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
发刊词
世风泱泱，大潮澎湃，虽苦冬寒料峭，已觉春潮翻涌。白梅映月，杨枝垂海，旧墙故院里轻泛几声古早的低吟——正是坚冰挂珠的时候。
新波鼓浪，不免几分涟漪;犬豺环吠，饮冰难凉热血。九州云动，海陵狼顾，管他虎豹熊罴?且将拙墨作戟，一倾热雨，尽洒江天!
12.14
作者记
笔者出生在诸城农村，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喜欢研究一些历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是一段风云变幻，大浪淘沙的历史，哪怕是再平凡的人都如同滔天巨浪下的颗颗泥沙，被裹挟着不知往何处去。
在如今风平浪静的沙滩上，曾经惊涛拍岸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去，哪怕是在四十年代出生的先辈，也已是耄耋之年，即将或者已经与历史的舞台挥手作别。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遗忘，比遗忘更可怕的是杜撰。对这段血泪史，奋斗史来说，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恰是缺乏根据的杜撰和片面的误解。
与宏大叙事一样，在微观层面，在县一级、村一级的历史叙事同样弥足珍贵。笔者愿尽一份绵薄之力，尽可能去了解去归纳去整理这段历史，形成了一份报告，希望能给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
鲁东农村历史风貌调查
SurveyofRuralHistoricalLandscapes
intheeastofShandongProvince
作者：非证
一、日伪时期至解放前夕
Fromthe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
TotheFoundationofNewChina
这段时光对老百姓来说是很惨痛的，可以说是乱世，这个时期的人们最不缺的就是悲惨和苦痛。
早在明清时期，这个县城里就已经有了臧王刘李丁五大家族，连田千倾，树大根深。清朝倒台后，军阀混战，土匪势力兴起，最终成气候的一个匪首叫张步云，凶狠残暴，杀伐随意，干了很多丧尽天良的事。当时的人们为了哄孩子听话经常说“再不听话，张步云就来抓你了!”小孩听了就会立刻噤声，可见老百姓对他的恐惧。
后来日军侵华占领诸城，这个时期并非是日军对平民百姓的单方面压迫，而是以日伪反动派(后期是国民党反动派)为首联合投降的旧地主乡绅阶级的“共治”。也就是说“皇权不下县”这套旧的统治基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基层的封建统治是现成的，而且行之有效。以至于有这样的现象：统治一个县城所需要的鬼子数量实际上不多，分摊到镇一级则更少，十几个人左右，有时甚至是是个位数。伪军，土匪和地主的私人武装才是维持日常统治的基础。有一部分老人回忆，有的鬼子并不害人，有时候会给小孩发糖吃。其实这是个例，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屠戮人民并不冲突。有些乡镇上的日本鬼子一般并不会直接参与剥削，比如收租，收苛税。而是培植代理人，也就是汉奸。县城里的鬼子经常出城扫荡，而且鬼子发狠多发在有反抗的地方。比如笔者的家乡，南部是山区，以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敌后抗日武装多在山区建立根据地，自然会受到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发生的惨案不计其数，更有屠村绝户之事，比如匪首张步云投靠日军后，在1945年3月配合日军袭击中共诸莒边县贾悦区委驻地，38名村民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43名八路军战士被刺刀挑死，共造成286人遇难，史称“小岳戈庄惨案”。而相对来说中部北部的人会“得享太平“。产生的叙事因为个体局限和地区局限自然会有差异。另外，反动派的统治联盟并非铁板一块，反而各怀鬼胎，处处有矛盾，处处有倾轧。拿张步云来讲，他就在军阀，国民党和日伪之间反复横跳，利益不被满足或者个人之间的交往产生嫌隙都会成为他“跳槽”的导火索。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剥削人民。
1943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指示，胶东军区参谋处长贾若瑜率领胶东区十四团主力营，进入诸城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此处分享一个故事。笔者一位朋友的父亲是一位南山里走出的老革命，曾经因为生活所迫落草为寇，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几经历练，参加过各种与反动派的斗争，后来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建国时做到本县武装部的部长，如今早已过世，但百姓对他多有传颂，故事很多，南部地区据说当年有画小人书说他的事迹，说他是一位李向阳式的人物。此人姓韩，日伪时期在南部山区领导一只游击队伍，人称韩队长。有一次韩队长秘密执行任务，归途中路过一个旅店，天已暮黑，听见里面吆五喝六，叫呼连连，似有赌徒聚众。韩队长摸到近前，戳开窗户纸，发现是一伙伪军在耍钱消遣，好不乐乎。韩队长瞅着里面的畜生，恨得牙根痒痒，可自己形单影只又没带枪，放过这群畜生又太便宜他们，他寻思了一会，忽然瞥见窗台上有一个笤帚，计上心来。他把笤帚用黑布褂子一包，装作拿了一条枪的样子，踹门大呼“都不准动，韩为荣在此!”韩队长之名本来就让伪军丧胆，灯下摸黑，自然也就无人觉察这笤帚做的枪，一个个噤如寒蝉，缴了枪，被韩队长一个人押到了根据地。类似的故事很多，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老爷爷们无不竖起大拇指。
日军投降后，在共产党力量的影响下，这片土地开始起变化。
笔者老家是一个佃户庄子，也就是没有地主，顶多有一两户富农的村庄，剩下的全是佃户的村落。没有地的人，只能租地主家的地过活，自然是穷困潦倒，种地是佃农最基本的工作，男佃农要做苦力，抬轿，送葬，捉蚂蚱喂地主家的珍禽异鸟，甚至给地主家的孩子当马骑，用的到的就得快些，不能拖沓。女的更惨了，稍有姿色或者说天生丽质的，地主就会拿来享用，有些地主还声明对其佃农有初夜权。给孩子喂奶，洗衣做饭，做针线活。以上这些都是不要报酬的，是普遍现象，个别地主不那么过分，或者讲点人伦道德，老百姓便会称道一句“乐善好施，为人亲善”。
到了农忙时，出去打工干农活我们这儿方言叫“扎密汉”，西边有些省份叫“麦客”，而且在建国前，种麦子的话，种植密度远没有现代这么密，是很稀疏的，收麦子的时候甚至用手薅就行，不需要镰刀，亩产量自然也不会高，小麦亩产在一百斤以上就是好地，山东地区的好地不多，不像东北有黑土地，地劲大，很多地亩产甚至不到五十斤。为了这些产量，农民也是费尽心力，比如拿粪便配上榆树叶子和土发酵做沤肥，所以要拾粪，什么粪便也不能浪费，甚至尿也要攒一攒挑去浇地。北方地区睡得是土炕，土炕烧久了，炕低有很多黑色的灰，农民需要定期扒炕低，打碎肥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八十年代，化肥大规模推广。
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是一句赞美而是一种写实。一位长者回忆，夏天割麦，农民穿的衣服都是粗麻布的，不耐穿，有多不耐穿?穿着麻布坎肩下地劳作，汗水蒸发留下盐粒，整个坎肩脱下来风一吹就梆硬梆硬的，一掰就碎。
农民为了这点白面累死累活，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地主家就不一样了，据村里老人们回忆，一位村民，他当时在地主家作长工，劈柴的时候听说地主家丫鬟说今晚上吃饺子，便激动的卖力干活，一下午把一柴房的柴火劈完了，晚上美美的吃上了一顿饺子，回村后，逢人就炫耀自己吃到了多么多么好的珍馐，这件事以至于成了一个村里的笑话。
“遍身绫罗者，不是养蚕人。”农民平时吃的多是粗粮，以地瓜，谷物，玉米为主，也不是顿顿吃饱，收成不好有糠咽菜吃就不错了。更不要谈肉蛋，这都是很奢侈的。在这里，笔者举一种糠咽菜为例，用洗净的地瓜秧子做的，撒上少许面粉蒸烂，团而食之。方言上叫“地瓜秧子粑古”。而地主家则不可想象。
我这里对大地主家的饮食没有具体数据，但是，诸城县自古以来能人辈出，文人数不胜数，画《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金石学家赵明诚，清朝大学士刘统勋，刘墉父子等等等等，包括文化造诣很高的康斯坦丁，家里面物质条件绝对差不了，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门里不出五十个以上的进士，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望族。苏东坡在任时曾说“东武遗风今犹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这美好的文化氛围像一簇簇美丽妖艳的花，可是它的根却深深扎在大片大片的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底层劳动者身上。吸着他们的血，喝着他们的泪才有了“曲阜出圣人，诸城出名人”这句话。其剥削程度和体系的稳固程度可见一斑。
就城里一位老人回忆，臧家大院占地约40亩，由多个四合院组成，房屋高大，雕梁画栋，砖石铺面，后花园颇有江南园林神韵，亭台楼榭，假山鱼池，奇珍异草一应俱全，老百姓听故事才想象得到的丁香，海棠，牡丹，芍药等花卉百花齐放，四季不停。更有木瓜，洋梨等很多老百姓一辈子吃不上的稀有果品。解放后，还是个孩子的老人家得以去里面玩耍，谈起来，唏嘘不已。一个县城，地主已是如此奢华，佃农无立锥之地，有个地窝子住就不错了，可谓是云泥之别。
这种基层社会环境直到国共两方在历史舞台开始角逐才得以松动以至毁灭。国民党短暂取代日本鬼子与地方反动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百姓，共产党则是站在了穷苦大众一边。
诸城位于胶济铁路南侧，是台潍，海青等数条大公路的交叉点，能够辐射沿海诸多地区，可以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军投降后，县城里仍驻扎着张步云残部共四千余人，妄图继续其残暴的非法统治。1945年9月4日，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第一师师长梁兴初率部发起总攻。“叫一团用炮轰!”随后加重语气，“准确地摧毁东南角敌人的兵营，但告诉炮兵：不许损坏民房!”8日诸城县城第一次解放，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好巧不巧，我一个发小的爷爷，当时在城东南经营着一个饭店，据说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结果解放那天，房子被夺缺口而逃的匪军恶意烧毁，后只能出城谋生计，在我村定居，遂有后来事。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犹如春风拂地，吹散千百年来死气沉沉的寒潮，令这古密州为之一变。
解放前，诸城县共有耕地201.5万亩，地主占了141万亩，约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70%，每户地主平均占349亩，每人占86亩;富农占15.5万亩，约占20%，每户富农平均占79.5亩，每人占有16.5亩;贫下中农占剩余的20%，其中中农每户占3.2亩，每人占0.75亩;贫农无地，只能靠租地耕种维持生计。压迫之重触目惊心。
诸城地区的土改过程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并非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的，也反映了山东所谓两次土改的历史面貌。
诸城第一次解放后，很多地下活动的党员也开始公开活动，多是穷苦出身的佃户长工(包括前文提到的那位吃饺子的长工)。1945年初，县委为了贯彻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关于彻底减租的法令，先在在诸城西部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后在全县掀起“双减增资”运动热潮，县，区纷纷成立减租委员会，喊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一切额外剥削，反对无理退地，给佃户永久住房的权利”等口号，发动贫雇农向地主清算，对抗拒的地主开展停缴地租，分其存粮的斗争。但是当时战争形势依然严峻，工作进行的比较温和，也不是很彻底。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月中旬至六月初，华东局专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贯彻五四指示，之后山东解放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9月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又称九一指示)，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完成全部或大部分土改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来电肯定山东土改的做法，进一步明确土改政策，要求注意保障地主在土改后的必须生活，保障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对富农的土地采取尽量少动或不动的策略。
九一指示下达后，山东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一、以清算地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二、通过献田献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三、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其中第一种方式是主要的。
1946年春，相州镇开始土地改革试点，九月，上级党委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像心脏迸发一股新鲜血液往外输送直到毛细血管一样，分派到各个村落，铺开土改工作。土改工作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呼百应的梁山好汉式的运动，而是依托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精密的工作队进行的庞大的政治运动。
土改运动的一般过程为：
第一步，调查研究，确定斗争纲领;
第二步，派工作队下农村;
第三步，工作队将斗争口号以打锣鼓，写标语，演讲等方式进行宣传;
第四步，分头串联，找贫下中农谈话并发展积极分子;
第五步，将发展的积极分子召集开会，讨论具体的斗争方式，成立贫农团;
第六步，以贫农团或工作小组为核心建立新的组织架构;
第七步，正式开展土改斗争;
第八步，在斗争中考察积极分子，将先进的有干劲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第九步，将土改工作突出的村庄的工作队推行至其他村庄，连成一片;
第十步，开庆祝会和总结会，巩固土改成果。
其中，在第七步，也就是正式开展斗争中，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开斗争大会，重头戏是诉苦，要想方设法激起劳苦大众对自身悲苦的认识，脱离往日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的麻木的遵循和服从。这是很核心，很重要的。个别诉，小会诉，大会诉，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诉越苦，越诉越有劲，把地主“真正打服”。
到了大会的小高潮，站在台上的佃户声泪俱下，抽泣不能自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指着头垂在胸前的地主说不出话来的时候，群众跟着有感情共鸣的时候，哪个积极分子发言总结，哪个干部跟上，哪个小组成员喊口号把群众心里的委屈如田螺肉一样一丝不剩的勾出来吃掉，将大会推向最高潮。有些大会甚至要动手，很多问题，往此种种，都是需要精心布置的。
笔者老家是个佃户庄子，没有地主，但是有土匪，伪军连级干部，二地主，什么是二地主?这是地方上对地主的狗腿子的一种叫法，多是负责具体欺压老百姓的人，名声极臭。这些人除了起义投诚的，批斗轻一些，剩下的受到了严厉的批斗。
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每个村都有特殊性，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贫下中农都适合深度参与其中，所以就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以前村里的二郎八蛋竟然成了土改的干部。笔者表弟的曾姥爷曾经当过土匪，后来在土改过程中表现出色，勇于斗争，敢于斗争成了先进分子，左派分子。但是他借机跟同村一位黄花大闺女成婚，两人相差十几岁，女孩子的家人不敢说一个不字。在村一级的叙事中，要注意，没有完美的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建树，更没有不犯错的圣人，政治运动的复杂性是贯穿始终的，达成政治目的，必然会付出代价。特别是在一个封建小社会里搞革命要认识到甚至默许其局限性。
另外，关于划定成分，其尺度问题和具体实施情况也存在巨大差异，操作空间不可谓不大，特别是后期发生了左倾错误后。一般来讲，财富，土地，历史，祖先，态度，行为等成为划分标准。
笔者的曾祖父经营着三十亩薄田，其中十五亩是租的。加上为人老实，没有坏经历，被划成了中农。但是当时的工作组认为他历史这关不好过，因为本家亲戚城里有一支是地主，出了个光绪的帝师，兵部尚书，有点落后。这位老农民为此颇为头疼，本来老实的人后来更加老实了。很多大地主和走狗望风而逃，跑不走的就被清算了，挨批挨斗。跑得快的要么去济南，要么去青岛，有能耐的，有眼光的，直接跑到了香港甚至南洋。有些人改开后作为华侨代表“荣归故里”，摇身一变成为了座上宾。当然这是后话了。
需要注意的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投身抗战的开明的士绅，也是有的，他们自发的组织抗日武装，后来逐步加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他们并不排斥。此事在县志中也有所记载，很多老人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个现象，共产党并非只有贫下中农，地主家的孩子也有当共产党的官的。总之要把地主阶级分析一下的话，可以认为，地主分为两派：抗日的一派，投降的一派。投降的一派自然跟着跑了，或者毁灭了。进步的士绅阶级和这个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土改工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诸城第一次土改能够稳定而顺利进行的一个原因。随着土改工作的推进，这种优势又变成了劣势，这也为“第二次土改”埋下了伏笔。
山东地区在社会构成中有明显的宗族派系特点，上千年的封建主义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深深的根，又加之齐鲁大地是孔孟之乡，君君臣臣，亲亲戚戚是融在血里的。从价值观上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是大部分山东人的人生信条。这里面的事情展开讲很复杂，涉及人文历史，不便展开。古人云“山东平，天下安”。不是讲山东必须服服帖帖的，天下才太平，而是说，如果老实本分遵守理法的山东人都造反了，可见天下是真的不太平了。反之亦然，山东地区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是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压舱石，太平时是税收的重要来源，一有祸患，又可出兵钳制中原。故有此说。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物质基础的问题，在山东地区率先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的觉醒者，大部分都是地主或者富农出身，最差的也是中农。比如路友于，他是跟李大钊一起走上绞刑架的革命先烈，也是百尺河镇大地主出身。于此种种，在山东地区很普遍。就像上文提到的，面对日寇，在统一战线里，他们毁家纾难，投身革命，进行初期土改，干部们因为身份原因便宜不少，使得土改顺利进行。但当土改工作一层一层地要把这封建经济基础扒个精光，就会有人犹豫。假设你是一个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经过战火的洗礼现在回家乡主持土改工作，你面对的既是土改中需要被斗争的对象，也是你的父母，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三伯四叔，五服之内，六亲之中——即使不在一个地方，这种简单的，发自内心的阶级感情又让你，你们达成默契，何以下刀?
1946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有一个显著的，或者说老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点就是——空袭。
“有一个脑袋的，三个脑袋的，还有五个脑袋的飞机，隔着很远就听着嗡嗡嗡的声音。”这是一种朴素的说法，一个脑袋的是装有一个引擎的飞机，三个脑袋的是装有两个引擎，驾驶室在中间的飞机，同理，五个脑袋的是装有四个引擎的飞机。
“飞机一往下飞，轰轰的，哒哒哒子弹打进屋里，把炕打穿了，俺当时就躲在炕沿下边，直打哆嗦。”一位老奶奶瞪大眼睛如是说道，“我还捡到过子母壳哩。”
国民党的空袭炸伤了不少人，生产生活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赶大集变成了“夜市”，提着灯笼去赶集成了一段特殊的记忆。
随着胶东战役的形势日渐胶着，1947年9月7日，国民党四十五师侵占诸城北部，分三路向县城进犯，在此之前，共产党发动群众拆除了县城的约三分之一的城墙，极大改善的后来解放军不擅长攻坚的劣势带来的被动情况。解放军在分批次阻击后战略性撤退，退至乡下让出县城。城里的人纷纷逃难，笔者家在城边村，当时也是投奔到乡下亲戚家躲避战火。9日国民党占领县城。
据党史记载，9日当晚，解放军就包围了县城，经历三天两夜的鏖战，顶着没有制空权的压力才攻破城防，正要全歼残敌之时，得到情报援军迫近，指挥部急令部队撤出战斗。这是第一次战斗。
有老人回忆，枪炮声不绝于耳，比过年的鞭炮声还要热烈。一天夜里，县城上空出现一团明亮的火球，如同白昼，惊得牛羊慌乱嚎叫，吓得人们仰天失声。随着火球的燃烧，枪声，炮声更加激烈，飞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把县城变成了一片燃烧的火海。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飞机投下的照明弹。
据时任华东局副书记黎玉回忆，山东地区的土改形势越深入越进入了“偏左”的航线，特别是从东北来的饶漱石和从延安归来的康生为后来的土改工作定了调子。饶漱石一到山东就说“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像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他们首先否定了九一指示，说山东党是“富农党”，执行的是“富农路线”，对山东本土派干部实施了打压，对以前的土改工作提出了批评(详细事件在此不做赘述)。
那事实真如此革命先辈回忆录中所说的这般不公吗?
未必。
1948年12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对黎玉做了处理，批评了他的错误，包括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黎玉问题”的决议，认定了黎玉所犯的错误。
于此再讲一个事情，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由于当时八路军属于国民党序列，这种不经委员长批准的“私自”调动受到了国民党的围攻。八路军在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支援下，站住了脚。罗帅也才安心开始了他在山东的“爆兵大法”。后来罗帅率六万精兵出关，黎玉领导的山东部队和留下的八路军部队关系密切，而与后来进驻的新四军部队隔阂较大，这种隔阂在土改的持续推进中显现出来。后来受到批判的干部大多是本土干部，而主导批判的有饶漱石，邓子恢是新四军干部。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曾对叶飞，王必成，陶勇等新四军干部说：“你们如果不多打几个大胜仗人家连饭都不会给我们吃了。”尽管陈毅元帅说话诙谐风趣，但言简意赅。
中央也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刘少奇派康生带工作团去参加整党，注意，康生并非是因为爱整人去的山东，而是带着中央赋予的任务去的，加之康生是山东诸城人，对山东地区要熟悉。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团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当时化名杨永福。
再结合前文提到的山东地区历来是战略要地，而且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侵华期间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后来发展到山东军区时，部队人数已经发展到27万，民兵和自卫队超过200万，且政治上，共产党深得民心。到林罗出关前，山东根据地已经是全国最重要的根据地，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共产党非常倚重的重要战略支点，累计输送兵员达44万之巨，已经超过某些野战军的人数。更不必说，淮海战役，依托山东军区为大后方，一辆辆小推车最终才能化成前线解放军战士终结国民党最后主力的力量源泉。如果土改工作进行的不彻底，那么试问这锅夹生饭还能不能吃得下去?
综上所述，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和人事安排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非个人的曲直。
就黎玉的回忆录而言，一是当初一起批判他的，同为新四军系的邓子恢，回忆录里却不加指责，对派康生来山东整党的刘少奇也语焉不详。矛头直指饶，康二人。
二是在回忆录中，黎玉把开会前，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在会议室里挂自己的像这种事描述成后来对他批判的原因，这个现象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黎玉对个人崇拜是否知情，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黎玉把自己领导的徂徕山起义设为山东建军节，后来他向中央检查过这个错误。
三是黎玉称他跟以前合作过的徐向前，朱瑞，罗荣桓没有闹过矛盾，而饶漱石缺乏胸怀，处处给他穿小鞋。而事实上前者三人在与黎玉共事的时候经常因为用人的问题发生分歧，1954年陈毅在饶漱石座谈会上讲：“关于在山东反黎玉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饶漱石抹煞历史，吹嘘自己的丑恶本质。反黎玉斗争是先从罗荣桓同志开始的，他们首先发现了黎玉的山头主义，并和他进行了斗争。以后我到山东，罗即与我谈到有关问题，我继续协同舒同，张云逸等同志和黎玉进行斗争，并且请示中央。当时在中央批示下为了等待黎玉觉悟，故对黎玉的问题未公开揭露，我们应指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前后对黎玉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
1984年，黎玉和林浩就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有关他们的错误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给黎玉平反，5月30日黎玉在北京逝世。读者可以看到，其中是非曲直并非一成不变，自有公论。
在主流历史观点叙事中，饶，康二人的到来，直接导致了左倾错误路线。而事实上，当时放眼全国，在解放战争期间，全国弥漫着一种渴望和平的情绪，不少人希望回家种地，晋察冀地区甚至出现征兵自行返乡的事件，虽然老百姓的渴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地主乡绅们等待着反扑，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深入进行土改，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所谓“且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以至于后来左的问题也不只有山东解放区存在，其他解放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947年7月，华东局在诸城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饶漱石在会议上讲：“地主，富农在土改中杀我们一个人，我们就要杀死他们十个人;如果杀死我们十个人，我们就要杀他们一千个人。”会后，在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极大的孤立了地主阶级，争取和团结了中农。
1947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我们现在可以决定一条：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至少在土地改革时期回避本地工作为好，过去我们强调用本地干部，现在经验证明，用本地干部没有阶级观点让我们吃了亏，地主富农干部在本地工作麻烦多得很，家庭亲戚朋友哭哭啼啼，你有什么办法，我看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到外地工作为好，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在本地工作为好。”
后来，诸城地区的土改向着更深层次发展，但也有一些过激的事情，反映在农村一线就是死人的现象开始多起来，斗死的人变多了，不再像以前一样温和。斗人的人风光无限，甚至一些本来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不法之徒利用这次左倾路线行蝇营狗苟之事。
笔者老家当时斗争很激烈，一方面以国民党为首的反动势力仍有反扑，有一些党员或者家人朋友受到杀害。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进行，后期，共产党员清算反动派也是毫不手软，当时在村东边的大沟里一次性活埋了十几个反动分子，笔者爷爷的哥哥当时是个孩子在旁边观看，有的被绑者泣不成声，裤裆湿了一大片，有的人沉默的像石头。等坑挖好，一个个如饺子下入锅中倒了进去，一锨一锨覆盖上新土，踩实，下午挖出来，家人来领尸。
另有一件事，当时村里一个恶霸在下午被执行枪决，打了一枪，人倒地，其余人就去干别的事了，家里就一对老父母没法来收尸，结果，人没死，晚上偷摸跑了不知所踪。因为这件事，村里的干部受到了批评，于是村里的干部又对老两口进行了批斗，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打得老头趴地不起，打得老太太叫苦连天，老太太是个小脚，盘着腿一挪一挪地移动，其状甚惨。两个老人最后不堪受辱，在禁闭室的窗户棱子上用绑腿布上了吊。
笔者在这里写这些事，不是为了刻画说明共产党的残暴，而是相反。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迫害可以说是千倍百倍的严重。就像是上文提到的老夫妇，平时也没少仗着他们那伪军儿子横行乡里。这都是史实——一个合格的政党也绝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托尔斯泰式的“圣人党”。
但话说回来，左倾问题，损失还是有的，不利于解放区的长久发展。中央对此再三批评，一直在纠正左倾问题。1948年3月6日，毛主席在致刘少奇电中说：“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后来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山东地区的左倾问题逐步纠正，而等到彻底纠正，已是1949年建国前夕。
那这个左倾问题是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饶，康二人实际上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史实。
首先，饶漱石是华东局，华东军区政委，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赴东北，直至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而华东局此时的领导人包括陈毅，黎玉，张云逸，谭震林，舒同，邓子恢，郭子化，李林，张鼎丞。饶漱石不可能一来就了解主持工作，而且实际上是邓子恢向中央反映的黎玉的种种问题，并亲自坐镇渤海区指挥整党。
而在1947年7月华东局诸城寿塔寺会议对黎玉问题形成决议时，康生还远在晋绥区搞土改，到山东已是1947年底，是带着中央的意志去的，而非像某些人说的自顾自地整人。有老干部回忆说，当时整党是邓子恢主持，舒同，张鼎丞等人参与的，康生到了以后反而纠正了一些问题。而且康生自中共七大后基本不受重用(比如主政一方)，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成为华东局领导是1949年的事，一直在青岛修养，基本不管政务，何来制造左倾妖风一说?
在1947年8月，为了掩护在鲁西南战役中失利的华野四纵主力西撤而突围至东线兵团防区的华东野战军四纵第十师，突围后在诸城无忌地区休整，暂归华野东线兵团指挥，后在10月10日，在诸城地方武装滨北独立一团的配合下对县城形成合围，敌军龟缩城中靠空投补充给养。13日黄昏发起攻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于15日全歼守军，活捉县长聂近臣。国民党霸占了35天的诸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有老人回忆，刚解放的清晨，在护城河的河滩上看到堆了一层层还乡团的尸体，赤身裸体，全身发紫，枪毙后暂时放在了河边，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自发性地在夜里扒光了他们的衣服。充满着复仇性和毁灭性的反动势力还乡团并非某些人笔下正义善良之师，而是彻底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无耻走狗，于此事可见一斑(关于还乡团的种种劣迹，鉴于笔者笔力，恐引起读者不适，故仅做侧面描写)。
1949年8月20日，长山列岛战役结束，山东全境解放，属于人民的历史迈入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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