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构建”
在本系列第一篇《乡村建设：乌托邦文人的无病呻吟和左支右绌》的第三部分，我们指出了乡建“艺术家”们在其乡建逻辑中种种不着调的高远命题和宏大叙事。比如民族精神、文化原码，比如信仰与文明、家园和灵魂等等。本文中，我们将结合《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一书的有关章节，来对这些高远命题和宏大叙事作进一步分析。
为证明艺术乡建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该书作者不惜大量篇幅，在第二章《灵魂家园》和第三章《风雨飘摇》中浓墨重彩、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他眼中当代中国乡村的种种悲惨图景，追忆了古代和新中国建国前富裕安康、悠闲文明、尊神敬老、家族兴旺的“桃源美景”。比如：第二章第一节《凤凰的传说》，说的是别名凤凰村的许村的渊源来历、构成状况、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等;第二节《许村人家》则选取了时任支书于兰英、民歌手王老汉、农家乐老板老路、农户乔彦兵、回乡青年张靖宇、种粮大户白凤鸣等对象，并作了村民基本情况调查表;其后的三节，则试图从家族(《不熄的香火与失控的家族》)、祖宗(《清明时节寻宗问祖》)、神灵(《从土地神到福禄寿》)三方面证明今日之三农的“丧家犬”现状：
——“西方人追求的是超越肉体的死亡，获得灵魂的拯救与不朽，中国人则是通过生命的传承，获得血脉的延续得以永生。……中国人需要在传宗接代的过程中，在有限的生命中达到无限的生命意义，这才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价值所在，是点燃中国人在血脉永生这个生命理念上不熄的香火，是这个民族繁衍不息的生命之源，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中华民族将生殖崇拜升华为一个民族的文明走向却是独一无二的。把血脉传承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信仰也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人强调血脉传承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并把它作为整个民族的价值信仰。由此，生生不息的血脉永生，以传宗接代使血脉不断延续的敬祖与崇拜，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价值和信仰”
——“中国人对家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国的归属。家庭是中国人的宇宙中心。”
我不知道谁有资格将中华民族的文明走向定义为“生殖崇拜”，或者谁代表了中华民族来将“生殖崇拜”“升华”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走向，也找不到该书作者所称“血脉传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信仰”的印证材料，尤其不解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信仰”这种提法，不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一朝代哪一阶级或阶层所创立或支持的“信仰”，还是他自己凭空“创立”、模糊感觉到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仰”?如果说“传宗接代”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价值和信仰”，那我们这个民族又与动物何异?不知道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古人，是不是大逆不道?
我知道的是：该书作者是打算建立起一条逻辑链条，即由生命、生殖、传宗接代、“家族”这些词藻，最终引向他想要的“乡村运动”上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运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型使得(传宗接代)这一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导致了乡村以孝文化为核心的道德沦丧，以及本体性价值观的失落。无论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还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看似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受到社会进步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但中国人心中血脉传承的观念无法轻易改变，‘香火’观念在中国人心里根深蒂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及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乡村中的年轻一代也不断反思和质疑传统‘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观，试图寻找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依托来取代传统价值观，但都收效甚微，因为中国人无法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来安顿自己的信仰与灵魂。中国人也只能八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重新融入‘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的传统价值观念中，以尊祖敬祖为情感和信仰基础，并获得现代性传承与变革。”
但上面段文字给人带来的笑点和槽点却令人忍俊不禁：何为“本体性价值观”?这个想当然的拍脑袋名词是咋编出来的?好，就算该书作者或其“家族”钟情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并把它们作为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难道就有资格擅自“戴表”别人来格式化全体中国人吗?将自然性的人类的生殖繁衍，人为“升华”成“生殖教”、“传宗接代教”，并强行用宏大高远的“信仰与灵魂”来化妆，就能获得他声称的所谓“现代性传承与变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逻辑?我们不禁要问：反思和质疑“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难道不能部分归因于当下中国朝不保夕、前景不清的个人养老前景么?难道不是和当下延迟退休政策被广泛质疑相互印证么?难道不是和当下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的现实一脉相承的么?对这种反思和质疑的“反思和质疑”，散发着浓浓的象牙塔书生气，颇像“何不食肉糜”的惊人天问。
该书作者还用不少的文字质疑计划生育政策，但所用的逻辑却令人匪夷所思，比如：
——“计划生育让很多人断了香火，颠覆了中国人凝聚在血液中的宗教信仰，但延续香火依然是许多中国人的核心信仰和生命意义。”……“中国人生育是为了传宗接代，西方人生育是为了天伦之乐。”他还引用美国人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里的话“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引用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里有关用道德替代宗教的论断，认为“约束中国人行为的就是家族和家庭，因为中国人内心里只敬畏自己的祖宗”。尽管他也不得不承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但他的推崇的解决方案依旧是族规约束——以他自己的“家族”族规为例，那么，说好的法治普世价值呢?他还不忘对深度厌恶的近代革命踏上一只脚——“我们近代革命的许多口号和行动，则是砸烂和摧毁被称之为封建礼教的家族伦理，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秩序和家族宗法”——但很显然，他又不得不承认“当时的确富有进步意义”，不得不承认“封建礼教对年轻人的摧残和束缚，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封建宗法制度的僵化和腐朽”，却又前言打后语地声称“如果把中国人信仰中的家族伦理体系彻底抛弃，今天社会道德缺失的社会原因就可以找到了，如果没有家族信仰与约束，那我们就会失去道德、尊严、感恩、忏悔、善恶、自律和荣誉。”
该书作者的上述左右互搏、左支右绌的批判与辩解，即既不得不承认封建宗法的恶，又梦想突出封建宗法的善;既不得不承认今天社会的道德缺失，又试图将病因归结于不存在阶级属性的、虚无缥缈的所谓“信仰”与“家族伦理”，试图给读者指出一条抽离了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实际的、无视这个国家现存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第三条道路”，以致于错误地进行归纳和演绎，牵强附会地强行区分东西方生育观，尤其是根本无视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和追随这些先进的共产党人而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农工大众所追求的、更有资格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推崇和敬仰的信仰，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的意义。
因此，即便该书作者在第四章《乡村重塑》、第五章《许村寓言》、第六章《家园理想》中罗列了很多他们所干的“实事”、所费的心力、所受的“委屈”，除了更多打心眼里不服共产党革命史和建设史的蒋遗民和老外艺术家，除了更多八十年前不曾有的营生和物件比如咖啡馆和手机、平板电脑之外，今天的乡建“艺术家”们在这个曾经活跃着土八路和共军的太行山深处的小村里进行的“启蒙”实践，其实和八十年前的梁漱溟等实业乡建、教育乡建或者其它的什么乡建没什么两样，一点儿也没有超越他们的前辈——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很显然，只要脱离了“阶级”，这个避无所避的现实基础，无论乡建“艺术家”们如何苦口婆心地构建什么宏大理论，搞什么“在地”实验，都必然会沦为空想主义和空中楼阁。连乡建老祖宗梁漱溟自己都承认，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可该书作者这样的乡建“艺术家”呢，却似乎比梁漱溟更不服气于农民运动起家的共产党，更不苟同于毛泽东所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坚信只有他们才最了解中国农民以及中国农村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样的“解构与构建”，能“围剿”得了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和农工群众的成就吗?
世界观导致的方法论问题
在《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这本书里，随处可见作者错误的世界观，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的方法论问题。
对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宣言轻佻肤浅的认识，让该书作者一张嘴一下笔就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他所谓的“文化”、“传统”对立起来，将改开以来“三自一包”错误政策对三农的破坏嫁祸到所谓的激进革命运动，似乎无产阶级天生就是与破坏文化、毁灭传统、糟蹋三农的：
——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毁于一旦。……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和批孔斗争中，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家学说，捣毁和挖掘了孔林里的孔子及其后裔的几十代坟丘。”……“中国人一直对敬祖和祭祖的虔诚和行为深信不疑，生生不息的血脉传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信仰和生命价值，……但近代的革命和反封建运动，以及近代文化激进主义和社会改造的无情打击与过分妖魔化，使我们民族的香火奄奄一息，‘文革’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致命一击，家族祠堂被捣毁，家谱族谱付之一炬，祖宗的墓地被铲平，墓碑被砸毁。在城市化浪潮中，又遭到新一轮的毁灭性的打击，有些乡村的祖坟经过几次平坟运动，荡然无存。每到清明和其他祭祀的节日，村民们只能在当年坟址的土地上偷偷地拜祭自己的祖先，然后再偷偷地回去，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慌张离去。”
——“……因为我们传统文明的脉络已断，无法了解中华文明的真相，不知道‘祖荫’的文明价值。祖荫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的命脉?因为祖先就像一棵大树，在阴间庇护着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绵延不绝的子孙悉心供奉他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只是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之中，也生活在中国传统文明建构的祖荫之中。……我们失去了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也无暇顾及危机所在，更无法连接历史的文脉和信仰的源头，继续沿着理性主义的思路，来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之策与寻找国家的发展之路。”
——“中国人只有将这种深深根植于血脉中的(祖荫)尊严和敬畏，化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伦理价值，才能在现实世界中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对祖荫已经陌生，对敬祖毫无敬畏之心，对祭祖也无仪式行为。”……“如果说祖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血脉和家族就是这个核心承上启下的两个层面。”……“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成为皇权伦理体系的核心，也成为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则。家族、宗法、祠堂构成了和皇权相连接的体系……我们必须把有价值的祖宗信仰从宗法皇权体系里剥离出来，……形成这个时代具有道德价值的信仰体系。(佛教)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根本的修正。(费正清语，《中国：传统与变迁》)究其原因，它和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需求不相吻合，也和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无法连接。”
——“‘文革’中其它的庙宇毁坏严重，但唯独土地庙没有遭到破坏，……可见土地神在当地的影响和地位。”……“许多青年对中国的传统持否定态度，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甚至兴起了一股崇洋媚外和拜金主义的风潮(沟口雄三语，《作为方法的中国》)。在当下，一切的神圣感都随着理性与科学的主导而烟消云散，也随着拜金与拜物被世人遗忘。人们与神圣、与祖先失去了联系，与土地也失去了亲近，同时也便失去了所有的敬畏，失去了生命的根系。”……“从土地神到迎客松，从儒释道到福禄寿，一个民族，就这样匆匆地从神性走向物欲。”
——“1949年前后的中国乡村土改，彻底打破了乡村长久形成的土地和财产制度，动摇了中国乡村的家族和传统秩序，也瓦解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迅速变成社会关系，阶级斗争加剧和撕裂了宗族与家族伦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阶级关系。”该书作者还引述景军的《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里的话，称：“由于阶级斗争，几乎所有既往权力关系被摧毁，一度有影响的社区精英反而要听命于在过去被视为身份卑贱的人。同时，由于界定‘阶级成分’，‘出身’形成的身份认同将亲属结构打破，从而建立起来一套新型的社区隔离的逻辑。”“乡村土改运动和社会改造彻底将乡村原有的秩序和格局粉碎，‘将以往的忠义之心从草根社会的亲属关系或邻里关系转移向强权。’”该书作者说，“由此开始，遍及中国城乡的所有地区，社会中原有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被彻底打破。”他进而拿出余英时的以下说法来佐证“乡村传统宗族秩序与家族关系中，无论贵贱贫富和社会地位高低，……辈分和等级是不会改变的”，而“‘阶级情民族爱’式的革命亲情”则造成了人性的泯灭和家族的撕裂从此开始“”：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的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我小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以解释得了的。”
以上引用的，是该书作者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他颇为赞赏的论据，但很显然，闭门造车和回避现实依然是他的逻辑硬伤。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的年份，官媒环球时报延续邓小平决议逻辑的文章，一出笼就被广泛质疑，就像一下台就上讲台“反思文革”的于幼军的宏论被广泛质疑一样。如何正确看待文革?恐怕包括该书作者在内的任何小资产阶级伤痕文人，都没有王光美、刘源同志一家更有发言权。如果不能对文革发动的动机、文革要革的是谁的命，以及文革中的所谓过错有正确、客观的认识，显然只能向余英时这种效忠党国的国民党蒋遗民一样，对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仇视谩骂之词，比如在余某的“大作”——《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里，他就酸溜溜地写到：
——“今年(2013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这几年来，大陆上……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
要余英时这样的铁杆蒋遗民赞美毛泽东，显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滑稽的是，苟活到今天的他，自称在燕京大学“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余某，甚至还不如他的蒋委员长败走孤岛后更客观——比如仿效毛泽东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为败逃台澎金马的蒋政权残部得以苟延残喘奠定了三农基础，何以能“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呢?无论是吞咽着胡适之这种蒋政权御用文人和陈独秀、龚楚这种共产党叛徒的残羹冷炙作为“供证”，来鄙视毛泽东“读书不多，政治水平甚低”，还是一以贯之地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电台的秋收“暴动”口吻，亦或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及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冠之以落草土匪、西窜流寇，都没有任何新意思，甚至比不上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洋洋洒洒49万9千字、566页的《毛泽东传》更新鲜(雨夜桂花：《残冬夜评：美国罗斯•特里尔最新版全译本的<毛泽东传>》，乌有之乡，2012年2月2日)——蒋委员长在80、90年前就已经咒骂过无数遍赤匪乱党、杀猪拔毛了，问题是，蒋遗民和蒋委员长都没有见过毛泽东、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样的“匪”，几千年的帝王将相要是活到今天，也不可能见过这样的“匪”，不仅把他们深度鄙视的一群“乌合之众”教育成了所向无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把自诩“正统”的德械师美械师蒋家王朝“大捷转进”到了台澎金马几个岛子上去，至今反攻不克、复国无期。
余英时声称由于辈分等级的关系，不仅缓和了“阶级的东西”，也不存在地主迫害农民的事情，更放言阶级斗争是一个简单的观念。我真不知道余某是否完整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至少读过剩余价值理论的概要。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也可以被称之为简单，那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各种道貌岸然伪装之下的剥削与压迫的阶级本质。如果真的没有地主迫害农民的事情，余英时如何解释“落草为寇”在乡间的共产党人，何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仅仅22年就打败了“清政爱民、礼仪仁爱、文化正统、国际承认”的蒋记中华民国呢?难道是蒋委员长官当得不赖烦了，礼让毛泽东坐江山，自己跑到台北市去钓鱼养生?
就算是立场先行，也要顾及一下残酷的现实吧?蒋遗民口口声声要胜利者正视现实，却无视自己作为失败者的这一最大现实，还对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各种不服气，难道明朝的历史是由唐朝来写的?难道二次大战的历史是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来书写的?蒋遗民想过自己的蒋家王朝为何做不了胜利者吗?
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蒋家王朝的新中国，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的国家性质、阶级性质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避免周期律，一心为人民，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胜利后需要用持续不断的灵魂深处的革命来践行的，是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的。只要重读1966年的红旗社论，就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无产阶级掌握全国政权后发动，是因为“这是在上层建筑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巩固和向前发展，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对这场斗争，切切不可等闲视之。”而它的斗争对象，则是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
可见，哪里有乡建“艺术家”和蒋遗民们伪造的所谓“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毁于一旦”?如果真的毁于一旦，那中国共产党何以保证八亿中国老百姓不乱?何以保证人手一枪的民兵不乱?潜伏大陆的蒋遗民何以无法里应外合国军的“正义之师”、“抗战老兵”反攻复国?更别说第三世界为主的亚非拉国家压倒性地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了。难道跟新中国先后建交的法国、英美、日本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文明国家”都集体瞎了眼，不仅抛弃了蒋遗民的民主灯塔，而且出卖了“民主的价值观和生命的意义”?
要说到认识自己的错误，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毫无疑问的是包括艺术乡建一书作者和蒋遗民余英时们在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人的楷模和导师。共产党宣言、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七开，这些贯穿着唯物论、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都足以反证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世界历史上任何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或者说革新运动，在其发动实施过程中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都不可能不伤及无辜。不要说他的领导者不能如此做到，就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可能做到。关于文革的功过，毛泽东自己生前就有评判，那就是成绩巨大、问题不少。什么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进一步追根问底，我们就可以从过来人的文章中发现：
——“文革初期的几个月并没有造反派，……在此之前只有‘红卫兵’这个组织，红卫兵组织都是由各单位党委成立的，所以后来叫它官办红卫兵，官办红卫兵除了五类分子外人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派性，大家都听从党委的指挥。单位的红卫兵一般都没有参与破四旧，破四旧都是学校学生们的事(‘联动’‘西纠’马上就要粉墨登场了，雨夜桂花注)，所以搞文艺宣传就成了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我们单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参与其中，学拉二胡，后来就在市直卫生系统巡回演出。到了十一月份，学员班被批准外出串联，并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检阅。……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逐渐激烈起来，我们单位领导之间原本潜在的矛盾被公开化和激化……主要是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之间的矛盾，郭院长是师专毕业，是个知识分子，在医院经营多年，和医院的知识分子医务人员关系比较融洽。陈副院长文化程度较低是个工农干部，军人作风，不善于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医院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郭院长，……不过在陈副院长担任校长的中医学校的学生们几乎都站在了他的一边，但学生们的支持仅仅算是个外援而已。
中医院支持陈副院长的人，基本上都是平时被医院边缘化的人，其中有些人受到过郭院长的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陈副院长一边。也有坚持做人原则惹祸上身的，如院团委书记和副书记，他们曾是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团委书记还被誉为卫生系统的活雷锋。他们看不惯郭院长的霸道作风，替陈副院长鸣不平，结果被郭院长打成‘新右派’进行批斗，他们忍无可忍起来造反。
我和团委书记关系较近，……原因是科室领导认为我骄傲，不同意我入团，团委书记多次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让我很受感动，……团委书记造反后来找我，请我支持他，我觉得不能推辞，于是我就加入了造反的行列，时间是1966年的12月中旬。所以我的造反动机很简单，就是抱打不平，是年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其实，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每个造反派都有不同的个人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造反往往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造反派最大的罪名是文革中搞打砸抢，什么是打砸抢?打就是打人，砸就是砸文物，抢就是抢枪——不是抢东西。
先说打人。打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比较严重的当属学校和农村，机关和工厂少见，学校被打的是部分校领导和老师，农村被打的大都是五类分子。再说砸文物。砸文物也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中发生的事，一些地方的地表文物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但是，打人和砸文物都与造反派无关，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造反派，只有官办红卫兵，所以都是官办红卫兵们所为。全国的大案要案则是高干子女当头头的官办红卫兵制造的，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胆量。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联动’、‘西纠’，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就是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蓉。这些高干子弟提出一个反动的血统论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成立红卫兵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是要保卫自己的老子和老娘，他们制造一系列惊天大案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文化大革命，如宋彬彬、邓蓉亲手打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卞仲耘。为此，‘联动’、‘西纠’被党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然而文革被否定后，又被党中央平反。
前年，陈小鲁、宋彬彬为代表的官二代搞起了文革道歉的闹剧，目的是继续妖魔化文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然而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最后说抢枪。全国抢枪大致发生在1967年5月至1968年7月，是中央公开表态支持各省市自治区造反派组织之后开始的，有的保皇派恼羞成怒，对造反派发动了武装进攻，而造反派也被迫进行武装自卫，双方进行武斗的家伙就是枪，而枪则是抢来的，这就是抢枪。于是一些地方一时间文革就从文斗变成了武斗，开始了毛主席说的‘全面内战’，……这里面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抢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共同行为。后来把抢枪说成是造反派独自为之，成了造反派的一大罪状，而对保皇派抢枪绝口不提，这是不对的，是有意歪曲事实，假如真是这样，怎么可能有武斗和内战呢?
二是抢枪问题不简单，很复杂。严格说来抢枪的定性是不准确的，其中有的是发枪，有的是借枪，有的是里应外合，真正硬抢几乎是不可能的，应为极少数。”(老骥：《告诉你文革造反派的真相》，乌有之乡，2016年1月29日)
很明显，应该感谢“联动”、“西纠”和反毛修正主义者们近年来的卖力表演，他们明知有邓小平试图盖棺定论的《决议》，还不厌其烦地天天月月年年拿文化大革命说事，恰恰促进了更多有良知的学者和新青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方位探究。探究的结果，实际上戳破了执政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及其子女，在50年前在思想上抗拒毛泽东号召的继续革命理论，在行动上用极左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伪造历史、倒打一耙，对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有组织的、系统化的、企图盖棺定论式的栽赃和污蔑行为。说穿了，就是继续在改开时代扮演保皇党，保护他们的老子老娘通过走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给其个人和家族带来的非法红利。孔丹如此，陈小鲁如此，任志强也不例外，攀附或依附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于幼军们依然不例外。
绕过“阶级”这一根基是不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文革不失为试金石，真革命假革命反革命一试便知。”(伏牛石：《评说文革需要明白的几个问题》)而艺术乡建和其它别的什么乡建一样，只要脱离了“阶级”二字，就只能沦为空洞和想当然。
对艺术乡建一书的作者而言，以上的文字，实际上已经戳破了他自以为是构建的价值观与形式逻辑。简言之，发动和教育群众，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等方式，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背叛、防止失败的资产阶级复辟，捍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贪图既得利益、丧失党性和背叛组织的党内修正主义者，则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极左的犯罪手段搞臭运动、栽赃运动、抹黑运动，进而实现他们彻底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达到偷梁换柱、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反攻倒算，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终极目的。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早于党内许多人而洞悉和预见的，也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华民国的党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伪装者从其本性和贪欲出发，必将背叛党和人民、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然。所以，敌视这一运动，本身就昭示了其立场绝不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以反无产阶级和反劳动人民的终极立场，来像艺术乡建艺术作者一样，试图扮演对工农大众的悲天悯人，则无疑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硕大的笑话。
乡建“艺术家”们极其反感“阶级”二字，但很遗憾，在自奴隶社会以来的阶级社会里，试图绕过“阶级”这一根基，是行不通的。乡建“艺术家”们生吞活剥中华民族的历史，攀龙附凤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历史，却始终不愿意正视贯穿于中西方历史中的阶级二字。但无论是当年打砸抢烧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殖民者，还是今天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美帝国及其帮凶，无一不是以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来划分敌友。只要是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可以无视沙特的君主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新加坡的家族一党制而对朝鲜的政治体制极尽丑化之能事;可以不认为在日本韩国这种当代美国半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有什么不妥，却口口声声要求中国遵守连美国人自己都拒绝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不认为在世界各地煽动和炮制反政府反法治反人类的颠覆罪行、战争罪行有什么不妥，反倒恬不知耻地跨过整个太平洋，跑到中国的南沙领海来演出“自由航行”的行为艺术，并大言不惭地污蔑中国对它构成了威胁。
在类似美帝国的这种左支右绌的神逻辑下面，无论乡建“艺术家”如何虚情假意地仰天长叹，咒骂所谓的中华文化被近代以来的激进运动尤其是共产党人搞得何等“荡然无存”;无论乡建“艺术家”如何装模作样地分析一些看上去人畜无害、纯技术的规划原理、规划手法——比如在第三章《风雨飘摇》里，堆砌“时代的变迁”、“乡村困境”、“被规划的乡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乡村”、“乡村运动，乡村怎么动”这些仿佛很客观、很为农民着想、很贴近中国农村实际、很有思考的宏大叙事，都没有正视中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性属性，所对应的不同的三农局面。反过来说，艺术乡建一书的作者看上去倒更希望回到蒋记中华民国时期、梁漱溟服务于山东军阀时期的中国乡村——我假定他也不敢指望能回到皇帝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时代“悠闲文雅的乡居图景”里——因为那时至少共产党还没有全国执政，至少还能像张爱玲胡兰成一样，在西方列强的租界里找到“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精神家园”，俗称“民国范儿”。
如同我们在前两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艺术乡建一书的作者，在如何进行农村的规划建设章节里，大量地偷换概念、混淆因果关系，翻来覆去地把修正主义复辟路线指导下搞乱当今一些地方的城乡问题，原封不动地归咎于毛泽东领导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无论是自然资源的破坏、乡村规划的缺位，还是乡村的空心化;无论是农村教育问题、治安问题，还是农村基层政权失控的问题、农村黑恶势力的问题;无论是急功近利的城镇化，还是故意不说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的新农村建设，等等。他宣称：“那些存在上百年或几十年的传统乡村‘是不能规划的’”，这句话本身就反映出他对东西方规划理论和规划实践的无知。无论是西欧的乡村更新，还是美国的城市改造，无论是欧美存在上百年或几十年的居住区改造，还是商业区、港口、工业区改造，无一例外地被白人设计师们极尽细节地加以规划，如果他真的无知，我可以免费推荐三本书供他学习：英国尼克•盖伦特等著，《乡村规划导论》，2015年版;阳建强编著，《西欧城市更新》，2012年版;马航等著，《西方废弃工业区的更新改造对策与实践》，2014年版。
尤其滑稽的是，他引用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宣传品，把哈耶克《自由宪章》这种已经被中国网友揭穿和扒皮的美普价值传教士手册，奉为艺术乡建的圭臬，殊不知近期中央巡视组已揭示出了中国社科院存在的严重政治立场错误问题，并已责成社科院对照整改，不知乡建“艺术家”们知否?坦率地说，梁漱溟也好，杨懋春也罢，他们的乡建理论构建与实施，都成就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时代，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不接地气的，看似悲天悯人却大而无当，都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在中国三农问题背后，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的阶级分析法钥匙。阶级社会的艺术可以跨越国界，但无法超越阶级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像艺术无国界，但艺术家有祖国一样。如果今天的乡建“艺术家”还继续不接地气，继续敌视阶级与阶级分析方法，继续无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存在，那么他们“委曲求全”动员起来的“基层政权——村民委员会”、“村民中有民宿经营权的组织——农家乐协会”、“留守的大部分村民”、“外来艺术家组织——国际艺术公社”，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梦想中的那种“乡村”以及所谓的“复兴”。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