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包产到户的模式一直被严厉批判。普遍认为这种模式会直接损害农民集体利益，割裂团结的群众基础，瓦解农村集体经济体系，更是从根本上阻碍了农田规模化改造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
1976年开始，国内局势迎来重大转变，四人帮被抓，大批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
彼时安徽省委负责人宋佩璋对清洗四人帮余党犹犹豫豫，刻意拖延老干部复出，坚守农业学大寨的集体发展路线。紧急关头，万里赶赴安徽出任一把手，重组省委班子。随及，宋佩璋以及省内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干部遭受审查，此举彻底扭转了安徽的农业发展方向。
此后安徽放开管控、推行宽松农业政策，舆论和局势急需一个正面典型，来为包产到户正名、造势。说巧也巧，彼时的安徽凤阳的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坐拥千亩土地，贫瘠的土地产无法养活村内一百多名村民。二十多年来，小岗生产队常年依靠国家救济度日，村民外出逃荒讨饭更是常态。县委领导怕饿坏了小岗人，私底下到他们那里鼓气加油，希望他们勇敢尝试。小岗人一点就通，18位带头人冒着风险按下了分田的红手印。
效果立竿见影，次年小岗村粮食产量暴涨，达到13.3万斤，一年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总和。
凤阳县随即撰文《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大力宣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万里在百忙之中专程视察小岗。
有网友做过这样一番类比：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新大陆，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而1978年的小岗人，通过亲身实践，找到了一套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经营方式，有人将其简要概括为：万物生长靠积极。
就在这大好时刻，《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公开质疑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引发舆论争议。安徽方面第一时间在《人民日报》发文强势回击，扭转了的舆论风向。
不久后，万里调入中央，出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时期，舆论风向彻底转变，《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报道，揭露昔阳县存在粮食产量虚报问题，同时批判昔阳县劳民伤财，不尊重科学，去兴修水利工程。在这场农村发展道路争论之中，对包产到户持保留立场的陈永贵，主动申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包产到户在全国逐步推开。原先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陆续解体，不少地方的集体生产资料有的分到农户，有的折价变卖。拿到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全家齐上阵，起早贪黑打理田地。很多农民由衷感慨，终于吃饱了饭，感谢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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