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在答复著名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关于人性与善恶问题的咨询时，写了一封信系统阐释了关于人性的理论。刘少奇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人的属性包含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二元结构。在刘少奇的论述中，人的生理机体和先天禀赋，以及本能欲望等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基础本性，属于人的自然本质；而人的思想、道德、意识与阶级立场，是后天社会生活塑造的结果，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据此，刘少奇认为党员的思想改造，主要是改造人的社会本质，并不触及人的自然生理本性，这一“二元理论”构成了其党性修养理论的重要哲学铺垫。该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写下了专门的批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刘少奇的“二元人性观”作出了重要的理论纠正。毛泽东在批语中明确否定了“人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种本质属性”的二元论观点，强调人的根本特性与本质属性只有社会性。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在其著作《浮士德》中曾说过“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的金树苍翠常青”。[1]因此笔者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信中“二元论”观点的纠正及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关于人性论的哲学思辨，也不是党内简单的学理观点的辩驳。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针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全新认识。而这种全新的理论认知，跳出了传统人性观抽象的思辨窠臼。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全新认识，必然会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抉择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必然会造就出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旧式政治组织永葆生机的“苍翠常青”的新时代。
关键词：本质属性 二元论 抽象人性观 资产阶级 私有制
一、人的“社会性”这一唯一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核心立场
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给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主席看了三遍信稿，针对刘少奇信中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写了很多批语，并于同年12月17日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对刘少奇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关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2]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以上的批语呢？因为刘少奇在写给续范亭的信稿中把人的属性划分为“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两重性。而在毛泽东看来，人的自然存在只不过是生命存续的物质前提，只有社会性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核心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意思是说人的本质不是从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身上自然形成的先天禀赋，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和天赋。所以不能把人的肉体、欲望和本能这些自然属性直接拿来当作“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那么，“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是如果脱离现实社会关系去谈“一般的人”，得到的只能是空洞且抽象的概念。而人的本质，是由人所处的全部社会关系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是由你的基因和肉体来决定，而是由你所处的阶级地位、生产实践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来决定。
正是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4]所谓“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并不是说“无善无恶”本身就是唯心主义。而是反对在这种“二元论”的框架下，把人的自然性设置为独立的本质并作为一个侧面，再赋予它“无善无恶”的本体地位。
因为人的善与恶，全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存在一个先于社会“无善无恶”的“自然本质”作为人性的本体。相较于动物而言，人一出生就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表现形式，已经被自身所处的社会存在和历史阶段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果抛开人的社会性与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孤立地谈论人的自然性，便会为抽象的人性论，乃至唯心主义的人性论打开理论缺口。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给唯心论开了后门”的关键原因。
二、认可“自然本质”的独立存在，即默认了人本性的先天固化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领导革命斗争且日理万机的环境中专门抽出时间对“人性”问题进行辨析。并不是他个人出于对哲学问题的思辨和探究的兴趣爱好，也不仅仅是为了契合此时延安整风运动[5]关于党员修养的理论和作风问题的需要。这种蕴含着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哲学批判，其目的则是为了改造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形态作出理论铺垫。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完全否认人有生物学意义的自然属性，而是反对脱离阶级和脱离社会，把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属性”抬高到人的本质属性的理论倾向。那么，这种把纯生物学意义上人的“自然属性”抬高到本质属性的高度，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会形成什么样的实践结果呢？
如果把人的“自然属性”抬高到“人的本质”的高度，进而认可这种“本质属性”是独立存在，就容易在理论上给“资产阶级人性论”留下可乘之隙。资产阶级就是把现实社会当中的利己和竞争乃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解释为人所先天具有的且不可改变的固化本性，进而让其全体社会成员默认这一套由他们主导下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而毛泽东的批语强调人的本质只有社会性，实际上是从哲学的根基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和人类历史上一切旧的政治制度下产生的社会形态归因于“永恒人性”的论证，为理解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和为改造旧的社会生产关系提供了哲学和思想认识的前提。
毛泽东的批语就是要阐明，人的本质不在于其“自然性”而在于“社会性”，人的思想道德和立场是由社会关系而塑造，而非先天固有的且不可改变。《周易・系辞上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人的本质不是生物学肉体即“形而下之器”自带的自然禀赋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合即“形而上之道”这个现实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形而下”的血肉躯体和生理欲望属于“器”的层面的自然存在，它不能规定人的思想本质。简单的说，人的肉体属于自然生成即形而下的“器”，人的现实本质和思想人性是社会历史生成的形而上的“道”，这个“道”不是从肉体的自然属性中直接派生出来。
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情操与政治品格，并非个体先天自带的自然禀赋，而是现实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与革命实践锻造的结果。
雷锋同志的高尚品格，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劳苦大众的阶级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主义教育的熏陶。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倘若雷锋同志依然身处旧中国黑暗压迫的生存环境，没有经过新社会的时代土壤的培养，他会说出“对同志要有春天般的温暖”这样的话吗？他的同志在哪里呢？难道是压迫他的地主阶级吗？他会有这种超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的“博爱”吗？
邱少云同志原本是国民党军队士兵，在成为“解放战士”之后，受到了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的革命教育，同时目睹了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翻身做主的阶级解放，并在阶级觉醒之中完成了自身的思想蜕变，成长为舍生取义的革命英雄。倘若他始终置身于旧军队的腐朽制度和等级森严的环境之下，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洗礼和阶级解放的教育，他仍然会像之前一样在战场上把举手投降当成天经地义，也就难以铸就在朝鲜战场上如此震撼人心的英雄壮举，也就不会产生“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同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在表面上反而倒是应证了抽象人性论者所宣扬的“人都是自私的”这种本质属性。但这种应证表面看来好像是邱少云本人的自然属性，但实际上则是“社会的变化”让邱少云同志之前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雷锋和邱少云的例证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人的善恶、崇高与卑劣，不是根源于某种先天的自然人性，而是被所处的社会环境、阶级地位和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所塑造。抽象人性论常常把高尚和卑劣归结为个体与生俱来的品性，看不到甚至故意漠视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对人的改造作用，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革命英雄何以产生。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要看到人是可以被社会所塑造，也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来改造人的本身，这既是思想改造的哲学依据，也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够改造解放战士和锻造大批革命英雄的现实逻辑。
三、资产阶级即是利用了唯心主义产生的“抽象人性论”来为其服务
任何理论都是为了现实政治而服务的。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换言之，资产阶级是这样，同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看看资产阶级是怎样利用这种抽象的“自然属性”，为其统治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服务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识形态逻辑，就是需要建立在这种抽象人性的预设之上。它们把特定社会制度下催生出来的逐利、自私和占有欲等社会心理单独抽取出来，将其归之于所谓的“人的自然本性”，然后进而上升为“人的本质属性”。它们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这种后天形成的社会历史给人造成的行为倾向，说成是人与生俱来且不可改变的生物本能。由此就可以推导出，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私有财产的占有是顺应人的天性，进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合乎人性并且是永恒不变的制度。
而毛泽东的批语就是要从哲学根基上堵死这一逻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来论证善恶与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存在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善恶。资本主义这种刻意混淆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本质的意识形态，将私有制条件下生成的逐利和占有，设定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以此来论证私有制的永恒与合理。而与之相对，社会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性学说的核心要义。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在告诉人们，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实现方式，都由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塑造。毛泽东对刘少奇这篇信稿的批语，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基点，反对把人的动物性和自然属性抬高到人的本质层面，并从根本上铲除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理论地基。
但是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在统治世界几百年的过程中，它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是有智慧的。它们并不是把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而是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欲望和趋利等现象，抽象化为永恒不变的“人的自然本性”，是把这种历史产物伪装成先天的自然本性，以此来论证私有制的永恒性。确切的说，资产阶级也不是不知道这种“自然性”并非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是需要借助这一抽象设定的理论来构建和维护他们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这本质上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其实很清楚，人的占有欲和利己排他的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而是私有制生产关系所培育出来的社会心理。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他们刻意将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社会欲望，剥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从而转移到人的生理和自然层面，把历史的产物改装成亘古不变的人性事实。通过把私有制带来的占有和逐利的逻辑，这种属于社会和阶级的本质，悄悄转移并归之于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便可以实现完美的逻辑闭环。既然利己和追逐私利都是出自于人的先天自然禀赋，那么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便是顺应人性的必然选择，私有制也就被论证为不可推翻且永恒存在的社会形式。这并非是认识上的理论失误，而是出于阶级立场的刻意颠倒，是把社会关系派生出来的本质属性，倒置为人先天自带的自然规定，以此来遮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对“抽象人性论”就不仅仅是哲学思辨的问题，他本质上也是两种阶级观对立的思想斗争。
四、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反对“抽象人性论”中推进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抽象人性论”往往抽离人的现实社会关系与具体的阶级处境，虚构出超历史和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并把人的生物自然属性抬高为人的本质规定，并以此混淆社会矛盾的根源，转移社会矛盾的斗争方向，从而消解甚至进一步消除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效力。
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二元人性论”的批评和纠正，就是同这种抽象人性论即唯心论开展理论斗争的重要范例。作为一位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及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家，毛泽东深知这种抽象的人性论不只是书斋内部的哲学谬误，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转化为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武器。这个武器不仅可以美化私有制，把资本逻辑下产生的占有和逐利等社会存在说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会以普世的人性为名来模糊敌我界限，进而消融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社会关系的必要性。
我们看看后来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宣扬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7]便是深刻的历史镜鉴。戈尔巴乔夫将自由、平等、博爱等源自资产阶级革命的价值抽象为超越阶级和超越社会制度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改革的哲学基石，在理论上抽掉了人的阶级属性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主观上预设一种超历史的、统一的“一般的人”，本质上正是抽象人性论和唯心论在现实政治领域的系统实践。
有些同志说戈尔巴乔夫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是妥妥的资产阶级分子。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戈尔巴乔夫的核心思想应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由伯恩施坦[8]提出，后成为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渐进改良和混合经济来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改良主义。不能把“路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直接等同于“本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很多修正主义者，出身工人阶级或者干部阶层，本人并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但是在思想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
因此，戈尔巴乔夫并不完全否认现实当中存在的阶级差别，但他把“全人类价值”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规范直接等同于人类的普遍追求，并以此为依据推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对内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对外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立场，主动解除苏共的思想武装，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思想缺口。可以这么说，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并不是被他“明面”上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打倒，而是被他的“潜在和隐蔽的敌人”即民主社会主义所打倒。这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悲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重大挫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深刻镜鉴，同时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并时刻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相比较苏联共产党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何其有幸。苏联共产党在唯心主义抬头进而产生指导思想的蜕变，因未能得到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领袖的及时纠正，则出现了无法挽回的政治灾难。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和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家为领袖，善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辨析人性观和社会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并能够及时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理论偏差，为全党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够转化为指导中国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
1975年4月，毛泽东在新华社报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时指出：“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9]这个批示反映了步入晚年的毛泽东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现状保持着清醒和冷峻的审视。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现实问题，即便身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之中，主观主义和教条化的理解依然会干扰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与延安时期他辨析人性论和反对抽象人性论的哲学思考一样，晚年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正是站在防修反修的高度，警示全党要警惕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要完整、实际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和口号层面。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丢失实践化的唯物辩证法，杜绝造成意识形态防线的崩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10]苏联共产党在后期正是因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立场，进而放任党的干部阶层滋生私有观念与特权意识，并在这种观念和意识中严重脱离了劳动人民群众，最终使党和国家在思想异化与阶层割裂中走向崩溃。
新时代从严治党和严禁党员谋求私利特权的要求，本质上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对党员社会身份的根本界定。党员虽有个体的合理诉求，但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建立其上的党性来改造主观世界，并以人民的立场来约束个体欲望，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总和”之中，永葆共产党人的人民本色与革命底色。
[1]【德】歌德著，董问樵译：《浮士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5]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在1942年至1945年间开展，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最终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统一。
[6] 陈鼓应，赵建伟注释：《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39页。
[7]【俄】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8]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年1月6日—1932年12月18日），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1875年参与起草《哥达纲领》并促成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与拉萨尔派合并。1888年流亡伦敦期间与恩格斯合作编辑报刊，参与《资本论》手稿整理。伯恩斯坦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可通过渐进改革过渡到社会主义。其修正主义理论在1899年引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争论，尽管生前未被正式采纳，但该党实际政策长期遵循其改良路线，直至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放弃马克思主义。
[9] 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975年4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10]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88页。
【文/任光禹，作者原创投稿，原载微信公众号“东方的森林”，红歌会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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