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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批判胡风的文章发出后，胡风立刻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写的《从实际出发》“作为学习笔记”。
张晓风《胡风传》记述了这封信：
【周扬同志：
上次说回京后考虑通知我先来京谈谈，知道您忙，所以等着。
看了人民日报上舒芜文章前面的“编者按”，提到了我，这明确的断语包括了我，使我觉得更有谈一谈的责任。这里也在整风，但过去的事大家都不知道，无从谈起。先来京谈一谈，如您所说的，关于我的问题，明确一下是否要具体讨论，或者作一个初步的结论。因为，这关系到十多年的历史情况、政治斗争情况和一般思想情况，不是简单的话，也不是一两篇文章说得清的。如果不讨论，又不明确一下，像文艺报的做法和这次“编者按”的提法，在领导上，像定案又像悬案，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好。
再，在京时，曾把暑假中搬家的意思问过乔木同志，他表示了同意，并说房子可以想办法。因为有老小，临时不好处理，本来打算六月左右来京先准备一下。现在先来谈一谈，同时也好把这问题确定。
在京参加整风和这次参加整风，重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华东方面的意思，就一两个问题写了一点体会。作为学习笔记（即胡风写的《从实际出发》——井冈山观心注），当然说不上成熟的。
乔木同志如已恢复健康，希望便中转达，并问一问他的意见。
望予回示。
敬礼！
胡风六·十三日】
从这封信中，完全看不到胡风有任何一点点要检讨的态度，那篇“学习笔记”也没有检讨自己。这在周扬写给胡风的回信中体现出来了。
张晓风《胡风传》：
【周扬回信说，胡风的文章没有做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后来在会上说的是，他不该在文章中“大骂”公式主义）。但却约他到北京去，“我们将讨论你的文艺思想”。胡风觉得这次可以把问题都摊开来，好好谈谈了，便遵令前往。临上火车时，他看到了《文艺报》为配合舒芜文章而发的两篇“读者中来”，要求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的心情很不平静。
7月19日，胡风抵达北京。两天后，周扬与他谈了一次话。谈话时间不长，但态度很严厉。说的是，主席的《讲话》发表后，郭沫若、茅盾都表了态，只有你不表态拥护；整风写文章又不批判自己；论民族形式论争你做了总结，对香港的批评你又做了总结；一贯不承认错误……所以，决定开会讨论，云云。这些指责，胡风心中是不服的。香港批评，他写了反批评，大家不再争论了，并不是他自命做了结论。实际上，是因为他在《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的论争中，对党员作家甚至理论权威的观点批驳都是点名的，这不是存心“破坏”他们的威信吗？】
梅志的《胡风传》也记载：
【两天后，周扬来了。谈话时间不长，态度很严厉。说的是，主席的《讲话》发表后，郭沫若、茅盾都表了态，只有他不表态拥护（1942年在重庆，他说了应考虑环境与地域的区别，使得延安来人很不高兴，后来没人来约他写稿，他也不敢乱发言了）；整风写文章又不批判自己；论民族形式论争他做了总结，对香港的批评他又做了总结；一贯不承认错误……所以，决定开会讨论。
这些指责，尤其是最后一点，他是不服的。香港批评，他写了反批评，大家不再争论了，并不是他自命为了结论。他没有认识到，在《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两本小册子里，他点了对方的名，是“破坏”了党员作家们的形象，这是个严重问题。
再次检查自己的全部论文，但不是遵照领导的指示作检查，而是从自己认识的政治情况和自己的本意来检查，这就不但检查不出错误，反而检查出成绩来了。他认为，自己总的倾向是反对国民党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统治秩序，并在文艺领域反对了林语堂、周作人、胡适、杨邨人、韩侍桁及第三种人。当然，他也知道这些话不应该提，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他在文艺思想上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仅仅检查出了一点错误：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他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以市民（资产阶级）为盟主的，这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他是犯了替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错误！】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周扬对胡风文艺思想提出的批评，胡风“不服气”。
第二，早年在香港对胡风提出的批评，胡风根本不接受，而是“写了反批评”。
▲ 图片来源：《胡风传》（梅志著）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迷惑人的，就是“反而检查出成绩来了。他认为，自己总的倾向是反对国民党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统治秩序”。这一段话，好像是中国共产党对胡风的批评否认了胡风的进步性。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人士，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旧秩序的。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未否认。现在要批判的是胡风的错误思想，而不是否定他曾经对国民党反动派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对胡风的认可以及重视，在周扬收到胡风的信后写给周总理的信中可以体现出来：
张晓风《胡风传》记述了周扬给周总理的信：
【23日，周扬给周恩来一信，强调指出胡风的问题：
翰笙①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1940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种是1947年—1948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事实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他于19日到京，现住文化部，我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性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玲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封信，周扬向周总理汇报了胡风的情况，指出了胡风的问题：
“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拒绝批评，拒绝认错，拒绝改造，“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但周扬指出，胡风“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
同时，周扬建议“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根据胡风的一贯表现，周扬向周总理估计了胡风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
周总理在周扬的信中做了批示，同意周扬提出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周总理有特意强调，如果小型文艺座谈会对胡风的批评不成功，那就交给读者，对胡风进行批判斗争。
张晓风《胡风传》：
【周恩来在周扬的信上批道：
同意你所提出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判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在给周扬批示后，周总理又坦诚地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风能够对他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而且请胡风多读几遍舒芜的检讨文章。
张晓风《胡风传》：
【胡风同志：
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忙碌中，一时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七月二十七日】
收到周总理的信后，胡风才迫不得已做检查。梅志《胡风传》：
【胡风感到非主动检查不可了。于是，写了《关于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他体会总理提的“生活态度”是指对党的态度。他检查了30年代以来的一些“脱离”党、“不服从”党的情况，当然不可能是全面的。又用《一个时代两个中国》的题目检查了文艺思想。他认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实际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而他的文艺工作的大方向是为新中国服务的，连犯了大错误的《希望》都是如此。他以《希望》第一期中作品内容和编排方式作例子，说明那是反映了新中国定将战胜旧中国的历史现实，但是发表舒芜的《论主观》是一大错误。
这两篇检查花了胡风近半个月的时间，写了改，改了写，就有好几次。他认为许多问题已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弄不好会引起文艺创作方法上的混乱，他不能不慎重。写好后，交周扬的秘书转送过去了。
……
9月6日，文联主席团召开第一次讨论会，从下午2时半至7时。发言者有周扬、丁玲、雪峰、何其芳、胡绳、王朝闻、林默涵。严文井、袁水拍和陈企霞没有发言。开会前一天，林默涵一定要他准备发言，他觉得很困难。无奈，只就《文艺报》“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申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发言的人有的责备他强辩，有的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口气充满了嘲笑。使他奇怪的是，发言者好像没有看过他的文章，只是随便抓一两个名词来任意解释，连周扬都是胡乱斥责一顿。好在他已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所以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最后，林默涵总结时，要他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
从这段记述中的“他认为许多问题已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弄不好会引起文艺创作方法上的混乱，他不能不慎重”、“开会前一天，林默涵一定要他准备发言，他觉得很困难。无奈，只就《文艺报》“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林默涵总结时，要他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可以判断出，胡风的检查显然是在避重就轻。这也正是胡风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慷慨放弃，唯有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绝不能轻率地来个顺水推舟，说上几句时髦话，全盘否定自己，以达到顺利过关‘活下去’的目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风完全是拒绝改造、决绝纠正错误的文艺思想，而且是非常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非要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呢？为什么非要让胡风做检讨呢？正如之前说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一样，胡风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是国统区的文艺领导人之一。如果这个错误的文艺路线不能被批判，那就是放任资产阶级理论侵蚀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
上述1952年的9月6日，文联主席团召开第一次讨论会，胡风的检查没有通过，胡风有写了第二篇检查《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于1952年11月26日在文联主席团召开第二次讨论会宣读。
在这篇检查中，胡风还是没有谈到实质问题，还是为自己做了各种解释。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胡风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慷慨放弃，唯有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绝不能轻率地来个顺水推舟，说上几句时髦话，全盘否定自己，以达到顺利过关‘活下去’的目的”。
梅志《胡风传》：
【11月26日，开第二次会，人数扩大了，有路翎和舒芜。按照林默涵的要求，胡风念了一遍自己的检查《一段时间，几点回忆》，然后是舒芜的报告。他强调提出了他和胡风的“共同点”，然后加以批判。胡风听得十分奇怪，《论主观》是哲学上的命题，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指的是作者在创作时主观应起的作用，应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现在却被硬扯在一起，当作武器了！
当场听了与会者的各种意见，回来后重新修改检查，也只是在文字上作些改动，实在无法上升到他们要求的高度。除非自己下决心从此不再涉及文艺方面的问题，否则那样的蒙混过关，是违心的，他做不到（这检讨后来未被发表，却发表了何其芳、林默涵的批判文章，就是因为他在文章里作了解释）。】
因为这篇检查依然不合格，所以没有被发表。1952年12月11日，文联主席团召开第三次讨论会。这次会议，胡风的日记记录是“林默涵、冯雪峰、何其芳发言提的是：唯心论（主观、客观）；小资产阶级；反毛泽东思想；世界主义。”
因为胡风拒不检讨、拒不接受批评的顽固态度，1952年12月16日文联主席团召开第四次讨论会。梅志《胡风传》：
【12月16日第四次会议。发言者有胡绳、荃麟、艾青、阳翰笙、何其芳等。（胡绳提的是：态度第一，立场第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自发性。荃麟提的是：现实主义；民族传统；对党的关系。阳翰笙提的是：小宗派；主观唯心论；否定人民性；和党有距离，抗拒。艾青提的是：文风；诗的形式；不能认真谈问题。最后周扬总结，说他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要他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而结论由他自己做。时间已经很晚，胡风只来得及简单说了几句：
“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我……”】
在这次讨论会中，艾青提到胡风“不能认真谈问题”，这说出了胡风的实质——“一切都可以慷慨放弃，唯有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绝不能轻率地来个顺水推舟，说上几句时髦话，全盘否定自己，以达到顺利过关‘活下去’的目的”。
所有的作品都是有立场的。胡风上述的表现，在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结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这样写：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这段话，看起来胡风做了自我批评，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通过上述史料，可以看到胡风所谓的“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完全是“不能认真谈问题”——避重就轻。
因为胡风没有真正检讨自己的文艺路线的错误，文艺界继续开展对胡风的批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随后，《文艺报》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期、第三期上，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文联召集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二月二十五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根据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
这份报告，张晓风的《胡风传》记述了这份报告，并记载了周总理对该报告的批示——“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中宣部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
【由于他无法检查出自认为没错的理论中的错误，文艺界领导对他很不满意。1953年2月15日，中宣部向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摘录如下：
我们和胡风一共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参加的除胡风和原属胡风小集团的舒芜、路翎外，有周扬、冯雪峰、丁玲、胡绳、张天翼、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田间、陈企霞、艾青等十余人。……不论在座谈会上或个别谈话时，我们都采取了诚恳、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所在和错误性质。但胡风仅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作了一些反省，而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地，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不过态度比以前好了一些，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是：（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一般文艺工作者是容易投合的。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
【3月5日，周恩来在中宣部2月15日报告上批示：
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中宣部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但仍给以工作，并督促其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和体验，以观后效。
于是，不久就安排胡风为《人民文学》的编委，并同意他搬家到北京。】
有意思的是，梅志写的《胡风传》，将周总理的批示只写了一半：“但仍给以工作，并督促其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和体验，以观后效。”没有写“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中宣部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
中宣部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后，林、何二人写了批判文章并在《文艺报》发表。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
对于林、何二人的批判文章，胡风当然不同意。
根据梅志《胡风传》：
【看了这两篇文章的胡风，不能不考虑到个人以外的问题，他必须对党负责，不能随便就同意这些批评意见。所以，他告诉林，要认真地做检查，不能只是写一封简单的信表态。】
于是胡风在1954年3月-7月花费4个月写了28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三十万言书”），7月22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转中共中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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