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6日，驱车抵达慕尼黑的第一天，马不停蹄参观了一个耳闻已久的“景点”：褐宫旧址暨纳粹党文献保管中心。
慕尼黑是希特勒及纳粹党的政治策源地，褐宫与国王广场，也就是纳粹昔日的主要政事宣传地和办公地，于1945年春天被盟军催毁，仅存基座，“元首大楼”与纳粹党行政大楼被转为文化用途。
1945年后，这片区域在纳粹时代的历史意义基本被世人遗忘；直到1988年，国王广场的花岗岩地砖也被拆除。
2001年，慕尼黑市政府决定在原纳粹党总部旧址，以记录和“永恒反思”慕尼黑市在纳粹主义中的历史角色以及纳粹主义对德国国民乃至全球的破坏。
2015年起，慕尼黑纳粹历史文献中心正式落成，公开并持续思索纳粹统治犯下的罪行。
场馆很大，四层独楼，史料极其详尽，且公开了许多过去我个人闻所未闻的纳粹党颁布的政策、发动的运动、后世德国民众对于纳粹主义的新思，阅后脑海久久沉荡。
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当代右翼势力真应该被拉来观摩一番，看看人家欧洲法西斯是如何在战后真正阉割政治肿瘤的——就在近日，高市早苗再度向战犯神社进贡，实在悲讽；
其次，对于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这一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叛变种的思考，德国人作为马恩两位世纪思想伟人的同胞，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剖析确实极深极透。
慕市一略，受益匪浅。
1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亦是藏馆最高一层文献展区即战前纳粹党掌权之路板块，着重提出的历史反省。
这个党从一开始，于名称层面就把德语中“民族的”与“社会主义的”强行焊接在一起。
从1920年2月24日《二十五点纲领》在慕尼黑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公布之日起，就刻意制造一种印象：似乎存在一种“德国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区别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德国新兴的思潮。
此等话语欺骗持续了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并在1933年纳粹掌权后转化为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独裁统治之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早已明确阐述了这一策略：
宣传必须面向“小人物”，必须利用他们对“利息奴役制”“国际资本”“犹太交易所资本”的仇恨。
于是，纳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反资本主义”修辞在二三十年代始终有一个关键限定：它反对的是“犹太金融资本”和“国际资本”，而不是德国本土工业资本；它反对的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不是私有财产制度本身。
如此限定，从一开始就把所谓“社会主义”的矛头从生产关系转向了种族阴谋论，也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整个20年代的选举活动中，纳粹党针对不同阶层采取完全不同的宣传策略：在工人聚居的工业区，重点宣传第11、13、14、17条等“社会主义”条款，痛斥“资本剥削”，承诺改善工人生活；但在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聚集的地区，则闭口不谈国有化与利润分享，重点强调反共、反犹、维护私有财产与重整军备……
1927年，希特勒在埃森向鲁尔工业家发表演讲时明确保证：
“民族社会主义”绝不反对私有财产与自由企业，绝不反对各类产业的领袖。我们反对的只是犹太金融资本的投机活动。
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垄断资产阶级对纳粹党“社会主义”倾向的疑虑，为其后续的巨额资金支持铺平了道路。
如若回溯那部在安东·德莱克斯勒、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和希特勒共同起草的《二十五点纲领》，则更加讽刺。
比如，虽然声称：
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
但实际上，纳粹对“公民”的定义是种族性的，宣称“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只有德意志血统者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
虽然声称：
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
但实际上，为后来的强制劳动制度埋下了伏笔：既然劳动是“民族同志”的首要义务，那么国家就有权强制任何人参加战争建设；
虽然声称：
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但实际上，这条同样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在实践中大企业的利润在1933年后不是被“分配”给工人，而是通过军备合同和国家补贴大量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德国底层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33年至1939年间并未显著改善，反而劳动时间被大幅延长——魏玛时期工人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制被纳粹政权彻底废除：1933年后，标准周工时从48小时逐步延长到50-55小时，军工企业普遍达到60-72小时。许多工厂实行两班倒甚至三班倒，工人超负荷工作……
虽然声称：
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废除地租，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但实际上，作为《二十五点纲领》中土地改革的最核心条款之一。希特勒却在1928年修改了关于无偿没收土地的表述，以安抚农村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尤其1933年掌权后，土地改革更是完全流产，大地主、大庄园主的利益完全得到维护。
虽然声称：
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
但实际上，这条《二十五点纲领》中最具“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条款、也是后来最常被纳粹信徒用以证明“纳粹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条文，从未被执行——反之，希特勒在1927年公开承认私有财产权，次年又修改了关于无偿没收土地的表述，30年代掌权后更是与克虏伯、蒂森、弗利克、西门子等工业巨头结成紧密同盟、严厉打击工会运作和工人运动，国有化条款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
2
对希特勒而言，“社会主义”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争取工人选票、瓦解左翼运动、煽动底层民众聚拢到自己身边的名头。
他在私下向工业家解释时明确表示，“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仅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争夺工人选票的策略手段，而非真实意图。
1933年5月2日，纳粹政权指挥冲锋队（SA）、党卫队（SS）和纳粹工厂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行动，占领了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办公地点，没收工会财产和资金，逮捕和虐待工会干部，宣布独立工会为非法。
5月10日，纳粹立法将自由工会合并入“德意志劳工阵线”（DAF）——一个受到纳粹党控制的“官方工会组织”，由罗伯特·莱伊领导。
就说这行动的时间选择已是极具讽刺意味：5月1日是传统的国际劳动节，纳粹在1933年5月1日组织了盛大的“民族劳动节”庆祝活动，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讲，赞扬“劳动的光荣”和“工人对民族的贡献”——可是仅仅一天之后，纳粹竟然就暴力摧毁了德国工人运动一个多世纪以来建立的工会组织。
“白天庆祝工人、晚上毁灭工会”，堪称纳粹“社会主义”欺骗的典型缩影。
且这个冲锋队（SA）非常值得一提。
作为纳粹党的街头暴力组织，它的主要任务并非打击资本家，反而是破坏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袭击工人领袖、镇压工人罢工。
早在1933年之前的一系列“街道内战”中，冲锋队制造了数百起暴力事件，造成数千名左翼工人伤亡。
此后，伴随着达豪集中营这一血腥的人间地狱的拔地而起，逮捕左翼人士、屠杀马克思主义者、横扫几乎境内一切工会组织的白色恐怖，由慕尼黑向整个德国蔓延开来。
尤其国会纵火案后，纳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包括德共主席台尔曼在内的1.8万名共产党员在几周内被逮捕。
大量共产党的办公场所被查封，报纸被取缔，广播站被封禁。
1933年3月，共产党的国会席位被全部取消。
紧接着，纳粹党将镇压的矛头转向社会民主党。
1933年5月，社会民主党的财产被没收，报纸被停刊；6月22日，纳粹政府正式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组织，取缔其所有活动。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被罢免，数千名党员与干部被逮捕入狱。
至此，德国两个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都被希特勒取缔。
仅1933年一年内，全德约有十万名左翼人士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人，约2500人被杀害。
至1933年底，仅普鲁士地区就有26789人被关押在“保护性拘留”中。
严格而论，纳粹党内并非没有真正的“左翼”——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尔兄弟曾主张更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路线，主张国有化、土地改革和与苏联结盟。
但在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中，希特勒以“罗姆暴动”为借口，残忍清洗了冲锋队领导层和施特拉塞尔派，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被杀害……
自此，左翼力量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德国再无立锥之地。
3
前文提及的“纳粹官方工会”，也就是“德意志劳工阵线”，在藏馆内也有说明和介绍。
纳粹彼时宣称：
DAF是“全体德意志工人的组织，将比旧工会更好地维护工人利益。
莱伊更是在就职宣言中豪言：
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是神圣的。我自己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我了解贫困……我知道匿名资本主义的剥削。工人们！我向你们发誓，我们不仅会保留已有的一切，还会进一步建设和扩大工人的保护与权利。
然而，事实与承诺截然相反。
DAF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而是国家控制工人、服务于资本的工具。
1934年1月20日，纳粹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正式废除集体谈判制度，代之以“劳动托管人”制度。
劳动托管人由希特勒直接任命，负责“规范劳动合同”与“维持劳动和平”，其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所谓“维持劳动和平”，就是禁止工人提出任何增加工资、改善条件的要求，禁止一切罢工行动——罢工会被视为“破坏民族共同体”的严重罪行，参与者可被判处监禁甚至死刑。
《国民劳动秩序法》还明确规定，雇主是企业的“领袖”，拥有对企业的绝对决定权，包括工资、工时、人事任免等。
至于工人，作为“追随者”，必须无条件服从雇主的领导。
企业内部的所谓“信任委员会”完全由雇主控制，没有任何实权。
DAF不仅不约束雇主，反而协助雇主维持劳动纪律，镇压工人的不满。
1935年2月，纳粹再颁《劳动力调配法》，规定：
所有工人必须在劳动局登记，工人不得随意更换工作，雇主不得随意解雇工人。
究其本质，不过是将工人束缚在企业中，为重整军备提供稳定的劳动力——工人如果擅自离职，会被处以罚款甚至监禁……
到1939年全面战争爆发前夜，德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劳动力动员体系：工人失去了自由择业、自由流动、集体谈判与罢工的权利，沦为依附于企业与国家的“劳动臣民”。
如是状态，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工人解放实为云泥之别。
同在这一年，法国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对邻国给予了直白的评价：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为托拉斯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希特勒口中的“祖国”，是工厂主和银行家的祖国，不是德国劳动者的祖国。
4
藏馆第三层有着丰富的文献和原始图片，清晰交代着从20年代中期开始，实际上就已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巨头向纳粹党提供资金支持。
因为他们认识到：纳粹党是打击马克思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可靠力量。
早期的资助者包括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鲁尔煤矿大亨埃米尔·基尔道夫、煤炭巨头胡戈·施廷内斯等。
蒂森早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时期就向希特勒提供了十万金马克的资助，此后每年从其控制的企业中向纳粹党提供两百万马克的津贴。
1931年，鲁尔煤矿辛迪加决定，每销售一吨煤提取五芬尼资助纳粹党，每年约六百万马克。
至1933年1月27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前三天，在银行家沙赫特的牵线下，希特勒与二十五位德国顶级工业家在柏林帝国议长宫举行秘密会议。
参会者包括IG法本、克虏伯、西门子、蒂森等企业的首脑。
希特勒在会上郑重承诺：
将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与工会运动，保护私有财产，大力重整军备。
与会的工业家们当场承诺向纳粹党提供三百万马克的竞选资金。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姆在《威权国家》中鲜明点破：
“国家的资本主义”，就是当代的威权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剩余价值同样在国家控制下生产和分配，但它仍以利润的旧名义，大量流入工业巨头和土地所有者手中。
对于资本家，希特勒倒是十分之信守承诺。
1932年，普鲁士地区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运输工人、煤矿工人相继举行大罢工——身披“社会主义”外皮的纳粹党，不仅不支持工人的合理诉求，反而指责罢工是“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派遣冲锋队协助资本家镇压罢工。
1932年7月，汉堡码头工人罢工期间，冲锋队再度袭击了罢工委员会，殴打工人领袖，导致罢工失败……
1933年5月，纳粹正式出台《受雇者信任金主法》，取消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集体劳动法，禁止劳资斗争，由国家任命的“劳动信任金主”来调节所有劳动合同……
这一法律一夜之间便废除了工人通过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力，把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决定权转移到了国家任命的官员手中。
由此，“劳动信任金主”这一名称便成了一个笑柄：他们根本不是工人信任的代表，而是国家任命的官僚，通常来自雇主阶层或纳粹党官僚；他们的职责也不是保护工人，而是确保“劳动秩序”和“企业共同体”的稳定，为纳粹的军备扩张服务。
据德国史学者估计，1930-1932年间，德国垄断资本对纳粹党的资助总额达到七千万至九千万马克之巨，当中自然间接化作了大资本针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投资”。
除了财阀大鳄，百年前的慕尼黑，包括艺术家、右翼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众上流阶层，纷纷向纳粹伸出橄榄枝。
如知名艺术出版社的合伙人海伦妮与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曾邀请希特勒前往他们位于伊丽莎白广场的宅邸，为其打通了与慕尼黑大资产阶级的关键人脉。
1923年，汉夫施丹格尔为负债累累的《人民观察家报》提供了大笔资金，将其塑造成为纳粹鼓吹阵地。
他还将希特勒引荐给巴伐利亚经济协会首席游说者赫尔曼·奥斯特，后者帮纳粹党对接了巴伐利亚工业协会与慕尼黑“绅士俱乐部”。
包括柏林钢琴厂所有者埃德温、海伦妮·贝希施泰因夫妇，同样与希特勒过从甚密，希特勒既会造访他们在柏林的别墅，也会在夫妇二人来慕尼黑时于四季酒店会面。
1925年，贝希施泰因夫妇还出资为希特勒购置了一辆梅赛德斯轿车并配备司机。
后来的1925至1927年间希特勒在巴伐利亚被禁止公开演讲期间，贝希施泰因夫妇的别墅就成为他在德国上层精英面前亮相表演的舞台乃至阶级背书。
在慕尼黑，希特勒还疯狂结识右翼知识分子，如神学家伯恩哈德·施滕普夫勒、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动物学家卡尔·埃舍里希，以及种族卫生学家弗里茨·伦茨、马克斯·冯·格鲁伯……
这些人，均为纳粹党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撑，并丰盈着这个党的阶级底色。
5
进入藏馆第二层也就是战争板块，最引起我注目的，就是纳粹的征兵政策。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时，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只能保有十万人规模的国防军，禁止普遍义务征兵。
此时不存在大规模征召普通民众入伍的制度，仅为职业志愿军人体系。
但到1933后，纳粹一边秘密扩军，一边改造预备役、希特勒青年团、帝国劳役团（RAD，Reichsarbeitsdienst）作为未来征兵前置组织。
帝国劳役团名义上是青年劳动服务，18–25岁青年必须服役六个月，这是兵役的前置筛选——需注意，农村青年参与RAD比例远远高于大城市青年。
纳粹《兵役法》及其配套法令设立了“暂缓征召”的法定类别，也是后世史学界研究阶级差异的核心切入点，弗朗茨·诺依曼《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一书专门也曾分析这套豁免机制。
在这一机制下，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大企业雇主、工厂负责人，以及帝国、州、市县各级公务员、法官、警察、邮政、铁路核心岗位人员，包括党务专职干部（NSDAP专职官员、大区、县党部工作人员），甚至独立农场主，都可以进行申请。
最底层的毫无背景的工农，沦为了纳粹的征兵主力军。
根据1940国防军区的统计（Wehrkreis VII 慕尼黑军区，巴伐利亚农村样本），农村适龄男性，无地雇工征召入伍比例达到61%；自有中型农场主征召比例仅27%；大型庄园管理者征召率不到12%。
奥默·巴托夫曾给出过研究结论：
纳粹国防军普通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工人与农民底层，上层阶级很少作为普通列兵走上前线，更多以军官身份服役或通过岗位豁免避开征召。
弗朗茨·诺依曼在《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中同样给出过批判：
纳粹政权的征兵体系，本质上是保护维持垄断资本与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人员，将战争的人力牺牲成本向下转嫁到底层工农身上。纳粹宣传的“民族共同体”全民平等服役，在现实中被岗位豁免制度撕裂，差异在征兵实践中清晰显现。
这就是纳粹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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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国左翼作家、反法西斯运动先驱亨利·巴比塞在《火线》第二十四章《黎明》中有一句传世名言：
他们扭曲了最崇高的道德原则。有多少罪行，只消给它们冠以“国家”之名，就变成了美德！
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主义”，即披着社会主义的华丽外衣，行封建复辟与资本垄断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
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故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
但百年前的纳粹主义则极力宣扬“超阶级国家”的神话，声称“民族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
所谓之“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概念，被纳粹描绘成超越阶级、团结全体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此番反动又荒谬的价值认知，与三十多年后毛泽东主席严辞批判的苏修赫鲁晓夫别无二致：
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
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
‘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赫鲁晓夫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
若再往前看，与纳粹兴起几乎同一阶段，东方的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会议文件的揭述相当辛辣：
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所谓'国家建设'实则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压榨工农的遮羞布。
东方的共产党人直接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全民奉献”话语的阶级本质，将其定义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
回看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概念，他宣扬的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同志”、“利益是一致的”……
至于“阶级对立”？那不过是“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制造的颠覆德国的阴谋……
很显然，在纳粹的宣传铸造下，“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用民族团结取代阶级斗争，瓦解工人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它用种族排斥（犹太人、吉普赛人、残疾人、“劣等种族”）来制造“共同体”的边界，转移浓重的社会阶级矛盾，使得大量明明生活艰辛的底层德国工农甘于沉浸在纳粹的“强国叙事”中。
最终，德国工人失去了工会和罢工权，资本家则顺利保留私有制和利润，国家再用宣传安抚工人，以恐怖镇压反对者。
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
即，列宁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时所分析的：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
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得尖锐了。
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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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论述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定位时，针对党内对“爱国主义”的模糊认识，曾明确划清界限：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
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
瞿秋白亦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亦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后至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彻彻底底的揭露：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
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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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2026年10月18日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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