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谈文化自信，而又回避阶级专政，那只是小资玩情”【点击阅读】
那天刷到这段话，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
标题很简单，却扎眼：回避“两个必然”，只谈文化自觉，是一种小资的矫情。
没有铺垫，没有情绪铺陈，作者几句话就把刀子递了过来——直指这几年中国思想界、舆论场上最敏感的一个趋势：在宏大叙事里，越来越多人热衷谈“文化自信”“文明型国家”，却越来越少人愿意正面谈“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些听起来“过时”的字眼。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评论，而是一张时代体检报告。
故事，得从这几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词说起。
“两个必然”，如果你经历过上世纪后半段的政治教育，这四个字几乎是青春记忆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不是谁拍脑袋喊出来的口号，而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整套理论中推演出的历史趋势，被后来的列宁、毛泽东进一步发挥成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底座。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从什么“文明型国家”“文化自信”入门，而是从这套东西入门的。
毛泽东自己说过那段话：“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这句话收录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里，时间指向的是1960年代。那不是闲聊，而是毛在向干部们回溯思想来源。
一个国家的精神船舵从来不会凭空长出来，它总有源头。
可是当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在昆仑策网写下这篇文章时，他明显在对比：今天的很多话语，正悄悄把这条源头抹去，像一支突然改写家谱的笔。
他盯住的第一个“回避”，是对“两个必然”的绕开。
今天的公共话语，喜欢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文化自信，各种讲座、节目、短视频轮番上阵；喜欢讲“中华文明五千年未中断”“文明型国家”，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稳稳站立的文明体。
这当然不假。中国的确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国家一体”的存在，既是现代国家，也是古老文明。但问题在于，当有人刻意把“文明型国家”的论述从阶级分析、生产关系变革里分离出来，只让它作为一个审美概念、“国风情怀”，那它就像被摘出来摆在橱窗里的古董——好看，好卖，却不再参与现实的斗争。
作者看得清楚，所以才会说：回避“两个必然”而谈文化自觉，是一种小资矫情。那种矫情就像某些都市青年，坚决不婚不育，天天在社交媒体上晒咖啡、旅行、艺术展览，然后告诉别人这叫“生活方式选择”。只谈恋爱，不愿承担养育和延续，那是一种只开花不结果的精致。
国家层面的矫情，就是只谈文明、不谈专政。
“列宁说得好。”文章里引用的这段话，是《国家与革命》里最犀利的一句：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这话写于1917年前后，列宁当时正在同俄国各种派别争论：到底要不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还是搞一个漂亮的“宪政民主”，大家一起说说“人民主权”？很多自称社会主义的人，只愿意承认阶级斗争，却不愿意说“专政”，生怕这个词太“极端”，影响形象。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块试金石被作者拿回到今天中国的语境里。
他发现：我们的某些公共讨论，在重复那个古老的路径——承认历史上曾经有阶级斗争，但不再愿意谈今天的阶级；承认历史上曾经有无产阶级专政，但不再愿意说这还是今天的制度基石。而是创造新的柔软词汇：“人民当家作主”“现代国家治理”“文明型国家”，把原本尖锐的东西磨钝。
他并不否认这些新概念的合理性，却在提醒一个危险：如果你用这些新词代替原有的核心概念，而不是建立在原有概念之上，那就不是发展，而是抽芯。
抽芯之后，剩下的是温柔的文明叙事，却缺了那个决定方向的硬轴。
为啥他要这么急切？
文章里有一个看似离题的转折：“细节决定成败”，接着又说，“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形胜之要，点面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何力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基础。”
这里其实是插叙他做战略研究的职业直觉。
他看世界，不只是看政策文件，而是像看地图。山川走向、海岸曲线、交通线条，像一幅巨大的几何图——点位置、线连接、面结构。谁站在上升的那一面，谁处在被挤压的那一角，不是几个统计数据就能说清的，需要在大势中看。
在他眼里，精神文化同样有“几何结构”：最高那一层，是价值与方向；中间那一层，是制度和权力结构；最下面，是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你如果只在最下面一层做文章，把传统文化、审美风格、生活方式美化到极致，却不触动中间那层的制度、上层那层的价值，那么整个几何图不会变，只是颜色好看一点而已。
他用“形胜之要，点面而已”来形容这个结构——要害处，就在点和面之间的关系。一个点是一个核心概念，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两个必然”；面则是整个文明的叙事。如果你从面里把点拿掉，面看似还在，实际上是空心的。
于是，文章又拉回那句很中国式的感叹：“在国家上升之时，缺点会转化为优点——正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在国家衰落之时，优点也会转化为缺点——正可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两句，把一个残酷的现实说得很透：国家处在上升周期时，很多结构性的硬伤会暂时被历史红利遮盖，看起来像“特色优势”；比如社会控制力强，被解读为“执行力高”；比如意识形态统一，被解读为“凝聚力强”。但当国家走向衰落，这些原先被夸耀的优点，会迅速变成压制变革的桎梏。
所以他提醒：不在历史大势上看国家问题，仅做些微观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像列宁那样直击本质。
这种说法，背后很明确的一层含义是：现在中国被普遍视作“国运上升期”，这一阶段有一个危险，就是容易迷恋于各种“优势叙事”，忽略继续革命、继续调整结构的必要。因为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很多问题在增长的浪头上被冲淡，不像低潮时那么刺眼。
你在浪头上喝着香槟，很容易觉得海水永远是暖的。
这时候，如果知识界、舆论场开始普遍回避那些带有历史斗争意味的词语，用礼貌的文明叙事取代它，那么整个社会就可能逐渐失去对风险的敏感。看别的国家衰落，感觉那是“他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
他用《论语》里的话来做收束：“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大者，道也；小者，器也。君子不器。”
“道”和“器”的对比，在中国思想史里几乎家喻户晓：道，是原则、方向、根本的路；器，是具体的技术、形式、做事方法。君子不拘泥于器，而要立于道。作者把这套东西拿来和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并置，意思很明白：今天中国的文化讨论，如果只钻研“器”——比如传播方式、审美风格、传统文化的包装——而不谈“道”——比如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阶级分析、专政理论——那就失了君子之道。
他不是在轻视文化自信，而是在给文化自信补一颗心：你不能只让自信停留在舞台灯光下、传统元素里，而要让它扎根在对自己制度本质的清醒认知。文化自觉也好，文明型国家也好，如果和“两个必然”“列宁主义”的那条线断掉，久而久之只剩下一个优雅姿态。
这篇文章发表在昆仑策网这种定位明确的“战略与思想平台”上，署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背后是一整套研究传统：长期关注中美关系、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他们习惯用硬逻辑看世界，很难接受那种只在文化表面打转的论调。
从这个更长的背景看，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发声，而是近些年来一条线索的集中表达。
当我们回看2010年前后到现在，中国官方话语里“文化自信”“文明型国家”越来越被强调，一方面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反制——不再接受“现代性只有西方式”这种逻辑，提出“文明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传统的再发现——重新梳理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资源，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话语。
这条路本身并不错误，甚至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一些具体操作中，传统文化和现代制度之间的张力被简化成平铺直叙的“融合”，似乎只要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矛盾就消失了。为了让叙事更顺滑，某些尖锐的概念被弱化甚至淡出。
比如，“阶级”“专政”“革命”这些词，在大众媒体上的出现频率，明显低于“文明”“文化”“发展”“治理”。这当然有传播上的考量——太硬的词不利于吸引年轻人——但从长期看，它确实在悄悄改变公众的思维习惯：习惯从文明差异看世界，而不是从阶级结构看世界；习惯从文化优劣评判国家，而不是从生产关系是否公平评判国家。
作者的批评，正是扎在这个变化的缝隙里。他不是从外部反对这套话语，而是站在内部，提醒：我们不能在自塑为“文明型国家”的过程中，忘了自己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列宁早就说得很清楚，离不开“两个必然”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把这种回避形容为“小资的矫情”，用的是日常生活里的比喻：只谈恋爱、玩丁客、拒绝承担责任。这种比喻虽然尖锐，却也让抽象的理论一下落在了现实土地上——告诉你，这不是课堂讨论，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国家在精神层面到底走哪条路的选择。
文章最后没有给出宏大的结论，而是停在一个既古典又现实的提醒上：识“大”与识“小的区别，关乎一个人，也关乎一个国家。
当我们在短视频里看着国潮、美学、非遗、文明型国家的故事，心里难免会觉得骄傲，这种骄傲不是坏事。但站在这位教授的视角，他更关心的是：在这样的骄傲背后，我们还有没有勇气直面那些硬邦邦的词——阶级、专政、革命、两个必然——还有没有能力在文明叙事和制度本质之间，保持一条清晰的思想线路。
因为如果这一条线断了，再美的文明故事，也可能只是时代的装饰物。
而历史真正转向的那一刻，往往不会看装饰，而是看谁还记得那块试金石。
谈文化自信，而又回避阶级专政，那只是小资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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