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论调：把人民公社的集体道路简单定义为“大锅饭”，片面鼓吹“干多干少一个样、集体只会养懒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危害无穷，严重脱离时代背景。
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累计出生大约6亿孩子，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还不能下地劳动的孩童。那个年代，国家一穷二白，工业底子薄弱，没有外部丰厚援助，更不可能靠掠夺别国完成原始积累。
整整一代人，依托人民公社的集体组织，靠着父辈、祖辈苦干实干，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上交公粮。正是靠着集体的支撑，才稳稳养活了这新增的几亿人，守住了全国最基本的口粮底线。
这一时期还为新中国攒下了发展的第一桶金。一代代农民不计得失地付出，配合国家建成海量农田水利工程，支撑起初步的工业体系，实现财政无外债、无内债，把满目疮痍的旧中国一步步托起来。没有这二三十年负重打底，后来的改革开放根本没有落脚的根基。
可讽刺的是，如今不少吃饱穿暖、享受时代红利的人，回过头轻飘飘质疑父辈、祖辈的付出。他们只盯着集体体制存在的短板，只反复念叨“大锅饭养懒汉”，却无视那个时代沉甸甸的生存压力，无视一代人默默的牺牲与奉献。
所谓“大锅饭养懒汉”的论调，本质上就是典型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他们站在前人打拼出来的基业上，享受安稳的环境，却站在今天的优越条件下，去苛责当年艰难求生的建设者。很多人以为改革是凭空降临的奇迹，富裕是理所应当的结果，却不懂：改革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所有突破都需要前人打下地基。
倘若当年一直是遍地饥荒、四处乞讨、一穷二白的局面，没有粮食积累、没有水利基建、没有初步工业基础、没有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根本没有条件去谈改革、谈发展、谈致富。
不妨回看民国末年的困境。1948年，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试图整顿经济乱象，这场有限的改革最终功败垂成。那时数亿百姓吃不饱饭，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贪官污吏横行，官商相互勾结。国家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经济命脉被外国势力垄断。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国民政府的政令很难在全国有效落地。在这样的基础上想要推行真正的变革，比登天还难。
再读一读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由邓小平等人主持起草，周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报告。
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51%。
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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