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姚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等
在前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大意义》中，曾附有一“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它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本根系统论的构建模式一直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并傲立群雄。而尤为可喜的是，运用我们中华理论构建模式，很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与道儒释融为一体，实现了其本土化，同时也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宇宙学与人类学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继而又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解构为我们的经济学与人文科学，并衍生出一种完全新型的人类学本根（系统）论，从而实现了其现代化华丽转身，为我们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文化建设，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简称“三体”）的重构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方案。
在我们党100年大庆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直是我们党理论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我国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再对标他5.31日讲话精神，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这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加快步伐，我们也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将中华文明理论研讨与国家战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我们中华本根论的构建模式已在前文“解读表”中展现得非常明确，但在继续学习中又产生了些新的思考，也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究竟是继续“本本主义”寻章摘句，还是按照我们中华理论模式将其本土化，仍需要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在本文初稿的征求意见中，有网友认为其后半部分谈得有些乱，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于是便决定将其删除重写，正巧最近《文化纵横》杂志发表了一篇姚洋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其已在全国展开了讨论，借此可以根据我们中华本根论构建模式对其进行一下基本的分析，为学术理论研讨的拨乱反正提供些参考。
一、中华本根论的构建模式不可不察
为便于展开研讨，不得不将前文中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适当修改后再次粘贴如下以供参考，因它非常明确而简练地反映着我们中华本根论的构建模式，下面阐述中许多地方都会用到它。
本文所谈内容，其实都凝结于这个解读表之中，但最近在网络研讨中发现，许多学者都对中华本根论和经纬学没有实质性感觉，更没能对宇宙和人类本根及其基本矛盾运动有所研讨，显然仍徘徊于理论研究的浅层，没能深入到其核心与深层，可以说对于我们本土理论的构建模式基本无感，所以不得不继续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力争能够促使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研讨有所深入，并形成更多的共识。
在我们古代的《易经》、《道德经》和气一元论之中，其理论的基本结构为：“本根（本原）→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而具体则呈现为：“太极（道或气）→阴阳→五行八卦”，它既明确反映着我们本土理论的构建模式，也隐藏着破解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密码，其蕴含着我们中华理论构建一整套的方式方法。
在探讨理论构建和思维的方式方法之前，有个问题需要先声明一下，那就是关于哲学以及怎样从哲学思维中走出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既涉及中西方文明的区别又涉及政治，为避免误会，所以不得不先做个交代。实话实说，当初自己也曾酷爱哲学，并深受其影响，开始时思维也是由哲学坐底，在对宇宙运动考察中首先得出的也是对立统一运动规律，但后来迫使自己改变哲学思维的，是在科学考察中得出了那个0和宇宙运动的顺序逻辑，它与张三丰的“颠倒颠”思维很是相似，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一）破解一系列谜团的密钥0与“颠倒颠”思维
理论研究是很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的，如果掌握不住基本的方式方法，不但会走许多弯路，甚至会劳而无功，而最关键之处，则在于我们的理论思维。
根据网络研讨的情况，我国文化和思想理论界目前仍处于“乱云飞渡”之中，其既包括各种神学和西方理论物理学，也包括我们国内的隐形神学和许多“自创理论”，而根据对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解读与考察，这些乱云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多少痕迹，唯有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而进一步证实的中华宇宙学本根论与马恩的人类学本根论，才能够加深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与改造，并形成思想理论风暴，促使人类文明向着更高的阶段进化与发展。
稍微懂点中西方理论与思维的学者都应该了解，我们中华的思维习惯擅长于顺序（如先整体后个体，即由大到小），而西方的思维习惯则擅长于逆序（如先个体后整体，即由小到大），这里面其实隐藏着文明进化中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和发展阶段。前文中也曾提到，在对我们中华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解读中需要“倒读与顺读”相结合的问题，而通过进一步阅读资料，发现这种思维的方式方法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并被冠名为“颠倒颠”，它在对古今中外文明理论体系的解读中会发挥重要作用。
1、0与“颠倒颠”思维首先会检测出理论空谈之风。据网络观察，在我们中华本根论复苏的过程中，尽管许多学者的动机无可非议，但却始终处于空谈之中，由此，虽然挑明这一问题会得罪许多人，但也不得不将其作为本文的首要问题来谈。
(1)中华国学的空谈之风由来已久。在前面曾为此专门撰写过一篇《空谈学风贻害无穷》，然而这一问题结合本根论来谈会更加明澈一些，问题也会反映得更为清晰。
在目前理论界的一系列谜团和混乱中，最关键之处便属于找到对其破解的密钥，而这个密钥却非常简单，其简单得让人都难以置信，它就是那个最简单的0，因为由0开始萌发而运动的本根才最为真实可靠。
针对我国古代学术理论界的空谈学风和迷惑，明代的张三丰早已看出了门道与破解的秘诀，并总结出：“顺为凡，逆为仙，只在其中颠倒颠”，这事实上属于理清理论思维乱麻的一种反向思维，而这种反向思维的转折点就是那个0，它也属于有些学者所研究的那个“逻辑起点”。
这种“颠倒颠”思维在现代仍然非常有效，它仍然属于解开我国学术理论界一团乱麻基本的方式方法，比如在“透过现象看本质”那种迷茫中，只要将这种逆序追究“颠倒颠”一下，并将其转换成“透过本质看现象”，它就会促其思维直接深入到理论的本根，由此一切就会豁然开朗，从而为理论研究翻开崭新的一页。
张三丰属于道教“隐仙派”传人，其上述语句出自其《无根树》一文，说明他也看出我国古代学界许多都属于“无根”之论，而通过其“颠倒颠”思维则很容易“颠”出学界的空谈之风，因为缺失本根的理论实质上就属于一种无根理论，其本身就意味着是在空谈。
由此说明，我国这种空谈学风实质上由来已久，它也属于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种顽疾，试看我国对《易经》、《道德经》等的研究，虽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并且还雨生出不少“大家”，但却罕见能真正解决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根问题，致使空谈学风的顽疾一直难以治愈。
(2)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实质上属于一个空谈“家族”。在前文中曾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进行过考究，它们三者实质上属于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通过以上解读表对其阐释得非常清楚，但如果说它属于一个空谈家族，有些学者可能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对其一一考问如下：
A）西方神学将上帝作为宇宙和人类的本根，这是否实事求是？
B）西方哲学将抽象出的概念作为宇宙和人类的本根，而概念能否作为客观实体？
C）物质仅占宇宙质能总量的4%，它能否代表整个宇宙并作为其本根？
由此，西方的神哲科理论体系是经不住考问的，对其这样一一考问下来，原来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求解出正确的“本质”并将其作为宇宙与人类的本根，由此就说明，别看西方文明与科学理论近现代以来飞扬跋扈，也曾迷倒了许多人，但其深究起来却都属于“无根树”，事实上其完全属于一个地地道道的空谈家族，这实在是太有些让人贻笑大方。
所以，学术理论界的空谈学风并非只属于我们国内的问题，整个西方学术理论界更是如此，它实质上属于世界学术理论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2、0与“颠倒颠”思维属于诊治理论空谈的良方。不得不承认，现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仍然深受西方哲学与物理学所影响，仍然处于现象学中难以自拔，始终找不到理论体系的本根或本质，这也属于我国近现代学术理论界一片混乱的主要原因，而0和“颠倒颠”思维正好属于诊治这种顽疾的良方，它是解开这团乱麻并促使理论思维跃上一个新台阶的不二选择。
同时也说明，我国古圣先贤由于智慧超群，早已运用“颠倒颠”思维追究出了宇宙的本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论，它不但一举跨过了理论研究中那种迷茫阶段，而且也早已扬弃了西方那种神学与哲学思维，这既属于其有力证据，也属于将西方科学与哲学思维转化成“为我所用”基本的方式方法。
试看我们《易经》所阐释的运动，它是从0开始的，而推动其产生绝对运动的实体则属于“气”，这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之根，其为我们中华系统论奠定了立论基础。而通过对近现代科学进行考察也会发现，推动宇宙产生绝对运动的实体属于能量（与古代之“气”同义），因没有能量宇宙便不会运动，由此便证实了我国古代理论的正确性，并为其现代化确准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再看马克思主义，人类从0起源的推动者属于劳动，是劳动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运动发展，这也属于无可争辩的事实。
深入挖掘出我们中华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根，其也正是这个0与“颠倒颠”思维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它不但解决了怎样解读我国古代《易经》、《道德经》和气一元论等古典以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问题，而且也将西方文明的“上帝创世并造人”之说连根刨起，同时也对西方哲学思维给予了扬弃，不存在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3、续谈中华本根论的“颠倒颠”构建模式与思维。在对中华本根论的研究中，这里边始终体现着研究的方式方法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张三丰所说那种“颠倒颠”思维，而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思维只有通过有字与无字之书相结合才能解读出来，并体会出其运用之妙。
我们中华的本根论，它事实上属于由本根而衍生出的一种系统论，“颠倒颠”思维实质上是对我国古代理论的一种解读，而在我国古代理论的构建中，它事实上并非没有经历过像西方那种由浅入深并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而是早已运用“颠倒颠”思维产生了跳跃与升华，并构成了“从0到1”的顺序运动逻辑，从而产生了中华独特的理论构建模式，由此而产生了中华宇宙学理论体系，我们中华民族后人无不对其深怀敬仰与崇奉。
在前文中曾提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由“1→0”逆序思维转向“0→1”顺序思维的问题，其事实上所运用的应该就是我国古代那种“颠倒颠”反向思维，其中隐含着我国的经纬学系统研究与基本矛盾运动，并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宇宙学与人类学一系列谜团。而在此也不谦虚地讲，这种“0→1”顺序思维事实上属于理论研究和思维的高级阶段，否则就难以读懂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博大精深。然而通过观察会发现，网络中的许多研究仍像西方理论界那样没能走出迷谷，仍没能深挖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根，仍然纠结于“1→0”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也仍然在一些现象中兜圈子，距离其大本大源的本根与核心问题还相差很远，更别说转入“0→1”或从本质到现象那种研究的高级阶段了。
在前文中也曾说过，统观西方文明理论体系及其思维，虽然近现代以来其表现得非常傲慢，但与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比较起来，则透着其明显的浅薄与愚昧，因为其还没有经历过“颠倒颠”思维的淬炼与再造，它只有为我们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素材的份，根本没资格在我们中华文明理论殿堂中登堂入室，运用我们的“颠倒颠”思维直接就能将其宗教神学与哲学给“颠”出去了（我国学界目前那些自以为是也将被“颠”出去）。别看西方文明气势汹汹，并扬言要与我们展开一场“信仰战争”和“文明的较量”，那只不过是为我们中华文明补充营养送上了一道大餐而已，而我们中华文明这次“就餐”就如同其一路走来曾消化吸收过多种多样的文明一样，它会将西方及其它一些文明成果一道消化吸收进来，从而促使自己进一步茁壮成长。
实话实说，目前所进行的这场中西方文明之争，其事实上属于一场非对称文明之争，在其还没有正式展开之前，通过“妙算”西方便败局已定，大家尽可以对其大胆展开反攻。
4、我国学术理论研讨非常需要0与“颠倒颠”思维。就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几次思想大解放而言，所给出的研究环境不可谓不宽松，所倡导的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研究方向不可谓不明确，（经学）“从0到1”基础研究方式方法的指导不可谓不具体，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还难以走出迷谷，由此就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研究的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西方文明理论一直在其神学与哲学思维怪圈中兜圈子也就更不难理解了。
理论思维“逻辑起点”的追踪，势必会追踪到那个0，也就是我国古代“从无到有”的那个问题（即“混沌之气”的诞生与演化），所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个0属于其难以绕开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由此才能转入完整而彻底的“颠倒颠”思维，它属于“颠倒颠”思维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个0是无情的，它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迷信任何理论与权威，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只看事实，其既简单又实用，任何理论与权威都需要由它从本根上予以筛选并检验，否则就要在“颠倒颠”理论重构中被归零处理。
由此先看我们的古代理论，一个“太极”或“本根”就决定了其在古今中外文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再看马列本土化的人类起源论，一个“劳动”便统率着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切，并将各种各样的有神论和唯心论予以毫不留情地扬弃。所以，我们中华本根论或系统论（如太极图）所蕴含的智慧与原理，以及其所蕴藏的奥秘，便从本根上被破解出来了，其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而延续至今，并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能够存活的文明，因为其属于系统化的本根论，所以它才能够经受住历史的反复检验，也能够在历次激烈的文明博弈中始终屹立不倒，并超凡脱俗，玉立亭亭。
（二）中华系统论之本根能够提挈理论全盘
中华本根论（系统论）的第一大奥秘，就是其大本大源的本根（远古曾以“混沌”予以阐释），它明确反映着我们中华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宇宙观”，它能够决定其理论体系的全盘，也能对许多唯心论予以证伪，比如我们的中华之“气”，它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证伪就很见成效，从而使其本质特征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我们的中华理论，有时被称作“易经”或“太极理论”，也有时被称作“中华之道”和“气一元论”等，其实它们是一致的，其本根都属于“气”，是由“气”而生成的本根系统论。对此战国时期的庄子进行过一系列考证，我们在此只将其考证结果简述如下。
据史料记载，是庄子将“道”与“气”联系在了一起，实质上它们属于一回事，并“通天下一气尔，…此之谓本根”，由此我国便产生了“精气学说”或“气一元论”，所谓“天人合一”的本义指的就是“万物一体，同类同源”，其统属于“气”。
庄子的研究是严谨细腻并非常深入的，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他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深入研究追究出了宇宙自然的本质，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和延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试看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其直到现在还在物质运动现象中兜圈子没能看到“本质”，甚至有些“前沿”理论物理学家还认为“宇宙的本质是数字”，而我们的先贤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就进一步核实（注意是“核实”）了宇宙自然的本质问题，由此再将《易经》与《道德经》联系起来，如果说我们中华文明进化较西方早了数千年，其的确并非虚言（可参考《〈庄子〉内篇的本根论》）。
庄子的研究虽然没能像《易经》和《道德经》那样完全转入由本质到现象或“从0到1”那样明确的顺序运动逻辑，对基本矛盾运动的研究也有所欠缺，但他则根据诸多现象对宇宙的本质再次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考证，从而明确出宇宙的本质属于“气”，并将《易经》之运动和《道德经》之一系列顺序而“生”的宇宙运动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从而使其产生了理论性更强的“精气学说”或“气一元论”，这是其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
根据我们《易经》与《道德经》的理论构建模式，只要确立了宇宙观或宇宙本根，其事实上也就等于确定了我们中华系统论的全盘，由它而“生”出宇宙的一系列演化，从而“生”出阴阳基本矛盾运动，继而再“生”出五行八卦特殊矛盾运动等，所以我国古代只用一个“易”、“太极”或“道”就完全可以概括出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理论体系的全貌，其不但非常简练，而且也能够提纲挈领，从而使我们中华文明理论在古今中外理论之林中始终能够独树一帜，并傲立群雄。
然而在网络研讨中发现，许多学者一直都没能深入到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的研究，更没能在宇宙和人类本根上下功夫，仍然纠结于一些现象问题而论争不休，也正如网络研讨中所言：“浅水中是难以容得下巨龙的，将我国系统论的‘深海巨龙’混在浅水的小鱼小虾中予以比较，那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搭错了筋，那条深海巨龙属于‘阴阳’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它是与西方上帝进行博弈的主将，不属于其现象学中的内容，不可以将其与从现象中抽象出的哲学概念相混淆。”
然而对于我们传统的本根论或气一元论，我国学界近现代却基本将其抛弃了，大家可能都看过美国一些阴谋家和所谓战略家企图消灭中医药的视频了，对此我们在网络研讨中也有所涉及，如：“气一元论的消亡，就等于扼杀了中医药学和我们中华文明之父母，父母若生不出孩子，自然就成绝户了，我们中华文明目前就面临着这样严峻的局面。”
（三）中华系统论的双层结构不可不分
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与科技发展的原因，我们古代理论阐释中对经纬学以及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的区分是模糊的，这只有根据对近现代科学的考察，并对有字与无字之书的反复解读并对照，结合中西方文明脉络的发展才能梳理清楚，并使其进一步明确起来，从而使其适应并指导近现代科学的发展。
1、中华古代理论中隐含着数学的基本结构。许多学者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很善于用数学解释宇宙，为此我们也对其进行过网络研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数学问题，早已在我国古代理论中得到了解决，比如先通过阴阳解决宇宙基本组分的定性分析，再运用五行八卦解决万事万物的定量分析，其事实上早已占领了数学的制高点，致使西方数学直至现在都望尘莫及。”但数学是依托于客观实体而存活的，否则它就成了“无根树”。
很显然，在明确了宇宙本根及其基本组分客观实体基础上，运用数学对理论问题予以表达，的确很够简练，其不但能够揭示出我国古代理论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双层结构，而且也能说明其两者的基本关系，即定性分析能够统领并决定定量分析，从而也为西方数学上了一课。
2、做学问很需要讲究其基本结构。我们党一直在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其实就涉及到怎样对人类和我们的学问该怎样归类的定性分析，不可避免地就要讲究学问的基本结构，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就难以搞清楚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定性分析），并且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我们解读中华文明理论，的确需要对近现代科学进行系统考察，也需要对无字之书进行反复研读，事实上其既是在倒读近现代宇宙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是在倒读我们的古老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然后在倒读基础上再返回头进行顺读，这样既能够将近现代科学发展成就全部囊入毂中，又可以矫正其原来所存在的缺欠与不足，从而使其进一步充实并完善起来。
在网络研讨中发现，虽然许多学者都自感学富五车，但就是没能解决好纲举目张为什么人的问题，基本都遵循西方理论与思维，不但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不分，而且从不去触及基本矛盾这一深层问题，导致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仍然处于模糊状态之中，虽然其表面上与有神论或唯心论没什么关系，但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实质上仍然与有神论或唯心论难解难分，其依托抽象而存活的所谓“形式逻辑”或“思维科学”已决定了其这种唯心论本质，而实质上其属于一种隐形的有神论，同时也是在为西方文明理论帮腔。
这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大中小学教育问题，其从小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热爱劳动反对寄生，崇尚人性并遏制动物性，所以，学问或知识的基本结构贯穿着我们整个理论体系和“三体”的全盘，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
3、本根与基本矛盾属于我们中华系统论的重中之重。如上面解读表所示，在我们中华系统论中，其本根与基本矛盾就属于经纬学之“经”，也属于纲举目张之“纲”，它属于我们中华理论体系中的最基本内容，也属于《易经》、《道德经》和“气一元论”所重视的首要问题，必须要先将其搞清楚才能够纲举目张。
在目前学术理论界的一片混乱中，只有解决了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才能够在一片混乱中理出头绪，并促使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得以复活，也正如我们在研讨中所言：“目前的学术理论界仍然是一片混乱，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由此而争得不可开交。它也就像当年中国军阀混战那样，只有通过‘阶级’初步理清敌我矛盾才能消弭战乱（‘阶级说’曾发挥过历史作用），而在理论研讨中也只有解决了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抓出矛盾运动之‘纲’，才能在一片混乱中理出头绪，并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否则，如果谈不出基本矛盾运动，尽管自认为学富五车，那也只能属于一朵浮云。”
按照我国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予以划分，宇宙观或本根就相当于“君”，阴阳基本矛盾则属于其“臣”，而五行八卦则属于各种具体的作战单位或部队，如果在不清楚自己“君臣”为何人及其基本职能情况下，直接用己方的“君臣”参与具体作战，与敌方士兵展开厮杀，不被人“擒王”或不失败就是其万幸了。
通过以上“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可以看出，我们中华的宇宙学本根与人类学本根将西方有神论文明之“王”给擒了，等于将其老窝彻底给端了，那柄无比锋利的“阴阳”刀，经现代化后转化为现代“正能+负能的对立统一运动”，也把其上帝利利索索地给阉了。而在人类学领域，我们那柄“阴阳”刀被磨砺得更是锋利，由于马恩的人类起源论与其历史唯物论以及我国人文科学相结合构成了“人性（劳动）+动物性（寄生）的对立统一运动”，所以它对阉割西方的有神论和资本主义文明更是锋利无比，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四）再谈文明理论体系本质的分类
请对照上面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角度来讲，目前世界文明理论体系存在着三大类别，即无神论、显性有神论和隐形有神论（其与前文中的唯气论、唯神论和唯物论相对应）。但它们并非是纯粹的，而是相互交叉的，即无神论中存在着有神论因素，而有神论中也存在着无神论因素；社会主义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而资本主义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等，所以在此主要谈一下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
虽然各种文明理论体系相互交叉表现得非常复杂，但我们本根论完全可以反客为主，根据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的分类原则，它们则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主要判别依据就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之别，在理论体系中主要看其文明的本根究竟是什么，其基本矛盾运动（即绝对运动）究竟是由什么来主导，从而得出明确而无可辩驳的结论。
1、无神论文明（唯气论）。这主要属于我们的中华文明，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明（已将其升华为我们的系统论），目前其正处于不断充实完善并运动发展中。
这类文明由于其正处于充实完善并不断发展中，所以其涵盖的成分也非常复杂，既包括各种宗教信仰的有神论，也包括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尤其是我们目前正处于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由于其属于动态发展的，需要消化吸收各种文明成果集大成，所以这种复杂性在所难免，但其都统一受无神论所主导，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已对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兴”，学术理论界的复杂性和一系列混乱也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与进一步系统整合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必要的条件，这种文明一旦根据历史和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明确并确立了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文明理论研讨中的一系列混乱现象便会迎刃而解。
2、显性有神论文明（唯神论）。这类文明主要存在于宗教信仰民族和国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这一类，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区别，比如中东的有神论色彩就较为浓重一些，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由于其经历过宗教革命，其宗教色彩就相对淡薄一些，但其仍然号称是宗教文明，其本根也属于宗教神学。
很显然，显性有神论文明的本根属于上帝，其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是由上帝来主导，这就决定了其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深究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文明，无论其理论与意识形态，还是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金融等，其根子都归结于有神论，因为其“神性=人性”，而“人性=动物性”，所以在其骨子里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根深蒂固的侵略性、掠夺性和剥削性。由此，我们对西方有神论的批判可采取毫不手软的态度，从而对其进行无情地揭露。
而对于中东等显性有神论信仰，由于其原教旨的禁欲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动物性纵欲主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所以其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崇尚人性并遏制动物性泛滥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反而可以与我们容易形成同盟，从而共同反对西方那种动物性纵欲主义。
但不得不承认，由于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兴盛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资本的无孔不入，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全球化，所以世界各国无不受其影响。
3、隐形有神论文明（唯物论）。这个问题就有些复杂化了，上面有段话曾谈到过这一问题，其涉及世界整个哲学界，当然也包括我们国内学术理论界，如所谓的“思维科学”便首当其冲。
由于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我们本土文明理论的认识不足，所以伴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引入，也就没能对其西方因素产生相应的过滤作用，其哲学也被一同引入了进来，并且还以其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思维科学”，从而在我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致使整个学术理论界陷入了某种积重难返的困境。
请对照上面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严格来讲，西方哲学与科学虽然对其宗教神学具有某种造反的意味，但其一直对宇宙本根和基本矛盾（绝对运动）讳莫如深，也一直对其给不出合理的解释，最终仍然是与宗教神学藕断丝连，不得不将宇宙的绝对运动归宗为上帝，这可由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等的科学溯源研究所给出的结论作证。
对西方哲学思维的迷信，无形中为我们中华无神论文明的伟大复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从目前情况看，许多学者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研讨中仍然找不到我们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根（即本质），仍然对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基本结构懵懂无感，也仍然是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或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不分，其事实上仍然是深陷这种隐形有神论之中无以自拔，为西方的哲学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目前似乎也有学者对中华思维与西方思维存在着什么联系而进行着努力，自己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但这属于一场深刻的文明与科学理论革命，它需要一种彻底性，也需要我们中华本根系统论反客为主，最好不要“六根不净”而左右摇摆，更不要试图为迁就自己曾经的论文或专著而进行辩护导致其小众化。由于目前的文明理论研讨属于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大课题，其牵涉面很深很广，也直接关系到我国思想理论和“三体”的深刻变革，所以要从大局考虑，以免因小失大。
二、我国理论中“撂荒之地”的复垦有助于拨乱反正
通过以上考究很显然反映出，我国古代宇宙学理论中所固有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根据地或大本营，但在近现代发展中却由于深受西学东渐影响（主要为哲学），反而在反封建中将我们文明理论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连同洗澡水一起给泼掉了”，使其成为了一片“撂荒之地”，从而导致我们中华文化和思想理论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
最近，《文化纵横》杂志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华文化如何发展的文章，谈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影响较大，已在全国展开了讨论。
1、《冲破迷雾: 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文化纵横编辑部）；
2、《三千年变局还是百年变局, 中国真正的迷局其实并没变》（简称《程文》）；
3、《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简称《姚文》）。
实质上，这几篇文章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着我国文化界的一种新思潮，其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具有某种引领性作用，并在助推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这几篇文章都课题宏大，质量较高，人们对第1、2篇不存在异议，而对第3篇《姚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则存在着不同看法，并且争议较大，对其的讨论目前已进入白热化，我们微信群中曾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核心围绕着究竟是根据“本本”对其予以打压，还是应该解放思想给予鼓励并积极支持，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理论中那片“撂荒之地”的复垦对其进行一下基本的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学术理论研讨的拨乱反正。
（一）基础理论研究这片“撂荒之地”不能继续荒芜
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我们古代的《易经》之所以备受推崇，并将其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那是因为它所阐释的核心问题属于宇宙的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并且其属于古今中外唯一运用“阴气与阳气”客观实体阐释宇宙运动的理论体系，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最鲜明特征，更属于我们区别于其它文明理论体系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我国古圣先贤对宇宙认知的研究至简至深、至朴至真。
1、绝对运动属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运动。对于我国古籍的研究，要注意其核心是在讲“易或运动”，它属于古今中外唯一的一部“运动之经”，这是其最基本的底色。而其它文明的绝对运动基本都属于由上帝所推动，唯有我们中华文明的绝对运动是由阴气与阳气所推动，这就是我们古圣先贤的厉害之处，其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密码所在。而如果没有这种绝对运动，宇宙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运动就会停摆，其理论研究与阐释即便能说下大天来，那也属于无根无据的空谈之论。
通过追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必然会追出其运动的本质属于“气（能量）”，必然会追出我国古代理论中所存在的经纬学，也必然会追究出其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运动，从而推动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强盛复苏，并促使其与近现代科学接轨，实现其现代化。这属于一套“组合拳”，《易经》之“运动”就属于其“起步式”并统领全盘，由此就更加进一步彰显出我国古代文明理论的博大精深。
在我们中华文明理论强盛复苏的过程中，必然会与目前学术理论界的世界霸主 – 西方文明理论体系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杀，其事关双方的生死存亡。而在与西学派的网络激辩中，我国古代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也属于一招必杀技，并且屡试不爽，具有一剑封喉之效，如“在理论研讨中，只要解释不清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基本就属于无根之论，西学最怕扣它这个老底，其一扣就哗啦。同样，我们一些学者别看其口吐莲花，只要扣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马上就会口吐白沫。”
然而很显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根及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目前仍处于被“撂荒”状态，它不但导致我国学术理论界仍然在泥泞中艰难跋涉，而且导致世界文明和学术理论界出现了种种谜团难以破解，也致使整个世界的运动发展前路漫漫，迷雾重重，这些都需要文明理论指点迷津，其由此也共同指向了对我们这片被“撂荒之地”怎样复垦的艰深课题。
而通过观察，根据国家构建“三体”的指引，目前有些学者已发现我国的学术理论体系需要重建的问题，这属于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学术理论探索中，虽然“大家”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但却普遍都对我们中华理论的基本特征视而不见，甚至有些还对其有意回避，这会误导学术理论界难以迷途知返，更会严重阻挠为我国的研究开辟新路。
中华本根论的重建牵涉整个系统论的全盘，它会引发一系列变化，不是修修补补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其已明确区分为无机界与有机界，或生命与非生命的运动，并且生命运动显然源于宇宙的非生命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属于宇宙非生命运动基础上的生命运动范畴，那么，在我们的学术理论研讨中，生命运动与非生命运动是否需要根据“理论来联系实际”予以区分，我们也不得不挣脱本本主义束缚对其做出一种基本的抉择，否则就会在麻木不仁中继续滑行，难以完成构建“三体”的历史使命。
考察中发现，在一些流行的学术理论研究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普遍存在着某种急功近利现象，比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分，生命运动与非生命运动不分，甚至历史与现在不分，不舍得下狠功夫深入钻研，而是根据几篇“本本”或在“盲人摸象”中摸到了一点就自认为摸到了“大象”的全部，并深陷其中，固执己见难以自拔，致使学术理论探讨乱象丛生。
如何从这种乱象中走出来，当然需要非常广博的基础知识，但最终必然要追踪到宇宙和人类从0起源那个独一无二的宇宙观和人类观，从而确定宇宙和人类的本根或本质，不能仅仅从其历史根蔓中掐一段作为研究的依据，所以在研究中，我们的视野需要继续拓展，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则难以逃脱被格式化归零处理的命运。
在我党的七一庆典中，进一步明确出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很自然包括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复兴，而后者的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它暗含着为整个世界文明开辟一种崭新境界的历史使命。但如果不了解我们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原理之本根，又何谈其复兴，更遑论为世界文明开辟新境界。自己虽然才疏学浅，也深知点出这一点会得罪太多人，并会触犯众怒，但良心使然又不得不说，所以只好信马由缰，实话实说，不去顾忌那些了。
2、应重视对民间文化的研究。通过对古籍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追踪考察，我们转了那么大一个圈，却忽视了一点，即缺失对我们民间文化的研究。其实，通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追究出的“人性与动物性”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其在我们民间文化中早已存在，并一直属于我们老百姓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
在我国的民间文化中，我们老百姓一直就是在用“人性”评价好人好事，而用“畜生”评价坏人坏事，其与恩格斯所论述的“人性与兽性”非常一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理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民间的人文科学之中，它本身既属于一直存活于我国社会文化之中的认识论与基本矛盾运动，也属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基础理论。而在儒学“人性本善”的启蒙教化中，其更加强化了这种基本的认识论，并早已深深印在了我们国人的心灵中。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我国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统一运动补充了“劳动与寄生”的基本内容，为我国人类学解决了“务实”的根本性内涵，从而使我国产生了由“经济学+人文科学”所构成的新型人类学，对我们的传统儒学等发挥了补充完善的重要作用。
由此，在贯彻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指导方针时，需要将其与我们的民间文化或人文科学联系起来，不能闷着头搞那种“庙堂文化”和空谈理论，否则就难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深深扎下根，也难有持久的生命力。
不过，由于我国文化一直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不管在官场、职场还是民间，其也存在着某种弊病，有些过于重视人际关系，需要马恩的“劳动与寄生”学说予以矫正，比如通过报道可以看出，我国科学界有许多人被迫将太多精力浪费在人际关系上，甚至出现了趋炎附势，导致浪费了太多的人力资源，也滋生了一定的腐败现象。同样，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搞了一辈子“关系学”，虽然人缘很好，也据此获得了一定的官衔、职称和利益，但从务实角度讲，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一辈子算下来几乎为零，甚至可以将其归结为混吃混喝寄生性的一生。
3、“撂荒之地”复垦与重建“新道统”。《程文》也出自教育界，在其导读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需要树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新道统，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方案”，而我们探讨“撂荒之地”的复垦，其实也是在探讨重建新道统的问题。
请参考上面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通过复垦我们中华系统论中那片“撂荒之地”，已通过我们中华经纬学将马恩理论由唯物论提升为我们中华的唯气论（即能理学），并将其系统化为我们中华人类学本根论，从而与我们传统的道儒释融为了一体，形成了我们中华之“人道”，它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升华，而且也属于我们中华人类学系统论的一种升华。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古代理论中的天道“宇宙学本根系统论”一直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根基，它属于我们无神论的最基本依据，只要将其现代化就可以了。而我们的人道“人类学本根系统论”则由于缺失本根而一直不够健全，不然不会导致道儒释各自演化成其不同的宗教而互不统属并各说各话的境地，由于将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消化吸收了进来，它弥补了我们中华人类学的缺欠与不足，顺理成章地将道儒释整合为一体，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们道儒释理论的共同提升和升级换代，并能够使其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共同上升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使我们具备了一种新型的人类学新道统，这应该属于一种皆大欢喜之参考方案。
这种人类学新道统的建立，其自然包含“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其为解决全球问题自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解读表已尝试着对各种既有理论进行解构重组，并提出了一种既能够融会贯通又能够有根有据的参考方案（如对有神论的改造）。
（二）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缘何沦为一片“撂荒之地”
对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中有句话我们也都耳熟能详，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由此而对照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其之所以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撂荒之地”，很显然是我们没能对自己的古老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1、我国“本本主义”的历史渊源。上面已经提到过，我们“中华国学的空谈之风由来已久”，而严格来讲，其与我们所反对的那种“只唯书，不唯实”的本本主义深度相关。
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科技发展的历史局限，也由于我们的古老《易经》、《道德经》等太过深奥令人难以领悟，再加之一些御用文人为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搞了个“君权神授”，给我们古代的无神论整出个“婆婆”当家，不但没能继承我国古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反而进一步将我们中华文明理论导入了空谈的轨道，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本本主义”盛行，其典型就应该属于宋明理学了，以至其越来越病入膏肓，导致外族、八国联军和日寇入侵，所以，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被连续入侵与我们的病态文化是深度相关的，那是一段段痛彻心扉的历史，令我们煌煌中华文明倍感屈辱，成为我们文明史上的明显污点。
宋明理学所崇尚的“义理”既非宇宙之根，也非人类之根，所以，宋明理学不得不归类于一种空谈文化。同时，它也将社会矛盾引向了“义利之争”，其属于对矛盾的一种错误搭配，因为“义”属于阴阳的深层，它属于人性的一种体现，而“逐利”则属于五行八卦社会行为的浅层，其也导致后来我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进一步的混乱。
由此说明，杜绝空谈之风和本本主义何其艰难，一不小心就会很容易坠入其迷谷，最终还是得由我们的古老理论来收拾残局。
2、教育界曾是我国“本本主义”的重灾区。根据我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既然理论中出现了“撂荒之地”，我们就应该继续深入查找原因。
理论问题就像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斗争一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去占领。”而如果我们正宗的本土理论缺位（曾被我们自己扬弃了），其它理论就会鱼贯而入，因我们为其提供了真空与可乘之机，我国一些空谈理论、西方哲学和资本主义理论就是钻了我们这个空子。
很显然，在我国后来的历史上，对我们正宗本土理论的继承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上面也已经谈到，虽然我们的古老理论曾开局不错，但随着“君权神授”等人为原因，将我们理论研究导入了空谈的轨道，而西方由于其坐底的有神论在本根上就存在着严重错误，所以其整个理论体系基本就属于一个空谈家族，其空谈之风在西方更带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虽然由其中脱颖而出，并且恩格斯还彻底解决了人类起源这一根本性难题，但其还有欠我们中华本根论那种系统化，所以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的教科书基本都是从前苏联照抄照搬而来，而前苏联的本本主义本身就很严重，留苏回来的“秀才”们就曾在我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给我国造成了重大损失，几近使我们亡党亡国。
但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由其宗教革命所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促使其转向了现象学研究，所以其物质科学便率先蓬勃发展了起来，并且其在世界上很快就取得了科技领先的优势。我国由于科技落后而追赶西方，所以我们一直在普及西方教育，由此也使我国教育界沦为了本本主义的重灾区。而这也正好反映出我国学术理论界那种“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见菩萨就拜”的尴尬境遇（因我国本土理论严重缺位），从而导致我国文化和思想理论出现了严重的西化。
近现代发展很快，伴随着西学东渐，整个科学界的注意力都聚焦于前沿，把我国许多人搞得有些蒙头转向，反而导致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沦为了一片“撂荒之地”，而通过以上探究证实，我们中华系统论的突出特征则正好属于基础理论范畴，它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根据地或大本营，其被“撂荒”就相当于我们的中华文明被当作“敝帚”给抛弃了，这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被严重西化的深层原因。而这一现象也正如张三丰《无根树》中所言，“无根树，花正偏，离了阴阳道不全”，其事实上是将我们的中华之道给扬弃了。
3、社会发展要求“需要两个文明一起抓”。社会革命也存在着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我国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革命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了出来，我国已进入文武并进，“需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发展阶段（我国政治家们都早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然而怎样在历史的惯性中抓好社会文明建设，不得不承认它属于一个难点，其牵涉甚深甚广，首先就涉及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
基础研究中这片“撂荒之地”潜藏在理论的最深层，其属于文的深层问题，在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中都深刻地反映了出来，而文明与文化，其主要反映在深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并非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主要是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已深入到人们思想和灵魂的深处。我国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也都曾下大气力尝试着予以改革，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我们学术理论的研究跟不上趟和我国的“三体”始终建立不起来，致使我们党的政治指导难以有效落实，所以文明与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尽管我国领导层对这一问题保持着清醒，但学术理论界则在这种“撂荒”中继续滑行。
基础理论研究不能人为设置前提，更不能人为设置障碍，比如将某一种理论与学说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对其形成迷信，并将其作为宗教崇拜，那样就无形中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致使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无法前行，目前那些惯于寻章摘句并乱棍打压的做法，就很是盛行，这需要我们努力克服，更需要我们负重前行。
总体来讲，虽然我国领导层鼓励理论创新，民间基层也有些激进学者为其冲冲杀杀，但由于我们自己“三体”的缺位而一直坚持西学教育，所以我国学术理论研讨深受西方理论思维影响而迈不动步子，导致我国上下沟通中出现了“肠梗阻”现象，好在目前教育界已出现了像《姚文》等这种变化，其显示出教育界思想理论已开始出现分化，有些学者的觉悟在提高，这种“肠梗阻”现象正在慢慢被打通。
请对照上面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在这片“撂荒之地”的复垦中，其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建立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产生的“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运动，其已经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阐释进一步深化了，并按照我们中华思维，将社会主义暗喻为人文法则的“人道主义”，并将资本主义暗喻为丛林法则的“丛林主义”，这样对其的阐释不但简洁明了，而且与我们的“人性本善”文化一脉相承，也使百年与三千年两大变局相互衔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明更加彰显出其处于优势地位。
（三）教育界终于在克服“本本主义”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对于《程文》与《姚文》所提“三千年变局还是百年变局”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其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其实质上都在我党由浅入深地慢慢引导并逐步推进之中。
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予以分析，“百年变局”主要涉及世界的政治格局问题，而“三千年变局”则主要涉及世界文明格局问题，它们两者的发展阶段和历史使命不同。而根据历史的发展，“百年变局”与“三千年变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应该属于后者的前奏，它们实质上属于文武并进的一个整体，不应孤立地看待。不过，我们搞理论探索与政治又有所不同，搞政治既需要对理论的深刻把握，又需要根据社会运动实际在施政中循序推进，所以，它事实上应该属于我国所布局的一盘大棋，并正在“多做少说”思想指导下逐步向纵深推进。也正是由于其向纵深推进，才使得教育界与我们民间也正在相互靠拢，并正在逐步形成一些共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并非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属于中华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复兴，而在这个更高层次上，学术理论界的共识正在走向统一，这是非常可喜的一种共识，现在就摘录《姚文》中的几段话说明如下：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的思想，进而创造新的中华文明。”
“今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一方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另一方面，今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第一年——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从以上这三段话中可以看出，《姚文》已从教育界原来那种西化迷途中幡然醒悟，并正在向着我们中华文明轨道回归，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变化，应对其给予应有的肯定与支持。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姚文》克服了本本主义，敢于质疑，勇敢地提出了以下问题：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态不适合作为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而不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独创的文化。
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构建党的新理论，是党在百年当口的最重要任务。”
不得不承认，《姚文》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并非心血来潮，说明其已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具有了一定的深度，表达也非常坦率而中肯，绝非是随便说出来的，其对于我国学术理论界反思那种存在已久并根深蒂固的“本本主义”，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对于教育界的这种积极变化，网络中反而出现了一股逆流，对《姚文》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本本”中寻章摘句予以打压，或者利用“本本”搬弄是非，产生了很坏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在我们“撂荒之地”中所产生的这种“荒草”，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并予以适当的引导。
正巧，7月12日新华社和新闻联播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完美体现出我们“形而上者之道”与“形而下者之器”之《道器之学》的示范运用，这也就是《程文》所说的“新道统”，其不但克服了我国学界因本土理论缺位而导致的那种“只唯书”的“本本主义”，而且也为我们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而现实的范本，对我国的理论发展具有引领性作用。
（四）所谓“政治哲学”值得商榷
看到以《姚文》为代表的教育界学者产生了由西学向我们中华文明回归的变化，我们民间深感欣欣然，要知道，它并不仅仅属于由西学向我们中华文明的回归，而且也属于我国封建士大夫文化向我们大众文化的一种回归，其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
《姚文》中特别提到“政治哲学”问题，应该与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这也是许多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前文和上面曾专门对其进行过转化，比如将其“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我国的经纬学转化为我们人类学的经学，而将其“辩证法”则由其“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化为我们的“透过本质看现象”，并将本质与现象进行相互对照和相互印证，不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了深化，也使我们中华人类学得到了补充完善与升华，这应该属于一种很不错的相互结合与同化，大家都应该能够接受。但问题在于，它已经将其“哲学”消于无形，这可能才是有些学者难以接受之处。其也难怪，在习惯了西方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基础上，再转化为我们中华经纬学系统论“透过本质看现象”思维，的确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如果承认“哲学”，也就必须要承认所谓的“思维科学”，而根据考察，自然界只存在生命与非生命两大自然分类，这两大分类都统一于宇宙学，而在生命学（即生物学或生命科学）领域，则存在着人类学，它属于我们认知并改造人类社会的一个专门学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社会科学”，由此，宇宙学与人类学才属于自然存在状态，也就是上面表格中所注明的“天道”与“人道”，而“思维科学”则属于一种非自然存在学科，不在我们的中华之“道”之列，它是由西方人为特设的，其主要功能就是控制人类的思维，“哲学”就属于其最有力工具。
不过在中西方理论思维问题上，《姚文》也许是并没有意识到其与哲学深度相关，仍然深受西化的教科书所束缚。关于其所谓的“政治哲学”，虽然我们不崇尚民粹主义拒绝一切外来语汇，而且还海纳百川对其予以主动消化吸收，用以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但严格来讲，根据前文和以上剖析，西方“哲学”属于由物理现象学应运而生的一种学问，并且其因“抽象”而与西方有神论同气连枝，所以，这一概念不宜提倡。为此，我们民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我国古籍中和文明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哲学，如果像‘君权神授’那样，再给我们上方来个哲学当‘婆婆’，由其来管束我们的本土理论并使其成为西方理论思维的‘小媳妇’，不但会导致我们中华文化进一步西化，而且也必然会导致我们中华理论成为唯心论，并加剧其空谈化”
“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应是西方哲学的复兴，西方并不太害怕那种本本马克思主义（苏东等就败在其手下），而是最害怕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它是要西方文明老命的一种独特文明。如果将我们中华文明复兴引导到西方哲学上去，那属于一条毁灭我们中华文明的歪路或斜路。”
“苏东等社会主义所曾经奉行的就属于本本主义，所以其遭遇了失败，由此也导致西方政界信心满满，认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属于板上钉钉的事，曾令他们产生了某种‘深切期待’，可他们却严重低估了我们的中华文明。”
这也就是我们民间一些学者不赞同“政治哲学”提法的原因。当然，由于目前仍处于文明理论的变挡或过渡期，在现实中适当运用一下“哲学”词汇也无不可（因为它也曾对我们古老文明现代化产生过有益的作用），其并不是那样绝对地不能用。
综上所述，那片所谓的“撂荒之地”，也就是《程文》所称的“道统”，其实质上也就是我国古代的“形而上者之道”，而重建“新道统”，也就等于“树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请对照上面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它事实上就是在对那片“撂荒之地”进行复垦，其应属于一个值得参考的方案，其中已明确出我们中华文明的本根和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并明确出它属于我们文明的基本盘，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更属于其区别于其它文明的基本特征。
通过结合近现代科学对我们中华本根系统论构建模式的解读，其已经尝试着将《姚文》导读中所称的“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难题…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希望本文能为大家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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