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如果有读者朋友们在国际互联网上冲浪，肯定会在首页刷到一大堆葡萄牙语与中文之争论，两个相距遥远国家的青年，借助互联网与翻译功能开展了一次左翼大讨论，分享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围绕社会主义与革命的历史经验产生了某种共同的认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部分巴西激进左翼使用着毛泽东、列宁等革命者的肖像，挥舞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仿佛一种久违的国际主义正在互联网重新复活！
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样子，难道国际共运又要来了吗？？当我们跨越那些熟悉但抽象的政治符号，与巴西左翼交流之后，却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矛盾，在主流的巴西左翼表达中，毒品合法化、LGBT、监狱制度改革等议题占据了显著位置，而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组织、土地关系与生产过程民主化的讨论却未必有等同的可见度。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这些议案更加适合巴西的国情？毕竟国情不同，方案不同，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度发达的现代农业，但其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土地集中与社会矛盾，尽管巴西早已实现高度城市化，但仍有1600万人生活在贫民社区，收入分配不平等位居世界前列，农村土地问题尤其突出，根据巴西的2017农业普查，占农业经营单位总数约1%的大型农村控制着48%的农业用地，而广大无地农民和小农户长期面临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巴西暴力犯罪问题严重，2025年故意暴力死亡人数超过4万人，毒品犯罪集团、警察暴力与贫困社区的治理困境互相交织......
那么这就非常有趣了，巴西左翼似乎非常激进，在大街上挥舞着革命代表的红旗，而诉求却只针对于文化领域，这一点在这次中巴左翼论战之前，笔者就有过疑惑，因为笔者有两部非常喜欢的电影，有关巴西的精锐特种部队---骷髅头部队的建立和行动，电影名叫做精英部队，其中就有提到巴西左翼的内容，一边是贫民窟的犯罪与毒品泛滥，一边是巴西左翼在大学里的讲座，号召改善监狱和刑罚制度，关注罪犯人权，具体情节笔者就不赘述了，总之非常好看，推荐一下！
虽然性少数权利、毒品政策或者囚犯待遇等问题不应该简单排斥于社会主义政治之外，任何现实的社会压迫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对劳动者在性别、身份以及司法制度中遭遇的不平等视而不见，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者是否应当争取这些权利，而在于这些权利诉求究竟应该放在何等的政治关系之中。
如果一种政治运动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不平等视为最主要的矛盾，却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作为无需触动的前提，那么它的激进性就值得被重新审视之，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相当广泛的文化改革，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逐渐扩大某些群体的法律权利，也可以在不改变雇佣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改善部分社会个体的身份处境，建立一套相当完善的文化多元主义话语，这些改革未必没有进步意义，但它们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意识形态敏感的读者朋友，大概率会觉得这些激进行动有种小资产阶级的味道，对于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青年而言，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斗争对象明确，能够通过语言、消费、身份表达与公共舆论迅速形成一套政治认同，相比之下围绕劳动过程、工会组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斗争，往往都意味着漫长的群众工作、复杂的利益协调，以及与现实经济结构的持续对抗，如此情况下，革命便可能从一种改变社会物质关系的实践，转变为一种表达个人政治立场的方式。
由此我们不妨可以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一个青年能够熟练引用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但无法回答本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如何变化、劳动组织面临之困难、贫困地区的土地与就业问题之理解，他所继承的究竟是革命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符号？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绝不仅仅是因为提出了某些激进的政治口号，而是在中国革命中建立了与广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组织关联，革命可以说是思想上的自我宣告，同时更为重要的也是现实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与改造，倘若将革命者的肖像从具体历史条件抽离出来，只留下反抗姿态和文化认同，那么再鲜红的旗帜，也未必能体现其政治实践的革命性质。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向巴西现实，2026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投票中，卢拉未能取得领先，巴西社会围绕着劳工党与博索纳罗主义的政治分歧依然尖锐，尽管不能直接定论巴西劳动者普遍转向右翼，但右翼确实存在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层支持者，左翼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值得需要被重新审视。为什么一些在经济生活中承受压力的普通劳动者没有把左翼视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力量？为什么右翼能够通过治安、家庭、宗教与民族认同等议案，组织起具有群众基础的政治联盟？以及为什么左翼在某些文化领域拥有强烈的道德表达能力，但这种表达却没有转化为劳动群众之支持？
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全部归咎于文化左翼，巴西的宗教结构、社会治安、经济发展、媒体环境还有政党组织都具有重要影响，但如果左翼仅仅将右翼支持者解释为受到蒙蔽的落后群众，也不去理解他们真实的物质生活、社会经验与政治诉求，那么这种批判可以说就是一种知识分子对于普通人的道德审判，而这也是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最值得批判的地方，他们宣称代表被压迫者，却缺乏理解被压迫者实际生活的耐心，强调思想上的正确性，却将群众的现实选择简单归结为无知与保守。
文化斗争与阶级斗争并非互斥，其重点在于文化斗争能否被置于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实践之中，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文化解放应当是人的全面解放的一部分，而非代替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的象征性工程，回到这场中巴左翼之间的互联网交流，跨越国界的政治讨论确实是好的，不同国家的青年重新接触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社会主义者乐于看到的现象，不过国际主义不能只是停留在互相展示革命旗帜、交换政治符号和赞美彼此的理想社会之中。
这次的中巴大辩论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辩论之前巴西左翼一直把我国看做左翼的“地上天国”，甚至希望中国能够介入巴西大选，让左翼取得胜利，但在这次辩论之中虽然打破了巴西左翼对于社会主义天国的滤镜，但中特社吸引了众多想要改变巴西犯罪困境的右翼青年（笑，惊呼原来你们（巴西左翼）眼中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这么光伟正！而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左翼应该是什么样？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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