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闻，香港出生人口又创新低了。
据《香港01》报道，2025年中至2026年中，香港出生人数只有2.97万人，首度跌穿三万大关，创下自1960年代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这本来是件值得研究的事。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是房子太贵了，工资太少了，工作太累了，还是养一个孩子的花费，已经叫许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
这些问题，倘若肯认真调查一番，总能找出一些原因来。
即使一时找不出，也总该知道，生育不是凭空发生的，孩子也不能靠几句号召就长大成人。
然而，砖家们纷纷出来发表高见了。
《am730》创办人施永青9日在报章刊登一篇题为《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的文章，直指“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文章称，若人类要提升生育率，不应只顾经济因素，政府若能从避孕套的角度去切入研究，“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莫如规定避孕套公司推出市场的产品，必须有一定比例是不合规格的次货，也就是说，这些避孕套是会漏的，一样会令女性受孕的”。施永青说，政府就可以透过调校避孕套出厂时的次货比例，去调校管辖地区的生育率。
看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好一个办法！好一个替天下人着想的办法！
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年轻人不是不懂生育，他们当然知道生孩子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有房子住，要有钱吃饭，要考虑孩子的奶粉、教育、医疗；
意味着夫妻双方可能要牺牲休息时间，甚至牺牲工作机会；
意味着在工资不稳定、工作时间漫长、生活成本不断挤压的情况下，还要额外承担二十年甚至更久的养育责任。
对于一个每天忙着上班、还完房贷、计算下个月生活费的人来说，生育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生理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
一个人明明担心自己养不起孩子，你却不去解决他养不起的问题，反而想着让避孕套漏几个洞，好让他不得不生。
这究竟是在提高生育率，还是在把社会成本转嫁给普通家庭？
他们想要的究竟是更多的孩子，还是更多能够被支配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不仅是人的劳动能力，也是一种进入市场、供资本购买和使用的商品。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下一代的成长，意味着未来劳动力的补充。一个社会需要有人种地、有人生产商品、有人提供服务，也需要有人承担照顾老人、养育儿童等再生产劳动。
但问题在于，社会需要下一代，不等于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承担生育下一代的成本。
孩子出生以后，谁来养？
家庭要承担奶粉、住房、教育、医疗等费用，父母还得拿出大量时间照料孩子。等孩子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市场，又要面对就业竞争、工资压力和漫长的劳动时间。
我倒想请教一句：
倘若一个年轻人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先生是打算替他养孩子，还是只负责让他有孩子？
倘若两口子本来就为生活愁得睡不着觉，如今又意外添了一个孩子，先生是替他们交房租，还是替他们缴学费？
倘若这些都不管，那么所谓提高生育率，究竟是替普通人解决困难，还是把困难再往普通人身上添上一层？
这真叫人气愤。
更叫人气愤的是，这个建议竟然把一种本来用于避孕、保护人们生殖健康的产品，想成了可以随意做手脚的人口调节工具。消费者花钱购买合格产品，本来就是为了避免意外怀孕，却有人建议故意掺进不合格的次品，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后果。
这哪里是在讨论生育问题？这分明是在拿别人的身体、别人的家庭、别人的一辈子来做算术！
避孕套漏了，受孕的风险由谁承担？是提出建议的人吗？是制定规定的人吗？还是那个本来就不想生、也没有条件生的普通家庭？
当然是后者。
出主意的人只消动动嘴，做决定的人只消签个字，真正要为这个建议付出代价的，却是那些连自己生活都安排不过来的人。倘若他们因此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恐怕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为什么一说到生育率下降，有些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而是怎样想办法绕过普通人的意愿？
难道年轻人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太幸福了，日子过得太宽裕了，手里的钱多得没地方花了，所以非要靠一只避孕套来阻止自己生育？
倘若真是这样，倒也罢了。
可事实是，许多人连结婚都要反复计算成本，连生病都要掂量一下口袋里的钱，连休息一天都可能担心少挣一天工资。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人们对生育有所顾虑，难道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他们不是不知道孩子可爱，也不是不懂一家人团聚的好处。他们只是清楚，孩子出生以后，不能只靠爱来吃饭。父母要挣钱，要工作，要交房租，要支付各种费用。孩子不会因为大人有爱，就不需要奶粉；学校也不会因为父母生活困难，就免掉所有开支。
这些事情，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最荒唐的地方，是哪怕连一丁点儿改良它们都不愿意从自身找原因。
倘若真想提高生育意愿，办法并非没有。
改善劳动条件，让工资能够支撑正常生活，降低住房和育儿负担，完善托育服务，保障女性生育后的就业权益。
这些事情未必能够让所有人都愿意生孩子，却至少是在认真对待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
但这些办法，都要花钱，都要改变现实中的利益分配，都需要有人承担责任。
相比之下，让避孕套漏几个洞，倒真是方便得很。既不必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也不必减轻家庭的负担，更不必追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感到不安。只要把产品做坏了，便仿佛替社会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原来，普通人生活中的困难，可以不解决；
普通人对未来的忧虑，可以不理会；
普通人有没有能力养孩子，也可以不问。
只要出生人口的数字能够增加，其他的事情便都可以往后放一放。
我想，这种算盘打得未免太精明了一些。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需要多少年的养育，需要多少劳动，需要多少生活资料？
这些成本并不会因为出生率下降而消失，也不会因为避孕套漏了几个洞就自动有人承担。
说到底，避孕套只是避孕的工具。它不能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稳定的工作，不能决定一个家庭能不能买得起房子，也不能决定一个孩子出生以后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照料。
把生育率下降的责任推给避孕套，再建议故意制造次品，这种思路实在令人愤怒。
它不但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反而把普通人的自主选择当成了需要绕开的障碍，把本该由社会认真面对的困难，变成了消费者自己承担的风险。
倘若连这种事情都可以拿出来一本正经地讨论，那么我倒想问问：究竟是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更严重，还是有人竟然认为，可以为了让年轻人生孩子，就故意把他们用来避孕的产品做坏的问题更严重？
他们嫌出生人口少，却不肯先让人好好活着；
他们希望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却似乎不大关心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要过怎样的日子。
这才是整件事情最荒唐、也最叫人气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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