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目惊心的数字
2026年8月12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仅327.5万对，较2025年同期减少26.4万对，同比下降约7.46%，创下1980年婚姻法修订后有统计以来同期新低。与2013年上半年的历史峰值708万对相比，已不足当年一半。同期离婚登记138.3万对，同比增加5.2万对，离、结比升至42.2%，相当于每2.4对结婚的同时，就有约1对离婚。
这是自2014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谷。
这绝非短暂的波动。自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达到1346.9万对的历史顶峰后，总体呈断崖式下降态势：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1年跌破800万对，2022年降至683.5万对，2024年进一步降至610.6万对。结婚率从2013年的9.9‰降至2024年的4.3‰。2025年虽有短暂回升至676.3万对，但2026年上半年数据再度探底，这表明，行政便利化措施虽能在短期内带来反弹，却难以扭转由适婚人口萎缩与婚育观念转变所共同决定的长期下行趋势。
与结婚登记持续下滑相伴的是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跌。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792万，首次跌破800万大关，较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后的1786万相比，十年间大幅下滑超过55%。多方预测显示，2026年全国出生人口预计仅为720万至750万之间。2025年全年死亡人口1131万，人口净减少339万，已连续四年负增长。从1970年代之前的生育率6.0左右，到1990年的2.0，到2010年跌破1.5，如今已跌至1.0左右的极低水平。结婚登记已跌至历史低谷，而出生人口的下行压力，短期内仍难见底。
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婚恋危机
纵览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如此大规模的婚恋危机实属罕见。
在传统中国社会，婚姻从来不是“可选项”，而是近乎强制性的社会制度。汉初，朝廷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罚缴“五算”（“算”为汉代人头税，“五算”即五倍）；越王勾践下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西晋武帝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法定婚龄为十三至二十岁，女子十七不嫁即由长吏强制配婚；清代中期，女性早婚普遍，离婚则为人所避。历代之中，不婚会招致经济惩罚、行政强制乃至法律问罪。古代人均预期寿命偏低，不婚不育，家族血脉与王朝兵源税基均受影响。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一个民族延续自身的底线工程。即便在婚姻自由度相对较高的唐代，据《茶余客话》等记载，公主再嫁、三嫁者达二十七人，但那仅是皇族特例，远非社会常态。传统社会的婚姻功能具有多重性：传宗接代、家族延续、社会保障、情感依托……几乎覆盖了个人生存的全部层面。不婚者不仅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更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然而今天，结婚已从“人生必选项”演变为“人生可选项”。
2025年北京市未婚青年婚恋观调查显示，明确表示“不打算结婚”的仅占8.2%，但选择“顺其自然”的高达42.1%，几乎与明确打算结婚的49.7%相当。2026年，全国单身成年人口已达约2.82亿，25—29岁青年未婚率突破51.3%。90后人口总量约1.7亿，从未结婚的约7200万人，占比约42%；离异后未再婚约2300万人，占比约14%。每两个90后里，就有一个没有结婚。初婚年龄持续大幅推迟：2025年全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4岁，女性为28.6岁，与2010年的25.8岁和24岁相比，男性推迟了5岁，女性推迟了5.4岁。上海市2025年初婚平均年龄已达29.7岁，一线城市男性初婚年龄已普遍突破30岁。
三、资本、市场与观念的合力绞杀
青年婚恋危机何以至此？这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其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惯性后遗症。197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人口过快增长的背景下确有合理性。它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人口红利”窗口。正是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庞大且具备基础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在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活力下，使中国得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推动经济崛起。然而任何政策都有正反两面。计划生育政策持续数十年，造成独生子女家庭的普遍化。独生子女一代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大家族的情感网络，他们从小在相对孤独的环境中长大，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经营上，比有兄弟姐妹者面临更多挑战。学术研究对此结论并不一致，但缺少兄弟姐妹作为情感角色示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当他们面对婚姻这种需要高度妥协、高度包容、高度共情的人际关系时，经验与耐心都可能不足。加之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劳动逐渐为家庭承包经营和市场化就业所取代，城市单位制松动，社会关系出现原子化趋势，个体青年的生存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待到国家充分认识到生育率长期低迷将深刻改变劳动力结构时，政策调整明显滞后，扭转成本极高、周期漫长。90后较80后减少约4600万，00后又较90后减少约3100万。适婚人口基数的持续萎缩，成为结婚登记下滑的深层结构性原因。
其二，资本鼓噪下的消费主义对婚恋的异化。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爱情”与“消费”被刻意绑定，不花钱就是不够爱，花得少就是心意浅。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完美伴侣模板”：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短视频里“仪式感就是真爱的象征”等营销话术将情感量化为消费清单。婚姻被异化为一场物质条件的“抄家”式谈判，高额彩礼、婚房、车辆成为婚姻的硬性门槛。当约会变成“绩效展示”，情感交流的本真便被遮蔽了。“一切向钱看”成为天经地义的时潮风尚，物质成功被置于道德与情感之上，思想、精神、传统道德被远远抛在后面。在资本的鼓噪下，婚姻越来越像一场商业谈判，房子、车子、彩礼、钻戒、婚礼排场，每一项都被明码标价。消费主义不断推高青年的期待，“高富帅”“白富美”成了理想模板；而现实是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便难以跨过婚恋的物质门槛。当感情蜕变为交易，爱情折算成彩礼，婚姻被异化为一场买卖，家庭的根基便随之动摇。婚姻一旦被异化为交易，感情的纽带便让位于利益的算计，离婚的风险也随之上升。
其三，低廉薪酬与高强度劳动对青年生存空间的挤压。2026年7月，全国城镇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升至17.9%。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扣除在校生后，7月青年失业率升至17.9%，较6月的14.9%飙升3个百分点。25-29岁失业率7.2%，30-59岁失业率仅3.9%，就业压力高度集中在青年群体。在过度加班的职场文化下，青年进入和维系恋爱关系的难度显著上升，恋爱成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标签的奢侈品。有研究表明，加班会显著降低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发生率，在超时劳动的严重程度上每上升一个等级，青年劳动者结婚的概率平均下降1.781%，生育的概率平均下降5.253%。“996”工作模式、漫长的通勤时间、职场的内卷与竞争，无情地吞噬着年轻人的精力与闲暇。某婚恋机构调研显示，73%的都市青年每月真正可支配的社交时间不足8小时。北师大与小红书2026年联合调查显示，76.5%的年轻人因住房压力推迟婚恋，65.2%被育儿与生活成本劝退。房价收入比在一线城市仍高达25以上，婚礼及综合结婚花费平均可达年收入的数倍。灵活就业群体中，环卫保洁等岗位月均收入仅3928元，在一线城市连一个月房租都不够；社保缴费最低每月约900元（含医保后全年约1.35万元），对月入三千到五千的年轻人，这笔支出占了收入的近三成。大部分青年被锁死在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线上。资本逐利的逻辑，通过广告、舆论、社交媒体把“高消费=高价值”的公式刻进年轻人的脑子里；与此同时，市场给出的薪酬只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低薪锁死生存，高房价锁死希望，高彩礼锁死尊严，超长工时锁死时间——四把锁，正将越来越多的青年挡在婚姻门外。
其四，虚拟世界对现实人际交往的取代。科技信息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在资本的驱动下，各类网游以成瘾机制持续攫取着青少年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手机、短视频、社交媒体通过算法不断投喂刺激，将年轻人的时间、精力、注意力消耗殆尽。虚拟网络世界几乎成了年轻人的“半条命”，而现实世界中的交往则在虚实交织中日趋疏离甚至隔绝。83.2%的一线城市受访青年处于单身状态，其中近六成为“孤岛青年”，无约会对象、无暧昧对象、无暗恋对象且无异性搭子。一个在虚拟世界中泡大的年轻人，习惯了碎片化的信息、即时满足的刺激、边界模糊的社交，他如何能经营好一段需要长期投入、深度共情、相互妥协的婚姻？
四、民族未来的深层忧患
青年婚恋危机绝非仅仅是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事。当结婚率持续走低、离婚率不断攀升、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其后果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
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而难以逆转的老龄化转型。“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五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2026年的3.2亿增长到2030年的3.9亿，年均净增加约1309万人，老龄化水平从22.8%升至27.7%。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老年抚养比预计在“十五五”期间超过40%，2030年达到46.1%，仅老年抚养一项，就意味着每2个多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近1个老年人。少子化与老龄化相互强化的循环一旦形成，将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发展动力乃至国防兵源构成长期而深远的压力。
经济层面，“结婚置业”一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核心的刚需底盘。结婚登记持续下滑意味着每年新增家庭数量不断收缩，婚房、家电、育儿等长链条消费需求同步萎缩。这绝非简单的经济账，而是关乎内需提振、社会总需求能否持续扩大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发展从来是多维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而在诸多维度中，人是最宝贵、最根本的一维，它与其他社会维度紧密相连，最具蝴蝶效应。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恩格斯早已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方面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当一代又一代青年被资本逻辑和市场力量锁死在生存挣扎线上，婚姻和生育从社会常态变成奢侈选项，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人口数量，更是民族繁衍的意志和信心。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唯物史观视野下，一个民族存续根基正在被动摇的深层警报。对人口政策的考量，不能只盯住人口数量、见木不见林，而要从宏观视角统筹考量与之关联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社会体制变革和科技信息化发展，改变着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人的观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五、以制度之力守护民族未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仅靠地方政府组织几场徒具噱头的相亲活动，无异于杯水车薪。青年婚恋问题已上升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性问题，政府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将婚姻制度改革置于与经济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拿出真金白银，出台刚性制度。
第一，改革劳动制度，切实保障青年就业与劳动时间。必须严格执行法定工作时间制度，对超时加班进行实质性约束，严厉打击996、007等超时加班文化。可考虑将“996”等超时工作模式纳入劳动监察重点整治范围，赋予劳动者拒绝超时加班的法律权利。当一个人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通勤2小时、剩下的时间只够吃饭睡觉，他就没有精力去经营一段感情。劳动法的尊严，首先应该体现在年轻人的婚恋时间上。只有把时间还给青年，他们才有机会去相遇、去了解、去相爱。
第二，改革薪酬与住房制度，实质性提升青年生存质量。最低工资标准应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挂钩，并适当向青年群体倾斜；扩大灵活就业者的社保覆盖，降低个人缴费比例，减轻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当一个人的收入只够养活自己，他拿什么去组建家庭？住房方面，应当研究制定青年住房保障专项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首付比例与贷款利率，对青年婚恋群体提供专项住房补贴。房价与收入比严重失衡，是扼杀婚姻的最直接杀手。要清醒认识到，仅靠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是将一代青年锁死在生存线上，既无经济基础组建家庭，也无余力养育后代。政府须以制度之力打破“没房不能结婚”的死循环，让住房不再成为青年婚姻的硬门槛。
第三，建立国家层面的青年婚恋支持体系。可考虑成立专门的青年婚姻问题指导机构，统筹协调民政、人社、教育、共青团、妇联等各方力量，形成系统性的婚育支持网络。推进婚恋教育进课堂、进社区、进媒体。搭建多种形式的青年婚恋交友公益平台，从国家层面建立公益性婚恋服务平台，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第四，由国家主流宣传机构主导，持久加大全社会宣传力度。形成不唯金钱、不唯消费、回归情感本位的婚恋观氛围。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有效治理天价彩礼等婚丧嫁娶中的陋习。当“笑贫不笑娼”成为社会共识，当婚姻被异化为交易，社会道德的基础就崩塌了。须重塑社会价值观，让爱情回归情感，让婚姻回归本真。
第五，从源头抓起，构建婚育一体化支持体系。将婚育支持政策从登记便利化延伸至生育、养育、教育和住房全链条，降低“三育”成本。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已经显现，未来需要通过生育支持政策鼓励多子女家庭，让下一代在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中成长，弥补独生子女在亲缘网络和冲突管理等方面的不足。要让青年看到，结婚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更有保障的人生的起点。
六、结语
2026年上半年，327.5万对结婚，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谷。90后约1.7亿人中，从未结婚的7200万人。25-29岁青年未婚率51.3%。青年失业率17.9%。出生人口跌破800万。
这些数字不是抽象的统计，而是数以亿计的单身青年正在经历的现实，是1.27亿高校毕业生正在承受的绝望，也是一个民族正在默默经历的无声断裂。
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或许迂腐，但它背后有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不能尽到传承之责的民族，没有未来。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是结不起；不是不想生，是生不起；不是不想爱，是爱不起。资本驱动下的高消费期待与市场给出的有限薪酬之间的落差，正在把一代人推入婚恋的荒漠。
资本对消费的鼓噪、“一切向钱看”的观念蔓延，已将婚姻推向悬崖边缘。资本不会自我约束，市场不会自动纠偏。唯有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未来为重，以制度之力主动干预，方能在悬崖边上拉住这代青年，托举中华民族的未来。
（作者：彭水周；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