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
刘继明最新“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选择了一个既不同于右翼也不同于主流左翼的角度——它不是以“过来人”的创伤记忆控诉文革，也不是以“捍卫者”的姿态为文革辩护，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于“失败原因”的严肃讨论。
刘继明试图在辩护与控诉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在“充分肯定文革成就及其伟大意义的前提下谈缺点和错误”。这个姿态本身，已经提出了一个远比具体历史判断更根本的问题：一种政治认同，是否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历史的无条件肯定之上？或者说，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深刻反思，究竟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与之相关的政治传统的生命力？
刘继明的核心论述起点，是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黄炎培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之问，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让“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监督政府。这个回答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理论魅力，在于它直接回应了现代政治最根本的难题：权力如何被制约？政治秩序如何获得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不至于僵化腐朽？
刘继明将此与文革建立了因果关联：文革是毛泽东“毕其功于一役”的晚年实践，旨在将“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理想赋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具体形式。但问题在于，这些形式“未能落实到对干部选拔、罢免和监督等巴黎公社式的制度化层面”——换言之，文革创造了一种直接民主的运动形式，却没有为这种形式提供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载体。
这个判断的锋利之处在于，它指出了群众动员式政治的一个结构性困境：群众运动的能量高度依赖外部变量——领袖的个人权威、特定的政治氛围、群众的持续热情。一旦这些变量发生变化，运动的成果便缺乏稳固的载体来维系。运动可以是轰轰烈烈的，但它本质上是事件性的、间歇性的，而权力的运行却是日常性的、连续性的。如果一场旨在改造权力结构的革命，其成果不能被“翻译”成日常的制度安排，那么旧权力的惯性就会在运动退潮后悄然恢复。
这或许可以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文革期间，群众曾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空间，思想觉悟也空前高涨，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此起彼伏，但这一切在运动结束后却未能沉淀为任何稳定的政治机制。群众重新回到了被动员的位置，而权力则像退潮的海水又回归到了原有的位置。刘继明将此概括为“功亏一篑，人亡政息”，这个表述虽然尖锐，却准确地捕捉到了群众民主形式与制度化之间的断裂。
刘继明进而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解释框架：文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却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法权”。他用“软件”与“硬件”的比喻来阐述这一观点——“教育只是制约人思想和行为的软件”，而“制度和法律”才是真正的“硬件”；没有后者作为保障，“旧制度旧观念很容易随着权力更替死灰复燃”。
这个框架的洞见在于，它正视了人的观念改造的艰巨性。“毛泽东过度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总认为人是通过不断的运动式教育就能改造好的”——这一批评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一个长期存在的张力：唯物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革命实践又必须依赖人的主观觉悟和能动改造。如果社会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已经改变，社会意识是否就会自动跟进？还是说，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具有远超预期的顽固性，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从人的大脑中根除”？
刘继明对此的回答是偏向“硬件”优先的——制度是根本，教育是前提和条件。这个立场有其理论依据：马克思本人确实强调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时期通过大规模思想动员来“改造世界观”的做法，确实带有某种“意识决定存在”的倒置色彩。
但问题或许比“软件vs硬件”的二分更为复杂。首先，制度和法律本身就是观念的结晶——任何制度设计都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和人性假设。“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之所以被作者视为“科学的设计”，恰恰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权力本性的一种特定理解之上（权力需要被制约、权力必然趋向扩张）。如果“无产阶级法权”要作为一种替代方案被建立，它首先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哲学和制度想象力——而这恰恰是文革时期所缺乏的。换句话说，文革不是在建立了新的“硬件”之后因为“软件”跟不上而失败，而是在“硬件”层面根本就没有完成从破坏到建设的转换。
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曾高度评价——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民选代表、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领取普通工人工资。这些不是先验设计的乌托邦蓝图，而是在革命过程中自发生成的制度形式。它们既是“硬件”（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又是“软件”（高度依赖群众的主动参与和监督意识）。
文中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表述，是称“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堪称一种科学的设计，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立数百年而不变的重要原因”。如果脱离上下文孤立地看，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推崇。但放在全文的逻辑脉络中，作者的意图显然并非于此，而是指出一个容易被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所忽视的问题：任何旨在长期稳定运转的权力架构，都需要某种制度化的制约机制。
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科学性”是它承认了权力的腐蚀性，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防止任何一权的绝对化。当然，这种制衡有其阶级局限性——它本质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但它的智慧在于：它不依赖掌权者的个人品德或觉悟，而是通过规则设计使篡权和滥权变得困难。
社会主义政治传统中并非没有类似的制度想象力。除了前述巴黎公社原则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曾设想“打碎”旧国家机器后建立的新型国家形态——它应当是“半国家”，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其官员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其薪金与普通工人相当。这些设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它们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的可能方向。
刘继明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一死，变色变质比翻书还要快”的现象，根源确实在于制度化不足——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个人，缺乏制衡机制；群众参与缺乏制度化安排；党内民主流于形式。当领袖在世时，一切靠个人权威维系；领袖一旦离世，权力真空迅速被原有的官僚体系填补，制度的惯性压倒了革命的遗产。这不是某一个特定领袖的悲剧，而是整个政治体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文章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什么时候能走出为文革辩护的义愤，直面文革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其失败教训是左派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句话的真正重量，不在于它指出了文革有缺点和错误——这本身并不新鲜——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认同与历史反思之间关系的命题。
一种政治传统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在保持自身认同的同时，获得消化自身历史的能力。无条件的辩护将历史凝固为不可触碰的神话，使传统失去与活生生的现实对话的弹性；而无条件的否定则将历史简化为可供消费的道德符号，同样拒绝了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可能。真正的历史意识，需要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找到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
刘继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并不完美的起点——由于“随想录”文体所限，它在框架上有简化之嫌，在论证上有跳跃之处，但提出的问题具有超越具体语境的意义：当一种政治传统开始有勇气讨论自己的“失败”时，它不是在削弱自身，而是在获得一种更为成熟的历史自觉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读者是否同意刘继明的具体判断，他所开启的讨论方向，比给出的答案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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