产归政府所有，企业则按照约定定向向村集体分配部分利润。在他的叙述中，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更多来自政府项目、研学培训以及智能化车间整体输出等业务，而非单一的农产品销售。某种意义上，草莓更像是这一整套现代农业展示体系的载体，而不仅仅是一种农产品。这种高技术壁垒与传统的农户生产经验无法兼容，也较难对周边形成实质性的技术溢出。
与纯粹作为实验室样本的数智工厂不同，以瑞某草莓园(化名)为代表的大型龙头企业则实打实地承受着市场的激荡。瑞某拥有220亩设施化种植基地，投资巨大，配备了水肥一体化与二氧化碳加注系统。在销售端，它直接对接国际水果巨头“都乐”(Dole)，利用其成熟的供应链进入各大知名的线下商超和茶饮品牌。然而，由于国内草莓市场的极度饱和与内卷，龙头企业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
为了摆脱草莓产业的红海，瑞某近年开始向蓝莓转型。在大都市郊区，由于毗邻高消费群体，本地蓝莓相较于云南等地具有极高的冷链运输与时效优势。但蓝莓种植属于典型的高门槛资本密集型行业：它首先需要极高的前期投入进行“改土配土”，且由于种植周期长，其优良品种目前主要依赖国外专利授权，需要支付高昂的特许使用费。基地负责人直言：“普通的农民根本种不过我们，因为他们既没有改土的资本，也拿不到国外的品种所有权。”然而，即使完成了技术转型，龙头企业依然面临着土地红线的刚性约束。基地承包了300亩土地，但由于地块性质极其混杂，基本农田、设施农用地、绿化用地与河道保护带犬牙交错，导致实际能盖大棚的面积缩水至220亩。同时，上海近郊高昂的地租（2300元/亩）以及冷库改造、冬季水源热泵加温的电费开支，将龙头企业牢牢钉在了高风险的营运状态中。
在传统的政策语境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常被寄予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保护小农户免受资本剥削的厚望。但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A镇的中小型合作社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运作机理：它们在实质上已经演变成了高度私有化的家族企业，成为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中介通道与政策资源的聚合者。
以我们拜访的一家合作社为例，这是一家占地面积颇大、以蔬菜为主、草莓和猕猴桃为辅的典型多元化经营实体。合作社内部有着极为浓厚的家族产业色彩：老板是93年随第一批安徽代耕农浪潮来到这里的先行者，如今其儿子已成为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在日常运营中，合作社法人的亲家在合作社门口摆摊售卖番茄和甜瓜，另一个儿子则在鸡毛菜大棚里和请来的阿姨一起辛苦割菜。他们虽然有着家族式的亲缘分工，但在经济账目上却维持着现代企业式的隔离。
合作社的核心利润并非完全来源于精耕细作，而是来源于对土地指标的规模化获取以及政策红利的变现。在当地的土地流转体系中，小农户自组织的力量较难凝聚。由于本地村集体逐步淡出直接管理，合作社利用其法人身份、社会资本以及与地方的依附关系，从村集体流转大片土地，随后再将这些土地转租给从安徽、河南、四川等地涌入的外来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租金被推高至每亩2000到2800元，合作社在事实上承担了转租中介的角色，赚取一定的租金差价，俨然成为了“二地主”。同时，扶持农业而发放的低价农药指标、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如冷库改造、大棚建设指标)主要流向了具有规模效应的合作社，而真正从事一线繁重劳动的散户却很难直接享受到这笔资源。在利益驱动与生产利润下滑的双向影响下，合作社私下拓展了概念性露天烤鸡、边缘地带养殖以及休闲垂钓等新业态。在这一图景中，合作社与普通散户之间的关系绝非“共同富裕”的联合体，而是充满了竞争与防范的商业对手。正如散户雅婷草莓园的老板所言：“合作社其实就是私人开的公司，价格给得低，出了农残超标还要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散户。”
可见，这条草莓种植产业链的尽头，是更加基层的传统散户。
当我们把目光从大资本和作为“二地主”的合作社身上移开，投向田野中最广袤的毛细血管——小农户时，会发现这个看似统一的“小农经济”内部，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分化与阶级重构。
在A镇，土地的产权所有者(本地人)与实际耕作者(外地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社会网络边界。我们访谈了甲和乙为代表的本地散户。这类农户的种植规模通常较小（3-5个大棚），但他们拥有外来务农者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无需支付高昂的土地租金。由于土地是自家的，他们只需要负担每年约一万元的大棚折旧费以及化肥农药成本。
更为关键的是，相较于外来务农者，本地农户普遍拥有较为稳定的养老保障。根据上海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目前符合条件的领取人员基础养老金约为1555元/月，这使得不少受访本地老人将草莓种植视为补充收入或退休后的生活方式，而非唯一生计来源。这类草莓园通过大众点评做线上网络经营，主打周末市区市民的自驾采摘。他们热情好客，心态安稳，追求的是家庭劳动的温情。
我们在A镇碰到的外来承包散户，展现了极强的生存韧性。以丙草莓园的胡叔叔为例，他包地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主动投奔和照顾在上海打工的子女。在另一家丁草莓园的老板看来，“包地种地比去工厂上班自由，只要能保本，自己当老板总归更好”。然而，这种表象上的“自由”背后，暗含着深刻的生计困境与小生产者常见的“自我剥削”。作为散户，他们虽然占有部分生产资料、为自己劳动，但面对大企业、合作社以及大户的竞争，在规模效益和技术水平上处于明显劣势。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他们不得不通过极度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来弥补资源短板，在忙季时更是全天候运转、熬夜通宵乃至全年无休，承受着比普通雇工更为高强度且隐蔽的体力和精神消耗。他们的痛点在于，辛苦积攒的盈利大多数被锁死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再生产循环中，手中缺乏消费性现金流，且始终无法得到集体土地的承包资格权。
随着传统家庭农业向资本化、设施化农业转型，草莓产业内部衍生出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小农户的新型生产关系：纯粹的农业雇佣劳动。这些工人与浙江茶园的外来采茶女工同属一类——不拥有土地、大棚、种苗等任何生产资料，仅靠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无产者，也正处于整条产业链阶级图谱的最底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表格清晰地呈现青浦A镇这五种典型农业生产主体的对比特征：
即便是定位高端的数智植物工厂，也并未改变这一雇佣本质。每个生产车间配备一名植株管理岗工人，多为外地嫁入本地的中年女性。相较田间短工，她们拥有稳定的收入与洁净的室内工作环境，但劳动全程处于AI系统与标准化流程的严格监控之下：每日需按既定频次完成作物巡检、植株整理、环境参数核对等工序，工作时长，采收旺季需配合产线节奏加班，却鲜有明确的加班补偿机制。工人既不掌握核心技术，也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本质只是被技术体系格式化的标准化劳动力。
在A镇戊这样的大型产业园中，园方将用工风险完全转嫁给了外部的劳务中介。旺季时中介会从各地农村拉来成批的流动短工，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她们的工资实行极其严苛的计件或计时制(时薪约16-18元，其中2元还要被中介直接抽走)。
资本为了获取每一分钟的剩余价值，将劳动过程进行了极端的“去技能化”改造。在流水线上，工人们在死寂、冰冷的冷库包装车间里重复着机械的动作。鲜果必须当天打包运走，厂方绝不多付一分钟的工时费。而在闷热如蒸笼的大棚内，采摘女工则需要长时间保持屈膝下蹲的姿势。为了应对劳动力涌入，产业园直接拉来集装箱作为女工们的临时宿舍。由于缺乏合法的劳动合同，她们不仅薪水微薄，而且被完全排除在社会保障与医疗工伤保险之外。这种流动农业女工的境遇，正是大都市现代化农业背后沉重的代价。
在上海青浦A镇这片充满城乡结合部气质的土地上，外来务农群体不仅在经济生产上承受着资本的制约，更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遭遇了体制性的“悬浮”困境。
在访谈过程中，无论是小散户还是合作社负责人，几乎都会主动谈到同一个话题——孩子的教育。收入、土地、租金可以靠努力解决，但教育问题却始终让他们感到无力。受制于超大城市的严苛人口政策与户籍壁垒，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上海只能就读民办外来工子弟小学或部分初中。虽然近年来推行了居住证积分制度，但对于这群处于农业底层的劳动者而言，依靠学历、职称或高额社保来攒够中考积分难度极大。
因此，外地孩子的教育路径往往在初中阶段迎来分水岭：受制于学制与门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初中阶段不得不返回老家原籍继续学业，成为新一代的留守儿童，或者在异乡的教育体制中被边缘化。某合作社那位拥有大专学历的青年法人也悲观地预测，虽然自己的孩子目前在上海读书，但未来也绝对不可能在上海参加高考。这种制度性的双重壁垒，增加了底层农业劳动力家庭实现城市融入与代际流动的制度难度。他们的汗水浇灌出了城市甜美的草莓，却无法为自己的下一代换来一张完全同等的城市公共服务书桌。
除了下一代的教育卡点，外来小农户在城市边缘的肉身生存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城市行政机器的挤压。在资本化的大供应链中处于弱势的散户，为了规避中间商的剥削，往往选择采取“驾驶三轮车在校门口摆摊”或“在路边设点自销”的原始生计策略。但这种非正规经济，却迎头撞上了上海严厉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红线。
丙草莓园的胡叔叔向我们陈述，前几年相关部门执法较严，他们因在路边摆摊售卖自家草莓，曾多次遭遇驱逐与罚款，甚至连赖以生存的一辆运货大车都被扣押，至今未能讨回。在受访散户的讲述中，城管常常被描述为“拿着鸡毛当令箭”，执法过程也被他们认为缺乏弹性。近年来的产业变迁更是加剧了这种生存危机：十年左右以前，上海郊区为了环境治理和指标腾退，大举拆除了大量低端的工厂。这一行政举措虽然改善了生态，却导致原本租住在A镇的大批外来工人和年轻人彻底流失，直接影响了当地散户草莓园最核心的本土工薪消费阶层。常住人口红利的减退，逼得部分草莓散户选择退出。而留下来的人，只能在禁用秸秆焚烧等严苛的环保政策缝隙中，继续从事艰难的生产。
个体农户的生计困境与工人的劳动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命运，它根植于大都市、郊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之中。把A镇的这幅青浦草莓调查图景拉长、放大，将其置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与三农变迁的历史纵深中，我们才会惊觉，眼前这些细碎的外来农业劳工故事，其实是大历史在微观层面留下的深刻注脚。
回溯A镇的外来农户变迁，其大规模涌入代耕的历史可追溯至1993至1995年间。这一微观流动的起点，深嵌于当时宏观体制改革的剧烈变动中。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地方财政格局，基层村镇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一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随后乡镇企业的改制潮引发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性震荡，叠加当时内地沉重的农业税费负担，迫使安徽长丰、合肥周边等传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沿海经济圈流转。与此同时，上海近郊的本地农民逐步“洗脚上岸”、进城务工或转型为食利阶层，在城郊留出了大片土地空白。这种空间与劳动力的双向契合，催生了城郊农业的“代耕农”形态。这批代耕农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在地演变后，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制度性的城市融入，反而面临着农业现代化与资本化浪潮的二次重塑。
如果说A镇的草莓产业是一条产业链，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不是谁在种草莓，而是谁从草莓中获利。从投入千万却主要承载示范功能的数智工厂，到在政策边缘艰难求生的个体农户，A镇的草莓产业展现了一条清晰的价值链分化脉络。资本与各类新型中介通过垄断种苗授权、拉高土地租金、垄断大商超供应链等方式，拿走了产业链上的大部分利润。一线生产者在形式上保持着自主经营，实质上却在市场风险与利益分配的博弈中落入被动。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水果的商业较量，更折射出大都市郊区错综复杂的利益重塑与社会网络变迁。
我们最初踏入A镇，不过是为了尝试解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草莓滞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可当我们真正走入这片城郊土地纵横交错的脉络之中时，才发觉我们探寻的远不止一次局部的市场波动，更是时代巨轮碾过乡土三十年后留在都市边缘的痕迹。
从春日的草莓，到夏日河南更大规模滞销的西瓜，每一次刷屏的滞销新闻背后，都不是一句抽象的“市场规律”就能概括的。公众的目光大多落在种植户的账面亏损上，却很少顺着产业链往下深究：那些不占有土地、仅靠出卖劳力维生的农业雇工，那些在高地租与城市规则夹缝中求生的外来代耕户，才是产业波动中最先承压、也最容易被遮蔽的群体。农业现代化的宏伟叙事被反复书写，技术、产值、品牌总是核心关键词，可真正托举起整条产业链的普通劳动者，却长期处在视野的边缘。
这场始于几句群聊的探访没有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让我们真正看见了那些种出草莓的人——不是新闻里模糊的“农民”标签，而是有具体生活、有家庭牵绊、有生存韧性的普通人。现代化告诉发展的喧嚣隆隆声之外，散落着无数普通人的真实日常。历史长河里微道不足的涟漪，放眼全局轻若无物，落在这些人身上，却足以撑起他们的一整个生活。看见这些被遮蔽的处境，正视这些沉默的生计，或许正是我们读懂城郊农业真实面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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