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2日，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随着法槌落下，一份编号为“(2025)冀0209刑初433号”的刑事判决书交到了被告人朱某晓手中。
此案源于朱某晓与单位3名同事之间的正当与不正当感情纠葛以及分手后的赔偿。
判决书认定，这位现年57岁的原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四级高级警长（已退休），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十二年的刑期，对于一位年近六旬的女性而言，意味着她将在高墙内度过余生。然而，就在判决书下达的同时，朱某晓的母亲史某清——同时作为其辩护人——向中央、河北省和唐山市三级相关部门递交了一份实名控告材料。
这份材料用词激烈，直指该案是其原单位冀东分局为阻止其赴京上访，而串通曹妃甸区公检法机关精心炮制的冤假错案。
一份认定犯罪事实的判决书，一份指控“以刑化访”的控告书，构成了这起案件截然相反的双重叙事。
2026年9月9日，此案二审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颇为意外的是，二审检察官在最终陈述时，认为此案事实不清，建议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一、三段感情纠葛与56万元的索赔
曹妃甸区法院的判决书用颇为严谨的法律语言勾勒出朱某晓在长达15年时间内，利用感情纠葛索取钱财的犯罪事实。
法院最终认定的敲诈勒索金额为56万元，涉及两名被害人：马某征和王某兵。
根据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的朱某晓案涉及三起主要犯罪事实。
第一起事实发生在2009年。
判决书认定当年9月，朱某晓与马某征相识，随后两人以男女朋友相处。两个月后，马某征提出分手，遭到朱某晓拒绝。
自2009年11月起，朱某晓多次前往马某征的工作单位和家中进行骚扰，导致马某征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在不堪其扰的情况下，马某征被迫先后以现金和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给朱某晓共计26万元。
法院采信了银行流水、存款凭条等客观证据，认定2010年2月8日马某征取现2万元、转账18万元，3月24日取现6万元，这些钱款均流向了朱某晓的农业银行账户。
马某征的前妻吴某珍在证言中提到，马某征曾向她借钱给朱某晓，原因是朱某晓总去单位闹，马某征当时想从正科提拔副处，害怕受影响，想息事宁人，事后，她听说马某征给了朱某晓36万。
这起事实围绕被害人马某征展开。
判决书认定，马某征被迫先后以现金和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给朱某晓共计人民币26万元（原指控为36万，法院对其中10万元现金因仅有陈述无其他证据未予支持）。
第二起事实则指向了王某兵。
判决书查明，2021年5月，王某兵因工作原因与朱某晓接触，后发展成不正当男女关系。同年9月，王某兵提出断绝关系，朱某晓随即以身体、精神损失赔偿为由索要钱款，并向纪委举报王某兵在单位报销不合规账目。王某兵被迫于2023年5月8日，在单位领导的协调下，签署协议书，赔偿朱某晓28万元。
判决书特别指出，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朱某晓多次在监狱办公室微信群散布王某兵单位的工作资料，并以向省司法厅和中纪委举报做假账、骗取国有资产相威胁。这一系列行为导致王某兵被冀东分局诫勉谈话，省监狱管理局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判决书还列举了朱某晓多次到王某兵单位及南堡开发区、路南区、高新区、沧州老家等地的家中进行纠缠、辱骂、吵闹，甚至到王某兵儿子单位进行骚扰。
期间，王某兵于2022年11月和2023年3月分别到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和沧州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
最终，王某兵与朱某晓签订协议书，分两次支付28万元。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涉及张某新的犯罪事实，法院认为仅有张某新的陈述，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佐证，且朱某晓当庭否认强迫张某新出具欠条，故对该起指控未予支持。
二、一份有罪判决外的两种不同叙事
在一审法庭上，朱某晓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拒不认罪。
她辩称，没有敲诈勒索行为，钱是对方自愿给付的。
她供述称，自己与马某征相识后，马某征曾承诺给她买车，后来以双方共同财产为由让她把钱转给曹某强投资赚取利息；而对于王某兵，她称是王某兵主动提出给30万元补偿，协议书也是王某兵自愿签署的。
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敲诈勒索事实，朱某晓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关于马某征一案，朱某晓称，她于马某征相识于2009年6月，并非是判决书中认定的9月。
那次，朱某晓搭车时被马某征带至长城大酒店强行发生关系，朱某晓为躲避把头撞了一个大包。
随后，马某征以单身谈朋友为名让朱某晓不要报警。按照朱某晓的陈述，她对此既没同意也没拒绝。
朱某晓透露，一审法院认定的她敲诈马某征的18万元是作为双方共同财产投资给曹某强赚取利息，这笔钱至今她未动过。而另外的8万元现金与马某征没有关系。
且朱某晓持有马某征亲口承认转账系自愿的电话录音，但一审法院拒绝调取这段录音。
关于王某兵一案，朱某晓称2021年3月，因单位办公室人员扔掉其放在单位的物品，她向上级反映后，单位派公职律师王某兵找其解决问题，两人发生交集。
当时，王某兵正在起诉离婚，并多次到秦皇岛找朱某晓，两人之后多次共同旅旅游，共同居住在朱某晓家中，逐渐发展成非正常关系。
最终，王某兵未能离婚，这直接导致朱某晓认为她受到了欺骗，两人关系开始逐渐恶化。
2022年6月，在一次争执中，王某兵将朱某晓右手食指、中指划伤，王承诺给其治病和补偿。
因为两人的感情纠纷闹的太大，最终在单位领导的介入下，两人于2023年5月签署赔偿协议。
朱某晓认为，这份协议是在领导的见证下双方自愿签订的，不存在要挟、威胁情况。
这份协议书载明，甲方朱某晓，乙方王某兵，甲方因乙方准备离婚，在乙方的追求下双方产生感情，乙方答应离婚后双方结为夫妻。但此后乙方未能离婚并提出断绝双方关系，双方因此产生冲突，乙方将甲方致伤。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公共遵照执行；为了弥补甲方的感情付出及所受精神、身体的伤害，乙方同意赔偿28万元人民币。
此协议一式两份，但在王某兵留存的协议中，有其自己手写的一段话：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不得再以手伤、精神伤害等任何借口和理由向乙方主张权利，互不打扰。
三、关于“以刑化访”的指控
在朱某晓及其家属提交的实名控告材料中，整个事件的脉络被彻底重构。
这份题为《关于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串通唐山市曹妃甸区公检法机关“以刑化访”、使用诬告陷害手段打击报复信访员工朱某晓的控告材料》，将矛头直指朱某晓的原工作单位——冀东分局。
控告材料详细回溯了朱某晓与冀东分局的多年积怨。
据家属透露，2015年8月14日，朱某晓在冀东分局南戴河海湾宾馆的工作岗位上，被黄某杰等四人肆意殴打。
此后，朱某晓一直坚持逐级向主管部门反映，但分局一直拖着不予解决。
2022年8月，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曾指示重新对此事立案调查。
在此期间，朱某晓遭到了单位的各种非常规对待，包括被安排在废弃印刷厂工作、被跟踪骚扰辱骂等。
2023年8月14日和10月23日，冀东分局办公室宋某波带领黄某策等人，在河北省司法厅门口暴力阻挠朱某晓反映问题，朱某晓被拖至司法警车上进行殴打、扇耳光，并抢走其OPPO手机一部和现金2万元，限制其人身自由。
朱某晓报警，并做了笔录。
2023年12月2日，石家庄公安局桥西分局西里派出所对此次殴打事件刑事立案。
未料，2024年10月，西里派出所对此案做出撤案处理。
针对此事，2024年11月，朱某晓开始计划去北京上访。
朱某晓及其家属认为，正是因为冀东分局相关人员害怕朱某晓在2025年3月“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所以才组织人员对其诬告，最终导致其在2025年3月6日被曹妃甸公安局刑事拘留。
四、一审、二审争议，关键证据不予调取
此案从形式上并不复杂，仅就案情来看，这是一起由多段非正常感情纠纷引发的敲诈勒索案，
但情感纠纷与经济犯罪的边界似乎有些模糊。
敲诈勒索罪的核心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实施了“威胁、要挟”行为。
在本案中，无论是马某征还是王某兵案，均根植于长期的、存在过错方（如婚外情、感情欺骗）的男女关系。
判决书认定的“滋扰”、“举报相要挟”与被告方主张的“感情补偿”、“身体伤害赔偿”存在显著的事实张力。
特别是在王某兵案中，双方在单位领导见证下签订赔偿协议并履行，将这种具有民事和解性质的协议直接推定为敲诈勒索的犯罪手段，在法理上还是存在一定的探讨空间。
在司法审判环节，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应当被拿出来讲一讲。
在一审环节中，朱某晓的辩护权被严重侵害，据其介绍，她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也同样被拒绝，整个庭审中，她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
而本案中，大量证据均为利益相关方的口供，且都为传来证据。而唯一有相关视听证据的王某兵案中，一审法官拒绝向朱某晓出示。
但一审法院在张某新案中遵守了“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认定仅有陈述无客观证据不予支持。
马某征案中一笔10万元现金的敲诈勒索指控，同样因为仅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未被法院认定。
王某兵案中，检方指控其迫于压力通过微信和现金方式给付朱某晓的98000元，其中64000元现金仅有口供无其他证据；而微信转账的34000元，通过调取微信转账记录，在此期间，双方互有转账，不能证明被迫，从而这笔金额也未予认定。
但在马某征、王某兵案中，依然有大量口述的传来证据被法院采纳。
朱某晓一直强调的存在能够证明其无罪的手机电话录音（转账系自愿）这一足以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证据，一审法官拒绝调取。
事实上，这份证据直到二审阶段，法官依然拒绝调取，理由我通俗讲一下——不知道这个手机在哪。
也就是说，整个一审阶段，法院定罪的最关键证据——视听材料均来源于王某兵，朱某晓的一条都没有。
这在刑事案件中是极不正常的。
二审阶段，朱某晓的辩护人当庭提出，王某兵提供的视听证据均为不连贯的片段，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
值得庆幸的是，二审阶段，法官当庭向朱某晓出示了一审未被出示的视听证据，并保障了其当庭充分的辩护权。
而二审检察官在最终陈述时，颇为意外的以事实不清为由，建议法官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我要为这两位检察官点个赞。
五、“以刑化访”，对司法公正的深层破坏
二审结束，等待判决。
我相信，经过二审阶段充分的质证，此案的争议不言而喻。
但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已远远超出个案的是非曲直。
控告材料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以刑化访”，揭示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个危险的倾向——将刑事手段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工具。
从时间线上看，朱某晓的信访行为贯穿始终。
2015年的工作纠纷及被殴打事件，是她长期信访的起点。
2024年11月赴京上访，2025年3月“两会”前夕被刑事拘留，这一时间节点的高度重合，使得被告方认定的关于“以刑化访”的指控具有了某种逻辑上的合理性。
如果控告属实，那么这起敲诈勒索案的启动，本质上是行政机关为了掩盖自身违法违纪行为、阻止信访人赴京上访，而利用刑事司法手段进行的精准打击报复。
而事实上，这起案件的源起并非来自几名受害人的报案，而是来自朱某晓的单位冀东监狱的控告。
“以刑化访”对司法系统的破坏是根本性的。
首先，它消解了司法的独立性。地方公检法机关若沦为行政机关“维稳”的工具，被裹挟介入民事纠纷或信访矛盾，司法就丧失了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
其次，它破坏了程序的正义性。利用刑事手段处理信访问题，往往伴随着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剥夺。控告材料中提及的“限制人身自由”、“违法撤案”、“不给房门钥匙却要求刷脸考勤”等行为，若属实，则是行政权对司法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践踏。
最后，它加剧了社会矛盾，形成恶性循环。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化解矛盾，如果信访人被冠以敲诈勒索的罪名入狱，不仅无法解决原有的诉求，反而会制造更深层次的冤屈感，导致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损。
这起案件不仅关乎一位退休女警长的个人命运，更是观察地方司法生态、审视“以刑化访”现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让信访归信访、司法归司法，确保刑事手段不被滥用为地方维稳的工具，是此案留给法治社会的沉重命题。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