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形单影只的瘸子，是个外村人。
他本该有名字的，我也本该从旁人嘴里听过他的名字，可我忘了。他成为瘸子的原因也是无从知晓的，是天生的，又或是后天出了什么意外的。
他家在村子最边缘，挨着崖边。公路就在他头顶不远处，只是没修路，是个泥坡坡。他一个瘸子，走那道斜泥坡总要费很大气力。村里早都盖起了水泥新房，只有他的屋子，是一块块石头堆起来的。
一到冬天，风穿过石缝，呜呜地响。那不是人哭，是他的石头房子在哭。
他靠捡废品过活。小学六个班，都在第二节大课间做早操时倒垃圾。男生们抢着去倒，不是勤快，是讨厌那套僵硬死板的早操，宁愿多走七八百米，也不愿站在操场上动弹。
而每次，几乎都是我和另一个不讨喜的男孩，去倒那桶垃圾。
垃圾桶是臭的，他石头房子底下，堆的全是垃圾。
我们捂着鼻子往下倒，刚要转身，他就提着口袋、搬着小凳子出来，一点点翻找他的瓶子。
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交集，是在一场细雨里。
那天班上大扫除，已经倒过两次垃圾，临上课还得有人去最后一趟。不出所料，我又“荣幸”地在上课铃响时，独自去倒了那桶垃圾。
倒完往回走，他忽然出现在公路上。
我礼貌地朝他笑了笑，点了点头。
他那张沾满泥泞的脸，像僵住的泥土勉强裂开一道缝，挤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
一丝害怕从我心头闪过，我的笑容，也一点点僵在了脸上。
我本想快步离开，他却从手里掏出一块糖。糖衣极其干净，是店里五毛钱一颗的那种。
我小时候贪吃，全然不觉危险，伸手从他那双脏污的手里接过了糖。
他的嘴咧得更大，笑容也更难看。
随后，他一摇一晃，踩着垃圾艰难地回到自己的石头房子，继续翻找他的瓶子。
一两个月后，放了寒假。
天越来越冷，我却闲不住腿，待不住屋里。
比较好的伙伴都出去旅游了，我没地方可去，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村里的大人总挤在一间叫茶馆的麻将房里。
四五台麻将机，却围着十几个人，像寻食的雀儿，眼巴巴望着四个人打麻将。
麻将机很是豪华，底下有暖脚的地方，四周还能放茶杯。
我看见那个捡垃圾的人，也偶尔待在那里。
他不像旁人那样踮着脚、探着头，盯着乒乒乓乓的麻将桌。
他只缩在最里面，手不停地揉着膝盖，只是偶尔，像在迎合周围人一般，抬眼望向那场热闹的战场。
在那间不大、挤着三十几个大人的屋子里，他身边，总有一块相对宽敞的空地。
我看乏了，一个人跑去后山逛了逛。
回来已是傍晚，再路过他那座石头房子时，风正猛烈地穿过缝隙呼啸，里面传出的哭声，如往年冬天一般的哭声。
茶楼依旧热热闹闹。
只是，再也没有属于他的、那一块相对宽敞的空地了。
很快就到了新年。
爷爷早已睡下，我独自坐在漆黑的楼下，遥望远方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点点火光映在我的脸颊，成了我身上唯一的光亮。
第二天，捡垃圾的那人死了，死得很突然。
据说是深夜喝醉了，躺在公路中间，被车压死了。
死的地方，就在他石头房子上面的那条公路上。
他的葬礼没有在那座石头房子里办，是村委会抽签，定在了茶楼旁边的空地上。
葬礼上只有两个人戴着白——一个女人，一个小孩，是外村来的。许是他的老婆孩子，又或许只是个沾点血缘的远方亲戚。
其他人却热闹得像在办一场派对，笑声、牌声、喧闹声混在一起，哭声似有若无。
葬礼只一天便结束了。
村子照常运转，只是再不见那两个戴白的人。
我好奇心重，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跑到他的石头房子那里去看。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公路上甚至没有留下他的一丝血迹。只是那座石头房子，不再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了。
后来我倒垃圾，再不往那边去了。
学校在围墙外新修了垃圾池，所有倒垃圾的人都要把垃圾倒在那里。
只是去倒垃圾的，依旧是我，和另一个同样不讨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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