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句两千多年前的断言，至今仍是对经济活动最直白、也最深刻的概括。经济活动的主体——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其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归根结底是对利益的追求。然而，若仅将经济理解为“逐利”，又未免失之粗疏。经济之所以是一种“游戏”，在于它并非无序的争夺，而是在特定规则约束下、由多方参与、有输有赢、并不断演化规则本身的社会互动过程。本文试图论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逐利“游戏”——逐利是其动力内核，“游戏”是其存在形式，二者共同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完整图景。理解这一命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经济运行的逻辑，也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看待市场、规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一、逐利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内核
经济活动的起点，是人的需要与资源的稀缺之间的张力。人欲无穷，资源有限，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满足尽可能多的需要，便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问题。而驱动人们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正是“利”。
首先，逐利是微观主体行为的基本动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这段话常被误读为斯密对自私的辩护，实则他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在市场分工体系中，每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客观上为他人提供了产品与服务。面包师烤面包固然是为了谋生获利，但结果却是社会得到了面包。逐利动机在此并非道德缺陷，而是分工与交换得以运转的心理引擎。
其次，逐利是资源配置的信号机制。价格是经济中最核心的信息载体，而价格的形成，正是无数逐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逐利者涌入增加供给；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逐利者退出减少供给。哈耶克将价格体系称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它使分散的知识得以协调，而驱动这一机制运转的，正是每个参与者对自身利益的敏感。没有逐利动机，价格信号便无人响应，资源配置便失去方向。
再次，逐利是创新与增长的深层动力。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概括为“创造性破坏”——企业家之所以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方式，固然有好奇与抱负的成分，但根本驱动力在于对超额利润的追逐。正是这种对利润的追逐，使技术进步从偶然的灵感变为持续的进程。从工业革命到数字经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跃迁背后，都能看到逐利动机对创新的强力牵引。
因此，说经济以逐利为动力内核，并非价值判断，而是事实描述。否认逐利在经济中的地位，就像否认水流有向下的趋势一样，无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的真实运作。
二、“游戏”是经济活动的存在形式
然而，逐利并不等于无序争夺。若逐利行为不受任何约束，结果将是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最终谁也无法获利。经济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因为它采取了“游戏”的形式——有规则、有参与方、有胜负、有演化。
其一，经济有规则。任何经济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内：产权界定谁拥有什么，契约法规定承诺如何兑现，竞争法约束何种手段不被允许，货币制度提供交换媒介，税收与监管划定行为的边界。这些规则并非自然天成，而是人类社会长期博弈、试错、协商的产物。规则的存在，使逐利行为从“抢夺”变为“竞争”，从零和走向正和成为可能。诺斯指出，制度的作用正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结构，从而决定经济绩效。可以说，没有规则，就没有可持续的逐利。
其二，经济有多方参与。经济不是单人游戏。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投资者、政府、社会组织，都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每一方的逐利行为都会影响其他方，形成策略互动。博弈论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工具，正因为它揭示了经济行为的互动本质：我的最优选择取决于你的选择，反之亦然。价格战、谈判、竞标、联盟，都是这种策略互动的具体形态。参与者越多、互动越复杂，经济就越呈现出“游戏”的特征。
其三，经济有胜负与激励。市场经济中，有效率的企业获得利润与市场份额，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出局；劳动者凭技能与努力获得收入与晋升，怠惰者面临被替代的风险。这种胜负机制，正是逐利动机得以转化为效率提升的关键环节。没有胜负，逐利便失去方向；没有淘汰，竞争便流于形式。当然，胜负的形态并非只有“赢家通吃”，合作共赢、错位竞争、长期博弈中的声誉积累，都是“游戏”中常见的策略。
其四，规则本身在游戏中演化。经济这场“游戏”最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参与者的互动中不断被修改、补充、重构。技术进步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旧规则随之失灵，新规则应运而生；利益格局变化推动制度调整，制度调整又反过来重塑利益格局。这种“游戏规则在游戏过程中演化”的特征，使经济区别于棋类等规则固定的游戏，也更接近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一种并非由谁全盘设计、却在无数个体互动中生成并演进的秩序。
三、逐利与规则的张力：经济“游戏”的内在矛盾
将经济理解为逐利“游戏”，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内在矛盾：逐利动机与游戏规则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一方面，逐利动机会不断试图突破规则。只要违规的收益大于违规的成本，就总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偷工减料、虚假宣传、操纵价格、规避税收、侵犯产权。这不是个别道德败坏的偶然现象，而是逐利动机在规则约束下的结构性倾向。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表明，当信息不对称且规则缺位时，劣质品会驱逐优质品，最终整个市场萎缩。这说明，逐利若无规则约束，会自我毁灭。
另一方面，规则若过度压制逐利，游戏便失去活力。规则过严、审批过繁、税负过重，会使逐利者失去动力，创新与投资萎缩，经济陷入停滞。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表明，当逐利动机被制度性抑制，价格信号失灵，激励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便难以提升。因此，好的规则不是消灭逐利，而是引导逐利——让逐利行为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即所谓“激励相容”。
这一张力揭示了经济“游戏”的深层逻辑：规则的质量，决定游戏的成败。好的规则使逐利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坏的规则使二者背离。而规则的演化，本身就是各方逐利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游说、公众舆论施压、政府权衡取舍，都在塑造规则。这恰恰印证了“游戏”的隐喻：规则不是外在于游戏的裁判，而是游戏参与者互动博弈的内生产物。
四、超越“逐利”：经济“游戏”的精神维度
若将经济仅理解为物质利益的追逐，仍不完整。利益包含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经济“游戏”同样如此。
一方面，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非物质动机。企业追求声誉与品牌认同，企业家追求成就感与社会地位，劳动者追求职业尊严与自我实现，消费者追求审美体验与身份表达。这些动机无法完全还原为物质利益（属于精神利益范畴），却深刻影响经济行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等，都揭示了人类动机的多层性。经济“游戏”的参与者，不只是“经济人”，也是有尊严、有情感、有价值追求的社会人。
另一方面，经济“游戏”本身会产生精神性收益与代价。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就感、合作共赢带来的信任、劳动创造带来的尊严，都是经济活动的精神产出。反之，恶性竞争带来的焦虑、失信带来的社会成本、贫富分化带来的尊严伤害，则是经济“游戏”的精神代价。近年来“内卷”“躺平”等社会话语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正是人们对经济“游戏”精神维度失衡的回应——当逐利演变为无意义的消耗性竞争，参与者感受到的不只是物质收益的递减，更是精神意义的失落。
因此，完整地理解经济作为一种逐利“游戏”，必须承认：逐利不止于物质，游戏不止于输赢。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人的福祉，而福祉本身包含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一个只关注GDP增长而忽视尊严、信任与意义的经济体系，即便物质丰裕，也难言成功。
五、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是一种逐利“游戏”：逐利是其动力内核，规则是其存在形式，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其内在矛盾，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则赋予其超越单纯利益计算的深度。
这一命题的实践含义在于：我们既不应否认逐利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否认它，经济便失去活力；也不应放任逐利冲破规则——放任它，游戏便走向崩溃。真正的挑战，在于设计出激励相容的规则，使逐利行为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同时，在规则设计与评价标准中，纳入精神维度的考量，使经济“游戏”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服务于数字的增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古训以最朴素的方式，道出了经济作为逐利“游戏”的精髓：逐利无可厚非，但“道”——规则与价值——才是游戏得以持续、参与各方得以共赢的根本。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既拥抱市场的活力，又守护社会的底线；既尊重逐利的动机，又不失对意义与尊严的追求。经济这场“游戏”，终究是人玩的游戏，规则由人定，胜负由人评，而其最终的评判标准，应是人在其中是否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意义。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百度AI定制，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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