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自己住处的窑洞前，会见了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是一个多月前的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即全面内战正式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气势汹汹且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关于国内外形势的一篇十分重要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一个石破天惊的概念——“纸老虎”——横空出世。针对斯特朗提出的美国拥有和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1]。在评论完原子弹的基本性质后，毛泽东紧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这两句话用“纸老虎”这个形容词分别对应了“原子弹”和“一切反动派”这两个主语。
很多同志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被毛主席这种“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气概所折服。其实，仅仅只是把“战略上藐视敌人”这句话总结为“气概”乃至于所谓的“霸气”，那是远远不准确的，甚至“霸气”这个词语用在毛泽东同志身上是非常不合适的。霸气是什么？骄横、蛮横才叫霸气。毛泽东一生都在与这种骄横、蛮横的人做着最为坚决的斗争，可以这么说毛泽东与身上带有这种“气质”的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请不要再用这么肤浅的词汇来形容毛主席，这并不是对领袖的赞美而是贬低。一句话，毛主席是带领人民前进的领袖，不是如今都市剧荧幕上低俗而又无知的“霸道总裁”。
那这种藐视不是霸气又是什么呢？是建立在穿透和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一种对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藐视并不等于漠视。相反，这种藐视是建立在重视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这种对敌人最终力量的否定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否定。
《周易・系辞上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形且看得见的实物叫做“器”，无形并支配万物的规律叫做“道”。此两者的关系是“道藏于器中，器依道而生”。我们如果把“反动派”和“原子弹”分别具象化的归纳进“道”和“器”当中来理解，这样的否定本质上就是在对这种“道”的否定为基础，进而对依附于其上的“器”的双重否定。
这是一种基于深邃的哲学认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是通用的宇宙观，这里并没有阶级和历史实践的立场。而毛泽东同志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赋予“道”以全新的现实内涵和创造性转化。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道”即是历史客观规律，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意愿与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那么，所谓“得道”，其本质就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器”则是一切有形力的量即国家机器、军队、武器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器”本身没有善恶，只是工具。但是工具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是由掌握它的力量和服务的对象所决定。
如果只看重反动派掌握了表面上的雄厚资源，那就是典型的困于“形而上之道”。如果在此基础上被原子弹和先进装备所恐吓，那就是典型的困于“形而下之器”。
早在一年前的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毛泽东非常自信，但同时有针对性的对有些同志的错误思想进行纠正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 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4]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历史发展潮流，是形而上的“道”。而一切物质力量、技术和制度是形而下的“器”。那么，今天在我们队伍中，有没有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问题呢？肯定是有的。其根本原因无非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即“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在21世纪的新时代的延续。
与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指出的一样，很多同志虽然组织上进入了革命队伍，但思想上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思想是革命事业的大敌，而这种革命事业的大敌在很大程度上，比敌人的强大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还要大。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成功的战胜实力强大的内外敌人，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首先在党内即革命队伍的内部，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战胜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因所致。我们看看后来在没有出现敌人的入侵，也没出现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而产生的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我们也就应该能够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是何等的切中要害。
我们看待“一切反动派”和“原子弹”等问题是这样，需要采取正确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那对于我们自己又该以怎样的方法论来看待呢？是不是也应当以GDP总量和几件高科技发明这种“形而下”的成就来说明一切问题呢？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成就的来之不易，但这不能够作为衡量我们伟大事业的核心指标。否则，我们也就不自觉的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拿在手里。而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丢在脑后”了。我们要警醒并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这里更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当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存在。它本质上不是具体某个单一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而是一个人自身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单一事物在头脑中的反应。既然不是孤立存在，那么针对这些问题也就不能仅仅采用一一对应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而是要系统的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思想，进而才能使我们这支队伍面对“妖怪”有“火眼金睛”的辨识力，面对“恶霸”有“金箍铁棒”的震慑力。
因此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我们的思想和学习，是保证我们的内部不会滋生前苏联那种侵蚀根基并阻碍长远事业发展的沉疴隐患的关键举措。
[1]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2]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3] 陈鼓应，赵建伟注释：《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39页。
[4]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3—1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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