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八爷进教科书了，你信不信？
对，就是联想的柳教父。
开学了，福建省中小学生诚信教育教材中，赫然出现一篇名为《守时的柳传志》的文章。
文章讲了一大堆柳传志守时的小故事，把柳传志的成功完全归结于他的“守约精神＂。文中还引述了柳传志的＂名言＂：中国许多企业家不守时被许多外国同行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常想，连中国这些杰出的企业家都不守约，那么还能指望普通百姓守约吗？
嘿嘿，柳八爷还活着，就有人迫不及待地给他立“生祠”了。
柳八爷究竟是如何成功的，倪光南、张捷都揭过他的老底，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结一下，柳传志之所以能够成为柳教父，说好听点，是因为他“更国际化、更与国际接轨”。说直白点，就是“更卖国＂。
问题是，柳八爷那话说的，好像只有洋人才守时，才讲契约精神。
那洋人就真的百分之百守时守约吗？
自从国门大开，“洋大人就是讲诚信、守契约”一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读者》到《意林》到电视剧，处处在给我们洗脑，似乎中国人天生就是卑劣的，洋人天生就是高贵的，其思想烙印的顽固程度，堪比“三体人不会撒谎”。
现如今，中国某些资产阶级“大善人”们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自以为成为“国际资本”的一员了，就把自己也当作了“洋大人”中的一分子，以为自己身上也有了高贵的“贵族血脉”，所以他们迫切地需要树牌坊、立人设。
他们给自己编造出一个个创业神话故事，宣称自己的成功来源于自己的努力、诚信、守时，靠的是自己有眼光、有胆识，有毅力 。他们不但要把自己的财富合法化，还要把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合法化。
他们平日里满嘴“盗理”，把黑的说成白的、臭的说成香的，把破坏说成建设、剥削说成慈善，把侵吞国有资产说成“勇于改革”，把卖国说成“国际化”，把阻断技术发展道路、甘当发达国家的组装厂说成是“顺势而为”，把自私自利不仁不义说成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真正的大盗，往往都是玩政治的。
盗跖是怎么解释“盗亦有道”的呢？
他说：能够知道人家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就是“圣”，能够身先士卒冲进去偷东西的就是“勇”，在大家偷完撤退时能为大家掩护断后的就是“义”，能够指定偷盗计划并且成功实施的就是“智”，最后分赃的时候，能够合理分配让盗贼团伙满意的就是“仁”。
啧啧，偷了人家的好东西，还能重新定义“圣勇义智仁”，还能制定社会的价值标准。
真正的大盗，常常都是“贪天之功”。
比方说，先贤制造了斗斛来量谷物、制造了市秤来称东西，制造了印章方便通信，以此教化百姓公平道德。而大盗等先贤完成了这一切，冲进去就把斗斛、市秤、印章一起偷走，据为己有。从此，什么是公平，什么是道德，他说了算，他来定义。
他们成功了，自然就能让天下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们对他们推崇、膜拜，为他们著书立传，甚至立牌坊、立生祠。
有了《守时的柳传志》、《节俭的李嘉诚》、《无私的杨元庆》、《勇于创新的柳青》.......
不过，“生祠”这个玩意儿可不能随便玩，把活人当作鬼神祭拜起来，不是什么好兆头。天启年间，权阉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气焰滔天，朝野谄媚者抑或是畏惧其气焰者，纷纷为他立生祠。甚至有读书人把他比作圣贤孔子，因“孔子作《春秋》，而忠贤作《要典》” 。
但是，也没啥了不起。毕竟，降清汉奸洪承畴都有人祭祀，反动军阀马步芳都有“纪念馆”。
窃以为，柳八爷与其以一篇小文章上地方教科书，还不如以自己的财力豢养门客三千，买通天下的“乏走狗”，编修一部《柳氏春秋》，把柳家近现代三百年的＂丰功伟绩＂都写出来。像柳昕的“保婴堂”善举、柳恂的大烟馆生意、柳传志的用负债香港企业收购国有资产、柳清的滴滴“收集用户数据，危害国家安全” 等惊天动地的＂事业＂，肯定比一篇《守时的柳传志》更吸睛，更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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