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老百姓的口袋也鼓了起来。欣喜之余,经济学界也在担心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担心会出现经济的衰退。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收入会增长?增长的大小是谁决定的?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经济增长就是GDP的增长,支出法看GDP有四部分: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净出口,核心就是投资和消费。GDP增长,收入自然也增长。下面就从四大经济增长理论说起。
一、经济增长的四大理论
一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其实就是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增长率。这个模型完全没有办法体现效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是索洛模型,核心是资本边际收入递减,长期增长靠的是技术进步。其基本数学表达式:Y=A×K^α×L^(1-α),就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问题,就是存在索洛残差,发达国家大体上在1%到2%之间,主要是技术贡献,其实是个说不清的大杂烩。
三是内生增长模型,取消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技术也变成了资本。这个模型的亮点,取消了资本边际收入递减的假定。其简易数学模型:Y=A×K,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问题,A依然不是常数,依然说不清它的依据。
四是新制度增长理论,研究产权和法治等制度因素对技术的影响。它不是全新框架,没有数学模型,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过去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却忽视了约束条件本来就是人为决定的。
二、全要素生产率
无论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外生经济增长模型,都离不开全要素生产率A。经济学把技术、管理、规模、资源等等说不清的经济增长因素,统统扔给它。我们工薪阶层,为什么劳动收入能增长,多半也是因为它。究竟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呢?
现代工厂,很多投资是用来进行降低成本的。工厂一次性投入6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只要每年能降低1万元的成本,6年时间工厂就能收回投资,正好满足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的要求。此时,6万元已经成了资本的增值,但是工厂的总产能并没有变化。
可见,在总劳动人数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投入并不一定能带来收入的增长,技术并非是资本内生的。看上去,索洛模型假设的资本边际收入递减是成立的。然而,这个结论预示的结局,就是财富会高度集中。经济越发达、技术越进步、生产越高效,劳动人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就越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现象。它没有选择最优,而是选择了均衡。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利润)代表投资,可变资本(劳动力价值)代表收入。工厂的效率提高之后,用工减少,成本降低,资本家得到额外的利润A;同时,工厂就释放多余的劳动力A(相对剩余价值),全社会的劳动力价值增值A。分子和分母同时增加一个A,长此以往,剩余价值率必定是100%。
很明显,资本主义制度下,高效率的生产活动必须用低效率的非生产活动进行均衡。一方面,工厂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大量失业工人进入到服务业。这些服务业,不需要机器和设备,几乎没有剩余价值。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服务业,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才能维持在100%,投资和消费才能保持均衡。
究竟技术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呢?从技术自身的角度,它是外生的,经济学不能决定设备的效率;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设备的效率要服从经济学的规律。要了解一个工业化国家居民收入的增长,既不用看技术进步、也不用看它的数学上的最优解,就看这个经济体为了实现均衡而建立的一系列“卡点”。
三、收入的“卡点”
中国有句古话,三生万物。3是经济学中很有意义的一个数字,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数字“卡”出来的。
无论是工业厂房,还是居民住宅,建设周期都是3年左右。两大部类是有分工的,重工业为自己建一间工厂,就要为轻工业建一间工厂,1个循环周期就是6年。
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前提下,全社会可以用6年的时间,把全部的工厂数量翻一番,即资本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按照72法则,72÷6=12,理论上,工业化国家的最大经济增长速度就是12%。
这是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个人的收入增长。个人的收入增长的第一要素是效率,效率会释放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会成为劳动力价值的增值。
此时,我们会看到两个剩余价值率:第一个是工厂自己的剩余价值率,工厂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后,分子大幅度增加,分母几乎不动,所以剩余价值率大幅度增加;第二个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分子和分母同步增加,剩余价值率维持在100%,个别企业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变成了全社会的劳动力价值的增值。
提高收入,靠的是把剩余价值转化成相对剩余价值。一份投资,我们要用6年才能收回,这份投资就变成了每年6分之1的剩余价值,一份剩余价值,又变成了每年6分之1的相对剩余价值。这样,我们需要用36年的时间,才能用相对剩余价值收回投资。
发达工业化国家,没有富余的劳动力,所以它的经济增长只能靠相对剩余价值。按照72法则,72÷36=2,最大经济增长率就是2%。这样,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是12%,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是2%。考虑到折旧,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略低。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分布在2%~12%之间。
曾经以为,我们国家的技术领先、管理先进、人民吃苦耐劳,所以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的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率才大于2%。没想到,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并不支持。既然如此,最近这个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远远高于2%,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东西,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过量引发的通货膨胀完全不同,它不可人为抑制。本质上,它是全社会对长周期交付产品的补偿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服务于建筑业。大体上,我们国家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6分之1。这部分劳动群体,在3年建筑施工期内,完全没有任何收入。要想获得收入,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借,一个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借钱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这个社会有剩余产品,可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剩余产品正好为建筑业所用。现实中,真正借钱的是各国政府,而不是建筑业。建筑业生存,靠的是另外一套逻辑,制造房价的通货膨胀。
当建筑业的工人还在盖房子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在用自己的派生出来的货币,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了。这个货币完全来源于当期的劳动力价值之外。例如,当期建筑业的劳动力价值是100时,当期全部银行系统派生出来的利息就得是100。
利息完全来源于劳动力价值之外,最终全部进入到当期生产的房价之中。这样,建筑业的劳动力价值就等于利息,而建筑业的劳动力价值又构成本金。于是,房价就等于本金+利息,其中本金等于利息。
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的购房贷款利率大约是6%,所以房地产的通货膨胀也是6%,也就是中国的房价(单位面积),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就是6%。房价对应利息,利息对应存款,存款对应全体劳动力价值。房价增长6%,全体劳动力的劳动力价值也要增长6%,这样每年的劳动收入也要增长6%。
现实中,从2000到2025年,年均GDP增长率8%,所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应该是8%。其中有6%是房地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贡献的,有2%是生产效率贡献的。现实中,还有大约2%的通货膨胀率。合计,中国人的年均收入增长率就是10%。
这里面,结构性通货膨胀不是统计意义上的通货膨胀,GDP统计中,要把这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也算成是自己的一部分。
结论:中国的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大约有60%是房产业贡献的,有20%是效率贡献的,有20%是通货膨胀。服务业没有效率,对人均收入的增长没有任何贡献,它存在的意义,在于用低效率的服务平衡高效率的生产。
如果我们中国目前已经达到了房地产饱和的程度,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能维持2%,所以老百姓的工资收入,不算通货膨胀率,每年也只能提高2%。
【文/叶风尘,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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