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这个名字，是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中国的中文名字，在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又名华夫，他的德文名字叫奥托•布劳恩。这个长着一副外国人的脸庞却叫着个中国人名字的人，无疑已经把他与导致红军的失败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回首红军长征英勇悲壮的历史，怎不让人痛心疾首。虽然他从1933年9月（另一说是10月）到1935年1月，在红军的最高指挥岗位上只有短短的一年又四个月时间，但他对党和红军的伤害却是致命的，近乎葬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由于这位身上有着共产国际光环的洋顾问，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中共之上，排斥毛泽东，实行一系列教条主义错误指挥，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使得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归于失败，迫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进行长征，中国革命极其悲壮的一幕就此拉开。
1931年4月和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及共产国际机构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被捕。1932年秋，李德被共产国际以军事顾问身份派往中国，来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另一说法：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左格尔和潘汉年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用钱将两人赎回，于是派李德携带2万美元来到上海赎人。之后，博古便请示共产国际，经同意，允许将其留在身边做军事顾问，但不得参与中共的决策）。此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已是岌岌可危难以立足，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被迫迁往江西苏区，9月，李德也被地下党联络交通站秘密护送到了瑞金。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在德国军事顾问赛特克的协助下，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李德来到苏区，正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时，不懂军事的博古，不仅没有意识到即将拉开大幕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正是由于他拒绝、排斥毛泽东才出现的严峻局面，反而却乐观自信地认为，这是共产国际给我们送来的尚方宝剑。他甚至胸有成竹地说我们有前四次反围剿作战取胜的经验，现在又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足以能使我们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他将红军能够打破敌人围剿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李德的身上，这也让他对取胜似乎更有了底气和信心。
博古对李德毕恭毕敬，且唯其马首是瞻，拱手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他。为了让李德能够更好地指挥作战，给他营造一个舒适安静的工作环境，博古可谓煞费苦心费了周折，他不仅从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了李德无微不至的照顾，给他修了一座独立的房子，为其配备了服务人员，还让中央局妇女工作部部长李坚贞为李德物色对象，让红军女战士萧月华与其结婚，来照料李德的生活。
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首先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是语言不通。语言不通不能交流，怎么去指挥红军打仗。李德刚来苏区时，尽管党的领导人博古、洛甫等曾在苏联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都能与他通过俄语进行交流，周恩来也能用英语与李德交流，但博古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还是为其配备一位专职翻译为好。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党中央领导机关除了要应对越来越紧张的军事形势之外，还有大量的党务、政务、地方事务要做，工作千头万绪，一时搞得博古焦头烂额。此时的他认为必须尽快给李德配一位翻译，自己及其他领导人不能再既当领导又当翻译了，有了专职翻译，就能让李德尽快地熟悉情况，适应环境，进入角色，就能专心致志地去指挥打仗，中央领导人也能够去做其他方面的工作了。因此，博古便开始了在“留苏”人员中为这位洋顾问寻找合适人选的工作。
为李德选翻译，不是找一个能简单机械翻译的人就行，因为他下达的每一个命令都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存亡，事关重大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选政治思想好，党性强，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业务能力强，身体好，能吃苦耐劳的人来担任。在博古对所有的“留苏”人员详细考察了解之后，经过筛选，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的伍修权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1908年3月6日，伍修权出生于湖北省武昌一户城市贫民家庭。1923年冬，他经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工作努力积极，1925年10月被党组织选派去了苏联，12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乌兰夫、张如心等人同班。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很快地掌握了俄语。1927年秋，他被选派到莫斯科红军步兵学校接受了一年的军事训练。1928年秋毕业，被留校任中、俄语翻译。1929年10月被调到苏联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12月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担任保卫局翻译。1931年5月，伍修权回到上海，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7月他被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春，伍修权调任东南战区第二纵队模范团政治委员，率团参加了策应中央红军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10月，伍修权担任了红军学校第五期团政委。
从伍修权的阅历和能力来看，完全符合博古的要求。为了能让他尽快到新岗位工作，博古下令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去红军学校约见伍修权，与他谈话，要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交接完一切手续，立即到新岗位报到。刘伯承见到伍修权后告诉他，中央决定调整一下你的工作，调你到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身边做翻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是党员、干部，不但要服从组织安排，更要有克服一切困难做好这一工作的思想准备，中央相信你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个工作。刘伯承特别叮嘱伍修权，这次调你是秘密的，除了几位中央领导外，没有人知道此事，你要严守纪律，不得对任何人讲，以后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就这样，伍修权便于刘伯承一起来到了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成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专职翻译。
博古见到伍修权之后，向他详细的交代了工作并提出了要求，要求他要尊重李德，不得对他有丝毫的怠慢和不恭，要听从他的指示和安排。告知他翻译工作无小事，翻译时必须仔细认真准确无误，确保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差错和纰漏，工作中如若有了困难和问题必须及时报告，其次还要协助其他工作人员照顾好李德的生活。对于伍修权来说，尽管翻译工作不像带兵打仗那样艰苦，可也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工作也不那么简单和轻松，让他有了思想压力。因为李德是在指挥打仗，所以他的每一条命令、指示，都关系着红军战士的生命，伍修权在深感为李德做翻译的不易和责任重大的同时，也掂量出了这副担子的重量。自己能否适应，能否做好这个工作，心里打起了鼓也没有了底，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伍修权毅然决然的接受了党中央的决定，他向博古、周恩来等领导人保证，自己将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好组织交给的这一任务。
接手工作后，伍修权深深感到，给李德当翻译的确不那么轻松。不论是李德的一切谈话、指示、命令等，还是下面各军团上报给三人团的军情，以及李德向下面各军团发出的命令等，不但要准确无误地翻译，还要严格的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地向下送达，不能耽误。李德在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伍修权还要到现场一句一句地翻译，核对清楚，再讲给听课的人，有时听课的人理解不了，还要反复的讲，一个人的确忙不过来，博古也看到了这些。为了防止忙乱出错，贻误战机，在伍修权单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博古便决定再给李德增加一名翻译，分担一点伍修权的工作，经过博古的挑选，王智涛便来到了李德的身边。两人的分工是：伍修权专任作战、政治及生活方面的翻译，王智涛则担任李德讲课和训练方面的翻译。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由伍修权陪同着李德。
虽然伍修权只是个翻译，但他始终对李德都是很尊重的，李德对伍修权的翻译工作也是认可和满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伍修权也适应了李德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两人的配合还算是愉快的，博古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是满意的。
然而，随着战事的变化，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红军的作战原则，脱离实际瞎指挥、盛气凌人蛮横粗暴的作风也显露了出来，这让伍修权看在眼里，逐渐地改变了之前对他的一些看法。
脱离实际的指挥没有不失败的。李德指挥打仗，不结合实际，全凭着一张不准确的地图在上面作业，不管是高山还是河流，也不管战士吃没吃饭，就要求必须按时赶到，到不了就要受批评甚至处分。正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李德完全就是一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尽管伍修权没有完全按照李德的意思翻译，还对他的一些明显错误也做了一些纠正，但却受到了李德的训斥。为了一个战役的胜利，李德往往直接干涉插手下级指挥员的指挥，连一门炮的位置放在那里他也要过问，这些连师、团领导都不过问的事他也要亲自布置，结果与实际大相径庭，最后导致了失败。对于失败的原因，李德不从自身进行反思，而总是将失败的原因归罪于下面的指挥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不久，肖劲光带领一个连驻防在黎川，敌人以数十倍的兵力围攻他们，面临被围歼的危险，肖劲光带领部队撤出了黎川，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青红皂白，硬说是逃跑，接着搞了一个军事法庭，对肖劲光进行公审，判了他五年徒刑。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认为对肖劲光不公，表示坚决反对，由于当时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于是他便将肖劲光调到红军学校做军事教员，保护了肖劲光。由于李德仍在领导岗位，所以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才给肖劲光分配了工作。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蒋介石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使得根据地越缩越小，直到苏区丢失，然而李德却不以为然，推卸责任，硬说这是下级指挥员不执行他的命令的结果，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心痛的说，李德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
1934年5月，党中央鉴于广昌失守，国民党军日渐逼近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经十分困难，便将准备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告知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中央书记处随之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面负责军事工作。这名义上好像是由三个人决定，但由于博古完全听命于李德，所以周恩来的意见往往被否决，实际上军事指挥就完全是李德说了算。这无疑助长了他的独断专行，使他的傲慢自大、狂妄变得毫无约束。
李德的工作方法粗暴简单，不顾实际不讲方法，他把训斥和谩骂干部当成了家常便饭，上自总司令下到一般工作人员，许多人都被他羞辱和谩骂过。有一次，他竟无理训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了几年。伍修权听了之后，故意不给刘伯承照原话翻译，而翻译成李德说刘伯承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懂俄语，事后他对伍修权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都没有翻译。”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李德不仅训斥红军指挥员，还侮蔑我们的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当中央政治局否决了李德在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人员损失已经过半，还要去湘西去与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时，李德竟当着博古、周恩来的面，侮蔑我们的中央政治局是乌合之众，尽管伍修权没有翻译，但博古、周恩来还是听到了。博古说李德太过分了，周恩来则怒斥李德：你说我们两人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允许你侮蔑我们的中央政治局。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的军事顾问，分明就是个太上皇。
对于李德的霸道作风，伍修权非常地反感，常常为此闹思想情绪，要求调动工作，不愿在李德的身边再呆下去了。他曾对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来给他作翻译工作的。”组织上也看到了伍修权的难处，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但伍修权能够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决定，坚持着在李德身边继续工作。
1935年1月，红军来到了遵义，李德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由于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所以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会议代表都是围着长桌子坐，李德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伍修权也只得坐在他的旁边，别人发言时，伍修权便一边听一边给李德翻译，李德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是在晚上进行且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时伍修权精神尚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一些，后半段时精力不剂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了一些。会上，李德也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别人身上，由于多数人否定了他，此时的他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得硬着头皮听大家对他的批评。他不但对大家对他的批评不满，甚至有时还骂人，尽管伍修权对他骂人的话没有翻译，但多数人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不满情绪。遵义会议撤销了三人团，李德从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也学会和掌握了一些中文，能够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所以，遵义会议之后，伍修权便不再给他做翻译了，考虑到李德继续留在中央已经没有了意义，中央便把他下放到了对他较有好感的林彪所在的一军团，3月，伍修权也被调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协助彭德怀工作。
李德要指挥红军打仗，他下达的每一条命令都要经过伍修权翻译后送博古、周恩来，再下发各军团去执行，翻译的准确与对错，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伍修权的作用举足轻重，他没有因此出任何差错，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不仅知道党和红军的最高机密，也目睹了李德从指挥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到在遵义会议上大权旁落的全过程，是党内最清楚左倾错误路线致使党和红军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的人。李德参加了遵义会议，而伍修权也以一个翻译的身份全程旁听了会议。他不仅见证了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看到了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加深了对博古李德错误的认识，也让他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党和红军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的气魄和决心，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信赖和支持。
【文/邵建忠，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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