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郑戈老师的文章《福柯会如何看待十月风暴》。
近期，法国爆发了“十月风暴”。舆论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移民问题和宗教冲突，有人它是一场“革命”。本文依据实证数据，并借福柯理论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这场危机源于公立教育的物质损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危机、代议制的信任枯竭以及治理手段的分类失效，本质上是体系内部经济危机的政治表达。作为一场“没有头的运动”，它虽然具有流动扩散的特点，却受制于缺乏谈判主体的结构性极限。据此推演，事件或将走向退潮，并以国家通过技术性手段完成制度性吸收而收尾。尽管危机将被暂时平抑，但只要产生矛盾的结构性机器仍在运转，这些街头经验便会内化为一代人的政治起点，静待下一场风暴的复燃。
本文原载公众号“郑戈”，感谢授权发布。
文｜郑戈
法国迎来了它的十月风暴。2026年10月17日夜里，利摩日市政厅烧了起来。同一时刻，马赛的旧港，数十人闯进市政厅大厅，推倒了玛丽安娜的半身像；里昂贝勒库尔广场的旅游办公室在火里；波尔多的省长官邸被人进入和破坏；巴黎从共和国广场到克利希广场的路上，和平游行的队伍还没有走完，抢掠已经在相邻的街区展开。内政部说，这一天全国有约五十五万人上街。组织者说，八十万。
这两个数字都没有被核定，也永远不会被核定。但它们之间的二十五万人差额，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实：国家需要这个数字小一些，运动需要它大一些。数字从来不是中立的。这是理解这场动荡的第一个入口，也是福柯教给我们的第一课：知识，包括统计知识，是权力的技术。
本文想做的事情有三样。第一，把九月到十月的事实按证据的等级摆清楚，哪些牢靠，哪些只是指控。第二，用福柯的概念为主，辅以萨特、德波、鲍德里亚、布迪厄、德勒兹和利奥塔，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机制，而不是罗列这些事实带来的情绪。这些我阅读过的思想者经历或分析过1968年五月风暴，我一直对五月风暴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选择非常感兴趣。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里，对这场运动的结局作一个预测。预测不是占卜。它是对力量对比和制度逻辑的推演，可以为后来的事实所检验。
先捋一捋事实
这场动荡有一条清楚的事件脉络。九月开学后，中学教师工会SNES-FSU的开学调查显示，在它通过工会代表调查的一千零三十三所公立初高中里，百分之五十三至少缺一名教师。教育部的反驳也成立：招聘考试的岗位填补率已经改善，缺口在全国总岗位中占比不大。两种说法都对，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对统计局，缺岗是一个可以四舍五入的比例；对一个班的学生，缺一位数学老师意味着这个学期连续缺课。两种观察尺度的裂缝，就是政治开始的地点。
九月物价的结构：柴油同比上涨44.1%，远高于总指数的3.1%。平均数掩盖了冲击的分布（数据来源：INSEE，转引自事实报告，本文作者绘制）
九月二十一日，《世界报》把这轮运动的起点追溯到克雷泰伊的圣埃克絮佩里高中。封校从那里向巴黎大区扩散，再向全国扩散。诉求很具体：补上教师，修校舍，减班级人数，改革Parcoursup升学系统。十月六日，全国支持学生行动，内政部估计二十六万六千人参加。十月七日和八日，政府公布五项工作方向和三千名代课教师的安排。工会和学生都认为这是拖延。十月十三日教师工会行动，十月十七日，学校动员与生活成本抗议在同一个全国行动日汇合。能源价格九月同比上涨百分之二十一点三，柴油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一。网上流传的称呼把两股人群缝在了一起：年轻背心，青年与黄背心的双关。
十月十七日之后是司法和数字的序列。当天较早通报约四百人被捕，夜间汇总约一千二百人，十八日内政部长更新为一千八百人、超过五百名警察宪兵和消防员受伤，周末后的全国报道约为两千四百人。这些数字是同一事件的连续汇总，不能相减得出某一时段的新增。巴黎检察官洛尔·贝屈奥十九日说明，巴黎有五百五十七人被刑事拘留，成年人约占百分之七十七，而且早期处理的案件中，不少人此前很少为警方所知。她拒绝给被拘留者一个统一的政治画像。政府方面，马克龙十八日的讲话把暴力归于极左小团体和加入其中的犯罪人员，同时承认大量和平示威者有正当诉求。两部分都在讲话里，只引任何一半都是篡改。
事件脉络：从九月的学校到十月十七日的全国行动日（本文作者绘制）
还有几件事值得记录下来。圣艾蒂安一名十七岁青年手部遭严重爆炸伤，可能涉及警方投掷的手榴弹，细节待查。利摩日二十日有一名被登记为安全关注对象、被称为极左成员的人被捕，个案成立，全国性的统一指挥未被证明。美联社的事实核查明确指出，警方和当局没有把移民认定为责任群体，穆斯林移民造成主要损害的说法没有证据。二十一日，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百分之五。同一天，马克龙启程赴海湾国家争取柴油供应。
事实讲到这里。它们已经足以否定两种最流行的公号文写法：一种把八十万人都写成暴徒，一种把纵火和抢掠写成革命的修辞。现在可以开始分析。
学校是规训装置，这次是装置先坏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描述过现代权力的一个基本转移：权力不再主要通过砍头和示众运作，而是通过学校、军营、医院、工厂的时间表、检查、档案和层级观察来塑造身体。学校是这个网络里最精密的节点之一。它把青少年按年龄分班，按成绩排序，按课表切割时间，最后用考试把每一个人放进一张可比较的表格。这套装置的目的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它生产的是守时的、服从的、经过分类的劳动力。马克思会补充一句：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积累离开它一天也转不动。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次运动从学校开始，也才能理解它的激进性在哪里。学生占领和封锁的不是随便什么建筑，而是专门用来规训他们自己的装置。装置的故障也不是抽象的危机，而是具体的：老师不在，课表空了，天花板渗水，厕所不能用。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权力，运转的前提是装置的日常性，它必须像空气一样不被注意。当百分之五十三的被调查学校至少缺一名教师，装置就从背景变成了前景，从自然而然的秩序变成了可以争论的安排。学生突然发现，原来这套管理他们的机器是需要钱、需要人、需要政治决定来维持的。这个发现本身就是一次去自然化。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 Naissance de la prison，Paris: Gallimard，1975.
政府的回应则完全是治理术的语言。五项工作，三千名代课，跨部门协调，让学生代表参与咨询。福柯会立刻认出这套动作：它不回答正义问题，它回答配置问题；它不讨论学校应该是什么，它讨论缺口如何在预算约束下被调度。治理术的特征就是把政治冲突翻译成管理技术。学生要的是承认，政府给的是日程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就是十月十七日的人群在十月七日之后继续扩大的原因之一。
布迪厄在这里必须被请进来。他在《再生产》和《国家精英》里论证过，学校表面上是中立的上升通道，实际的功能是把阶级位置转换成文凭，再把文凭合法化为能力。优先街区的青年就业率是百分之四十九点八，同一城市其他街区是百分之七十；失业率分别是百分之十六点六和百分之七点五。对于这些街区的孩子，学校是少数理论上还向他们开放的通道。当这条通道也缺老师、渗水、在Parcoursup的算法里把他们排到队尾，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暴力就露出了它的物质底色。青年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这个数字，落在这些街区，不是统计学，是对未来的判决。封校的学生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只是未必用理论语言说：你们连用来筛选我们的机器都不肯维护了。
同一座城市里的两个法国：优先街区与其他街区的就业率和失业率（数据来源：ONPV，2024年就业调查，本文作者绘制）
五十五万与八十万之间，是一道治理术的算术题
福柯七十年代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安全、领土与人口时提出，现代治理的核心对象是人口，而人口只有通过统计才存在。出生率、失业率、通胀率、参加游行的人数，这些数字不是对现实的被动记录，它们是治理的主动工具：国家用它们来观察社会，也用它们来向社会描述社会自己。
这次动荡把这个机制演示得格外清楚。内政部说五十五万，组织者说八十万，两种估计方法都没有公开，也都服务于各自需要。十月六日是二十六万六，十天之后变成五十五万，这个翻倍是动员真实扩大的记录，但翻倍的叙述权在内政部手里。被捕人数的四次通报也一样：四百、一千二、一千八、两千四。每一次更新都是国家对自己控制能力的公开陈述。数字上涨既可以说成执法有力，也可以说成局势失控，政府选择了前者，反对派选择了后者。同一串数字，两种政治用途。
1971年，福柯与萨特参与一场学生示威运动
更值得分析的是巴黎检察官那句坦白：政治立场难以立即确定，不少人此前很少为警方所知。这句话在新闻里一闪而过，它的理论含量却很高。福柯意义上的警察，不只是街上戴头盔的CRS，而是一整套关于人口的档案、分类和预判技术。被登记为安全关注对象的人，是这个系统里的可见者。十月十七日的大量被捕者却不在档案里。国家的知识装置对它的对象失去了预先的描述能力。马克龙要求检讨情报预判，承认的就是这件事：不是信息不够，而是治理术的分类框架失效了。框架把人分成极左、罪犯、和平示威者，街头出现的却是一个拒绝被这样切分的人群。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不是技术故障，而是阶级关系变化的表征。参加者的构成本身就是去组织化的：学生、家长、教师、退休的黄背心、打零工的年轻人、郊区青年，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档案编号，因为他们共同的处境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个处境，即作为劳动力出卖者在生活资料价格面前的处境。柴油涨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不需要任何组织来通知他们受损。国家却还在用旧分类寻找这个运动的负责人。找不到负责人，不是因为藏得好，而是因为这次运动在结构上就接近无头的。这一点下文还会展开。
两次全国行动的人数：内政部与组织者的两套估计并存（本文作者绘制）
柴油的政治经济学
现在必须把马克思请到前台。
九月法国消费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三点一，这个数字放在新闻里温和得近乎无聊。拆开它才有内容：能源百分之二十一点三，柴油百分之四十四点一，食品百分之一点四。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讨论过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它由再生产劳动者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其中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柴油不是普通商品。对需要开车通勤的工人、跑运输的司机、种地的农民、出海捕鱼的人，柴油同时进入生产和生活两头，它涨价的意义等同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直接上升。百分之三点一的平均数之所以激怒人，恰恰因为它抹去了这个分布：有房的、坐办公室远程办公的、有利息收入的家庭，和租房的、开柴油车通勤的、收入停滞的家庭，面对的不是同一个通胀。统计机构公布温和的总体涨幅，街头的生活感受却是生活越来越贵，两者同时为真，这正是平均数作为治理工具的意识形态效果。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New-York: L.W. Schmidt, 1867.
压力的国际来源同样清楚。国际能源署十月十四日的石油市场报告指出，伊朗战争、供应受阻、运输和炼油成本上升使柴油市场承压。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在2026年的形态就是这条传导链：中东的供应受扰，欧洲的成品油成本上升，法国家庭可支配的余量下降，要求降低燃油负担的动员获得支持。一条战线上的炮火，变成另一条战线上加油站的价格牌。法国政府对此的回答是能源外交，马克龙亲赴海湾争取供应。这个姿态的含义是：生活资料的价格问题要在世界市场上解决，而世界市场是以地缘政治为中介的。工人阶级为这场危机付账的方式却在国内：工资谈判余地缩小，财政紧缩优先，2027年预算草案要用约四百三十亿欧元的削支和增税把赤字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左右。
债务数字给这幅画面补上最后一笔。公共债务三万五千九百五十五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百一十九。法国央行九月把全年增长预期定在百分之零点四。马克思当年写，现代国家权力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句话在2026年的具体含义是：这个委员会同时面对债券市场的收益率、预算案的议会算术、和街头的五十五万人，它必须在这三者之间分配服从。十月二十一日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百分之五，债券市场用价格表态了它对街头的不信任。于是选择题的结构很清楚：是向劳动者让步，还是向资本的信心让步。政府的五项工作和三千名代课教师，是在不触动后者的前提下能拿出的最大诚意。这个上限不是马克龙个人的品格问题，是这个政权形式的结构性边界。
公共债务占GDP 119.0%：财政紧缩的空间边界（本文作者绘制）
九百八十万人的缓冲能有多厚
通胀冲击能不能变成街头行动，中间隔着一道缓冲层：家庭还有没有余钱吸收多出来的账单。法国这道缓冲层的厚度有数字可查。统计局2024年收入资料显示，本土普通住户中约九百八十万人处于货币贫困线以下，贫困率百分之十五点四，单身者的月度门槛是一千三百三十七欧元。单亲家庭贫困率百分之三十四。这些家庭面对柴油和能源涨价，没有可削减的非必需支出，也没有存款可以垫付，涨价直接穿透到餐桌和暖气。同样一笔能源账单，对有缓冲的家庭是恼火，对没有缓冲的家庭是亏空的开始。
约九百八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危机的社会地基（本文作者绘制）
青年失业数据给这个结构补上代际的一维。2026年第二季度总体失业率百分之八点三，比上年同期高零点七个百分点；十五至二十四岁劳动力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这个数字的分母是劳动力而非全部青年，不能写成每五名青年就有一名失业，但它对一个高中生的意义仍然直接：他会把家里和周围毕业生的处境当作自己未来的预览。学校缺课在这种预期里会被放大，它不再只是这学期少上几节数学，而是削弱他进入那个已经很窄的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布迪厄会认出这个机制：教育系统分配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当预期本身贬值，文凭的通货紧缩就开始了。
青年失业率21.6%：对未来的预览（INSEE）（本文作者绘制）
住房是缓冲层的另一块。政府自己的住房说明承认供给不足、需求增加、获取住房更困难。房租和房贷是家庭预算里最刚性的部分，它先被支付，柴油和食物在剩下的空间里竞争。把这些加总：九百八十万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的青年失业率，百分之十六点六的优先街区失业率，刚性的住房支出，再叠上一次百分之四十四点一的柴油冲击。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在统计表上就是这个样子。它不需要任何政治组织来点燃，它只需要一个汇流的日期。十月十七日就是那个日期。
世界市场的回响
这场动荡的国际维度有三层，需要分别说清楚，因为它们经常被故意搅在一起。
第一层是物质的，可以核查。国际能源署十月十四日的石油市场报告把柴油市场承压归因于伊朗战争、供应受阻、运输和炼油成本上升。柴油比原油更接近法国人的日常，原油回落不保证加油站价格同步下降，炼化能力、成品油供应和库存都在中间起作用。这条传导链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的即时形态，它把战区的炮火翻译成郊区加油站的价格牌，中间只隔着几周的船期。
第二层是政治的，需要警惕。特朗普在法国暴力之后把事件与移民和伊斯兰联系起来，并借以谈论美国政治。马克龙二十一日反驳，指责外国政治人物利用法国局势竞选并传播错误内容。美联社的事实核查没有找到把本轮暴力整体归咎于穆斯林移民的依据。这种外部改写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把一场从学校和柴油开始的抗议，重新命名为边境和宗教的冲突。改写不改变法国街头的任何事实，它改变的是海外观众理解事实的起点，同时帮助法国国内的政治力量把议程从公共服务拖向身份。布迪厄所说的新闻场的逻辑在这里跨越了国境：最不典型、最有画面的材料，定义了事件的名称。
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街垒火焰
第三层是比较的，最有分析价值。同一时期，意大利、比利时出现示威和部分暴力，西班牙、葡萄牙的住房与生活成本抗议持续，十月二十一日希腊学生和教师也走上街头。共同的能源冲击和生活成本压力，让不同国家在相近时间出现不满，这是世界市场层面危机的同步性，不是跨国阴谋的证据。比较的真正用处是反向的：承受相近能源冲击的国家，有的以和平抗议为主，有的出现严重抢掠，说明油价解释动员规模，解释不了暴力程度。暴力的差异要回到各国的警务安排、先前冲突经历和机会结构里去找。这既限定了能源解释的范围，也反驳了把一切归于外部操纵的懒惰。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国际维度，它只是要求把国际维度落实在商品、价格和资本流动这些可核查的载体上，而不是落实在阴谋论的影子上。
极左这个词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
政府把暴力主要归于极左小团体，这个归因值得单独分析，因为它是权力知识生产的一个完整标本。
先看证据的边界。利摩日确实有一名被登记为安全关注对象、被称为极左成员的人被捕；部分攻击目标确实有政治选择性，市政厅、省长官邸、旅游办公室都不是随机目标；部分人确实使用了有组织的对抗方式。这些事实支持一个有限的判断：极左活动者参与了部分事件。但从这里到全国暴力由某个党派统一指挥，中间隔着人员联系、行动指令、资金、通讯和司法确认五道证据，公开材料一道也没有跨过去。巴黎检察官的早期说明反而指向另一个方向：多数被拘留者此前很少为警方所知，政治画像建立不起来。
CRS 防暴警察在省长官邸前成排发射催泪瓦斯
再看这个归因的功能。福柯会把它放进权力知识的谱系：治理机器需要一个可命名、可定位、可打击的对象，才能把一场弥散的社会危机转换成一场可管理的治安行动。极左这个词恰好合用，它有历史存货，七十年代以来的档案里有大量现成的名字和图像；它有弹性，可以从具体的武装小组一直延伸到不屈法国这样的议会政党；它有政治收益，把运动与暴力焊接在一起之后，继续上街就需要额外的心理成本。十月二十日国民议会里取缔不屈法国的议论，是这个归因逻辑的自然延伸：先命名敌人，再讨论敌人的政治资格。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操作并不陌生。把经济危机的政治表达改写成少数煽动者的阴谋，是资产阶级国家面对群众运动时的标准程序，一八四八年如此，一九六八年如此，二零二六年依然如此。它的认识论代价由全社会支付：一旦暴力被解释为外部输入的阴谋，学校缺岗、柴油价格、青年失业这些内生的原因就被移出议程，而它们正是下一场危机的种子。识别这个机制，不是为任何纵火者开脱，纵火有刑法处理；识别它，是为了不让归因的政治学盖住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震撼弹与身份检查：权力在身体上的落点
福柯的权力分析最锋利的地方，是他坚持把目光放到权力的末端：不是谁掌权，而是权力落在哪一具身体上，以什么方式。十月十七日以前，这轮运动已经有了它的身体档案。朗斯一名十五岁学生受重伤，圣艾蒂安一名十七岁青年手部被爆炸物严重致伤，人权观察十月十四日列出手部和面部重伤个案，国际特赦组织要求停止使用相关武器，内政部长一度暂停在高中生抗议中使用震撼弹。
这些不是孤立的执法事故。它们构成一种身体政治。规训社会的理想是用时间表和档案管理身体，尽量不流血；但当装置故障、人群上街，权力就退回到更古老的形态，直接在身体上留下印记。手被炸伤的十七岁青年，他的伤口是一个路标，标出了从规训到镇压的转换点。福柯不会把这种转换看作制度的例外。他会说，镇压一直作为底层配置存在于规训之下，平时不可见，危机时接管现场。
四名 CRS 警察围压一名黄背心示威者，地面催泪弹冒烟
权利保护机构2025年的调查提供了另一组身体数据：年轻的、被感知为黑人、阿拉伯人或马格里布裔的男性，更容易受到警察的身份检查。身份检查是法国街头政治里真正的日常。它频率高，成本低，几乎不留档案，却在被检查者身上积累一种具体的国家经验：国家首先以盘查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这场骚乱里，有人把近距离发射武器的画面理解为持续不公的又一次体现，有人首先看到警察在制止投掷物。两种观看都是真实的经验产物。福柯会说，这就是权力关系的毛细血管所生产的两种不同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者会补充：这两种主体在阶级结构里有不同的位置，警民关系是这种位置关系的日常仪式化。
还有一点常被忽视。受伤的不只是示威者。超过五百名警察、宪兵和消防员受伤。他们也是身体，多数出身工薪阶层，被国家部署到装置故障的前线。双方都带着前一场冲突的恐惧进入下一场，对模糊动作作敌意理解的概率随之上升。这是连续数周冲突比一次孤立事件更难平息的身体原因。分析街头暴力而不分析这个循环，等于只记账不看生产过程。
景观、抢掠与被窃取的诉求
德波在《景观社会》开篇就说，现代社会里生活本身表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景观不是图像的集合，而是被图像中介的社会关系。这次动荡把德波的命题又验证了一遍，而且是在双向的方向上。
第一个方向：一场动员了几十万人、以缺课和柴油为诉求的运动，在全国和国际新闻里被压缩成着火的市政厅、碎掉的橱窗和推倒的玛丽安娜。学校会议、诉求讨论、缺课通知，没有传播力；火光有。于是出现了一个扭曲：最不具代表性的行为获得了最大的代表性。和平参加者的感受是自己的要求再次被遮住，商户的感受是他们蒙受的损失必须被看见。两种感受都真实，新闻机器只能放大其中一种。
香榭丽舍大街，Longchamp 旗舰店在黄背心运动中起火
第二个方向更尖锐。抢掠是这次事件里理论含量最高的现象，也是最被懒于分析的现象。把抢掠者说成政治战士是浪漫化，说成纯粹罪犯又遗漏了结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已经给过工具：消费社会向所有人强制推销物的丰盛，把它包装成平等和幸福的通用语言，同时又按收入把人排除在购买之外。橱窗是这个秩序最诚实的界面，它把商品展示给所有人看，只卖给付得起的人。砸碎橱窗拿走手机的人，和排队购买同一部手机的人，处在同一套价值体系之内，这一点必须说透。抢掠不是对消费社会的否定，它是消费社会逻辑的短路，是被排除者对强制推销的直接兑现。鲍德里亚还会更冷地补一刀：这就是为什么抢掠的画面在传播中同时引起愤怒和隐秘的观看快感。
但分析不能停在这里，否则就是对受害店主的不公。巴黎被抢的是理发店、手机店这类小生意，店主本人往往也是劳动者。把抢掠写成指向资本的正义打击，在事实上就站不住。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判断是：这部分行为是危机中的机会性再分配，其政治内容是含混的，其社会根源是真实的。它扩大了损害，也给了政府把整场运动重新编码为治安问题的材料。十月二十日国民议会里关于取缔不屈法国的讨论，用的正是这份材料。运动最激进的外表，就这样被转化成了镇压最方便的通行证。德波会认出这个机制：景观社会里，事件的形象比事件本身更有政治价值，而形象的生产权不在运动手里。
受伤通报的两个口径：警察宪兵一百五十人，加入消防员后超过五百人（本文作者绘制）
融合的人群与散开的运动：萨特的问题又回来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萨特站在索邦的讲坛上对占领大学的学生讲话。五十八年后，没有哪位哲学家站在利摩日的火光前。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退场，它标记了两场运动在结构上的差别，而这个差别最好用萨特自己的概念来说。
《辩证理性批判》里，萨特区分了系列与融合群体。系列是被动的聚合：等公交车的一群人，听同一台收音机的一群人，他们被同一个外部对象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却相互隔离，每个人都是可以替换的原子。融合群体则是在共同行动中诞生的：巴士底的围攻者相互看见，互为手段，群体在行动中给自己创造了主权。萨特的著名例子就是攻占巴士底，而十月十七日马赛的街头，真的有人喊出了攻占巴士底的口号。
但萨特会立刻追问：融合在哪里？一九六八年的融合群体有真实的物质基础，一千一百万工人总罢工，工厂被占领，索邦和奥德翁被占领，共同的行动空间生产了共同的主体。二零二六年的运动是另一番构造。它有全国行动日，有共同符号，有真实的汇合，十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间人群确实从系列走向了某种共同性。可是这个共同性没有自己的稳定器官。没有占领的工厂作为根据地，没有统一谈判的代表团，没有对行动纪律的共同约束。巴黎检察官说被拘留者难以建立统一政治画像，翻译成萨特的语言就是：这个群体在多数时刻仍然停留在系列状态，只在行动日的几个小时里短暂融合，天亮之后又散回各自的处境。
1968年5月13日，法国民主工会联盟（CFDT）成员在巴黎举行总罢工示威游行
德勒兹和加塔利会给这个结构一个更积极的命名。在《反俄狄浦斯》里，他们反对把欲望组织成等级化的整体机器，主张解码的、游牧的、无中心的流动。这轮运动确实是块茎式的：没有指挥中心，靠社交平台相互模仿，诉求多元，任何人与任何人结盟都不需要许可证。政府翻遍档案找不到指挥部，因为指挥部不存在。利奥塔在《力比多经济》里则会把十月十七日理解为强度的喷发：被压抑的能量找到了出口，它要的不是纲领，是消耗。利奥塔的冷峻在于他拒绝为这种喷发提供救赎承诺。强度过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什么，力比多经济本身回答不了。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必须介入的地方。无头运动有它的力量，国家无法通过逮捕领袖来斩首它；它也有它的极限，没有组织就无法谈判，无法把街头的能量兑换成制度性的成果，无法在退让与推进之间作出集体决定。一九六八年的教训写得很清楚：运动最强大的时候，恰恰是需要谈判机构的时候，而没有被运动授权的谈判者，最终是政府和雇主组织与工会在格勒奈尔协议里替所有人谈了判。二零二六年的运动连格勒奈尔时刻的条件都还不具备。谁来签停战协议，本身就是无解的问题，而这个无解会被国家利用。
图9四次运动的坐标：组织化程度与诉求的全国性（示意，本文作者绘制）
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与二零二六年十月风暴的对峙
把这两场运动放一起看，差异比相似更有意思。
五月风暴发生在连续三十年增长的黄金时代。失业率极低，大学扩招后的青年面对的是一个承诺丰裕却吝啬自由的秩序。所以它的批判指向异化、权威、日常生活的殖民，它是丰裕社会内部的文化造反。二零二六年的十月发生在增长百分之零点四、债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九、青年失业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的法国。它的起点不是压抑太多，而是供给太少：没有老师，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出路。一句话概括：六八年是丰裕中的造反，二六年是匮乏中的造反。这个差别决定了前者的语言是欲望，后者的语言是账单。
组织条件也调了个个儿。六八年有强大的法共、有战斗性的工会、有密特朗式的政治替代方案在门外等着。二零二六年的法国，政党信任度百分之十五，总统信任度百分之十八，唯一还保有信任的是市长，百分之六十。CEVIPOF二月这组数字说明，代议制的中介层已经空了。运动找不到可对话的国家，国家也找不到可对话的运动，双方之间只剩警察这个界面。福柯晚年在讲新自由主义治理时预警过的正是这种局面：当治理只剩下安全技术和财政技术，政治冲突就只能以治安事件的形式出现。
1968年，5月27日法国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人拒绝复工
勒高夫在《我的疯狂岁月》里回忆过六八年之后的青春期人民：叛乱与虚无掺在一起，创造欲在革命时刻从社会角色里解放出来，随后又迅速耗散。他写的是一个亲历者的诚实记录：那一代青年把反叛当作成年礼，运动退潮后，留下的是个人化了的幻灭。这本书对今天有镜子的功能。二零二六年封校的高中生同样在运动里经历了一次集中的政治成年，他们在几周内学会了诉求、集会、面对催泪瓦斯、在镜头前陈述。运动退潮之后，这些经验不会消失，它们会沉淀为这一代人的政治起点。六八年的那批人后来走进了大学、媒体和政党，改造了法国的文化地形；二零二六年这批人的去向，将部分决定法国未来十年的政治语言。忽视这一层，只盯着被捕人数，就会漏掉这场运动最持久的产物。
还有知识分子的位置。六八年，福柯在突尼斯目睹学生运动，回国后参与监狱信息小组，萨特走上街头卖报。理论从运动中来，又回到运动中去。今天法国知识界对十月的反应大体是谨慎的，这是时势使然，也有一点理论上的怠惰：分析工具其实都还在，只是使用它们需要承认自己为之服务的公立学校系统本身已是战争现场。《六八年思想》一类著作当年批判六八的反人道主义遗产，今天回看，那段争论像一个遥远时代的内部对话。眼下法国需要的不是告别六八，而是回答六八没有回答的问题：公共部门的萎缩由谁买单。
骚乱之前的信任地形：只有市长还保有信任（CEVIPOF，2026年2月，本文作者绘制）
忘掉福柯？鲍德里亚的建议可取吗？
一九七七年鲍德里亚写了《忘掉福柯》，一本刻薄的书。他的指控是：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太精彩，精彩到成了权力本身的镜像，权力越是被描述得无所不在、生产一切，反抗就越被吸进权力的语法里，最后连革命都成了权力的内部效果。鲍德里亚自己的出路是沉默的大多数：群众不反抗也不配合，他们用冷漠、用拒绝意义、用内爆来对付一个拼命向他们索取意义和参与的系统。
十月十七日是对这场四十年前争论的一次现场仲裁。鲍德里亚说对了一半。这场运动的确验证了他的悲观：群众拒绝被代表，拒绝纲领，拒绝统一的政治画像，巴黎检察官找不到极左指挥官，因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接受任何想要代言他们的机制。运动对意义生产的抵抗，它的匿名性、流动性、对纲领的冷漠，都是鲍德里亚式的。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于1977年出版的哲学著作《忘掉福柯》（法语原名：Oublier Foucault）的封面
但另一半他错了，而且错在关键处。《在沉默大多数的影子下》预言群众将永远以惰性回应权力，法国街头的五十五万人没有惰性。更重要的是，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解释不了柴油。仿真的世界没有价格，只有符号；而这场运动的导火索精确到一个百分点，柴油同比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利奥塔后来反思力比多经济时承认过类似的问题：强度的政治学绕不开面包的政治学。福柯比鲍德里亚耐久，正在于他的权力分析始终保留物质锚点，人口、身体、寿命、健康，全是物。马克思的锚点更深：价值、剩余劳动、积累。忘掉福柯是时髦的，忘掉马克思在这次事件里根本做不到，因为这场危机的语言本来就是马克思的：生活资料、债务、失业、紧缩。
这不是说福柯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经济还原论，他对国家的分析刻意绕开阶级工具论。但在十月的事件上，两套分析仪器读出了同一组数据：规训装置的故障就是公共服务再生产的危机，治理术的算术就是财政算术，权力的末端暴力就是阶级关系的街头形式。理论之争可以放一放，事实已经把两种传统赶到了同一个现场。
从结构到街头的因果链条（本文作者绘制）
这场运动会怎样收场
预测部分建立在以上全部分析之上，分四层说。
第一层，街头阶段会在数周内退潮。依据是结构而非愿望。无头运动无法维持占领式的持续对抗，它没有后勤，没有罢工基金，没有轮换机制，参加者的身体和时间都是消耗品。十月二十一日部分夜间已恢复平静，若干地点实施宵禁，巴黎警方限制后续集会，警力密度上升会抬高每次行动的成本。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到六月如此，二零一八年的黄背心的逐周衰减如此，本轮也不会例外。抢掠对运动的支持度有腐蚀作用，巴黎被抢的是理发店和手机店，这类画面每周重播一次，和平参加者的出席率就下降一截。
第二层，国家将完成一次经典的吸收操作。福柯会这样描述它：把政治危机分解为可治理的技术问题。教育的归教育，三千名代课教师和校舍工程时间表会在冬季陆续兑现一部分，足以让多数学校在事实上复课；治安的归治安，对十月十七日的司法处理将持续数月，罪名分布会落在盗窃和暴力毁坏上，而非政治罪名上，这既符合巴黎检察官的早期画像，也避免制造政治犯；财政的归财政，能源外交若带来柴油价格的部分回落，生活成本议题会失去最锋利的刃口。对受损商户的处置也遵循同一逻辑：经济部的应急组合包括部分失业安排、税费缴纳便利、现金流支持和公共投资银行最高五万欧元的三年期零息贷款，保险业联合会则把报损期限延长到三十天并加快查勘。这些措施的对象是损失，不是原因；它们修复橱窗，不修复生产橱窗外那些愤怒的结构。三项操作都不解决结构，都只解决温度。国家的目标从来不是回答运动提出的问题，是让提问的人回到座位上。
1968年5月28日，就罢工引起的公共问题进行商谈的蓬皮杜
第三层，政治后果将沿着议会和选举的管道排出，而管道通向右翼。马克龙不能竞选第三任期，执政阵营需要把治理能力写成遗产，反对派需要把学校与柴油写成对执政记录的审判。十月二十日关于取缔不屈法国的讨论已经标明了方向：冲突的主战场将从街头转移到政治资格的界定。这场动荡最确定的输家是不屈法国，它被允许支持运动，却被要求为运动的所有失控负责；最可能的受益者是国民联盟，它甚至不需要出现在街上，秩序议题会自动向它输送选民。二零二七年总统选举将部分地在这场骚乱的灰烬上进行，就像二零一七年部分地在黄背心的预感之上进行。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应有幻想：街头运动若不能结晶为组织，它的能量就会被现存政治机器按各自的引力瓜分，而引力最大的那台机器此刻在极右一边。
第四层，也是最确定的一层：结构问题一个都不会被解决。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的债务不会因为市政厅的墙修好而下降，优先街区百分之十六点六的失业率不会因为宵禁解除而下降，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不会因为三千名代课而恢复，世界市场的柴油链条仍握在战争与地缘政治手里。这些矛盾被管理、被推迟、被重新分配，然后等待下一次点火。点火装置也已经被历史备好：法国拥有欧洲最成熟的街头行动传统，每次运动都给下一次留下可复用的工具，黄背心的符号这次就被学生直接拿走了。
被捕人数的连续汇总：司法处理将代替政治谈判（本文作者绘制）
火光之后
十月十七日夜里，利摩日的火最后被扑灭了。市政府把民事登记和证件业务迁到临时地点，居民继续去办他们的手续。这个细节比玛丽安娜像倒下更有意味。国家的象征可以燃烧，国家的功能必须继续运转，因为普通人第二天仍要领证件、领救济、送孩子上学。群众与国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在办事窗口而不是在街垒上决定的。
福柯一生都在研究这个悖论：现代人既是被国家治理的对象，又只能通过国家提供的服务生存。法国的高中生封锁学校，是因为他们需要学校；黄背心烧掉环岛，是因为他们需要那条路去上工。反抗的对象同时是依赖的对象，这是发达福利国家里一切运动的内在张力，也是它们总是以吸收而非断裂告终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悖论说得更彻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动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是劳动者用税收和选票换来的生活资料的一部分，烧毁它的人烧掉的是自己的那份。
1968年7月8日，警察清除巴黎医学院门口的海报
所以最后的判断可以这样说。二零二六年的十月不是一九六八年的重演，也不是革命的前夜，它是一次体系内部的压力释放和探底。它探出了底在哪里：公立教育的物质损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危机、代议制的信任枯竭、治理术的分类失效。这些底不会随着火光熄灭而消失。下一场运动已经在这些数字里写好了，只是日期未定。真正未被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布迪厄式的：谁为这一切付钱。在债券收益率超过百分之五的法国，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频繁地自己走上街头。
本文自身的方法是福柯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福柯从不提供希望，他只提供关于权力如何运作的准确描述，并认为准确本身就是抵抗的前提。马克思提供的是另一样东西：指出矛盾的根源在生产方式，因而指出改变的方向不在街头，而在谁占有、谁分配、谁决定公共资源的用途。两种工具都不许诺胜利。但它们至少可以让我们在看下一场火光的时候，不被火焰本身晃了眼睛，而能看见火焰背后那套安静的、持续运转的、生产着下一场火焰的机器。看见机器，是一切改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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