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1.2%，7月单月增速更滑落至0.6%。与此同时，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攀升至17.9%，2026年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3.0%，创六年来新低。这三组数字并非各自独立的困境，而是同一病理过程中相互传导的三个症候——消费收缩导致企业订单减少，订单减少迫使企业压缩用工，就业不稳又进一步抑制消费。三者互为因果，共同指向一个深层事实：消费、生产、就业这一有机闭环正在发生系统性的循环梗阻。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运动。当前经济下行的宏观形势，绝非某个单一环节的“故障”， 而是闭环内部各环节之间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集中显现。要真正理解并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回到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总体性视角，揭示矛盾的结构性根源，并在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寻找重构闭环的现实路径。
一、关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分配连接生产与消费，交换则是二者之间的桥梁。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引发整个循环的梗阻。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将此原理投射到当下的中国经济，闭环的逻辑链条清晰可辨：消费的源头是民众的薪资，薪资的源头是就业，就业的源头是企业产品销路通畅，销路通畅的源头是政策正确稳健、制度透明健康。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每一环都是下一环的前提条件，同时又都是上一环的结果反馈。
然而，闭环运行的现实却暴露出深刻矛盾。当前政策的着力点集中于“消费”这一终端环节。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以超长期特别国债形式发放四批共2500亿元以旧换新补贴，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而闭环的源头环节——就业稳定与薪资增长，其政策落地的效能与消费端刺激力度相比，仍有明显落差。这种“终端用力、源头乏力”的政策结构性失衡，恰恰是闭环梗阻的症结所在。
二、三重断裂与三重辩证关系
闭环梗阻并非单一环节的故障，而是三组辩证关系失衡的集中表现。
（一）微观理性与宏观理性的对立
部分与整体既统一又对立，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论题。当每一个局部都追求自身的最优解时，整体却可能陷入最劣解，经济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合成谬误”。
在企业层面，面对订单减少，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实行裁员、压薪、延长工时等举措降本增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已达48.2小时，这既是劳动者高强度付出的现实写照，也是企业在压力下向劳动时间要利润的信号。然而，当千万家企业同时做出“理性”选择时，宏观层面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一家企业裁掉10个人，利润表可能暂时更好看；一万家企业都裁掉10个人，整个社会就减少10万个有消费能力的家庭。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个别资本理性与总资本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每个资本家都想减少工资支出，但所有资本家加在一起，却共同摧毁了他们自己产品的购买力。
这一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着深刻的理论解释。厦门大学王艺明教授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指出，居民消费乏力的实质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平衡条件的破坏”，其第一重机制正是“分配结构失衡导致有效需求规模收缩”。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直接削弱社会对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从更长时段看，劳动报酬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关联。数据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约为53%—55%，此后持续下滑，2006年前后跌至约40%的历史低点；此后在政策持续引导下缓慢回升，2024年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总额的比重达到51%。居民消费率则从2020年的37.9%上升至2025年的40.0%，总体呈回升态势，但全球平均水平约为58%，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60%—70%之间，我国仍显著偏低。劳动报酬份额长期偏低、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国际均值，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对应关系并未因短期政策刺激而根本改变。分配结构失衡，正是消费—生产闭环断裂的分配根源。
（二）供给升级与需求萎缩的背离
马克思指出，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生产着消费，消费生产着生产。但在当前语境下，这一同一性正在被撕裂。
供给侧，产业升级的方向明确且坚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7月、8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分别达60.4%和60.6%，连续两个月超过60%；1—7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被政策定位为十万亿级市场。然而需求侧的景象却截然不同，居民储蓄率维持在约35%的高位，2026年一季度预防性储蓄率升至32.4%，远高于疫情前29.6%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生产端正在高速迭代产品和服务，消费端却因预期不稳而持续收缩购买力。2026年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3.0%，创六年来新低，正是这一矛盾的量化体现。更令人警醒的是，部分行业已陷入“失血式”内卷，2026年上半年整车制造利润率跌至1.5%，创近十年最低，国内市场持续承压，供需失衡态势明显。企业卖得越多、利润越薄，劳动者干得越多、保障越少，整个产业链在低水平重复竞争中持续消耗。
（三）政策信号与制度落地的落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在于社会主义计划之手能够发挥调节市场的根本性作用，以“看得见的手”纠偏“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然而，辩证地看，政策意图与政策效能之间并非天然统一。
近年来，从“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再到多地密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政策落地的效能仍面临多重制约：其一，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从制度建立初期（1994年前后）的50%以上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长期徘徊在25%至33%之间，明显低于国际上40%—60%的常见水平，说明制度性调薪的力度与速度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二，灵活就业人员规模预计2026年将达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这一庞大群体的收入稳定性和社会保障覆盖远低于传统正规就业，成为闭环中最脆弱的环节。其三，2026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5%，企业因需求不足、价格承压、利润变薄而投资观望，折射出政策信心传导到微观主体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梗阻。
三、重构闭环良性循环的辩证路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道路是曲折的。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当前闭环的断裂，为重构提供了辩证的契机。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计划之手为主导，推动政策重心从刺激消费终端向稳固就业与收入源头实现战略性转移，经由否定之否定，实现闭环的螺旋式上升。
路径一：从补贴促消费到增收稳预期的重心转移
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的效果有目共睹，每投入1元补贴撬动10.3元消费。但辩证法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消费券解决的是“这一次什么时候买”，工资条解决的是“以后还敢不敢买”。消费券是点火器，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才是燃料。
政策重心应实现三个转向：一是将促消费的考核指标从“卖了多少汽车家电”扩展为“稳定了多少岗位、增加了多少收入”，将就业和收入指标纳入促消费政策的同等权重考核。二是加快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制度性安排，使劳动者报酬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2026年度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已由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推动企业完善工资决定和合理增长机制。三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刚性约束，将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已明确提出“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确保产业升级不演变为只有裁员名单、没有转岗入口的单向通道。
路径二：从预防性储蓄到信心型消费的制度转化
居民储蓄率高达35%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而是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房贷、教育、医疗、养老“四座大山”形成合力，迫使普通家庭把有限储蓄攥在手里作为抵御风险的最后防线。2025年全国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约为287元（据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测算），不足农村居民月均收入的15%，约为同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约600元/月）的一半。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简报中持续指出，居民保险基础养老金偏低，亟需提高，并建议缩小覆盖缺口以“减少预防性家庭储蓄”。实证研究同样印证，养老金替代率越低，居民储蓄率越高，二者存在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当劳动者预期退休后每月仅有不足250元的稳定收入时，理性选择必然是压缩当下消费、增加储蓄以自我保障。这不是消费偏好问题，而是制度保障深度不足在家庭财务决策中的直接映射。
破解这一矛盾的钥匙，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升级。“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制度升级的方向已经确立。应加快推动医疗、养老、托育、教育和失业保障的稳定化、透明化和可预期化，降低家庭面对不确定性的自我保障成本。当家庭不再需要为一次疾病、一次失业攥住全部积蓄时，储蓄才能有序转化为消费。这不仅是经济政策问题，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民生领域的直接体现。
路径三：从资本独享效率红利到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重构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唯物辩证法强调，发展必须惠及全体人民，而非让资本独占效率红利、让劳动者独自承担转型成本。当前平台经济中的矛盾尤为突出，平台综合抽成普遍达20%—30%，而平台公示的技术服务费仅6%—8%，二者之间的差距正是商家“体感成本”的来源，中小商户陷入不入驻无客流、入驻难盈利的两难困境。有餐饮商家反映，一份堂食17元的米粉，外卖扣除抽成、补贴和流量推广后，商家实际到手不足10元，利润所剩无几。
约束平台对商家和劳动者的极限挤压，不是否定平台经济，而是让平台经济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2026年6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和流量治理，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平台收费应透明化，结算应及时，不能强迫商家参加低价促销，更不能把优惠成本全部转嫁给中小商户。商务部等9部门已明确“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承担补贴、参与促销活动，向商户转嫁促销成本”。商家有合理利润，才有能力雇人发工资；劳动者有稳定收入，才有底气继续消费。这不是要求企业养着低效岗位，而是要求企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承担起对劳动者的基本责任，提供转岗培训、新岗位入口、合理补偿和基本保障。
路径四：从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到计划与市场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应仅仅是市场的事后纠偏者，更应当是闭环良性运行的事前构建者。
具体而言，计划之手应在三个层面发挥建构性作用：第一，构建收入分配的底线制度，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劳动报酬占比目标管理等手段，推动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稳步提升；第二，构建就业稳定的缓冲制度，通过失业保险扩面提质、转岗培训体系建设、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覆盖等，降低劳动者在经济波动中的脆弱性；第三，构建预期管理的锚定制度。“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应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连续性、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的提升，让民众对未来的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形成稳定预期，从而打破越不确定越储蓄、越储蓄越萎缩的负向循环。
结语：信心的根基是制度
60万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绝不可能仅靠把14亿人的钱包掏得更快来实现。真正的促消费，不是研究怎么打开老百姓的钱包，而是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花完今天这笔钱，明天还能不能挣回来？
消费信心不是把钱花出去的一时冲动，而是花完以后依然相信明天还有收入。这份信心，来自一份能够持续发工资的工作，来自一个能够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自让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消费、生产、就业这个闭环，归根结底是一个信心的闭环。当每一环都向下一环传递稳定预期而非风险时，闭环才能形成正向循环；而当每一环都向下一环转嫁成本时，闭环便沦为一场没有赢家的互害博弈。
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推动闭环从断裂走向重构，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检验。劳动者有稳定收入，企业才有市场；家庭有安全预期，经济才有内生动力。
【文/彭水周，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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