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X村：一个典型的老龄化村庄
X村是淄博市H县G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G镇西南处。十年前，村外道路完成修缮，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为村民前往周边城镇务工和通勤提供了便利。在全市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政策背景下，X村于2026年1月启动了村内道路修缮工程。村内并没有大型产业，村庄创收能力较差，因此近几年该村积极发展文旅综合项目，在盘活全村闲置资源的同时，也努力实现村集体创收。
截止到2026年2月，全村统计共有188户、约550人，其中常住的有80~90户、约232人。在这232人中，六七十岁的老人约130人，八十岁以上的有36人，老年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二，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村庄。除了部分因身体原因或出于照料孙辈而随子女进城生活的老人外，大多数仍具劳动能力、拥有一定收入的老人选择继续留在村中生活。
全村共拥有750亩耕地和150亩果林地，耕地流转现象普遍，但多发生在村庄熟人之间，土地流转价格多在每亩1200元~1400元之间。除去十户农民手中的200亩自耕地，其余耕地多流转到本地的种田中户手中，仅小部分流转至外村种田大户手中。X村十几年前就引入了专业机器设备，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强度，也提升了产量。但由于被压低的粮食价格以及难以预测的突发气候，种地收成总体不高。
相比之下，外出务工成为不少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多数老人选择在附近小区、企业做门卫、保洁，或凭借修理电器、园艺修剪等手艺接零活，月收入基本在2000元左右。但多位老人反映，近两年县城消费疲软，就业机会减少，收入明显下滑。一名在附近HJ公司当门卫的老人提到，该企业近300名员工被拖欠工资已达半年之久，且年后可能裁员，“年纪大的，肯定是先走的”。X村作为一个老龄化村庄，村中老人生计方式呈现出“少耕多工”的典型特征，这种模式既是X村老人适应衰老的自然选择也是逐利机制下的主动过渡。
二、立金所诈骗：“不翼而飞”的600万元
春节本应是团圆与期盼的时刻，但今年，X村不少老人脸上却多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忧虑。村书记透露，2024年初，当地一家“立金所”机构被查实为诈骗网点。X村多名老人存入其中的积蓄至今无法追回。
公开资料显示，立金所全称为山东立金所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该公司主要经营经济信息咨询、仓储服务、软件开发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等相关业务，在淄博、济南、烟台等多地设有网点（淄博昌晟融资担保公司就是X村的代理网点）。早在2019年，该公司就被张店区政府列入非法集资黑名单，并于2021年被政府撤销融资资质，相关信息曾在网上公示。
但此后，立金所通过更换名称、设立代理网点等方式继续运作，并以赠送鸡蛋、面巾纸等小恩小惠和“年化8%”的高利息吸引农村老人投资。直到2024年4月，淄博立金所网点被通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X村老人才觉察被骗，但此时全村储蓄在立金所的600万资金已无法提出。据多方消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潜逃海外，只有部分地方代理点负责人被捕，涉案总金额高达10亿，这些钱款至今下落不明，追回更是遥遥无期。
在走访中得知，X村约有30~40名老人受到波及，不少老人从2012年前后便开始投资，持续时间长达十多年。即使在政府公示后的3年里，村里绝大多数老人仍然不知道该企业的真实资质，而继续投资。据不完全统计，多数老人投资金额在10万元左右，少数达到20万元以上，个别甚至超过40万元。
三、背后的社会机制分析
1.为孩子攒钱：婚姻托举下的巨大压力
山东作为强代际责任地区，父代对子代几乎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责任也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帮助子女完成婚姻被看作父代家庭责任的重要一环。随着婚恋竞争加剧，当地结婚成本不断攀升：彩礼多在8.8万元，高一点的为12.8万元，甚至也有18.8万元，但近年来高价彩礼越来越普遍。按照习俗，当地有一套较为成体系的结婚流程：双方家庭在议定好彩礼、结婚日子后，新郎会去新娘家正式提亲（即订婚），并将彩礼和见面金交给女方，等到正式结婚的日子，男方需要租赁车队并置办酒席迎接两边的亲朋好友。除此之外，新郎还需要为妻子购置三金（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甚至五金（多加了金镯子和金吊坠）。除彩礼之外，男方还需要额外承担订婚、宴席、三金等一系列开支。整体花费往往在30万~40万元之间。若再叠加购房首付，家庭支出轻易逼近百万元。
X村老人要想让孩子顺利结婚成家，就需要在日常开销之外额外负担近100万元的经济压力。在收入有限、经济下行的现实压力下，立金所承诺的高利息对老人形成了强烈吸引：
案例一：Z奶奶的儿子今年已经36岁了，目前在深圳一所私立高中任教。Z奶奶近十年来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攒钱买房子和娶老婆，陆续在立金所存了40万元。
案例二：C爷爷自己的儿子今年27岁，在该市G区的一处科研公司工作，近两年和自己的女朋友商议结婚，为此C爷爷一直在攒钱，存于立金所的钱款约有48万元。
案例三：据村主任所说，（在立金所）存钱最多的，往往正是那些“要给孩子攒结婚钱”的老人，甚至有不少老人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存到里面。
此外，“进少出多”的生计压力与代际责任叠加，也迫使X村老人不断压缩日常开支，省吃俭用为子女攒钱。对于存入立金所的资金，大多数老人都采取“多存少取”的态度。以C爷爷为例，他每年大约能攒下4万元存入立金所，除中途因老伴生病手术支取过3万元外，其余时间几乎不取钱，即便取用，也多为应急并通常在2000元左右。正是这种“强储蓄、低花费”的理财习惯，使得X村的融资网点能够在高利率条件下长期维持资金运转，暴雷时间被大大延后。
2.不敢和孩子说：信息获取的结构性困境
在X村，许多老人并不愿随子女进城生活。一方面，留在村里意味着熟悉的环境和一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麻烦孩子”。
案例一：66岁的F奶奶在附近果棚务工，工资按一小时10元计算，每月收入在1800左右，而老伴则在附近G城镇上修理电器，每月收入约在2000~3000元。孩子成家后，F奶奶并没有跟随孩子去城镇生活。反而是自己孩子图方便一直和媳妇在F奶奶老家的房子居住，只有周末才回自己的房子去。据F奶奶所言，儿子和儿媳妇也都在G镇工作，平时上班没时间做饭，就经常到自己这边来——“有我们照顾，他们肯定乐意来”。儿媳妇和儿子很孝顺，来老家这边吃饭的时候就会买很多菜。自己也经常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贴补小家庭。
案例二：Y爷爷今年72岁，平日主要通过赶集卖货（桌布、纱布等日用品）维持生计，但由于网购的冲击，近几年收入越来越不景气——“扣除日用和吃的药，根本剩不下什么钱”。Y爷爷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45岁，小女儿今年39岁。据了解，Y爷爷不但把彩礼全部返还给女儿各自小家庭，且婚后也一直在补贴两个女儿：除了时不时给两个小家庭买东西外，Y爷爷曾花费15万元购置了一所平房用来帮大女儿做生意，又在二女儿结婚时额外提供了10万元购房资金。Y爷爷表示，自己可以一直帮助自己的两个女儿，但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不能让孩子摸清自己的底细。
Y爷爷和自己的老伴都交着村里的社会养老保险（500/年，交七年，60岁后每位老人每月可以领取200元）。Y爷爷表示不乐意麻烦自己孩子养老，因为自己还不是很难，也能挣来钱，因此也没必要和子女说养老的事：“村里虽然也有跟着自己孩子去城里的，但是两只手就能数过来。并且去了也不是想干啥就干啥，还得给孩子一家做饭、看孩子”。
在养老问题上，X村老人多从事销售、零工、种田、养殖等行业，鲜有在单位工作并享受相关养老福利待遇的。在社会养老保障有限的情况下，X村老人们普遍秉持 “攒钱自养”。然而，现实中的代际关系却呈现出一种不对称性：即使子代已然组建家庭，父代仍需向子代单方面输送资源和照料，而子代视之为“理所当然”，“啃老”现象越来越趋于常态。这就使得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在X村发生了异化，转变为一种防御性的“防儿啃老”心态。
这种心理下，X村老人自然不愿向子女透露自己储蓄去处，也就使老人们在立金所投资时，刻意对子女隐瞒了资金去向，这种代际之间的信息隔离使老人难以借助子女的数字能力核实企业资质并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数字素养较低（多使用老年机、不习惯上网），X村老人只能高度依赖村内熟人获取信息，对企业资质、风险提示几乎一无所知，从而使风险判断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走访中，许多受害老人坦言：“平时压根不上网，也不知道那家公司早就上了黑名单。”
3.当熟人变成“背书人”：传统乡土信任机制的助推
通过走访获悉，X村内推销该投资获利业务的是一位长期融入该村社会生活的Y邮政员。其公公曾在村中工作30年，两代人长期参与村里事务，并在其中积累了不小的信任度：X村村民普遍对两人有着很高的评价和认可度。该邮政员在村中从未出现抬价、吃回扣等行为，并且在村里农忙或者哪家遇到困难时都会主动帮忙，从而逐渐打入了该村内部信任圈，特别是赢得了老人的信任。此外，该邮政员在推销时反复强调立金所的“合法”、“稳定”、“政府认证”资质，却绝口不提其融资黑名单和相关风险事宜。这在X村老人看来便构成了“乡土熟人”＋“政府信誉”担保的一份双重背书，从而大大降低了对立金所的警惕性。自始至终，老人信任的从来不是“立金所”，而是“熟悉的自己人”以及其背后的“国家形象”。骗子正是利用了公权力符号与乡土人情的合谋，精准地把握了当地老人心理。
四、对X村老人生活困境之反思
此次立金所诈骗案例，影响之远，波及之深，性质之恶劣难以想象。许多老人打拼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储蓄血本无归，更甚者，许多老人因承受不了家庭和社会压力最终选择自杀。我们在反思市场监管不足和控诉诈骗团伙毫无人性的时候，更应关注这类金融诈骗公司是如何一步步借助地方社会机制深入老龄村庄中的：
首先，强代际责任并未随着老龄化而减弱，反而在婚姻市场高度竞争化的背景下被进一步强化。在X村，结婚被视为家庭责任的关键节点，父代不仅要完成“养育义务”，还要为子代的婚姻成功承担几乎无限的经济责任。这种责任并非个体选择，而是一种嵌入在地方社会规范中的“道德强制”。在巨大婚恋负担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高收益金融产品自然成为老人缓解代际压力的重要工具。
其次，老人群体的数字信息困境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代际关系结构性变化的产物。一方面，在“不愿拖累子女”的道德逻辑下，X村老人不得不通过储蓄和投资实现“自我养老”；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啃老常态化”“防止被子女惦记”的现实与心理双重考量下，X村老人主动封闭了与子代之间的信息通道。这种代际隔离使得老人无法借助子女的数字能力来甄别金融风险，从而只能依赖村庄内部的熟人信息网络。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条件下，熟人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反而被资本利用，转化为风险扩散的通道。
最后，乡土信任与制度信任的叠加，使诈骗行为获得了高度合法性外观。立金所通过长期驻村的邮政员进行推广，将国家机构的象征性权威与熟人社会的道德信用叠加在一起，构建出一种“可信赖的金融幻象”。这提示我们，在老龄化农村地区，风险并非来自陌生社会，而往往正是通过最熟悉、最被信任的关系网络渗透其中。
综上所述，X村老年人遭遇诈骗并非“贪利”“无知”的结果，而是在代际责任强化、养老保障不足、信息结构失衡与乡土信任机制共同作用下，被系统性地推向风险前沿。对这一问题的治理，不能仅停留在打击诈骗或提升个体防范意识层面，更需要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农村养老保障、代际责任分配以及金融监管在基层社会中的嵌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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